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天安門廣場修建過程（組圖）

這是解放前的天安門廣場鳥瞰

　　毛主席確定天安門廣場尺寸

　　對天安門前的廣場進行整體規劃設計的工作，很早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首都規劃委員會的蘇聯專家阿謝夫等協助下，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的建築師張搏、周誌良等人於1957年先後擬出10餘個規劃方案和模型，但始終未能定案。我分析，規劃方案始終定不下來，關鍵在於廣場建築內容的不確定，所以當時誰做也是這個結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期間，議定為慶賀共和國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興建一些時代紀念碑式的建築。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原國家建委城建總局局長萬裏，在長安大戲院作了“國慶工程”設計征稿的動員報告。被列入“國慶工程”的曆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萬人大會堂(後由毛澤東親自定名為人民大會堂)和國家大劇院等建築，均在天安門廣場上。所以，廣場整體規劃設計與建築方案的設計同時進行。至此，廣場規劃設計才具有了實效性。

　　我恰在這時調入北京市規劃管理局，直接參與了天安門廣場的整體規劃設計工作。整個“國慶工程”及廣場規劃工作是在周恩來總理、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等中央領導直接關注下，在北京市委劉仁、萬裏，首都規劃委員會及市規劃管理局、設計院的佟錚、馮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體領導者層層負責下進行的。廣場規劃設計以及“國慶工程”應征方案匯集後，向上匯報，向下傳達領導指示，都由市規劃管理局技術室主任趙冬日、總圖室副主任沈其負責。

　　規劃設計的具體內容主要是根據中央、市、局等領導的要求，劃定廣場紅線；廣場紅線內的道路、綠化、市政設施以及路麵、燈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設計由我負責。直接向我布置規劃設計任務的是沈其。她交待：天安門廣場紅線寬度為500米(即長安左門至長安右門的距離)，廣場的深度為800餘米(比例約為5比8，與“黃金比率”幾近相合)，人民大會堂北牆與對麵中山公園南牆間紅線為180米。後來我得知有些尺寸是經毛主席確定的，所以，廣場規劃幾經變異，但紅線始終沒動，紅線內的總麵積為40餘公頃。

　　一天，佟錚帶來一位指揮過節日遊行檢閱的解放軍軍官辛毅。辛毅對天安門廣場規劃提了三點要求：一、天安門廣場及東西長安街要求無軌無線；二、要考慮路麵經得起60噸坦克的行駛；三、道路及廣場要求“一塊板”，以便於遊行集會。

　　按上述要求，西單、六部口之間的古建築雙塔，經過天安門的有軌電車軌道要拆掉，今後也不設無軌電車。長安街不設架空線路，原來架空的線路改走地下，因此，規劃建設了北京第一條地下管線走廊。許多年以後，我才得知這些要求的提出還有一層考慮，就是為了戰備需要，緊急時刻能在長安街上起降飛機。

　　“中國兄弟真是大力士”

　　我考慮，如果嚴格遵照上級提出的廣場道路“一塊板”的要求，而且周邊的建築高度又不宜超過中軸線上的建築，廣場就會顯得過於空曠和呆板，同時廣場硬地麵的“熱島效應”(日照的熱反射)會很嚴重。因此，我在做規劃設計方案時，盡可能地設法把平板部分縮小。以對著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南門的兩條南北向道路為界，路的內側為平板廣場，路外側為人行道和綠地，這樣使平板寬度在300餘米，加上路麵及紀念碑兩側，再加上擴建後寬180米的長安街遊行路線南側，中心廣場麵積約14公頃。

　　在兩側建築物周圍，我設計了寬70-80米的綠化帶，使廣場空間顯得過於空曠單調的狀況有所緩解，並可使幾處綠化相銜，聯結一體貫通市中心。

　　我構想的天安門廣場，與蘇歐式廣場(如莫斯科紅場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後的天安門廣場規劃設計，不僅沒有蘇聯人參與其間，而且連相關的影響也不存在。而且蘇聯來華的建築專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蘇聯一個建築師參觀團到中國訪問，最早援華的原中央建工部蘇聯顧問穆欣也隨團而來。那時，天安門廣場及人民大會堂的施工正在緊張進行中，穆欣詢問起有關的規劃設計情況，便由我給蘇聯建築師們介紹天安門廣場及人民大會堂的規劃設計情況。

　　當我介紹說天安門廣場規劃麵積為44公頃，相當於5公頃的莫斯科紅場8倍時，穆欣站了起來，對參觀團的蘇聯建築師們說：“啊喲！天安門廣場比紅場大8倍！我們的中國兄弟真是個大力士……”於是，在座者一同熱烈鼓掌。

　　國家大劇院遷出天安門廣場

　　畢竟，人民大會堂等建築要屹立在天安門廣場大範圍內，所以，天安門廣場的整體規劃設計方案就不能不考慮廣場兩側建築的布局，以及對廣場觀賞效果的影響。

　　最初總圖設定廣場兩側的建築為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國家大劇院和曆史博物館四座，兩兩相對分立於人民英雄紀念碑東西兩側。四座建築的性質、內容都不相同，各自獨立，占地麵積大小一樣，每個地段為150米×220米，等於3.3公頃。

　　四座建築用地範圍按比例畫在廣場平麵圖上，東西長、南北狹，向著長安街的是闊麵，麵向廣場的是狹麵。這樣的分布使得廣場的南部留有較大的空地，而集人民大會堂和五千人宴會廳為一體的人民大會堂擠在一個地段中，給人感覺十分局促，而總體布局卻很鬆散，南部有較多空間無內容。

　　有鑒於此，我提出了一份6個地段的規劃方案：天安門廣場西側為人民大會堂、五千人宴會廳、人大常委辦公樓；東側為國家劇院、曆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等於將原來的人民大會堂分為兩座建築，再增加一個人大常委辦公樓，兩側各三棟建築。

　　一天，北京市副市長萬裏、市政府秘書長賈星五到北京市規劃管理局，聽取有關天安門廣場規劃設計的匯報。我提出了紀念碑兩側各建3棟建築的設想，並主張建築間用傳統的“千步廊”或“閣樓複道”相連，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營造出更為壯觀的氣勢。剛講到這裏，賈星五就插了一句：“國家大劇院不能對著大會堂，要拿出廣場……”

　　在萬裏、賈星五聽取匯報後不久，佟錚就通知我：國家大劇院遷出天安門廣場，移至人民大會堂的西側，廣場東側的規劃內容確定將曆史博物館與革命博物館“合二為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和人大常委辦公樓“三合為一”。他還告訴我，做這樣的新安排，主要是為了“突出政治”。

　　“古今中外皆為我用”

　　眼看著時間已經過去近一個月，十多個參與“國慶工程”設計的單位提供的應征方案已經過了七輪評選，卻依然因為沒有理想的設計而難以定案。而廣場整體規劃最終完成，必須有賴於人民大會堂和革命博物館、曆史博物館設計方案的定稿。如果人民大會堂方案定不下來的局麵再拖下去，建國10年慶典工程就難以如期竣工。於是，周恩來在國慶前夕作出指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專家之外，發動青年同誌參加“國慶工程”各大項目的方案設計。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在周恩來指示後親赴清華大學，動員建築係的青年教師參加方案設計工作。與此同時，北京市規劃局局長馮佩之也在局裏作動員，號召所有建築師都參加人民大會堂的方案設計。我就是在這個動員會後，開始進行人民大會堂方案設計的。

　　當時，並沒有聽到哪位黨或國家領導人對人民大會堂的方案提出過關涉建築具體形式的傾向性意見，但領導們的一些原則指示和零散的議論，對我們的設計形式的抉擇，確實很有啟迪意義。例如，周恩來總理在談到人民大會堂的建築風格的問題時，曾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華，皆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築的傳統形式束縛。這些指示，啟發了我突破傳統木結構形範的約束，並從乾隆時期引入的歐洲“西洋樓”的事例著手，不拘一格地借鑒適合人民大會堂性質的表現形式。

　　我的“五段式”的構思，著意以總的體量組合來表達雄渾的氣勢。從廣場的整體空間著眼，“五段式”設計使人民大會堂的縱向長度達到了336米。而在五段中，大會堂這個中段的體量、高度又與南北兩段末端的體量形成主從關係相互呼應的和諧對比,雖然借鑒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築的韻律，但其整體構思卻有地道的中國傳統建築思想文化內涵寄寓其中。

　　確保人民大會堂方案不被壓縮麵積

　　在我參與方案設計前的許多方案，都嚴格地受到預定的建築麵積不得超出50000平方米（後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製，所有方案擬製人員都感到在如此狹蹙的範圍裏做文章，確實與國家最高規格的大會堂不相適應，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製的呼籲一直未被正式允準。因此可以說，在前7輪的方案設計和遴選中，設計者們是在戴著鐐銬跳舞。

　　而我在做“五段式”方案時，將南北長度從嚴格控製的270米之內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寬度也相應地擴展到210米。之所以能這樣放開手腳，是因為在動員我們參與設計時，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另外，當時我滿腦子都是如何綜合周總理等中央及市委領導人的意見、要求和指示，如何結合天安門廣場的規劃環境和人民大會堂的建築性質，如何統籌考慮不拘一格地采用適合的藝術手段……對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選根本無暇顧及，麵積是否超標就更顧不上細算。直到方案中選後，交給設計院計算麵積，才發現竟達17萬餘平方米，是原規劃占地麵積的2.5倍。

　　本來，由於麵積限製，幾乎所有參與方案設計的建築師，都是將大宴會廳安排在一層的。但外交部禮賓司的人認為：這樣設計的宴會廳，貴賓入席沒有回旋餘地，沒有休息場所，必須馬上登堂入室，對號入座，類似大灶食堂，沒有國宴氣氛，有損國家尊嚴。因此，周恩來指示增加迎賓廳，周圍設衣帽間，中間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樓宴會廳，於是，宴會廳由一層升至二層。

　　我的設計方案裏，中央大廳被堂堂正正地擺在東西、南北兩條軸線的交叉點上，位居正中且導向性非常明確，這還是為了充分體現人民大會堂的性格特征和周總理的指示，但也導致了麵積的膨脹。

　　由於原有的麵積限製被大大突破，佟錚在得知數據後，隨即找我，問：“麵積超得太多，能否壓縮？”

　　我考慮了一下說：“可以壓縮一些，但壓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總理宴會廳前要有‘緩衝’的要求，增加了迎賓廳。因為宴會廳增加了許多麵積，人大常委辦公樓部分的體量和麵積必須相應擴展，以求兩者間的對稱和均衡。如果要強壓麵積，那麽總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慮。”

　　佟錚聽了以後，沒有說什麽，轉身走了。他邊走邊自言自語：“能壓就壞了……”我後來猜測，佟錚當時的意思是要能隨便壓縮的話，方案就不完整了。所以，最終寧可將國家劇院、科技館等項目暫停，以確保人民大會堂方案不被壓縮麵積。

　　中央領導尊重設計師的意見

　　在設計過程中，放棄原有的框架、設想，根據實際需要和條件進行合理更改的情形，有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民大會堂的平麵設計。

　　周恩來總理曾對人民大會堂的形狀提出過個人傾向性的意見，說要做成類似馬蹄的“卵形”。所以在大多數應選方案的平麵圖中，人民大會堂都被設計成接近馬蹄或雞蛋的橢圓形。其中趙冬日、沈其的方案雖然有兩種，人民大會堂被安排在不同的方位，但都是典型的“卵形”。

　　但在對“卵形”禮堂作具體分析時，我發現一個容納萬人的禮堂，如若采用橢圓形或圓形的話，最遠的視距將拉長到八九十米，最後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作近百米的眺望。

　　為了容納萬人，禮堂必須做多層挑台，但卵形禮堂的挑台做不深，做深了會遮擋後排座位的人看到整個“台口”，不僅容量小、視距遠、視聽效果不好，而且勢必增多層數，也不符合人民大會堂的性質，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為了將最遠視距縮短，使禮堂有較佳的視聽效果，經過反複畫圖和比較，我覺得隻有把禮堂做成扇形最合適，最遠視距可控製在60米之內，而且隻需做兩層深挑台。最後，扇形人民大會堂方案被肯定了下來，這也說明中央領導對建築師們的意見是十分尊重的。

　　由我做的全套人民大會堂初步設計交到北京建築設計院以後，當時的市建院黨委書記李正冠曾打電話給趙冬日，提出要我拿初步設計圖去設計院繼續搞施工圖設計。但趙冬日以“劉仁同誌還有重要工作要他做”為由，沒讓我參與施工圖的設計。後來，人民大會堂的施工圖設計被指定由張浩、阮誌大、姚麗生等主持，我則回到市規劃管理局分區室。就這樣，我沒能成為施工圖的設計成員。如今回溯起來，不免有幾分遺憾。

　　那是一個“大躍進”的時代，氣勢恢弘的人民大會堂隻用了10個月的時間，就屹立於天安門廣場西側。建築所依照的方案，出自我的手筆，我因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興奮。多數國人大概不會想到，這個被選中方案的設計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後才開始建築設計實踐尚未“而立”的年輕人。

　　那是一個不彰顯個人，崇尚“大公無私”、“各盡所能”、不分彼此、精誠合作的集體主義精神的時代。人民大會堂的設計，被冠以“集體創作”之名。當國家對整個工程的規劃、設計、施工頒予榮譽時，所設的都是“先進集體獎”。

　　我經曆了“國慶工程”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規劃設計的全部過程，親身感受到了為了這一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政治建築，從中央到北京市的各級領導，多少專業技術人員為之廢寢忘食殫精竭慮。因此，對方案設計不署自己的名，內心一直很平靜淡泊。因為通過這個重大項目的實踐，我在認識上和能力上都獲益匪淺，而且對爾後經曆的各方麵工作產生的良性影響十分深遠，這是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