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曆史係教授評說：近代中國為什麽受欺挨打？

作者：毛佩琦(國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長；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近代中國為什麽落後挨打？或者說中國沒能自身發展資本主義的原因何在？這是一個老問題。長期以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國學者提出了一種說法，即，“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的資本主義萌芽說的理論根據。基於長期研究，史學界形成的廣泛共識是中國在明代中後期，在江南地區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史學界對這一結論從來就存在分歧。這裏，我從明清易代出發，對“近代中國為什麽落後了”這個老問題做一番考察。

    一、一些外國學者認為，清代以前的中國是亞洲的中心，也是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的中心。但是，後來明清易代清改變了這種局麵

    明代中晚期，傳統經濟充分發展，新的經濟因素大量湧現。商品經濟的活躍和重商主義的抬頭使根植於小農經濟的一切傳統觀念受到挑戰。明政權用以控製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戶籍製度、黃冊製度、賦役製度——與以前曆朝大同小異——漸漸失靈。經濟的發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會進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後期的情況而言，中國社會已經明顯地表露出向近代轉型的征兆。

    明代發達的農業手工業處於世界領先水平，不僅為國內商業活動的發展繁榮提供了基礎，而且支持了強勁的海外貿易。明帝國在通海勢力的強大壓力下逐步放開海禁。中國在海外貿易上顯示出雄厚的實力。在環球大視野上觀察中國當時在世界上的地位，當代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認為，在現代早期曆史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是亞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間中國也是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的中心。這種意見很有代表性。

    但是，長期戰亂和明清易代清改變了這種局麵。清初，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全國各地一片荒涼。戰亂和滿洲人帶來的落後的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嚴重倒退，經過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複和發展，當經濟又達到或超過明代後期的水平時，中國已經與西方拉開了距離。

    二、明代在科學技術上有驚人的成就，但到了清代，科學技術卻處在政治高壓的幹預之下，倒退回“西學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在科學技術上，雖然明代當時還沒有發生工業技術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國科學技術在原有軌道上的發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點的逼近。比如，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記載了當時已經采用火藥爆破法開礦，用竹製管道排放煤礦中的毒氣；使用焦炭煉鐵；在冶金中廣泛采用活塞式木風箱鼓風；用木鐵結構機車運送礦料。在紡織等行業的手工工場中，機械使用已經很普遍，手工製造的機械已經相當複雜。中國和歐洲在手工技術方麵的水平是相近的。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後的達爾文用來證明他的物種進化理論。嘉靖年間，為預防天花，已經發明了種牛痘的方法。算盤的廣泛使用，《九章算法比類大全》和《算法統宗》都標誌著計算技術的進步。

    英國科學技術史學者李約瑟認為，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的思想方法醞釀著近代科學的傾向。他說：“當十六世紀末，利瑪竇到中國同中國學者討論天文學時，中國天文學家的思想（這保存在他的談話記錄中），今天從各方麵看來，都比利瑪竇自己的托勒密—亞裏士多德式的世界觀更為近代化一些。”

    但到了清代，情況發生了逆轉。與明代後期科學技術的開放態勢不同，清代的科學技術研究在政治高壓的幹預下，倒退回“西學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間推動的，是自下而上並得到朝廷鼓勵的。清朝順治、康熙時期，清朝與對西方傳教士的科技交往僅限於朝廷。他們限製普通士人與西方傳教士的接觸。擁有技藝的西方傳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宮廷侍從，成為天朝大國太平盛世的裝飾品。清朝統治者故步自封，對新事物蔑視和拒斥。

    三、明中後期，人的自主意識增長，提倡自我，蔑視權威成為新風。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後卻加固了舊製度、舊思想的統治

    明中後期，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搖，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逐步發展起來，人的自主意識增長。心學提倡自我，蔑視權威，提倡社會相對平等。傳統的價值觀念、教條受到挑戰。同時，由於明朝政權的衰敗，統治機器的鬆動，對社會控製的能力大大下降。但政權控製力的減弱，卻給反傳統事物的發展留下了縫隙。新鮮事物和獨立思想所受到的壓力減小了，使士大夫受到了鼓勵。這恰與心學的發展、與市民文化的興起匯成一股潮流，對傳統思想造成了衝擊。士大夫主體意識高漲，他們集會結社，強烈要求參與政治。繼東林黨之後，複社成為全國性的龐大的政治性社團。它具有完整的組織和明確的主張，帶有一些近代政黨的意味。他們那種“品核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的精神，給晚明社會添加了一層鮮亮的色彩。

    同時，由於中國在一些領域的領先地位，也開始了一個“東學西漸”的過程。在西方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國完善的文官製度和成熟有序的社會所體現的進步的人文精神是無與倫比的。一些西方政治精英對中國文化崇拜得五體投地。他們讚揚良好的中國政府以及選拔人才的科舉製度。眾所周知，西方的文藝複興和啟蒙思想曾得益於中國文化的啟示。

    清朝的入主中原後，並沒有按明代後期社會經濟的軌道繼續前進，相反，它加固了舊製度、舊思想，使本已趨解體的、應該拋棄的舊製度得以維係和延續，新事物的萌芽、鮮活的思想和開放的態勢均遭到扼殺。隨著清朝絕對君主權利的確立和控製的強化，晚明以來“離經叛道”的思想逐漸銷聲匿跡。到乾隆朝，所謂“文治”達到鼎盛，思想禁錮也走向極致。清代的文字獄次數之頻繁，株連之廣泛，處罰之殘酷，超過以往的朝代。康熙年間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乾隆年間的曾靜張熙案，對士大夫進行了嚴厲的鎮壓和打擊。輿論被鉗製，讀書人噤若寒蟬，以致出現“萬馬齊喑”的局麵。

    四、明廷對接納外國人、外國文化是開明的。但清朝帶著自以為優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閉起來，排斥外來文化和文明

    明廷對接納外國人、外國文化是開明的。利瑪竇的活動就曾得到萬曆皇帝的鼓勵。明朝末年，內憂外患，已成積貧積弱之勢。崇禎皇帝為挽救明朝的頹敗，對新鮮事物也采取開放態度。意大利傳教士畢方濟為了“仰佐中興盛治事”，建議 “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一曰辨礦脈以裕軍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購西銃以資戰守。”實際上，他是在將西方的價值觀向古老的東方文明中灌注。然而，崇禎皇帝以開放的態度，批準徐光啟“以其新法相參較，開局修纂”曆法， “指揮督造戰炮”，並且下令再次開放了海禁。如果曆史假以時日，這些做法可能導致新的局麵。

    清朝入主中原，將明代已經解體的體製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輛即將廢棄的破車，使之繼續運行，延長使用。不僅如此，清朝政權與明朝相比帶有保守性和封閉性。特別是在國內叛亂得到平息，邊疆地區包括台灣實現統一後，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它的保守性和封閉性表現得更加明顯。

    清朝實行了嚴厲的海禁。康熙年間，清廷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不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受到限製，對洋商與中國貿易的態度也更加嚴厲。當時清朝號稱極盛。清朝實行閉關政策，妄自尊大，是一個原因；心懷恐懼，是另一個原因。這並不一定是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國內百姓。狹隘的防範心理，使清朝統治者不可能有開放的胸懷。清朝嚴厲的閉關政策，使中國自絕於世界大潮之外，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

    事態發展的結果已經十分清楚，清朝自身雖然走向強盛，但由於它的僵化封閉，使得中國在世界上逐漸落後了，最終出現了被動挨打的局麵。可以說，清朝從建立走向極盛的大約250年，也正是中國從先進走向落後的250年。中國已經失去與西方平等對話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挾其炮艦之利打開了中國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