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彈專家華棣泄密案

美國史丹福大學“國家與軍備控製中心”導彈專家華棣，在1998年回到中國大陸參加親人葬禮時被捕，他被當局控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名判刑10年，關押在上海提藍橋監獄服刑，於2008年初才被釋放。

華棣在1998年1月有親人在北京逝世，華棣先乘機到香港，於1月5日轉機到北京，才下機就被拘捕，其後於1999年被北京中級法院以“泄露國家機密”判刑15年，上訴到北京高院後改判10年。

信息中心表示，華棣判刑後被送往上海服刑，他雖然多次提出保外就醫，但未獲批準，直至今年1月5日刑滿獲釋。信息中心說，72歲的華棣在1960在蘇聯導彈專業畢業後在中國從事火箭及導彈研究，是中國最權威火箭及導彈專家之一。(《中國導彈及其戰略》)

華棣在大陸曾從事24年的火箭及導彈研究，他在1992年一篇論文中談到094型核潛艇情況，2008年094潛艇已成為最熱門軍事話題，094型核潛艇可以同時對美國本土96個目標進行核襲擊，也可在常規戰不使用核武器時同時摧毀數十顆衛星。(《中國導彈及其戰略》)

以下是香港的人權民運信息中心辯解文章：

中國以“泄露國家機密”罪逮捕了華棣。華棣一九六○年畢業於莫斯科航空學院火箭發動機係，回國後在國防部第五院現航空航天部第一研究院從事火箭、導彈技術研究長達24年，1970年代因為參加中國第一代衛星以及洲際彈道導彈的研究有功而榮獲國家突出貢獻獎。一九八六年以後，華棣開始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先後在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職。後調任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並參加了中韓關係的正常化談判。他的研究先後得到鄧小平、趙紫陽的賞識。

“六四”事件發生時，華棣正在莫斯科開會，後輾轉到達美國。受聘為史丹福大學國家安全與軍備控製中心研究。一九九二年與發表題為《中國導彈計畫：技術及戰略目的》的論文。同時還翻譯了5本書。包括將尼克鬆的《1999不戰而勝利》翻譯成中文(以上介紹參考史丹福大學國家安全與軍備控製中心研究HomePage)。

華棣到底泄漏了什麽秘密？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首先必須弄清什麽叫做“秘密”？在軍事報道領域，不同的國家，依據不同的國情，所處的國際環境異同，對軍事機密的解釋標準也大不一樣。例如就洲際彈道導彈的名稱、射程、配備數量，美國、蘇聯、後來的俄羅斯經過限製戰略核武器談判、削減戰略核武器談判的回合較量，早已公開了有關資料。但是對於洲際彈道導彈固定發射地點的確切坐標位置卻一直保密，直到第一、二階段限製戰略核武器協定簽署之後，雙方才不得不公開了需要搗毀的發射井。英法自認為自己核實力低於美蘇一等，因此在80年代把自身擁有核彈頭的數量列為最高機密。以色列迄今甚至不願意公開承認自己擁有核武器。

在同John Lewis合作的《中國導彈計畫：技術、戰略及目的》一文中，涉及到了中國的洲際彈道導彈、中程彈道導彈現狀、展望的內容。包括披露了1989年以前中國部署的DF5洲際彈道導彈(ICBM)的確切數量是4枚，以及大體部署的形式。並透露了當時以及現在正在開發中的新一代洲際彈道導彈DF31、DF41、新一代094型戰略核潛艇將要部署的JL2(DF31的潛射版)的射程、燃料種類、配備的時間等。

以上述美蘇的標準而言，華棣同John Lewis合寫的論文透露的中國導彈有關情況是十分有限的。以他所處的位置，他應該知道更多的東西。例如有關第二炮兵洲際彈道導彈基地的確切位置、彈井的設計、導彈的彈頭突防能力、引爆裝置的可靠性、“最後安全裝置(如果有的話)的解除方式等等試驗參數，在華棣的有關論文中，隻字未提。可見華棣是大有保留的。

但是在對待核武器發展的問題上，中國的軍事學者一直聲稱“美蘇是兩大核巨人，而中國隻是一把小刀”，中國的戰略學者認為美蘇兩大超強當然有足夠的自信公布她們的核陣容，因為雙方的力量早已發展到了任何一方不能摧毀另一方而贏得核戰爭勝利的地步，而且認識到誰要首先發動核戰爭，最終隻能同歸於盡。正是基於如此“保障相互毀滅”理論，美蘇才發展了數以千萬計的核導彈以及彈頭。

根據第一次限製戰略核武器談判時期，蘇聯向美國提供的關於洲際彈道導彈的報告，蘇聯在此期間擁有戰略核彈道導彈彈頭10953個，，包括洲際彈道導彈彈頭6657個，潛艇發射彈道導彈彈頭3426個，重轟炸機載彈頭870個。其中包括3000個“打擊彈頭”，以大當年威力專門打擊美國堅固的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器SS24、SS25等7種類1451件，發射基地21處。蘇聯保有如此眾多的彈頭的戰略目的如下：必須在核戰爭中摧毀美國6000個戰略目標。包括大都市、軍事指揮中心，核基地。在第一次打擊中首先摧毀1500個以上的戰略目標，主要是核基地、指揮中心，其中對一個加固型美國的導彈發射井使用2-3個“打擊彈頭”。

相對於美國、蘇聯、俄羅斯的核威懾戰略，中國的核力量一直強調確保有限的“第二反擊能力”，以阻止美蘇可能對中國進行的核訛詐。即在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之下，在受到核攻擊之後，對敵人的大都市，工業中心實施核報複，引起對方的核恐懼，從而形成“核威懾”力量，迫使對手放棄使用核武器的念頭。

《中國導彈計畫：技術、戰略及目的》一文提及1989年以前中國唯一進入實戰配備的DF5洲際彈道導彈的數量是4枚(DF4計算為準洲際彈道導彈)，眾所周知，依照中國當時的技術，每枚導彈隻攜帶一個核彈頭。

對此中國的國際問題學者評論認為：如果這一數字屬實的話，等於向外界表明中國當時根本沒有對美國本土直接進行“第二核反擊”的能力。因為基於“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區區4枚導彈在美蘇的第一次打擊中可能難以生存。

當時公布的官方圖片顯示，DF5洲際彈道導彈采用露天發射架發射方式，生存性極其低下。即使部分解決了“藏”的問題，剩下的1、2枚DF5在技術值上對美國本土構成的威脅效應就會降低許多。俄羅斯核安全事物顧問貝拉烏斯戰略火箭軍少將對此認為即使以美俄的標準而言，戰略洲際彈道導彈在實戰中的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

因此，蘇聯設定了以三至四個彈頭確保95%的攻擊成功率的參數。原因在於以四個彈頭發動洲際攻擊的同時，其中三個有可能在彈頭突入大氣層時，速度到達24馬赫，表麵高溫達到2500度從而有可能使起爆裝置在振動過程中失靈，同時導彈的“最後安全裝置”也可能無法對加速度加以感應而不能解除，由於試驗發射同實戰發射的飛行路線不一樣，對於慣性誘導裝置的可信度也值得擔憂。

如此，僅僅以1989年當時的4枚洲際彈道導彈之數量，的確難以形成所謂的“有效第二核反擊能力”。這是否就是中國對華棣的震怒之處？如果是的話，意味著在華棣出走之後，中國將不得不加大DF5的生產數量。CIA在本年度公開聲稱目前中國擁有11枚以上的DF5服役，同時改良後的DF5A型配備了多彈頭。

然而種種跡象顯示，華棣透露的所謂1989年隻有4枚DF5I CBM之說有可能作了極大的保留。1993年，當時的俄羅斯捷爾仁斯基軍事大學教授貝拉烏斯少將(《五角大樓的宇宙賭博》一書的作者)對作者表示中國當時部署了17枚DF5導彈。美國的中華戰略學會主席趙雲山表示從中國核裂變材料的生產、儲備情況來判斷，當時的核彈頭數量、洲際彈道導彈數量都遠遠超過華棣的結論。旅居紐約的中國戰略問題評論家艾端午表示1984年大閱兵時，中國便展出了3枚DF5，其造價一枚在中國不超過一億人民幣，到1989年才生產了一枚？法國同美蘇不同，也隻是保留了有限的核反擊能力，對核武庫的保密標準遠遠高於美國，例如法國從來沒有公布過核彈頭的具體數量，但是1980、1982年，當法國決定裝備S3中程地對地導彈的時候，法國還是公布了它的具體配備數量是各自9枚，90年代以後，法國放棄了陸基核打擊係統。

通過華棣的上述論文，國際社會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國正在發展中的下一代洲際彈道導彈的名字、大致部署時間、射程、彈頭數量、部署方式、燃料種類等等。這使西方對中國核武庫的現存力量、以及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動向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但是，必須指出，就技術意義而言，華棣論文透露的有關DF31、DF41ICBM、DF25IRBM的情況擁有最大的保留餘地。首先，華棣在論文中提及1984年11月26日航空航天部作出了未來彈道導彈必須由液體燃料向固體燃料轉換的四項決定(op.cit.，28頁)，DF31的部署形式為公路卡車移動式，類似蘇聯現役的SS25(PL5)，DF31、DF41的彈頭部分完全相同，完全使用新一代的固體燃料等等。中國的國際政治學者以個人立場認為DF31、DF41目前還在研製之中，數年前就向中國的主要核對手美國披露上述內容，於國家利益不利，算是嚴重泄密。

但是首先華棣在上述論文中透露的中國導彈發展方向基本上是所有核武大國發展洲際彈道導彈的必經之路。為提高在敵人核攻擊麵前己方核導彈導彈的生存生存能力，美蘇新一代的洲際彈道導彈無一不是公路或者鐵路機動部署發射方式。例如俄羅斯的SS25、改良型“白楊”、SS24、美國的MX，Midgetman等等。為提高發射效率，縮短準備時間，美國的第三代彈道導彈大都采用固體燃料。因此華棣論文透露的隻是一般的常識問題。

美蘇、英法對於正在試驗當中的某些核打擊係統，視狀況而定，仍然公布例如係統名稱、射程、計劃部署時間等等最基本的信息。例如俄羅斯一直計劃部署的“白楊”洲際彈道導彈，自1996年以來雖然迄今仍處於試驗發射階段，但是軍事傳煤對其基本動態早已不陌生。
 
華棣論文自發表以來，中國的導彈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提高。接近美國國防部權威消息來源的華盛頓時報記者比爾.更茨(BillGertz)便向作者表示中國在7月進行了DF31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動機地麵點火試驗。表明華棣論文中提到的這一型號導彈已經進入服役階段。日本軍事評論家平鬆茂雄教授也引述防衛廳消息認為早在1995年，中國便進行了新彈頭再突入大氣層的強度試驗。可見中國的核力量已經處於更新換代的過程，實力已經不是一把“小刀”，在自信增強的前提之下，適當增強核力量的透明度，對於消除“中國威脅論”，反而有所幫助，就此而言，華棣的上述論文起到了幫助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核戰力真實情況的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