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阿爾巴尼亞關係破裂後阿方的瘋狂排華(圖)

　　鄧小平叫停援阿 
　　 
　　在中阿高層交往中，就經濟軍事援助拍板定案的中國領導人是周總理；而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堅持原則的則是當年的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鄧小平同赫魯曉夫交鋒時，仗義執言，支持阿爾巴尼亞；在與阿方交往時，也對一些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分歧直言不諱。 

　　隨著中阿兩國關係日益惡化，阿爾巴尼亞反華調子日高，國內有的同誌認為，對阿國寧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蘇修那樣，造成我對阿報複的印象，這在政治上對我有利。時隔不久，複出後執掌中央和政府全麵工作的鄧小平同誌在外交領域采取了第一個重大決策和斷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對阿爾巴尼亞停止援助，撤項目、甩包袱，果斷地擺脫中阿關係的畸形狀態。 

 

 

1966年6月，周恩來訪問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霍查到機場迎接中國代表團。

　　外交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由餘湛副部長主持，蘇歐司和外經部的有關同誌起草關於停止對阿援助的報告和照會。1978年7月7日，即阿發表批判“三個世界”理論的文章《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正好一年之後，我國公布了外交部照會（即“七七照會”），指出：一個時期以來，阿領導集團出於內外需要，對中國由影射攻擊發展到公開反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繼續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爾巴尼亞以怨報德，對中國援阿工作不斷刁難，設置障礙，明明是阿方不負責任造成的過錯，反誣我“懷有損害阿經濟的蓄意圖謀”。阿方采用各種手段，妄圖壓中方多給東西、快給東西。由於阿爾巴尼亞在反華道路上越走越遠，雙方的合作基礎已被阿方破壞殆盡，迫使我方再也無法履行協議。針對上述情況，中方應抓緊時機，撤回專家，停止對阿成套項目、一般物資、軍事裝備和現匯的全部援助。報告經國務院批準後，外交部協同各援阿職能部門，對停援和撤回工程技術人員的實施辦法進行了周密安排。同時，對我國撤援後阿爾巴尼亞的走向也作了估計，並製定了應對方案。報告認為：中國撤援後，阿爾巴尼亞馬上倒向蘇修也不那麽容易，即使倒過去也沒有什麽了不起，與中國關係也不大；它要倒向西方，我們也不必擔心，“社會主義明燈”已經熄滅了，其分量、作用就那麽一點點。從全球戰略考慮，我們下決心甩掉這個無足輕重的“又臭又硬”的石頭。我們采取脫身政策，讓出去，誰願意背這個包袱就由誰去背。估計我國采取行動後，阿國要大喊大叫，要同我國吵架。我們不同它搞公開論戰，不予糾纏，公布一下照會，批駁一下就算了。 

　　果不其然。作為對中國外交部1978年7月7日致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照會的答複，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和阿部長會議於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即公開信）。該信標誌著中阿關係的公開破裂。在後來的歲月裏，兩國關係就是霍查所說的“隻是形式上的外交關係了”。其時，霍查開足輿論工具的馬力，他本人甚至不顧有病，親自披掛上陣，對我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麵攻擊、全盤否定。對我國主要領導人指名道姓地進行誹謗，惡毒攻擊“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蘇聯更危險，因為中國打著反修的旗幟，而實際上是真正的修正主義”。“中國從未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建立社會主義”。“中國搞四個現代化是想當超級大國”。攻擊鄧小平1978年訪日“是為加強日本軍國主義者和中國修正主義者的聯係服務的，鄧對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提出了友誼的保證”。鄧小平訪問東南亞“是為帝國主義在這一地區的帝國主義戰線服務的”。誣蔑中國同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發展關係是在巴爾幹和歐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指責我國停止對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動行徑，是中國對阿的出賣”。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區選民發表講話，竟然公然把中國列為“主要敵人”。他在隨後出版的《中國紀事》一書中則全麵反華，甚至號召推翻中國現領導，同時為“四人幫”鳴不平。記得“四人幫”倒台後的4個月裏，阿爾巴尼亞一直對這一消息嚴加封鎖，隻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內參》卻做了充分及時的報道，轉載了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有關社論和文章，並在黨內下發了通報、進行了傳達。阿國朋友私下對我們說：“領導有指示，關於反映中國國內情況的外國電視節目可以看，但不許評論，更不能同中國人談論。” 

　　霍查對中國的攻擊麵之廣，就連我駐阿大使及其他人員都不放過，胡說什麽中國武官和新華社記者都是“中國間諜”，居然誣蔑中國駐阿大使館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務部門派過來的，等等，不一而足。至於許多對華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沒說了，統統“定性”為“中國間諜”，重則被投入監獄，輕則被解職後下放勞動。 

　　對於霍查瘋狂反華，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指示說：“大人不見小人怪。”隨之，我國對阿爾巴尼亞采取了“四不”方針，即：不過於重視、不予置理、不與之論戰、不主動惡化關係，贏得阿國百姓的同情。記得有一天清晨，我同中國使館的一位同誌在館內散步，突然發現地上有一個白色的小塑料包。我們打開一看，發現裏麵是16張明信片，分別寫著送給“中國黨”、“中國人民”、“中國政府”、“中國使館”和“中國的女排姑娘”等。此外，塑料包裏還有一封用阿文書寫得工工整整的信，信的末尾沒有署名。從內容看，信像是一批在都拉斯工作的年輕人寫的。信的字裏行間充滿對中國發生的一切的關注，對中國專家的懷念和對改善中阿關係的渴望。這個塑料包可能原打算在我國國慶節之際拋入，也許是因為沒找到機會，直到年底的12月24日夜間，才乘守衛使館的警察不備時，冒著坐牢的危險將包從牆外投進使館院內的。 

　　信中內容說：“值此你們的國慶節之際，請允許我們致以節日的祝賀。祝你們，祝中國人民和中國黨取得更大成就，祝中國人民幸福，祝我們之間的友誼不可分割。在阿中偉大友誼的時代，我們還是一批小小年紀的少先隊員。今天，我們已經長大，在各個部門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是談起中國專家的忘我工作，懷念我們同他們在一起的難忘的日子。我們想念他們、熱愛他們。我們經常翻看同中國專家在一起拍的照片。看，這不是曾在塑料廠工作的何同誌嗎？我們也不會忘記中國‘黃浦’號、‘新風’號輪船上的中國船員。他們進入都拉斯港後，就與我們打籃球，一起去電影院，一起在海灘散步。每逢星期日，天氣好的時候，我們就坐在伏爾加海濱公園的椅子上，麵對著解放鬥爭博物館，共敘家常。請原諒，我們把這些明信片交給你們的時間太晚了。沒辦法！我們等待著同你們見麵的時候。” 
　　 
　　中國使館新館發現竊聽器 
　　 
　　“七七照會”之後，在國務院領導下，中國有關部門和中國駐阿使館齊心協力，在很短時間內，利用尚未停航的中國民航班機將全部援阿人員和留學生撤回祖國的首都。當我方宣布被迫撤退專家時，阿當局雖大造輿論，對中國大肆攻擊，但阿廣大民眾和基層幹部對我方專家依依不舍，他們感激中國的無私援助，懷念中阿友誼。他們中有的甚至失聲痛哭，有的指著掛在牆上的霍查像偷偷地說：“這個人壞極了。”撤離過程中，專家招待所的服務人員仍然對我方專家彬彬有禮，服務周到；當我方專家撤離的車隊駛離駐地時，戀戀不舍的民眾無聲地站立在街旁，一些小朋友頻頻招手。 

　　中國使館機構、新華社分社人員也進行了大精簡。劉新權大使回國“休假”未再返館，而隨後派去的大使就不再是部級或副部級的了。1978年9月，阿政府宣布廢除中阿輪船股份公司的協定，公司被解散。中國駐地拉那民航辦事處及北京—地拉那航線取消了，雙邊貿易和科技、文化交往也中斷了。1979年和1980年春，阿爾巴尼亞先後調回駐華黨報記者和使館正副武官，但未正式聲明撤回人員和撤銷機構；1979年和1981年，我國也先後調回駐阿使館正副武官，撤銷武官處。新華社駐地拉那分社的辦公大樓也交給了阿方，記者於1980年底離阿轉到駐華沙分社工作，但未正式通知對方。兩國外交關係進入最低穀。 

　　1983年，中國新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郗照明抵達地拉那。剛一下飛機，前去迎接的阿政府外交部禮賓司長就迫不及待地對他說，阿方已為中方修建了新館，希望在3日內搬遷。大使聽了十分突然，當即表示：“1．我剛到貴國，還未遞交國書，尚未履行大使職責，怎麽能馬上就讓我館搬遷？2．阿方為中方修建使館問題，事先並未征求過我方意見，建造什麽樣的使館，建在什麽地方，中方全然不知，你一見麵就提出遷館的事，很難理解；3．遷館是一項大工程，不是三兩天就可以辦到的；4．所謂現館舍是不是已具備對外活動、辦公和生活條件，隻有現場考察後才能決定搬遷時間。” 

　　這位司長未作任何表示，連聲招呼也沒打就離開了。 

　　中國駐阿爾巴尼亞使館原址靠近阿黨中央和部長會議所在地，阿方即使在兩國關係好時也一直對我方起疑，擔心中國對它搞什麽動作，老早就想把中國使館遷走。根據原來的計劃，新館址在拉納河北岸，與新華社分社、中國專家宿舍同在一個區域，以便於對中國人統一管理。新館實際上已經建成，在當時的外國使館中當屬最大、最好的，但兩國關係一壞就泡湯了。新館的前半部分改作了阿外交部，後半部分改作阿貿易部，新華社分社新址則成了阿通社，中國專家宿舍先是改作對內旅館，後又成為環保部的所在地。 

　　過了一個多月，郗大使到阿方新給的館舍去查看了一番。新館設在使館區的最北部“斯坎德培大街57號”。郗大使等查看後認為，新館舍根本不具備對外活動、辦公和生活的必要條件，隨即向阿方提出，新館舍的院落、大廳、廚房、鍋爐等10處必須進行改造，並強調在改造好之前，談不上搬遷問題。在我方多次據理交涉之後，阿方原則接受了幾項主要的改造方案，經半年多的施工，基本達到了要求。考慮到兩國關係冷淡，以及阿方要我盡快搬遷的情況，為了安全保密和節省經費開支，使館決定，由全館人員和臨時來館修繕的工人於1984年內自行搬遷，不雇用阿方一人一車。 

　　遷館談何容易！中國駐阿使館原是在小國的大館。在中阿友好時期，中國駐阿機構多，人員也多。1978年，我國政府決定停建所有援助項目，撤走全部援阿人員和留學生，大量精簡使館機構和人員。由於撤離時間緊迫，大批不能帶走的物品都堆放在原使館臨時搭建的簡易倉庫內，新館舍又沒有一處比較大一點的倉庫用來存放這些物品。工作人員幾經挑選，選出了少量有價值的東西，運往新館。餘下的大衣櫃、辦公桌等準備免費送給阿方。出人意料的是阿方非但不領情，竟提出了索要廢品處理費。還有上百部舊電影膠片和大量沒有保存價值的資料、報紙等，都無法處理，隻得就地焚燒，足燒了一個多星期。在搬遷過程中，全館人員不分白天黑夜，超負荷勞作，用使館的各種車輛，不論是超重物件，還是一般物品，都自行運送裝卸。當時，我正奉命恢複新華社地拉那分社，也參加了遷館勞動。 

　　新館舍院落原是一片廢棄的水泥操場，四處坑坑窪窪，砂石裸露。經大家日夜奮戰，把原館的無核橘樹移栽過來，用老館的肥土造出一片橘園，用廢棄的鋼管搭建了一條葡萄藤甬道，三麵移栽了翠竹，凡是裸露的地表都栽種上了麥冬草，還人造了一小塊菜地。幾個月後，新館一片蔥綠，花草樹木錯落有致，給人以賞心悅目的感覺。我遵照郗大使的指示，寫了一份專題報告給外交部。外交部作為文件通報給了駐外各使領館，通報表揚駐阿使館人員的艱苦奮鬥、自行搬遷、勤儉建館的精神。 

　　郗大使自抵達地拉那機場，阿禮賓司司長提出要我搬遷館舍之時起，就預感到阿方對新館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腳，隨即報告了國內，並要求派安全保密檢查組來館進行檢查。當年國內派不出人來，直到1985年4月才派了一個檢查組，開始用儀器對館舍進行掃描，未發現異常。但在裝修機要保密室牆壁時，檢查組在靠近地麵處發現一根塑料細管，便小心翼翼地深挖下去。在牆體的深處，發現了用高標號水泥和鋼筋包裹著的竊聽器裝置。更讓我們大吃一驚的是，這種有線竊聽裝置竟是“MADE IN CHINA”！安全保密組的人員輪流作業，順藤摸瓜，循著竊聽纜線挖下去，先後在機要室、研究室、商務處、會議室、大使官邸等處總共發現了35枚竊聽裝置，幾乎覆蓋了全館。 

　　挖竊聽裝置的工作非常艱巨，需要門窗緊閉，把敲鑿聲降低到最小，以免引起阿方無理阻撓。盡管如此，阿方從我們挖第一枚竊聽器起就引起了警覺，在使館的四周，加派了便衣警察進行晝夜監視。外交人員服務局人員（實為內務部特工）幾次以檢修電話線路和輸電線路為由要進入我館，均被我方拒絕。此計不成，阿政府外交人員服務局副局長把大使召到他的辦公室，提出要派人查看我館的建築結構，又當即被大使嚴正拒絕。與此同時，阿方對使館人員進行了嚴密監視，我館人員外出，阿方都派人跟蹤。我方對其安放竊聽器的行為，並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的“大國心態”，不加聲張地拆除了之。我則寫了一份內參，及時報告了國內。 

　　為了把挖竊聽器的情況實錄下來，作為曆史性的見證資料，使館派我和一名外交官，開車前往我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借來攝像機，將挖掘的全過程、竊聽裝置及纜線等都完整地錄製下來。之後，將錄像帶、竊聽裝置、部分纜線通過外交信使郵袋送回國內。國內有關部門將這些實物和錄像，作為對出國人員進行保密安全教育的生動教材。

[世界邊緣人]

最著名的一條白眼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