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陳寅恪與傅斯年》是一部不同尋常的個人傳記，他們在20世紀下半葉所遭遇的命運劇變，譜寫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哀歌。作為北大培養出來的學者，傅斯年先生對北大有一種特別的感情。1945年，他和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同憶北大。這段被曆史煙塵湮沒的往事，今天讀來，依然令人感慨。
亂世策士夢
1945年，在國共兩黨各不相讓，且劍拔弩張的曆史轉折關頭，第三黨——即在抗戰後期組建的中國民主同盟登場了。此同盟成員大多是散落於社會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領如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左舜生等。他們幻想通過三寸不爛之舌，通過遊說權變，實現國家和平。
1945年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雲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7位國民參政員聯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提出訪問延安，並“希望繼續商談，以使抗戰勝利早日到來”。
此次重組訪問團的6人中，黃、章、左、冷皆屬於民主同盟或與之有密切關係的成員；褚輔成是老國民黨黨員，素以老實的讀書人著稱；傅斯年屬於無黨派人士，學界重量級大腕。很明顯，褚與傅加入這個班子，是受到黃炎培等人極力鼓動與拉攏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
對此，羅家倫暗地裏曾略帶諷刺地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意思是不要跟著黃炎培、章伯鈞等一班人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但此時尚心存僥幸與幻想的傅斯年已聽不進朋友之勸，竟跟著黃炎培等人匆匆上了飛機，開始了他的夢想之旅。
當此之時，中共中央正在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此來電未予理睬。直到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才複電在重慶的中共負責人王若飛，讓其轉告7位參議員，歡迎彼到延安一敘，還說：“估計蔣得此消息後，不一定要他們來，如仍許其來，即使無具體內容，隻來參觀，亦應歡迎之，並爭取你陪他們同來。”
電文由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親手交給黃炎培，黃看罷極度興奮，立即與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等人商定了三條合縱連橫的計劃。當黃炎培興衝衝地準備把電文遞交蔣介石批複時，卻遭到了國民黨方麵與中共談判代表王世傑的當頭棒喝。
在黃炎培的一再堅持下，7位參政員於27日下午鼓起勇氣與蔣介石相見，當麵陳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議。
蔣介石不動聲色地認真聽畢，環視眾位，突然滿麵帶笑地說道：“餘無成見，國家的事，隻需於國家有益，都可以商談的。”停頓片刻，又說：“中間人，公道話，原來最難討得雙方的喜歡。”當黃炎培等領命告辭後，蔣介石和顏悅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蔣介石背著手在室內來回踱步，麵無表情哼了一聲，對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說道：“就讓他們幾個折騰去吧！”言畢，嘴角露了一絲略帶嘲諷的冷笑。
淺薄的左舜生，令毛澤東反感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6人，乘專機到達延安（王雲五因病發高燒未能成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6位參政員。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餐桌上，毛澤東談笑風生。在6位參政員中，當屬左舜生與傅斯年心境最為複雜。
舜生者，湖南長沙人也，與毛澤東同庚。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他出任秘書長，積極倡導反共。此次來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滅共的歪理邪說。
7月3日上午，左與毛澤東單獨交談時，頗不識趣地說道：“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黨可以有多個，軍隊卻不能個個政黨都有。否則，就要發生內亂，國家就不太平。”
毛澤東聽罷沒有做聲。左舜生見對方沒有接話，以為被自己擊中要害，繼續鼓噪道：“我們青年黨就主張走議會道路，不辦武裝，成為國家真正的參政黨，對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威脅。”
話音剛落，毛澤東忍不住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也向你們青年黨學習？
舜生答：“談不上學習，我覺得我們青年黨的這種做法是對的。”
“怎麽對呢？”毛澤東頗不以為然地問道。
“和平議政，對政府沒有威脅，也有利於各黨派的團結嘛！”
毛澤東聽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靜地說道：“我也主張一個國家隻有一支軍隊，但要看軍隊掌握在誰的手裏，為誰服務。要知道，一個沒有武裝的政黨是沒有力量的，被蔣介石視為土匪亂黨的人，若沒有一點兒自己的武力，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有發言權和改造社會了。老庚呀（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稱），你這個青年黨的‘軍事爺’，怎麽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呀！”
時年52歲的左舜生碰了個軟釘子，仍不知趣，突然又用勾纏之術，提出一個令毛澤東頗為尷尬的問題。左氏要與他一直崇拜的夢中情人、毛澤東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藍蘋見上一麵。
毛當即沉下臉來，以“我不認識藍蘋”，後又改為“她生病了”為由予以拒絕，自此再也不肯理睬這位無聊、蹩腳加淺薄的策士之徒了。
對於左舜生的為人處世與不識好歹的輕妄之舉，不但令毛澤東反感，即是同來的傅斯年對其亦頗為輕視。
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剛到美國不久的胡適的信中，在提及國內情形時曾說：“所謂參議會又添了些無聊分子，徐謙、羅鈞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羅毫無見識，殊大失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為酒徒，故有時似勇，絕不該稱之曰‘忠節’也。此一鳥會常有荒謬絕倫，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為我罵散，大有我是此會之‘清心丸’之感！可歎可歎。有好些人運動為此參議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羅隆基），若再這樣下去，我也隻好走了。”
窯洞回憶北大往事
毛澤東是1918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校園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
許多年後，毛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裏，於寂靜的夜幕中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曆：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8塊錢。”
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這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後來的天下讀者倍感心酸。從這段不愉快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北大“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確是“目空天下士”的。同當時所有的人一樣，傅沒有想到毛日後會成為比他還要不可一世和充滿霸氣與豪氣的偉人，當然更不會想到許多年後有延安相會這一段插曲。
倘傅氏有先見之明，以他的聰明與世故，想來是會”有時間“去好好聆聽一下這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幾句“南方土話”的。不過當時一直處於人微言輕之尷尬地位的毛澤東，對傅斯年等人揚風紮猛的做派，也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
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麽優秀。”這就是說，後來的毛澤東以他的磅礴之氣與對世事的深刻洞見，已不把傅斯年、羅家倫之輩放在眼裏了。
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政治的出路問題，他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盡管如此，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氏打比方說，這就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
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已是鬥轉星移，物是人非了。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盡管此時與他對座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隻是說話的口氣較之當年識時務一點罷了。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結。當毛談及傅曾在五四運動中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與左舜生的糊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麵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毛、傅的延安談話，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上這兩位重要人物交往的關鍵內容之一。《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
旅安
毛澤東
七月五日
毛的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
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傅、毛延安相會最精彩的故事，以這幾幅墨跡作了見證。
一夜長談，也未成朋友
訪問團共在延安逗留4天。在6位參政員與中共領導人的相互會見中，黃炎培談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看法，還談了所謂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謂“興亡周期率”，頗得毛的好感，對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個好法來擺脫這個周期率雲雲。
毛澤東還對來訪者說：雙方的門沒有關，但門外有一塊絆腳的大石擋住了，這塊大石就是國民黨不顧人民極力反對，強行要開的所謂國民大會等。重慶來的策士們與中共高層人物經過多次會談，最後總算形成了一個《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文件，可視為幾天來會談的總成果。
7月5日早餐後，訪問團成員匆匆趕往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到機場送行。最後握別時，毛澤東特地叮囑6位參政員到重慶後務必向蔣委員長致謝，並稱：“有諸位來延安，使我們聽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了解。並祝蔣委員長健康。”同時，毛還托傅斯年轉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盡管胡適與傅斯年一樣，當年甚是不把這位圖書館助理員放在眼裏。
6位參政員風塵仆仆回到重慶，除向國民參政會和蔣委員長遞交了《會談紀錄》外，各人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了報章文字或發表了談話。此次訪問團的盟主黃炎培於興奮之中點燈熬油，苦幹了幾天幾夜，草草寫成了《延安歸來》一書出版發行，內中對延安的人和事極具讚賞，文中說：“在延安的幾天裏，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最後的結論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中”。
與黃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的文章中念念不忘他的夢中情人——藍蘋，左氏說：“七月五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他們一個七八歲的女兒（即李訥，時5歲）來送我們，兩隻秀美活潑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後，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點遺憾。”
與黃、左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有自己的觀感。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談開了，也並沒有使他們成為朋友。
因為了政治觀念的分歧，傅斯年與毛澤東的關係，和後來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極其相似。各自的性格與政治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
左舜生不成體統，也登不了大雅之堂。
胡適到底是新文化運動領袖，能夠在毛澤東麵前保持獨立人格。
傅斯年的自我評價很得體。毛澤東回贈的唐人詠史一首非常切合時勢。都是風流人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