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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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爭我奪的年代
劉文輝生於1895年，他上麵有五個兄長，老五劉文彩便是日後聞名全國的收租院院主，曾被視為是中國曆史上惡霸地主的總典型，那名氣要比劉文輝大得多。但四川劉氏家族的掌門人卻並非劉文彩而是劉文輝。
在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的那年夏天，劉文輝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在大哥劉文淵陪同下，來到成都劉湘公館謀職。已是川軍將領的劉湘，將這位比自己小六歲的堂叔介紹到川軍第八師陳洪範屬下任職。其後五年間，劉文輝由上尉參謀升遷到旅長。1922年，擔任川軍第二軍軍長的劉湘又拉了堂叔一把，讓他從陳洪範屬下的普通旅長改任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這意味著劉文輝可以自立門戶了。劉文輝在總攬了駐防的敘府（今宜賓市）地區軍、政、財、文教大權後，為了進一步擴大勢力範圍，開始了至關重要的一步棋：讓五哥劉文彩來敘府擔任船捐局局長兼四川煙酒公賣第二十分局局長。從這以後，劉文彩就成了劉文輝集團的財政總管。敘府地處川南，是長江起點第一城，又當雲貴入川孔道。扼有敘府，可以視作劉文輝軍閥生涯的開始，他站在敘府城外的翠屏山上凝神環眺，情不自禁地說：“這正是我爾後統一全川的策源地啊！”
這時的四川兵荒馬亂，自從熊克武等人把滇黔軍逐出四川之後，劉湘被川係軍閥各軍推舉為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省長。可是好景不長，熊克武率領第一軍擊敗了劉湘所統的第二軍。劉湘辭職，由劉文輝護送回鄉。次年夏初，劉文輝收到兩份通電，一份是劉成勳任川軍總司令，一份是孫中山先生任命他為四川討賊軍總司令。劉文輝仔細盤算，覺得在這群雄蜂起，你爭我奪的軍閥混戰中，不能丟掉保定係同學的人際關係。他決定與楊森、鄧錫侯等十多名川軍軍師旅長聯銜發出通電，擁戴劉湘出山，推舉他為四川善後督辦。劉湘東山再起，1924年他與楊森發動倒熊克武之戰，大獲全勝。劉湘讓劉文輝收編了熊克武的部分殘部，並接管了熊克武的部分防地。在弱肉強食的軍閥混戰中，二劉不時聯手。次年春天，劉湘擊敗楊森。他不僅讓劉文輝接管了楊森的原部分防區，而且把劉文輝扶上四川軍務幫辦的交椅。
北伐戰爭開始後，表麵上看，川軍已經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但各派係的權力鬥爭並未停止過。劉湘、劉文輝統領的二十一軍、二十四軍聯手先後擊敗劉成勳二十三軍和賴心輝的二十二軍，他們的所有防區皆為二劉所瓜分。到1928年，基本形成了劉湘、劉文輝主宰，二劉與鄧錫侯、田頌堯四巨頭分割四川的政治格局。就在這一年，南京國民政府指定劉湘擔任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的委員長，劉文輝為四川省主席。叔侄二人終於成為四川軍政首腦。
劉文輝與家人
劉文輝祖籍安徽省的徽州。劉家是清初移民入川的，初定居名山縣，後遷居成都西大邑縣的安仁鎮，過著與千百萬小農一樣男耕女織的傳統生活。可是到了民國年間，安仁鎮劉氏家族平步青雲，十餘年間出了三個軍長，八個師長，十五個旅長。而劉文輝與劉湘叔侄則是劉氏家族中最為耀眼的兩顆將星。劉文輝的長兄劉文淵是清末舉人，舊學功底深厚，年輕時在家設私塾，為族中子侄和諸弟授課，並做過四川省谘議局議員、四川省高等審判廳廳長。兄弟中，比劉文輝大七八歲的劉文彩最擅經商，所以他是第一個被劉文輝接出來做官斂財的。隨著劉文輝人馬越來越多，劉文彩斂財的範圍也越來越廣，從銀號到商號，從信用放貸到變相高利貸，從辦加工作坊到近代工業企業，從田賦預征到統稅雜捐，劉文彩都駕輕就熟，大獲成功。至於鴉片，四川軍閥鮮有不問津的。換句話說，隻要能弄到錢，劉文彩都幹。這些錢大多用來供應軍隊，小部分當作劉氏家族的家財。
劉文輝勢力擴大以後，感到僅靠劉文彩一人不行，又把四哥劉文成弄到成都當了名為機械廠，實為造幣廠的會辦。劉文成沒出來前，在安仁老家經營酒廠，斂財的本領也已不小。以後劉文成又兼二十四軍機械所所長，負責監修槍炮軍械，最後一直做到四川戒煙總局會辦。劉文輝有了這兩個為他籌集款項，修造槍械的兄長，也就沒有了後顧之憂。
與中共接上關係
這時的劉文輝才剛剛三十出頭，執掌一省權柄，手中擁有七個師，兵員在十二萬以上，防區擴展到七十多個縣，占四川全省之大半。再加上劉文彩生財有道，這使劉文輝決心實現自己的人生“宏圖”了。他下令在成都創辦政治學校以培養幹部，這對日後劉文輝軍事集團的發展變化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各自勢力的急劇膨脹，劉湘、劉文輝之間的爭川之戰也就箭在弦上了。劉湘投靠蔣介石，在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以及李宗仁、唐生智等人的戰爭中，他出兵鄂西，代蔣看守十八縣。劉文輝在省內挾保定係以自重，他扶植滇軍胡若愚打回雲南，支持王家烈獨霸貴州，又投靠汪精衛，擁護和支持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李宗仁反蔣。1931年，劉文輝以二百萬元巨資，從英、日等國購買武器和飛機，拆散分裝，從上海運往成都，經過萬縣時卻被劉湘部隊扣留。劉文輝多次交涉，都被劉湘拒絕。
劉文彩為了幫助兄弟，派了一個叫胡文鵬的刺客到重慶行刺劉湘。胡文鵬潛入劉湘的宅第，在樹上躲了三天三夜，始終沒有找到機會下手，第四天餓昏了，從樹上掉了下來被活捉。劉文輝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命令駐防江津的部隊截斷重慶糧源。二劉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地步，終於在1932年10月拉開了戰幕。這場大戰直打到次年9月，以劉文輝敗北而告終。劉文輝身邊僅剩兩萬殘兵。劉湘想到，今後一旦鄧錫侯、羅澤洲等人勢力壯大，也會成為他的爭霸對手，所以不如給劉文輝一條生路，以便牽製他們。1933年10月，劉文輝重返雅安。雖說不可能再返成都，但總算有了一塊立足之地。劉文輝開始了他自己後來總結的西康十大建設。
1938年1月，劉湘在漢口死去。當晚蔣介石就在武昌行營召開會議，謀劃如何以劉湘之死為契機，完全控製四川。蔣當即下令撤銷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部，理由是司令長官既死，該戰區自當裁撤。僅隔一天，又任命親信張群為四川省政府主席。由四川地方實力派主掌的川康綏靖公署，亦準備撤銷。消息傳到四川，輿論大嘩。劉湘舊部組織的“武德學友會”緊急商討對策，同時與劉文輝、鄧錫侯兩部取得聯絡，決定共同抵製張群主川。會後，劉湘生前高級幕僚張斯可即專程會見劉文輝二十四軍駐蓉代表，邀請劉文輝速往成都，共圖大計。就在此時，中共南方局通過劉文輝的兒女親家楊叔明和劉的部下張誌和等渠道，與劉文輝接上了關係。1938年夏，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去漢口參加國民參政會，取道成都，與劉文輝見了麵。後來劉文輝說：“從同他們的談話中，我慢慢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方針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政策。”1939年，董必武、林伯渠在重慶曾家岩又與劉文輝會晤懇談。中共中央還派吳玉章專門與劉文輝見麵商討如何救亡圖存，劉文輝逐漸有了親共傾向，他表示：“今天領教，頓開茅塞，以後我一定按照尊意去努力。”
因四川實力派聯合抵蔣，蔣介石不得不做出讓步。經過一番磋商，劉湘部將王纘緒做了四川省政府主席。以此為條件，王纘緒同意將雅安、西昌兩個專區劃交西康，並在財政上給予補貼。蔣介石被迫同意西康正式建省。1939年1月，劉文輝如願以償成了西康省主席。此時的劉文輝，既與四川各實力派達成了共識，又與中共接上了關係，雖說軍事力量還小了一點，但畢竟使大邑劉氏家族集團在中國政治舞台又重新恢複了席位，這也更加堅定了劉文輝反對蔣介石控製的信念。西康建省，蔣介石即設行轅於西昌，以監視劉文輝。行轅設三個處，其中的第二處專管情報，由軍統局特務頭子徐遠舉任處長。同時，蔣介石對四川實力派實行分化瓦解，省主席王纘緒漸漸成了蔣在四川的代理人。這引起川係各派將領的不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王纘緒辭去省主席職務，宣布自兼四川省主席。次年蔣即辭去四川省主席，再由張群接任。四川完全為蔣控製；而西康由於劉文輝的反控製，終於成為蔣介石難以插手的省份。
宣告“川西起義”
1942年2月的一個深夜，經民盟中央委員張誌和的安排，周恩來在重慶民族資本家吳晉航的公館裏會見了劉文輝。雙方談得十分投機，周恩來明確表示支持他的反蔣介石控製的鬥爭，並且商定了今後的聯係方式。7月下旬，受周恩來的直接指派，王少春等三名中共黨員攜帶電台來到雅安，幫助劉文輝建立了與延安的直接聯係。電台工作了一段時間後，為徐遠舉手下軍統特務所覺察，他們暗中從成都運來一部電台，設在雅安城內。正在他們想要進行偵察和幹擾之際，劉文輝接到報告，立即派兵沒收了軍統的電台。劉文輝警告蔣介石安插在二十四軍搞“特工”活動的政訓主任丁國保說：“現在有奸人在雅安密設電台，圖謀不軌，我已予沒收，以後發現，定要嚴辦！”他們抓不到劉文輝掩護中共秘密電台的把柄，隻好忍氣吞聲。
賀龍接見劉文輝（中）等起義將領
王少春每逢收到明碼電報，都抄送一份給劉文輝，還請劉轉給成都、重慶的軍政朋友暗中傳閱。劉文輝還接待了中共中央代表華崗，華崗是受中央委派來西康專做劉文輝等人工作的。民盟成立後，得到了劉文輝的資助。劉文輝不久就加入了民盟，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支持川西的民主運動。1949年4月下旬，百萬雄師過大江。中共南方局希望劉文輝派代表去香港商談起義事項。劉文輝立即請民盟中央委員曾庶凡代表他去香港，並派二十四軍參謀長楊家楨到成都與鄧錫侯商量，組成聯合參謀部，統一籌劃川康起義。8月，劉文輝通過秘密電台向周恩來報告準備起義，請指示今後如何行動。周恩來回電：大軍行將西指，希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逃到成都，當日下午便在北校場軍校召見張群、鄧錫侯、劉文輝等軍政要員，給他們打氣。第二天，蔣介石事先不通知，突然到劉公館，表麵上表示優遇，實則是來觀察劉文輝的動靜。之後蔣介石又派張群、胡宗南約同鄧錫侯到劉公館開會，要劉、鄧與胡宗南“合署辦公”，將家屬先送台灣。劉、鄧大發牢騷，說道：“我們是大軍閥、大官僚、大地主、大資本家，共產黨搞無產階級革命，能要我們？”這才把張群、胡宗南堵住。
蔣介石一看不行，又通知劉文輝與鄧錫侯，要他們在12月7日下午去北校場談話，準備當場拘捕他們。形勢緊急，劉文輝、鄧錫侯立即逃出城。第二天，即12月8日，劉文輝以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軍軍長的名義通電起義。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的起義使蔣介石“決戰川西”的迷夢破滅，倉皇飛逃台灣。
重視教育
1935年，四十歲的劉文輝被侄子劉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員會主任。1939年1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劉文輝為西康省主席。主政西康期間，他十分重視教育。1939年，在一次演講中，他語重心長地對國立康定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們說：“你們這些學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 我們國家很需要你們，你們是我們國家的後起之秀。特別是我們這個康定、康巴地區文化素質比較差，希望你們，好好地學習，把你們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們的知識提高，將來為這個康巴做點貢獻。”
1930年代，攝影師孫明經在西康省考察時發現，當地的學校校舍大都寬敞明亮，學生衣著整齊，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縣政府卻破爛不堪。好奇的孫明經 就問一位縣長：“為什麽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回答：“劉主席說了，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劉文輝的話是有些不中聽，但話粗理不糙：教育不興，焉何能把西康“變邊地為腹地”？為了表示對劉文輝的響應，當時的巴安縣縣長趙國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務，親自到當地小學代課教書，當起了國語老師。他的行動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劉文輝治下的西康省，重視教育早已成為自上而下、實實在在的行動。然而西康人民付出的代價是被預征了未來幾十年的稅款，在1939年時就把1939年到1997年的近60年稅款全部預征了。當然這比劉存厚的川陝邊防軍一口氣預征到2050年還是稍微厚道了一點。今天的德格縣依然偏僻落後——然而，70年前，那裏的校舍卻也這般的氣派，學生們更是朝氣蓬勃、精神抖擻，和當地惡劣的自然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物質上的貧瘠可能會使人羸弱，但真正使人喪失自我的卻是精神上的頹唐，而教育則是提振士氣、昂揚民風的絕好途徑。勤儉為政、傾囊興教，開化民智、建設桑梓，是劉文輝一以貫之的思想。他的執政理念，浸潤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透射著麵向未來的寬廣視野，展示了那個時代地方實力派兼容並包、繼往開來的特質，是民國發展進程中“黃金十年”的一個縮影。
國務院林業部部長
新中國成立後，劉文輝先後擔任過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可是隨著四川大邑縣籌建地主莊園陳列館，即後來聞名全國的“收租院”，劉文輝的處境變得尷尬起來。劉本人後來被調往北京任國務院林業部部長。而襄助劉文輝半生的劉文彩，其實早在1949年10月就已去世了。到了北京後，國務院分配住在史家胡同——也就是榮毅仁家現在的那座四合院。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劉文輝的住宅門口突然貼了大字報，上稱：“劉文彩的弟弟還住這種房子！”很快引來了紅衛兵抄家，周恩來總理聞訊後將其轉進解放軍醫院保護起來，1972年，劉文輝不小心摔斷了腿，1975年又被發現患了癌症再次住院治療。
1976年1月初，剛出院的劉文輝得知周恩來總理去世的消息後極為傷心，他強忍悲痛，讓人用擔架抬著他前往北京醫院向周總理遺體告別；不久，因病情惡化，劉文輝再次住進醫院，6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遺著有《走到人民陣營的曆史道路》。
劉文輝從軍從政一生，雄心壯誌，經曆刀光劍影；晚年回歸平淡，他教導子嗣“搞政治沒意思”；在彌留之際，他反複跟家人說：“就這樣吧，就這樣吧。”
（編輯自《名人傳記》 原作者：趙映林）
劉文輝遺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