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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代表李德 剛到紅軍就要女戰士陪睡

(2010-05-06 11:59:12) 下一個

軍事顧問李德(1900~1974)

  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奧地利人。1900年9月2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於柏林。原名奧托·布勞恩。筆名華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1918年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畢業後,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1933年9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在指揮紅軍作戰中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反對遊擊戰,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致失敗。紅軍長征開始時,是軍事最高領導三人團成員之一。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被撤銷指揮紅軍的權利。後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抗日戰爭初期,任中共中央軍委軍事研究編委會主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蘇聯紅軍。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諾戈爾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定居,潛心著譯。1964年任德國列寧著作德文版主編。1973年出版《中國紀事(1932~1939)》,對中國革命曆史事實有一定程度的歪曲。

  李德,紅軍長征史上一個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為一名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不僅同中國紅軍一起親曆了二萬五千裏長征,更是這一曆史壯舉的重要決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揮者。但正是由於他的錯誤指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並在長征初期付出慘重代價。

  1932年春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中國。他是在當年秋天到達上海的,在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工作。由於共產國際駐華軍事代表兼中共中央總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遲遲未到上海,所以 “從第一天起”,奧托·布勞恩“就不得不作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開始參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指導。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根據地。同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並開始啟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來到蘇區,雖然懷有幫助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良好願望,但是他錯誤的幹預、指揮卻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重大損失。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將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這個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3年和隻有街壘巷戰經驗的顧問,不問中國國情,不顧戰爭實際情況,僅憑課本上的條條框框,坐在房子裏按地圖指揮戰鬥,結果導致反“圍剿”作戰連連失利,致使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踏上了悲壯的長征路程。

  長征初期,李德是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成員之一,他的軍事指揮錯誤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麵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一方麵在退卻中采取了消極避戰、逃跑主義,使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損失慘重。

  毛澤東曾尖銳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也不了解中國工農紅軍的情況,不作調查研究,聽不得不同意見,生搬硬套在蘇聯有效在中國行不通的戰略戰術。……李德和博古等人在軍事上的一係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中李德被剝奪領導權。後隨紅軍長征到達了陝北,又從事了一段軍事教育和研究工作。1939年奉命返回蘇聯。中國共產黨認為李德在擔任中共中央紅軍顧問期間,給紅軍和中國共產革命帶來了慘重損失,而他的錯誤主要是堅持堡壘對堡壘的正規戰,拚消耗,在戰略上戰術上都輸給了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團。李德的專斷作風也引起了紅軍很多高級將領的不滿。當然把一切過錯歸罪於李德一人也是不客觀的。李德在長征途中,支持毛澤東對張國燾的鬥爭。

  在中央蘇區時,他與組織安排的蕭月華結婚,後離婚,後來又結識了第二位妻子李麗蓮,李德在1939年返回蘇聯時請求將李麗蓮帶走,未獲批準。

  1941年至1945年在蘇聯集中營內任政治教官。1953年斯大林死後獲準回德國,在東德德共中央的馬列主義研究院和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負責編書、譯書(曾將蘇聯“解凍文學”的代表作《一個人的遭遇》等文學名著譯為德文),也發表了不少文章。

  李德1973年發表的《中國記事》一書,對延安時期毛澤東對中共國際派,特別是王明等人的殘酷鬥爭有詳細的描述,揭露了延安政權從自由寬鬆走向整肅集權的過程。此書早期在中國被完全禁止禁閱,但近年來隨著時代氛圍的改變,已有較多中國曆史學者引述此書,探討長征到延安時期毛澤東集中權力的來龍去脈。


陳士榘談李德

  父親是這樣評價李德的:盡管指揮反圍剿時讓紅軍吃了大虧,長征初期他的指揮也很失敗,但他的課卻講得不錯,有許多新的知識性很強的軍事術語。他用一個德國人的視角讓紅軍將領們領略了現代軍事技術的魅力。應該說,他還是有一套軍事理論的,做教官完全稱職。

1935年10月,長征勝利結束,父親陳士榘也結束了他的“設營司令”生涯,被任命為紅一軍團第四師參謀長。

翌年三月,父親這時也被選調到紅軍大學學習。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講授戰術課。

父親是這樣評價李德的:盡管指揮反圍剿時讓紅軍吃了大虧,長征初期他的指揮也很失敗,但他的課卻講得不錯,有許多新的知識性很強的軍事術語。他用一個德國人的視角讓紅軍將領們領略了現代軍事技術的魅力。應該說,他還是有一套軍事理論的,做教官完全稱職,遺憾的是他沒有意識到好的軍事理論必須與當地軍事實踐結合起來才有生命力。

上世紀90年代初,父親早已經離休,閑來無事,同時感到來日不多,陷入了對曆史的回憶與反思之中。有一次我們一起看電視劇,出現了為時不長的李德的形象。

父親說:“李德其實不是草包。他是奧地利國籍的德國人。李德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實,他才比我大9歲,可是軍事資曆並不淺。他應征加入奧匈帝國軍隊時僅僅14歲。後來他被俄國軍隊俘獲,‘十月革命’後,加入蘇聯紅軍。他從士兵做起,由於作戰勇敢,一直升到騎兵團、旅參謀長的職務。後來,又返回德國搞革命。之後又前往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1933年10月初,以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名義,李德滿懷抱複和理想,通過種種險阻,幾經輾轉,踏上蘇區這片土地。

其實共產國際並沒有給李德‘一錘定音’的權力,但是王明、博古過於信任李德,毛澤東的遊擊戰思想當時又被排斥,所以,陣地戰變成紅軍的主要戰鬥手段。這是他沒有結合中國的國情而硬要套用歐洲革命的經驗,以至造成中國革命的重大損失。”

父親還給我講了一些李德的私生活,父親笑著說:

“李德剛剛來到部隊,提出了一個在我們看來很好笑的條件,就是希望有個中國女戰士陪他睡覺。這在德國、奧地利可能不算什麽,在中國尤其是在紅軍,就顯得有點可笑。我們在底下還議論說,外國人真是隨便。好在他也聽不懂。後來,一個年輕的農婦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國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蕭月華。蕭月華不漂亮也不醜,有著中國農村婦女吃苦耐勞、善於伺候老公的品質。在蘇區的時候,他們一直住在一起。長征開始後,由於艱苦,大多數婦女被送到休養連,‘李德夫人’也去了那裏。蕭月華曆盡艱辛隨李德到了延安,這個樸實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為了讓李德生活更舒適一些,她在他指導下學會了烤麵包,在延安他們的兒子出生了。他們的婚姻由組織安排,蕭月華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國際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於兩國生活習慣和觀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敗仗威信掃地,本來共同語言不多的他們經常吵架。後來他們離婚了,提出離婚的還是蕭月華。她後來到了長沙,在那裏工作了多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去世。”

父親說,在紅軍大學的李德已經全沒有當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存在,講課中他舉了好多紅軍作戰的成功例子,以這些戰例作為教學的參考。

一個曾經指揮紅軍千軍萬馬、實際權力一度比毛澤東、周恩來還高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在被削掉了兵權、並受到嚴厲批評和羞辱後還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態,卻也是難能可貴。當時相當多的紅軍學員對李德都產生了新的看法,覺得他是一個可敬的德國布爾什維克。

後來李德坦蕩地說:“我聽了毛澤東的講課。他很偉大,中國紅軍也很偉大!”講到這裏,李德由衷地豎起了大拇指。

知錯必改,善莫大焉!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錯了死不認賬,李德在總結自己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戰役時坦蕩地說:我終於明白了,中國同誌比我更了解他們在本國進行革命戰爭的正確的戰略戰術,我沒有根據中國的地理形勢、中國人特有的作戰傳統進行指揮。

摘自《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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