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1936年12月初，中共中央決定將政治局委員王稼祥送到蘇聯去，徹底治療他的傷病。到達莫斯科後，王稼祥一邊治病，一邊肩負著黨的重任，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匯報了中國共產黨的目前狀況，介紹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堅持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1938年8月，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關於確認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指示回到了延安。在落實共產國際這一指示、向毛澤東移交最高權力的過程中，原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體現了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的高尚胸懷。
1 、季米特洛夫表示，全力支持毛澤東
在蘇聯期間，斯大林接見了王稼祥。王稼祥簡要地向斯大林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同誌提出的政策方針，還說：“毛澤東同誌的主張，已經為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很有成效的，我們全黨、全軍和全體愛國人民，都支持並擁護毛澤東同誌的正確領導。”斯大林聽完作了結論：“共產黨人不必擔心在民族鬥爭的浪潮中會被淹沒掉，而應該積極參加和領導這場鬥爭，在偉大的鬥爭洪流中，顯示自己的力量和作用。這就是我的看法。”
毛澤東和張聞天（左1）在一起
當時王稼祥還問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有什麽意見，季米特洛夫說：“我沒有什麽新的意見，斯大林同誌的意見很正確，大家應該很好地領會和貫徹。”
隨後，他又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全力支持毛澤東同誌為黨的領導人，他是一位在中國革命的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
季米特洛夫說完這段話，又馬上補充一句：“也應該告訴王明同誌，不要再爭吵了！”他接著說：“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的關鍵。統一戰線的勝利是依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間的團結。”
最後，季米特洛夫又說，他今天說的這些話，責成王稼祥回國以後向中國領導轉達。
王稼祥說：“感謝國際執委會和您的信任，我一定牢記您的指示，保證負責傳達。”
1938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王稼祥一到延安，毛澤東就找他作了長談，關切地詢問了他的身體狀況，在蘇聯以及回國路上的情況。王稼祥一一作了回答，首先將共產國際的重要文件，以及由蘇聯帶回的武器物資清單當麵交給了毛澤東，然後鄭重地將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作出的口頭指示，作了認真的傳達和必要的說明。毛澤東與其他領導同誌商定，由王稼祥在中央的會議上，正式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第一天，先由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這些意見極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
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李維漢後來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也作過這樣的評價：“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在9月24日的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共講了五個問題。他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共產國際指示對中共政治路線的估計是“恰當的和必要的”，“這種成績是中央諸同誌和全黨努力獲得的”。他認為，共產國際指示的要點，“最主要的是黨內團結”。他在講話中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指出武漢失陷後抗日戰爭將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軍事意義上講是相持階段。黨的任務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統一戰線，以團結全國力量，準備反攻。
2 、毛澤東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這是1926年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會議第一天，毛澤東、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博古、劉少奇、陳雲、項英、張聞天被選舉為全會主席團成員。
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報告共包括八個部分：一、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二、抗戰15個月的總結；三、抗日民族統一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四、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五、長期抗戰與長期合作；六、中國反侵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七、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八、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11月5日、6日兩天，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結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他說：“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他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麽，它不同意怎麽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製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隻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對於王明本人，毛澤東采取溫和同誌式的幫助態度，希望他能改正錯誤。毛澤東說王明在全會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 “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說得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曆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誌之一，我們應原諒之。”
對曆史上處理幹部問題中的錯誤決定，毛澤東提出“應予平反”。他說：對蕭勁光公審和開除黨籍是“豈有此理”；對瞿秋白、何叔衡等的處罰“皆不妥當”；對鄧小平的打擊“亦應取消”；對陳毅、曾山、張鼎丞等所受的批評、處罰“皆應取消”；四方麵軍犯過錯誤的同誌應與張國燾有區別；博古、羅邁隻要承認錯誤“則無問題”。等等。
3 、張聞天提出“讓位”，毛澤東沒有接受
會議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幹擾，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麵放在敵後。
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六屆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已經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在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陳雲等提議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後來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意見，沒有把這個問題拿到六中全會上去討論，但張聞天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會上，首先向毛澤東提出“讓位”，推舉毛澤東為黨中央總書記。當時毛澤東不主張這樣做。張聞天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沒有堅持己見。
張聞天雖然沒有把總書記一職讓掉，會後卻主動將工作轉移給毛澤東。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以後，張聞天把政治局會議的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開，他雖然仍主持會議，一切重大問題實際上都已由毛澤東作出決斷。1939年7~8月的政治局會議後，張聞天主要是做宣傳教育方麵的工作。不過，毛澤東是大事抓得緊而不愛管具體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還是由張聞天處理，中央秘書局也跟著張聞天。六屆六中全會之後，中央的一些會議仍由張聞天主持，但中央簽發的文件和電報等，排名順序多以毛澤東居首。可以說，這時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已完全轉移到毛澤東方麵。
4 、毛澤東稱讚張聞天是“明君”
從組織手續上講，張聞天、毛澤東黨內最高職務交替過程正式完成，是在1943年3月。
張聞天對毛澤東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澤東商量，聽毛澤東的意見，然後開會討論。毛澤東的主張、方針、策略，在張聞天這裏通行無阻，然後寫文件、發電報。這一類文字張聞天寫得多些。據說，中央檔案館現在保存的電報中，從1935年10月到達陝北起，至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開完為止，有張聞天個人署名或者與別人聯名的電報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聯名的就有286份之多，占了將近三分之二。毛澤東當著人們的麵說張聞天是“明君”，叫張聞天妻子劉英為“娘娘”。有人對張聞天尊重毛澤東有議論，甚至說張聞天是“泥菩薩”，他也不為所動，總是說“真理在誰手裏，我就跟誰走”。
張聞天對曆史上犯過的“左”傾錯誤從來不隱瞞、不掩飾。他在1937年5月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就檢討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主要錯誤。
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黨中央領導所犯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它比立三路線的“左”傾形態更完備，時間更長，後果更慘，其思想根源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明確提出要在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張聞天在當天會上就發言表示擁護，說：“毛主席的報告，對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他讚成清算四中全會以後到遵義會議以前的錯誤，讚成反對主觀主義。他誠懇地表示：“過去我們對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沒有清算，這是欠的老賬，現在必須償還。”
這次會後，張聞天專心致誌地研究了黨的曆史文件和毛澤東的全部著作，從黨史上認識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對毛澤東更加心悅誠服了，對土地革命後期的錯誤認識也更為係統和深刻。在9月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聞天再一次誠心誠意地檢討並承擔責任。
1942年1月26日晨，張聞天率領“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到晉西北進行調查研究。正在綏德調查時，張聞天接到中央電報通知，即於1943年3月初趕回延安。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在天安門城樓
5 、張聞天坦然退出中共最高領導層
張聞天回延安以後，曾去看過一次正在養病的王明。王明對張聞天說：“這次整風，主要是整我們這些從莫斯科回來的同誌，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來同誌從莫斯科治傷後返回延安，傳達曼努伊爾斯基的話說，你是我黨的理論家。毛澤東聽了這句話大發脾氣說，什麽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所以特別反對你。”王明還說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麽話都隨便說，所以遭了毛澤東的忌，毛澤東此人實在太厲害，真是睚眥必報。王明妻子孟慶樹也在一旁幫腔。張沒有附和，但說：我們過去確有很多錯誤，應該好好反省。
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規定：政治局推選毛澤東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在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張聞天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
張聞天正式離開書記處。對這次職務變動，他思想上早有準備。
實際上在六中全會之前，宣傳工作與幹部教育工作主要是張聞天過問的。當然，六中全會以後，宣傳和幹部教育就成了張聞天的主要工作了。從1939年2月起，他又兼任了幹部教育部部長（1940年初宣傳部與幹部教育部合並為宣傳教育部，部長仍為張聞天）；1941年3月中央決定調整刊物，《解放》、《共產黨人》兩個刊物擴大編委，都由張聞天“負總責”。六中全會後於1939年初成立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主持陝甘寧邊區以外的西北陝、甘、寧、青、新、蒙各省地下黨的工作，尤其是少數民族工作），雖由張聞天兼任書記，但日常工作都交給羅邁和賈拓夫負責。所以，從六中全會以後到延安整風之前這3年間，張聞天的主要工作在黨的理論建設、幹部教育、宣傳文化工作等方麵，成績卓著，建樹良多。
縱觀張聞天、毛澤東之間最高職務交替的全過程，不難看出，是十分順利的。究其原因，除了毛澤東自身卓越的領導才能而深得全黨信賴這一根本原因外，還由於張聞天的高尚品質。張聞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尊重毛澤東、維護毛澤東，與毛澤東等同舟共濟，度過了遵義會議後的極端困難時期。因此，在最高職務的交替過程中，張聞天始終是毛澤東的有力支持者，為逐步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最高領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毛澤東曾同王震談道：“洛甫這個同誌是不爭權的。”張聞天說：“這是對我最好評價。”張聞天全心全意為黨工作，的確沒有個人野心和權欲。王明於1937年11月底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後，張聞天主持了12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擴大中央書記處，由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5人組成。張聞天還因有一篇訪問記稱他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特別鄭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漢《新華日報》上刊登了《張聞天（洛甫）啟事》，聲明：“中共中央設有由少數同誌組織之書記處，但並無所謂總書記。”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決定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從此，張聞天正式離開書記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