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作者：徐慶來
四十三年前，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叫劉平平。二十二年前，她認識我的時候，她叫王晴。
前一個名字，寫在她小學、中學的學生證和一九七○年代以前她家的戶口本上，以及若幹種記述文化大革命曆史的書籍裏。後一個名字，印在她後來的工作證、身份證和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八寶山她的遺體告別廳門外的橫幅上，以及把那顆天體命名為“中國王晴博士星”的那個國際天文學組織的檔案裏。
劉平平與劉少奇
劉平平/王晴：兩個時代
劉平平/王晴，同一個人的兩個名字，意味著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兩個不同的時代。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間，我第一次從同學口中聽到“劉平平”這個名字。大家提起她，既因她是時任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也因她所在的北京師大一附中，跟我們北京外語學院附中正對門兒，還因她是師大一附中紅衛兵負責人之一。那會兒，她十七歲，上高一，我十五歲，上初二。
我第一次見到劉平平，記得是“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那天。淩晨三四點鍾，天安門城樓下東觀禮台北側。有同學指著不遠處正在張羅事兒的那個女紅衛兵，說，她就是劉平平。當時照明燈沒全開，天黑乎乎的，所以我沒看清。然而，彼時彼刻的情境，此時此刻仍曆曆在目。
過了幾天，我們宣武區幾所中學的紅衛兵，要追隨西城、東城，組織“宣糾”（宣武區紅衛兵糾察隊）——順便提一句，當時無論西糾、東糾或宣糾，成立目的並非“破四舊”本身；而所謂“糾察”的對象，恰恰是當時運動中的過激行為。為此，師大一附中、育才等校代表來我們學校開會商量，劉平平也來了。我不是我們紅衛兵的重要人物，會上輪不到我發言，所以不會引起她注意。後來我問過她，她說，噢，有點兒印象。我知道，這是客氣話。
就這樣，我認識了劉平平，但劉平平不認識我。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及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調門驟然升級。大約從那以後，劉平平一家人的命運，迅速落入深淵。她曾經身陷囹圄，在軍馬場勞動改造。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垮台。大約半年後，她從山東某工廠調入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搞科技情報資料及翻譯工作。這會兒，她已更名“王勍”，不久，又改成“王晴”。
後人未必理解，當年食品研究所收留王晴，是很需要有點兒勇氣的。因為，雖說即使在株連政策橫行的文革時期，也還在講所謂“可教育子女政策”；雖說此前王晴跟陳翰笙老先生學英語，好像已經有了一定水平。但畢竟，那時候給她父親“平反”還遙遙無期，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帽子還很嚇人。
後來，她給我講過她改名的故事——王，不用說，是她母親王光美娘家的姓。原來的“平平”，本為紀念解放軍進北平，但她出生不到半年，北平定名“北京”。所以前市長彭真曾開玩笑說，她該改名“京京”。文革後期她決定改名之初，先寫出來的就是兩個“京”字拚成的字。不料字典裏沒這字，隻有“勍”，遂作王勍。過了若幹時日，發現沒幾個人能正確念出“勍”字的音，所以最後取了同音的“晴”字。這故事裏沒提到，她當時改名王勍，是不是也有紀念文革爆發前即被“打倒”的彭真的意思。但我猜，二者是有聯係的。
無論如何，劉平平/王勍/王晴的命運，以及從中折射出來的中國人民及其國家的命運，正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後，開始了又一次偉大的轉折。
食品研究所：三位一體的改革
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一年，王晴就職的單位，一直是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先在情報資料室做了三四年翻譯，繼而被公派留學，去了美國。一九九一年之前的五年多，當研究所所長。
王晴在美國的學習效率，令人驚異——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七年的七年間，共獲得四個學位：紐約大學亨特學院食品營養科學學士、碩士，哥倫比亞大學食品營養教育碩士、博士——說是七年，其實隻有五年多：她的博士論文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通過的，而上年五月她已返國，到食品研究所報到了；先任實習研究員、課題組長，十一月任研究所副所長，主持工作。一九八七年四月，她兒子在北京出生。也就是說，那一年多裏，研究所工作、哺育兒子、博士論文，她三頭兼顧，碩果累累。為此，她幾次往返於北京、紐約兩地之間。
就在王晴如此忙碌的一九八七年的八月末，我調進了食品研究所。此前，我曾任北京樂器研究所副所長。此後，在食品研究所先當了幾個月“黨辦調研員”，隨即被任命為所長助理。對我的任職，王晴特地向我解釋：樂器所是副處級單位，副所長是正科級；食品所是正處級單位，所長助理也是正科級，並沒虧待我。其實她知道，我離開樂器所之前，已被免去副所長職務。她這麽說，自然也是客氣話。
顧名思義，無論“調研員”或“助理”，都是可虛可實的差使。值得慶幸的是，時值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科技體製改革熱潮洶湧澎湃之際；而食品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於王晴擔任所長，至少在北京市範圍內，經常地處於改革的風口浪尖。現在回想，當時研究所黨委給我這兩項任命，正以此為背景。或許，這也跟王晴聽信了我們一位共同的朋友對我閱曆、水平的過分吹噓，不無關係。
北京市食品研究所，隸屬於北京市第二商業局，同時受當時的商業部（後經多次改組並入今日商務部）委托，承擔若幹全行業科技服務工作。因此，我們研究所的改革堪稱“三位一體”，至少涉及全國和北京市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係的管理體製：科學技術管理體製、商業流通管理體製、食品行業管理體製。
不是過來人，大概很難明白，作為原有計劃經濟體製的不同層次的組成部分，上述以及其他種種管理體製，曾經是怎樣地盤根錯節、不可理喻——其中若幹，至今仍可見其遺跡。而它們，正是當年王晴們所不得不麵對的改革的對象。
投身這樣的改革，沒有一種“知不可而為”的精神是不行的。我以為，王晴是具備這種精神的。
她給自己起了個名字“王晴”
王晴的精神：知不可而為
我是一九九一年三月離開食品研究所的。時隔近二十年，如今已記不起多少當年舊事了。不過，也有下麵幾個例外——
其一：大概是一九八八年，我參加一次北京市科委組織的報告會，好像是萬潤南還是誰，介紹四通公司創業及改革經驗。回到研究所，我對王晴提起。她說，四通他們從體製內殺出去，這種改革看起來難，其實容易。我們在體製內搞改革，看起來容易，其實更難，也更值得投入。即使失敗，也有意義。這番話，給我不小震動和激勵。
其二：一九九○年底前後，有傳言王晴將任二商局副局長。其時，正好有朋友邀我加盟一民間機構。我問王晴是否會很快離開研究所：若是，我願留下和現有班子一道“處理後事”；若否，我就打算去幫朋友忙了。她答：一年內，她不離開。於是我請辭。但我離開後半年，她就被提到商業部當司長了。事後回想，我覺得她當時跟我說的是真誠的，就是說，她是真不願意離開研究所。至於後來什麽原因讓她去了商業部，我不得而知；隻聽說她當司長後，還曾兼任食品研究所所長大約一年。
其三：我離開研究所前不久，有一次和王晴閑聊。我說，所裏不少人，把她工作中的雷厲風行、敢作敢為，跟所謂“特權思想”或曰“高幹子弟優越感”聯係起來，問她怎麽看。她冷冷一笑，說：想當年在軍馬場，我在前邊走，常有小孩子甚至半大不小的人跟在後邊，吐吐沫、仍石子兒、罵“狗崽子”、喊“打倒劉少奇”……“我有什麽優越感？”
王晴是十二月三日去世的。二十七日，我參加了“王晴同誌遺體告別儀式”。二十八日，參加了食品研究所和原商業部有關單位舉辦的“王晴同誌追思會”。二十九日，參加了她一些親友召開的“劉平平追思會”。兩個追思會上，我都發了言，主題都是“王晴的精神”。
那麽，什麽是王晴的精神？如果隻用一句話，我願意用“知不可而為”來概括。這是受了九十年前梁啟超一篇文章《“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的啟示。我把梁文貼在本文後邊，相信能打動不少人。我想補充的是，若要進一步體會所謂“知不可而為”主義，不妨作幾個比較：“不知不可而為”或“知可而不為”，略等於俗話說的“二百五”；“知不可而不為”，難免逃避責任之嫌；“知可而為”，難免投機取巧之嫌。
換言之，所謂“知不可而為”，則既要是個明白人，又要是個實幹者。所謂“明白”，既是指不計較一時一地之成敗得失，也指能包容周圍人事之世俗庸常；所謂“實幹”，既須腳踏實地，更不可失去遠大理想和使命感。
我不知道，王晴是否讀過梁先生那篇文章。但我確信，我所讚佩的王晴的精神，實質跟梁先生提倡的主義相通。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日，這種精神，似乎比以往更值得提倡。我希望，上麵講的王晴那三件小事，可以從不同側麵，作為對於王晴的精神的腳注。
謹以此文，悼念王晴/劉平平。
王晴的精神不朽！
徐慶來 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王晴遺像
離開食品所二十多年了，還記得你的樣子，當然也記得王晴所長的樣子，我的出國手續上需要領導簽字的地方，都是王晴的名字。
沒有想到她這樣年輕就逝世了，非常懷念她。
你的文章讓我想起了當年的食品所，也懷念那些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