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舊上海妓院的規章與妓女的“行為規範”

　　20世紀早年，高等妓院在上流人士的書文中所得到的關照遠非其他各類淫業形式能比。史料將高等妓院置入多重語境之中：它是維係許多商業利益的生意場，是產生城市男子氣概的場所，也是妓女不斷周旋於老鴇、傭仆、嫖客之間，爭取自己的地位的社會空間。

　　高等妓院是高度公開的、有複雜的組織係統的生意場， 其營生要靠多方提供貨源及服務。顧客往往在有其他男士出席的公開場合召妓前來酬酢宴樂，地點可以在妓院裏，也可以是妓院外的地方。依紅偎翠的男人相互之間結交並加強了生意上的、政治上的聯係。這類關係又使娼寮成為權貴名士展示風采學識的場所，這裏所要表現的男子氣概，主要是社交層麵上而非性色意義上的品質。造就這副男子氣是危機四伏的冒險事業，於是介紹高等妓院的書文便為新手們指點迷津，告訴他們怎樣贏得其他男士的尊敬又不受妓女的奚落。指南書提供了有關妓院生意規矩的詳盡知識，一個客人要顯示自己很有教養、深諳此道，就必須了解這些知識。指南書還描述了同高等妓女交往中的審美情趣和常規禮節。一個男士為了在光顧歡場的其他男人以及妓院的女人麵前擺出溫文爾雅、知識淵博、腰纏萬貫的架勢，那麽不論他是否想同某妓女發生肉體上的親密關係，都必須對她及其所在妓院履行一套複雜精細的社交和出賬的規矩。不僅是客人同妓女打交道，而且他同她的鴇母以及妓院上上下下的雜役傭人交往，也都被刻畫為一種交易的關係，這就需要客人對妓院的內情多有了解才是。

　　指南書是一種手冊，70對妓女和嫖客雙方必須履行的禮儀作了細致的規定。①書中主要介紹鋪張的、有相當規模的、十分公開化的妓院，尤著重於其組織形式方麵。當時上海的妓院很可能並不像留下來的史料中所描述的那樣，或許中檔的、不那麽正式的妓院更為普遍。高等妓院的冶遊指南所開列的，是妓院應有的規矩，或者是懷舊的作者遙想往事時所回憶起來的、妓院曾經有過的規矩；這些指南極少提到在妓院交往中通常發生的變通、謀劃或偏離規則等情況。其實它們所說的，隻是男人們感到自己應該了解的、處於通商口岸迅速變化的特定環境中的上層社會的習俗，同時它們也透露出這些男士願意以什麽方式整理和回憶這類上流社會的社交活動。世道變了，常常是變得讓人扼腕歎息，而指南書的作者和讀者企圖做的，就是將旨在確立等級流品、確保賦予愉悅感的一整套禮儀規矩固定下來。

　　愉悅妓院規製指南書不但傳達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還因對細節問題不厭其詳，而能讓我們從中找到對作者不怎麽關心的另一些問題的解答，例如老鴇和妓女之間怎樣分配權力，又如高等妓女生涯有什麽出路、受到哪些限製等等。這樣讀指南書經常會使我們看到令人驚詫的權力關係布局，從而挫敗任何企圖用線性方式描述下屬群體等級係統的努力。嫖客無論從社會性別還是階級地位來說都處於優勢，但他們卻時常受到妓女的捉弄、奚落。老鴇必須很有技巧地周旋於各方勢力中，才能爭取到大範圍的經營，而且在通常情況下，她們幾乎完全控製了年紀小的妓女，然而，仍然可能有個別妓女會挫敗她，掙脫她的控製。妓院裏的女傭仆乍一看可能是地位最低的人，但她們有時也會是妓院中有控股權益的人，那些名義上是雇傭者的人反倒要聽命於她們。究竟是誰在為妓院立規矩？以上提到的安排盡管沒有完全推翻我們憑常識所形成的看法，但卻使問題變得複雜了。


　　業主和經營者

　　到了民國後期，特別是1949年後，妓院老鴇已有固定的形象：殘忍，剝削成性，是性勞動領域裏的資本家。然而，在曆史資料中出現的老鴇卻不能歸結為如此單一的形象。②警察的注冊簿即使存留下來，頂多隻能告訴我們幾個妓院老板的名字。③指南書和俗語切口詞典不講老鴇個人的故事，而喜歡列出類別，給出專門的名稱和所司之職。與此適成對照的是黑幕小說和通俗小報，它們常寫老鴇如何貪婪、有手段、會賣弄風情等，細節十分有趣，有時也令人厭惡。從如此混雜的材料中拚湊出連貫的“老鴇肖像”隻會模糊不同類型之間的差異及各自的曆史衍化過程。還有一點也很重要：71這樣的拚合也會遮掩20世紀晚期的曆史學者感興趣的問題，即文字體裁對創造“事實”的影響，用更具煽動性的話來說，就是作為文類之效應的事實。

　　在回憶錄、指南書和報紙的報道中，指稱老鴇的用語從直截了當的貶稱到帶嘲諷意味的尊稱，什麽都有。最常見的一組名稱用的是一種捕獵鳥的名字“鴇”：如“老鴇”、“鴇母”、“鴇婦”等。最近有評論者解釋說，“鴇”是一種放肆的、無法無天的禽類，用這個詞就是要讓人看到妓院女老板的“貪婪和無情”④。但是如此刻畫可能隻是後來人的回溯性聯想，中國的史料中並沒有作如此明確的聯係。還有一些經常用來指稱妓院女業主的說法聽上去比較客氣一點。“鋪房間者”作為一種類別指任何一個新立豔幟的妓女或老鴇。⑤在其他情形中指家庭或氏族成員的“本家”這個詞則比較中性。⑥“主政”一詞看來很像舞文弄墨的恩客給起的名字，稱開妓院的為“主政”可以解釋為對業主的美化，或是一種挖苦：在與官僚機構完全無涉的領域中借用這樣一個官場的稱呼，既取笑了老鴇，也嘲弄了政府。⑦管理妓院確實需要一定的行政才幹和政治技巧。老鴇要挑選風水好的營業地點，租房子、家具，搞室內裝修，雇用(有時也買下)妓女、娘姨和傭仆，(在實施有照經營的地方和時期)要取得執照，掛招牌，滿足對生意的各種要求。⑧到了20世紀10年代末和20年代，老鴇還必須有結交權勢的本事，以應付地痞流氓的敲詐勒索。《晶報》解釋說，地痞流氓查到哪家妓院有贏利，便會上那裏滋事。幾天後，他們會派自己的人假裝嫖客，來到該妓院，大把花錢，還聲稱喜歡上了某妓女。這時那幫滋事的流氓又打上門來，那假扮嫖客的同夥便像個英雄似的將他們趕走了，這一來老鴇對他感激不盡，說不定還委身於他。他呢，為了報答妓院在性和金錢方麵所作的補償，也就同意做妓院的長期庇護人。⑨另一種情況是老鴇找出在場麵上吃得開的“白相人”或“靠山”，有了這樣的關係，地痞就不敢隨意來犯，即便有了麻煩，也好幫忙過難關。這種靠山俗稱“娼門撐頭”。不管妓院有沒有撐頭，老練的鴇母也必須同各方拉關係，如菜館、她的姑娘演唱的戲院、72替她拉客源的旅社以及其他各種生意場所。開辦、管理和保護妓院，尤其是生意紅火的妓院，既費金錢也需要社會經驗。於是，如一部指南書所說，鴇母一般都是“飽嚐風塵滋味的半老徐娘”，也就是說，一般都是先前的妓女或妓院的仆傭。(現在的讀者應了解所謂“半老徐娘”通常是指三十來歲的女人。)成功的鴇母是這樣的生意人，其掌管的行當之經營收入“足以向官府交納巨額花捐，付得起比其他產業更高的地租，並仍有盈餘可在行內分配”。

　　為了讓有可能成為嫖客的人通曉內情， 指南書很詳細地勾勒出妓院的組織形式。20世紀早年的高等妓院一般有兩類，一稱“大場戶”，另一類稱“住家”。相比之下，大場戶大一些，也比較複雜，但即便如此，它們一般頂多隻有四個妓女。開大場戶的老鴇(有時是在妓院做女傭的幾個合夥投資人，見本章稍後部分)會向男性房產主承租整座房子、房子的一廂或樓房中的一部分。如老鴇給他送去一桌四樣小菜，那麽租約就算敲定了。他若收下了，就不能再轉租他人，否則要退還定金，如果“老鴇厲害”，還得搭上一大筆罰金。租房後，老鴇就當起了二房東，把房間出租給妓女，妓女吃飯、使喚傭人、使用房裏的家具都要向老鴇交錢。電是老鴇管的，但規定妓女隻能點多少燈頭，有時超過規定數字，就向妓女多收費。老鴇提供家具(按一部指南書的說法，老鴇給的家具總是那麽難看，所以妓女往往也自購一點家具)，還雇傭一個廚子，妓院要擺花酒，飯菜都是在公用的廚房裏做的。1922年時，妓女據說每個月要為這些服務交納60到70元。在妓院擺花酒的收益有一部分交還給賬房間，每隔一段時間再作為份子錢分給妓女、傭人和老鴇。

　　“住家”是小規模的妓院。有些是名妓獨立開設的，有一班常客，都是達官富豪。名妓親自動手，將住家妓院布置得富麗堂皇，還帶來她的貼身娘姨、仆人一幹人給妓院做事。還有的住家妓院由老鴇管理，老鴇將房間包租給妓女，但(在20世紀10年代末之前)除了電話以外，不提供其他服務。雖說住家妓院比大場戶的組織形式簡單，但據說客人還是情願來住家妓院，那樣一來不必為如此繁多的宴席或各種名堂的開銷掏腰包，二來從館子裏叫來的飯菜也好吃些。

　　高等妓院是公開的經營機構，不必偷偷摸摸，也不是什麽恥辱。每當有新的妓院開張，或有高等妓女轉到別的妓家或是更換花名(見本章下麵的討論)，73都會在小報上登出消息。1919年時，《晶報》連續登載高等妓女的姓名和電話號碼。報紙對此解釋說，盡管上海的華陽德律風公司列了妓女的電話號碼，但那是列在妓院名下的，為了查到某妓女在哪家妓院地址下，就必須去查很複雜又殘缺不全的索引。到1929年時，已有有心人專門編了一小本妓院電話號碼簿，在妓院和香煙店裏出售。妓院也在報上做廣告，給自己及管下的妓女起了很雅致的名字。

　　高等妓女：聘用、典押、賣絕

　　史料中的高等妓女不以受害者麵目出現，而是十分能幹的女人。老鴇要想生意做得紅火，最重要的決定莫過於聘請妓女了。一個已經有了名氣的妓女將她的一幫熟客帶過來，搞得好，還可以穩穩地靠她招徠更多的客人。一部1939年的指南書說，“先生既為妓院裏的主要人物，則其色藝，自非有相當的程度，不足以號召狎客，尤須溫柔和媚，應酬周到，才能使狎客拜倒於旗袍之下。”妓院為載譽的妓女爭來奪去，把她們當作“錢樹子”。想將這樣的紅人搞來，不但財務上要安排周詳，還要擺場麵表示歡迎和尊重。老鴇聘用妓女的做法，同包辦婚姻差不多：她找一個中人去同妓女的中人談條件，兩邊的介紹人都要付費。

　　按指南書的說法，妓女來到妓院時很講究排場，妓院要舉辦儀式表示對她本人及其招財進寶能力的尊敬，她本人對於妓院的價值也在此時展露無遺。梳妝打扮好了的妓女在自己的私宅“端嚴以待”，等妓院派車來接她。到了新妓院，手執點燃的捧香下了車，迎她的是一連串的爆竹和喜慶的場麵，進門時先要跨過表示興旺發達的火把。不等她進屋誰也不許說話，屋裏點著蠟燭，她進來後放下香把，從傭人手中接過香茗。這套禮節不得有任何差池，否則視作不吉祥，因為“接先生好比接財神”，有先生在，整個妓院就會生意興隆。當紅的妓女接著就會展示自己對於妓院的價值；她事前已同自己的常客們打好招呼，74這時便邀約他們前來設宴，對她表示祝賀。從妓院派車馬去接妓女並放鞭炮迎接這點來看，妓女進妓院的規矩頗似新嫁娘進婆家；不過，接下來的事情就很不一樣了，並沒有婚禮上那種新娘對夫家家族表示敬意的禮儀。這裏要強調的是，妓院禮待妓女，將妓女當作寶貴的資源，而不是將她作為家族的一名下屬成員接納進來。

　　妓女的聘期以“節”為度，一節約四個月左右，分別從陰曆的三個節日算起：五月的端午節，八月的中秋節，陰曆新年的春節。這種安排使得為妓院帶來很多生意的妓女能討個更好的價錢，但也使她易遭屈辱，在生意受挫時受到傷害。19世紀後期，高等妓女會用自己的錢參與對妓院的投資，掙來的錢自己能留下將近半數，其餘的則歸老鴇。20世紀初，老鴇和妓女的錢財安排開始發生變化。妓女受聘拿固定的聘金(“包頭鈿”)，一節度兩三百元，一半預付，營業收入一概歸老鴇所有。聘金的另一半則每隔一段時間發放一次，同時老鴇將這一節度內的膳宿費用等流水賬一應記下。到節度完了時，妓女可有幾類情況。做得出名的，別的妓院會派中人來說合，而妓女本人可能早就別有所適。可要是妓女還欠著老鴇的飯錢房錢，那麽節度到期時她就得將房間騰出來，讓給新聘的妓女，迎接新來者照例又是熱鬧非凡。被拋棄的妓女不償還欠債是不準離開妓院的；在這種情形下留在妓院叫做“落賬房”，那是極丟臉麵的事情。跳槽到別的妓院或做了小老婆的妓女被稱作“調頭”，因生病或掙不到錢被老鴇趕出妓院的妓女則叫“提轎”(與“踢腳”近音)。有一則笑話嘲笑不懂事的嫖客，說他一臉天真地問妓女打算何時“上轎”，不想卻等於罵了人家。

　　指南書和小報津津樂道於老鴇如何聘請載譽的名妓， 在這兩種文字體裁中較少見到有關典押或販賣婦女、少女的隱晦安排。抵押典當是下等妓院(見第七章)裏一種普通的安排，講到上等妓女時較少提及。典押稱作“包身體”或做“包賬”，即將窮人家的女人包給妓院數年；75另一種情況是上等妓女的生母或養母同老鴇訂立契約，基本內容是將女兒包給妓院一節度或一年。

　　被賣的女人稱“討人”，歸老鴇或“討主”所有。買主目的明確，就是讓她當先生。不管是拐賣的、被父母賣掉的，還是自己賣自己，她都無限期地屬於老鴇或討主。討主嚴密監視其一舉一動，或讓年紀大點的傭人監督她。指南書和切口匯編很少談到長三妓寮中的虐待之事，不過提起買女人的討主卻會帶著少有的輕蔑口氣形容其如何凶狠。包身的和賣絕的妓女在節度結束時都不會轉到別處，因此同“自由身”的先生相比，她們為自己爭得好一點的境遇的機會也就少而又少。

　　高等妓院內形成的家庭關係同購買的做法密切相連，許多討人就是老鴇從小買來養大的。妓院裏的女童並不都是賣絕的，有的是妓女生的女兒，“從生下來起，妓院就是她們的家。”例如，19世紀80年代的名妓李珊珊就是上海一名妓的女兒；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大官李鴻章，但李從未認這個孫女(見第六章)。至少被一種20世紀的資料引用過的一首詩(1876年)就表示了對這些女孩的同情：

　　鴇母驕人號本家，

　　黃金不惜買嬌娃。

　　可憐十二三齡女，

　　演舞教歌到月斜。

　　學當娼妓的女孩中至少有一些被老鴇稱作“養女”或“小本家”，有的史料說買來的女子“將鴇母當作母親”。一位回憶錄作者評論說，這些女孩最是吃苦，奔來跑去替客人上茶點煙。1939年的一部指南書解釋道，老鴇收買來的女孩做養女可省下聘金，況且得到了易管教、聽使喚的姑娘。當老鴇認為哪個年輕女子養大了，可以接客了，就會收一筆開苞費，也算養育女孩的費用得到了一點補償。養女在妓院不拿工錢，就像鐵匠鋪子的男學徒一樣；兩者都在學會一門手藝，今日的訓練為的是準備好來日掙錢。但是討人和學徒不一樣，她們並非隻是按契約在一段時期內當學徒。她們被認作親屬，這樣即便沒有掩蓋卻也模糊了她們終身受奴役的地位。在這方麵她們與“童養媳”的地位更相似：“童養媳”從小過繼給未來的夫家，於是夫家現在就可以使喚她們幹活，又省了將來討成年媳婦的開銷。

　　成年的妓女同老鴇之間也有這層家庭關係。76許多成年的妓女稱呼老鴇為母親，史料中往往並不說明老鴇究竟是其生母、養母，抑或“姆媽”隻是一種習慣上的客氣稱呼。例如，1924年時《晶報》刊登了一則“騷姆媽”的短文，寫的是上海名妓寶琳的母親，年紀已有38歲，卻仍騷勁十足，像個二十幾歲的女人。騷姆媽有可能是寶琳的生母，但也很可能是個妓女，現在年紀大了，所以聘請了或許是過繼了甚至是買下了寶琳，繼續做她的生意。小報的閑話專欄有時會報道“姆媽”怎樣對當先生的“女兒”管頭管腳。一位“姆媽”對“女兒”歇了生意同另一個妓女去看戲大為不滿，據說母女倆經常吵架。這到底算是媽媽在管教不聽話的女兒，還是老鴇逼雇來的妓女多幹活，還是兩者皆有？總之，家人的稱呼使親屬關係還是雇傭關係變得無法區分，抑或這套用語正指明了兩者的聯係。

　　老鴇對“她的”妓女有多大的權力？情況可以說差別甚巨。雖說史料很少個別敘述老鴇的生涯，但僅從以上的片斷可看出，老鴇既可急切地懇請名妓為之招徠生意，也會為營利目的而買女孩，訓練並差遣使喚她們，像個苛求雇工的監工。家庭關係可能使後一層關係看上去有所緩和。如要用親生親養的標準看，老鴇姆媽與女兒的這種親屬關係可能是“想像出來的”，但她們畢竟共同生活，彼此有責任義務、親情聯係，也有淩辱傷害，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即使在“血親”中也同樣存在。還有一個因素也會使老鴇與妓女的關係有所改善：老鴇買女孩是進行長期投資，如對女孩一味打罵，怎能期望日後得到豐厚回報。盡管如此，自19世紀以來呼籲妓院改革的人士往往強調兒童在老鴇控製之下的悲慘處境。對這幅圖畫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解讀。也許在高等妓院和別的妓院裏，兒童都是最受虐待、最易受到傷害的群體。也許改革者發現利用兒童的境遇比較容易喚起公眾的義憤，而已成年的高等妓女對生意安排有相當的控製權，所以不易用她們來組織發動公眾。也許改革的故事中需要一個壞蛋，而斥責鴇母比斥責嫖客容易些，因為後者中有許多上海的上層人士。鴇母對妓女的生活顯然有著重大的而且並非總是仁慈的影響。不過，將鴇母的權力絕對化，那是對妓院裏的社會關係看得太簡單了，它反映的是很久以前改革派的興趣、利益所在，而不說明當今曆史學者的關注。

　　握權的傭仆：妓院裏的做手

　　高等妓女和傭仆之間同老鴇和妓女之間一樣， 並不存在鮮明的主子和下人的關係。“從屬的”妓女對老鴇也有所控製，隻不過她們的權力有點被遮掩了；同樣，妓院的傭仆雜役對妓女的控製也可達到驚人的程度。從顧客的角度看，妓院的仆役很像政府機關裏的辦事員和勤務員，盡管地位很低，卻把守著通向重要資源的關卡，所以對他們也得恭恭敬敬。

　　有的女傭人年輕、有點姿色，其稱呼五花八門，有“大姐”、“阿姐”、“跟局”、“做手”等等，她們在妓女應召出堂差的時候陪伴前往。有一部指南書解釋說，“先生為花，阿姐為葉”；“阿姐”的工作是扶助先生，在先生出堂差時跟局，“以防中途發生意外”，同時也是監視先生的行動，特別是那些還是女兒身的小先生。阿姐同先生一樣，也有自己的稔客，阿姐雖然地位不及先生，但據說比先生容易上手。有的自立門戶的先生有貼身的阿姐，收入兩人拆賬。黑幕故事常會影射先生和阿姐與同一嫖客有染。雇傭阿姐並不按節度付一定數目的錢，她們的收入名堂繁多。有的看上去就是低檔次的，便按月開支工錢，外加賞錢。還有的和先生一樣，也要侑酒主觴、應酬場麵的，那就按其辦花酒的數目從妓院的盈利中拆份頭。

　　妓院中還有一類年紀大些的女傭，叫“娘姨”。娘姨同先生和狎客沒有什麽親密關係，但在妓院內部卻頗有權勢。本來“娘姨”指的是妓院裏結過婚的傭人，不過娘姨同阿姐的區別倒不在於結沒結婚，而是看其同妓院財力的關聯。猶如先生常被比作官人，娘姨也被比作做官人家雇傭的扈從。1891年的一種史料講到，專橫跋扈的傭人也會叫嫖客受氣，文中用譏刺的口氣評論說，娘姨就像做官人家的家奴，自己花了錢來當奴才扈從，為的是壓榨百姓。年紀輕、品貌好的娘姨也從嫖客那裏接賞錢，有時積攢多了，也就自己當起老鴇來。她們還可以動用自己的關係，幫先生借錢，這種做法叫“掮賬”。

　　然而，娘姨最常見的經濟角色，是直接為一先生或妓院投資。78在這種稱作“帶擋”的安排中(“帶擋”有攜帶和抵擋的意思)，一幫人——通常是妓院的傭人——斥資數百，相幫一個先生。有時妓女本人也入股。凡投了錢的，都可從先生的酬金和賞錢中拆得份頭，而先生則要遵從所有的斥資人的意思。1919年小報上有一則故事，講有一女傭權力很大，妓院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捏在她手裏，夜裏沒有客人的時候，她睡在先生的床上，先生倒隻好睡地板了。倘若帶擋娘姨借了錢給老鴇，老鴇就會給她派發些輕省的管家活計，不敢有所得罪。許多住家妓院是沒有老鴇的，那麽有可能多數情況下都是帶擋娘姨在拿主意。娘姨可能對先生十分嚴厲，乃至凶狠，這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投資，因為帶擋交易是有風險的。先生一個節度下來所賺不多，娘姨也就得不到多少投資回報；先生要是跟嫖客跑了，那麽帶擋也就血本無歸了。但另一方麵，運氣好的或投資管理有方的娘姨則可積累資金，在銀行錢莊開戶頭，老來不愁了。有一則黑幕故事，說是有個外號叫“金牙老三”的25歲上下的娘姨，同很多有錢人都拉上了關係，專門安排摘取小先生童貞的事宜(如此可為妓院大把地賺錢，自己也大撈賞錢)，還放印子錢給妓女，一年後她用掙來的錢開了個妓院，自己做起了管事。

　　或許因為娘姨在妓院裏算是有點權勢的人物，所以她們像老鴇一樣，也受到了譴責和嘲諷。1917年有書形容說，娘姨通常過了24歲，邋裏邋遢，模樣凶狠，極遭人嫌。若來刻意奉承，益發令人厭惡。她們來回走動，真是討厭。一句話不對，就可將你趕出門外。最好離她們遠遠的。

　　同乖巧討喜的阿姐相比，娘姨的名聲不好聽，當然有時也有人指責這兩類人都出口粗鄙，甚至惡言惡語(例如罵那些惹惱了她們的男人“挨千刀的”)。娘姨尤其被描畫得麵目可憎，是因為評論者不能見容於其所謂泛濫的性欲，暗含的對比是名妓有節製的、通過正當渠道進行的性活動。據說娘姨同妓院的男仆私合(如是老鴇的女兒做此事，那男女相悅就被視為通奸)；娘姨還同客人暗中勾搭。奇怪的是，一則19世紀的史料指責娘姨危害了社會風氣，而名妓卻從來沒有背過這樣的罪名；史料說娘姨亂軋姘頭的做法流傳廣泛，“相習成風，幾有人盡夫也之意，甚至背夫棄妻、79口角輕生等案層見疊出。”20世紀30年代的黑幕小說中，娘姨是一副貪婪相，漫天地向客人討賞錢。如若先生抱怨說討得太凶，客人都趕跑了，那麽娘姨就威脅說要先生立即償還帶擋本錢加利息。諸如此類的故事表明，一個“傭人”在性行為和錢財方麵所擁有的自主權，那種動搖了社會性別等級和階級等級的定位，使得觀察高等妓院景致的男人感到深深不安。

　　高等妓院也雇傭男仆， 差事是吆喝通報客人到來、上茶、遞毛巾、打掃、準備筵席、給客人送請帖、給先生發局票(見本章後麵的討論)、送先生出堂差等。男仆先前叫“外場”或“相幫”，是幫忙的意思，後來也得了些不大好聽的稱呼，如“龜瓜子”、“烏龜”、“龜奴”等。這一組名稱的緣起就像以“鴇”稱呼妓院的女業者一樣，已無從查考了。不過，“龜”字大多數的含義都是人不愛聽的，隻看“烏龜”的稱呼就明白了。(1919年有文章琢磨說，他們不該叫烏龜啊，妓女又不是他們的老婆和女兒。)龜奴與娘姨不同，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妓院男老板也不一樣，他們被刻畫為相對無權的甚至地位卑下的人。有勸客人對龜奴客氣一點的，說這樣他們辦差事就不會慢慢吞吞的了，不過他們看來不會像威風凜凜的娘姨那樣讓人氣餒。指南書作者也不覺得當堂差的人有何精明之處。1935年的一部上海俗語匯編解釋說，“鄉下男子，跟著阿姨嬸娘同到上海來吃堂子飯的為數亦頗多，他們的職務也各各不同，識字的可當賬房先生，代嫖客記局賬，代妓女記夜廂，聰明的能學烏師先生，有氣力可拉包車，最無用的便留在客堂裏做‘相幫’。”

　　愉悅妓院規製雖說龜奴也許被人看扁，當成粗笨愚魯之人，但他們日日親近唾手可得的美貌女子，還是勾起了一些會意的評說。評論主要圍繞著晚清時龜奴肩背先生出堂差的習俗。本來妓女應客人之召到書場演唱是坐轎子去的，但是到了光緒(1875—1908)末年，公共租界開始對轎子納稅了。開始時還隻是年紀小(分量也輕)的雛妓坐在龜奴肩上出堂差，她們的服務也隻限於歌唱。龜奴在肩上鋪一條白手巾，掮著雛妓走路，雛妓就抱著龜奴的頭。“後來不限雛妓，連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廿二三歲的成熟姑娘等，近一百斤左右的身體，也坐在龜奴肩頭，寶塔似的一座。”龜奴在馬路上疾步行走，坐著的要想不掉下來，就得緊緊抱著他的頭，於是就有了這俏皮話：“小先生夜夜摸龜頭。”龜奴背雛妓的做法還引出了史料中很少見的公開提到80妓女行經的段子，那是1905年發表的一首七言詩：

　　龜背難當代用肩，

　　時髦出局力能掮。

　　虛心昨夜經期到，

　　點滴留心褲後前。

　　這四句詩有點特別，不僅沒有*內容，還甚為罕見地提到了妓女的身體。一般詩文中摹寫妓女的姿色都用比喻手法，而不會直白地寫實；無論淫穢猥褻的文章還是科學說理的，總之文字資料中幾乎從來不曾直接提到過妓女的身體機能。然而淫穢地影射妓院男堂差的文字一直延續到掮行已被黃包車取代的年代。1935年的一幅漫畫中，妓女和阿姐坐在“龜奴”拉的黃包車上出行。畫麵實在是在糟蹋妓女：黃包車的背麵畫著兩顆顛倒的黑心，車牌號碼606，而治梅毒藥(灑爾佛散)的商標名正好也叫六六。說明文字先講妓女如何不忠不義，又會對身體造成何等危險，接著對拉車的堂子龜奴品頭論足，說他正色迷迷地斜睨阿姐，因為堂子裏不惟阿姐，就連先生也同龜奴相好哩，此事路人皆知。有的寫妓院恩客的文字材料還影射說，真正做“烏龜”的不是“龜頭”，倒是這些客人，客人來玩要付錢，堂差則不花一個子就可白相。

　　堂差不惟能接近先生，還把守著見先生的關卡；找先生陪伴是很花錢的，可誰又不想讓先生陪著呢。所以，資料中所表露出來的對堂差的敵意或許與此有關。還有一種情況也可能造成摩擦，那就是妓院裏各個層次的傭仆差役都靠賞錢過日子，嫖客每每必須上下通通打點到。客人在妓院裏擺台麵、同妓女過夜或是替妓女贖身討來做小，都須付“下腳”給傭仆。有的“下腳”錢不多，幾元就可；倘若客人老是到某一妓女處過夜，則價碼看漲。過年過節也要給賞錢，那叫“手巾鈿”(客人來設宴席或牌局時，堂差要給客人遞手巾)，也有叫做“吃粢飯團”的。新年裏會給常客“開果盤”，客人照例也要出手大方，多多給賞的，賞錢就分發給妓院內所有的傭仆。客人若要討妓女做小老婆，81那麽房侍就會拿了銀台麵銀四喜等各色銀器來，客人要麽收下(付幾百元)，要麽謝絕(付四五十元)。客人大多無心收受，故銀器多半也是房侍從銀樓租借來的。1908年時，上海的高等妓院聯合漲價，辦酒席全都漲了一塊錢，這時一家報紙評論說，逛妓寮的真正花銷不在於花酒、賭局，而是各種名堂的犒賞，凡擺席、設賭、住夜、吃頓便飯、逢年過節，無不需要給賞。雖說重重犒賞有時令嫖客裹足不前，也使其為逃脫重賞而有意回避在重大節日造訪妓院，但是詳述妓院禮儀的手冊還是奉勸客人不要太過吝嗇。一位作者批評說，有的狎客對先生有求必應，慷慨贈賜，可讓他掏一個子的手巾鈿給“小人”都滿心不情願。作者告誡說，聰明的辦法是錢要花在明處，讓人人都看得見，最好顯得落落大方、通曉人情世故——如此大概可讓“小人”也開心了，他們可是能阻止客人去會先生的人啊。

　　濃妝豔抹的尤物：妓院裏的先生

　　高等妓院於上海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妓院直接有關的業主、經營者、妓女、仆人等龐大人群都靠妓院營生。如要說到給妓女梳妝打扮、讓她們在陳設精美的場合拋頭露麵的一套程序， 那就會牽扯到更大的供貨商網絡。妓女身上穿的、戴的衣物飾品是其自我的展示，指南書中對妓女裝束的描寫遠遠超過了對妓女身體的關注。對於嫖客來說，能仔細地區分這些裝束服飾，對之如數家珍，就說明他有鑒賞力，有品位，是個行家裏手，也等於表明了他的上等人身份。妓女要是沒有首飾珠寶，房間布置得不講究不雅致，便會失去吸引力；而不能鑒賞裝飾品的顧客則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1929年時，一位外國的觀察者寫道：“在妓女的住宅周圍有許多做衣裳的、做頭發的、做絲綢軟緞鞋子的、繡花的店鋪，全仗她的光顧，生意很好。”賣珠寶的女商販每隔一陣就登門妓院，首飾盒裏裝滿了昂貴的玉簪、金釵、珍珠和珊瑚頭飾，都做成茉莉花的形狀。有位作者寫道，妓女從前用鮮花打扮自己：春天戴菊花，夏天戴香甜的桂花，秋天戴李子花，冬天戴蘭花；到了19世紀末，鮮花都換成珍珠做的花了，雖說要花好幾百元，但好處是形狀色澤保持不變。有個迷戀妓女的外國人看著妓女們在酒宴上唱曲，他注意到“她們滿身珠光寶氣，82耳朵、手指、頸項、衣服上無不佩戴著各種各樣的飾物：如榛子大小的鑽石，形狀和大小不一的珍珠，還有說不出名堂的神奇玉石”。妓女手裏拿的、用的也都是貴重的物件，如裝著鏡子和給客人醒酒用的肉豆蔻的銀匣子，象牙扇骨、金粉畫飾麵的折扇等等。纖手輕搖下的折扇成為表達妓女婀娜體態的手段，更增添了她的嫵媚。

　　這些裝飾品都很值錢，妓女經常被盜賊偷搶本身就很說明其價值。20世紀一二十年代，主流大報《申報》經常報道妓女出局或甚至在妓院應酬時遭持槍搶劫的消息。有一對很有心計的強盜采取了迂回作案的方式，他們花錢同妓女過夜，然後將妓女麻醉，待其睡過去再偷盜。偷得最多的是金手鐲、珍珠頭飾和鑽石戒指，有時也偷衣服。名妓是城市生活中的公眾人物，因此出了事情不怕叫警察，而盜賊如被抓獲，一般要判六個月乃至數年的監禁。

　　舉例來說，1920年1月某日深夜，名妓珍珠花應召前往一旅館侑酒。到了公共租界地的漢口路、西藏路轉彎處，包車慢了下來，一個強盜跳上車來，搶走了她那頂鑲嵌著51顆鑽石、價值3080元的帽子。珍珠花立即向警局報案，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三名華人偵探到3月底就破了案。涉案的兩名強盜中有一人的母親將搶來的帽子上一枚金蝴蝶別針出租給了不知情的妓女，後來兩個妓女相遇，珍珠花認出了自己的別針，才使案情有所突破。一個強盜叫冤枉，說他買餛飩回家的路上聽見有人大叫，隻見一個強盜逃走了，他從地上撿起了這枚蝴蝶形別針。盡管如此，兩個男人和那位母親還是被判了刑。還有一個案子結局可沒有那麽好。1920年時，名妓蓮英被人謀財害命，珠寶被搶，屍身丟棄上海郊外。關於這起謀殺案及其偵破審訊，報紙作了跟蹤報道，有人寫成了小說，甚至還編成舞台劇上演。

　　不過，別看妓女穿金戴銀、滿身珠寶，她們個人卻不見得有多闊綽。有時這些珠寶首飾是湊起來給妓女撐門麵的，為的是吸引和留住財大氣粗的嫖客。妓院會派娘姨到有錢人家的小老婆和大小姐處去租借鑽石戒指和珍珠頭飾(妓院的娘姨到體麵人家去租借之舉頗有顛覆性，因為娘姨付的租金成了大戶女人的獨立經濟來源)。83但是，如若心目中那位闊氣的客人不顯身，或者並不總能大手大腳地花錢，那麽妓女和娘姨阿姐就倒黴了，可能連首飾的租金都付不出。還有一種情形正好相反：客人想討某妓女歡心的時候會送給她貴重的珠寶首飾，等關係冷卻下來又會討回首飾；此期間如妓女為了應付開支將首飾典當出去了，客人就會威脅告官或以武力相逼。1929年時，《時報》報道說名妓潘阿珍坐舢板跳黃浦江了，其實她就是遇到了這種尷尬。搖舢板的船工將她打撈上來、交給警方後，她解釋說，自己為了付醫藥費，將一個客人的饋贈典出去了，不想他起了疑心，火冒三丈，限時限日要她還東西；現在大限已到，還不出來，便隻好一死了之。(負責此案的警探將她交給同一妓院的兩名妓女和兩名娘姨照看。)

　　在上海，妓女領時髦之先，成了時尚的風向標，這也從另一方麵說明其不蒙羞恥、公開參與都市生活的程度。通俗小報經常點評妓女年年更換服裝顏色的習慣，例如幾十年前不看好的玫瑰色和紫色，現在成了注重時髦的女子的標準色。照相集的流行也表明，到了20世紀初，西式時髦已成為一種自我展示的方式。本是舶來品的照相術已被接受，19世紀末上海名妓更是爭相拍照留影。從前妓女對鏡作自畫像、並將畫像贈予相好嫖客的傳統，這時恐怕已被照相取代了。她們用自己的肖像照裝點房間，或印了自己的相片送給客人。這樣的照片還能直接從上海的照相館裏買到。名妓倩影流通量巨大，使高等妓女更加成為顯性的存在(但不見得使她們變得更可親近)，照相術也使妓女的形象更準確更多樣化。

　　許多高等妓女試著在不同的背景中、穿戴不同的服飾拍人像照。1917年的一部影集中， 蘭雲閣身著繡花襖，頭戴珠寶飾帶，端坐在盆花的中央，及地的裙裾下隱隱探出一對金蓮。沈寶玉照片的背景也差不多，但手執羽扇。琴寓穿的是中式的繡花絲袍，還鑲著珍珠花。有幾位全套戲裝，擺著戲中人的架勢，還有的穿著不過分講究的中裝，不過四周裝點著精美的物品：一本書，一套茶具，一把琴，一副圍棋等等。秦樓、花四寶和筱青樓則是維多利亞仕女打扮，戴著飾花的草帽，穿高幫皮鞋，佩網眼花邊、蝴蝶結，還有翻毛領子，這樣的裝束雖不普遍，卻也不算罕見。影集中有好幾位女子手裏拿著西式裝幀的書籍，還有一群坐在一輛早年型號的轎車上84(據說妓女還學會了打西式台球，雖說書中沒有表現她們玩台球的照片)。許多照片中的衣著配飾可謂中西合璧：如西式外套罩著高領旗袍；頭上是英國工人經常紮眼地戴著的那種鴨舌帽，身披中式的緊身坎肩；戴發套、穿束腰坎肩和寬鬆長褲的女人坐在琴鍵前。這一年時興的冬裝是用白狐或雪貂皮滾邊的繡花緞麵鬥篷，下一年就不興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外套，說是穿了這樣的衣服上桌不必脫去。一些上海妓女顯然也好女扮男裝，雖說這一點在花影中並不突出：她們偶爾會穿男士戲裝(中式)或生活裝(較多是西式)；所穿一般是學生裝或紳士裝，這也是一種自我展示，強調了她們自己的高雅情趣。西式服裝並沒有取代而是增加了妓女們的選擇機會，使她們能按自己認為有吸引力的樣式著裝；西裝等於讓她們有了一套新的道具，不僅可展示風雅，還可表明她們有知識，懂現代。

　　惟一無法跨越中西文化的女性標記就是纏足。許多照片中人是小腳女人，她們隻穿中式衣服。1917年的妓女影集中有一篇小傳提到，西洋風氣傳進來後，已不時興纏足了，現在嫖客講究的是妓女的腰有多細。小傳中又說，盡管如此，有的妓女仍是日日纏足，有的客人要找的仍是纏足的女子。涉及娼妓的資料中不大說起裹腳的事情，這也部分地反映了資料對娼妓的肉體基本不予描述的情形。文字資料中的描寫集中在服裝、容貌、優雅的步態以及活潑或緘默的脾性。

　　高等妓女的自我展示還有一個重要方麵，那就是取花名。妓女的職業生涯有許多重要關頭：初進妓院，調換地方，自己開業，或做了一段小老婆後重新回來做妓女；這時她們同上流社會的男人一樣，會給自己取新的名字。例如20世紀20年代，上海妓女“小玲瓏老七”搬到天津去後，改名叫“愛溫”；回到上海，又選了“年年紅”做名字。有的妓女在使用一個花名時紅起來了，有時就會保留這個花名。世紀之交有個名妓給自己取名“林黛玉”，用的是清朝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中那柔弱多病、愛使性子的女主人公的名字。1923年有一英文文章解釋說，妓女取花名喜用表示細巧、85美麗或香豔之物的字眼，如胭脂、桃花、翡翠、牡丹、明月等等；文章還說，“體麵人家的女子是不取這等名字的。”女人也可“選擇表明何時入行的字眼，如‘十三旦’。”盡管作者斷言，有審美情趣的字眼“用到風塵女子的身上便俗不可耐了”，然而許多名字聽上去很像吟詩作畫的文人士卿所用的字號。有的用“齋”名，有身處某地方的感覺，如“清香小舍”、“醉花居”等。自己開住家妓院的妓女甚至會學著士大夫的派頭起名“吟詩小築主人”。小報上有一條評論勸人別拿這些地名太當真：取名“金銀樓”的妓女不見得有成堆的金銀，叫“花月閣”的未必如鮮花似明月。反之亦然。取名“陋室”的年輕妓女不一定相貌平常、居室簡陋，其實這名字反倒襯托出她的風雅。

　　高等妓女的花名還往往表明她與其他妓女的親緣關係(血親或收養)或族譜上的關聯。名妓年紀大了，會找一個或收養一個下手，她會給新來的取自己的名字，前麵加個“小”字。如“李雙珠”的養女就叫“小雙珠老二”，“沈玉英”的新助手名“小沈玉英”。(一篇文章評論說，別看她名小，調情的本事可不小。)另一種常見的做法是，如果幾個妓女在同一妓院一呆好幾年，那麽她們會用同一個名字，隻在後麵加上排行“老大”、“老二”等等，如此一直可排到“老九”。有時一所妓院的妓女用同一姓氏(如張素雲、張寶寶、張老雲等)，或是共有一個輩分名(如張老雲、張素雲、張雅雲等)。這時小報便以“三陳”、“二鳳”(高鳳、青鳳)稱之。一指南書抱怨道，妓女“多有同時同名者，以致尋芳訪豔之流輒為之誤入桃源”。共同的名字表明生意上的關聯，但不一定是個人之間的緊密關係。

　　有關高等妓院的書文通常聚焦於一個有著繁縟社交禮儀的小世界，整個過程由色藝雙全的女子引導。但是，當作者們談到取名問題時，文章便透出了哀其不幸之意。作者們解釋說，妓女起了花裏胡哨的藝名，其本姓便隱去了；他們猜測說，起名背後可能是不想讓人從她現在的生活追尋其身世，或者連她本人都不知道自家身世。861917年的一部指南說，海上妓女多隱其本姓，於名則隨意命之。……歌姬以千萬計，而求其標用真名者，百不得一。其意得非謂身既娼矣，亦何必以本姓示人，或以本姓詢諸個中人，鹹若諱莫如深，不欲泄流。更有自幼為匪人遠方拐騙而來，鬻入勾欄，即本人亦實不知其係出何家者。

　　這些陰鬱的評論表明娼妓生涯或許背負恥辱、隱忍失卻之苦， 這在讚賞性文字中是難得聽見的調子。然而，究竟誰是這場痛失本姓戲的主角？痛失姓氏有父慈女孝、悲慘地從家庭的懷抱中被奪走等弦外之音，但是，這出苦戲究竟關乎妓女、還是以詩文對其表示傾慕的人，卻實在是不清楚的。同有關娼妓生活的其他許多情形一樣，資料中傳達出某種情感，卻不說明那是誰的情感。

　　梳妝打扮得體、身著華服、有雅致的花名的妓女在裝飾精美的妓院裏亮相。大的妓院可有幾層樓高，樓下有門廊和擺宴席的廳堂，樓上樓下都是一間間掛著門簾的小屋子。家家妓院都在前門上方的窗上掛一盞燈，客滿了就將燈取下。19世紀的遊記不光寫妓院裏的女人，它們幾乎同等地關注妓院陳設之富麗堂皇，以及這種優裕的環境所喚起的愉悅之情。1893年時，池誌澄寫道，青樓房中陳設，儼若王侯。床榻幾案，非雲石即楠木。羅簾紗幕以外，著衣鏡、銀書畫燈、百靈台、玻罩花、翡翠畫、珠胎鍾、高腳盤、銀煙筒，紅燈影裏，爛然閃目，大有金迷紙醉之概。

　　妓女的房中可能擺著一張藤睡椅(“其上任客小眠最為適意”)，或是“羅漢榻”，那是專為吸食鴉片用的、雙鋪的精致臥榻。房間的陳設風格年年不同，就以燈具來說，“向以玻璃為貴，嗣行羊角燈，旁綴以珠，繼又廣行書畫燈，每房四盞，以白絹上書詩詞，間以著色花卉或山水。”西式圖案的牆紙也甚為走俏。布置講究的房間要擺四個果盤，每個妓女有一根金銀水煙筒(後來煙筒被價格很貴的卷煙取代)。妓女房間的擺設和她身上的珠寶一樣，往往是客人賜予的：陪他過夜的人以及他過夜的房間都要可心宜人才好。客人不稱心了，發怒了，87會叫妓女還回“他的”珠寶；同樣，客人發脾氣時會將妓院的精美擺設砸個粉碎，或者雇流氓來砸。指南書和主流報紙都提到，客人出於嫉妒或為別的不順心，會在妓院大打出手，將招牌、家具、花瓶、鏡子等統統砸個稀巴爛。老鴇也毫不含糊，一準將動手的客人告上法庭，要求賠償損失。

　　高等妓女大多在公開或半公開的場合活動，如飯館、書場、戲院和大妓院中的宴會廳等，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空間，那就是她的房間。房間不隻是容納性行為的空間，它也是親密的社交酬酢的場所。“房間”是妓院生意中進行商談活動的小單元，指南書中有許多同“房間”相關的切口，就說明其重要性。老練的嫖客應該懂得、並能適當地使用這些切口。住家妓院或大場戶的妓女先要“包房間”(租房間)，然後要“裱房間”(糊牆紙)，並“鋪房間”(整理、裝潢)。如果妓女房裏已有客人，傭人搞錯了又要領客人進來，那麽妓女就要高叫“領房間”(領到[別的]房間去)。也就是說，後來的先請到別處等候，待她有空了再來迎他。遇到這種情況，客人也可以“借房間”，即到另一妓女的房間去等她。但假如先來的和後來的客人正巧是熟人，便可以“並房間”，兩人共與一位妓女說笑。如果好吃醋的客人聽到又有客到，或許會叫“病房間”，也就是不到天亮不撤出的意思。精明的妓女會設法避免尷尬的局麵：她會很得體地請走第一位客人，再接待另一個，這就叫“騰房間”。如果她能自如地應付各種場麵，有了一班常客，便可“調房間”，也就是到條件更好的妓院去包房間；不過妓女掉價、往下處挪也可叫“調房間”。客人不稱心了，可能會來“打房間”。妓院新開張或過年的喜慶活動中會請樂師操弦佐曲，活動完畢，樂師會到一個個房間去為妓女奏一曲並討賞，這就是“掃房間”，有開門紅、開年紅的意思。

　　所有這些圍繞著“房間”的活動都是社交活動，沒有明顯的性行為含義。隻有兩種切口指更為親昵的交往，但那是在妓院以外的地方進行的。在旅館的房間裏召妓侑酒、酬唱、叉麻將叫做“開房間”。在旅館叫堂差，坐局時間比在菜館的堂差稍長些，88客人正可以利用機會“尋尋開心，亦可增進雙方的熱度，又可以窺測對方的情意”。一部指南書為客進言道，一旦開了頭，沒準就會結成樂緣，常常銷魂哩。比“開房間”再進一步的，就是在僻靜的地方租一間“小房子”，雙方便可日日在此幽會。作者勸有心尋豔的客人將此小房間裝點得漂亮些，但也不必太過鋪陳。

　　對妓女和客人雙方而言，“房間”都是進行社會交往和商討的場所。妓女做得好，就會調往越來越好的妓院房間，靈活自如地疏導客流，令各方滿意，有時還能自己開住家妓院。成功的客人則希望施展嫻熟的房間禮儀技巧，將負譽的妓女從妓院拉出來，讓她脫離身在妓院房間所必須恪守的生意上、社會交往上的職責，將她帶進隻有他獨自可及之處。

　　妓院的服務

　　高等妓女的日常活動中，性關係占相對次要的位置；她們的主要任務是應召出局，陪伴男人們吃喝打牌。一日從中午開始，按照同客人的親疏程度安排會麵和活動。下午她可能就呆在妓院裏，抽煙、打瞌睡、縫衣、結絨線、畫畫、喝茶，但也可能去會一個熟客、上街購物，或在妓院外租來的房間裏同他會麵。傍晚時分吃中飯，化妝，準備好出堂差、赴筵席；

　　應付完堂差起碼要到半夜了，走紅的妓女則應酬時間還要長。夜生活可能是同相好的客人上床，或同他坐車兜風；到了20世紀20年代及後來，妓女也可能再去舞廳。黎明時分她上床睡覺。

　　叫局和出局

　　有個西方的評論者寫道， “如果我們能相信中國書中的證據的話”，一幫官吏或文人若不召妓作陪，簡直不可能在任何社交場合聚首。……歌姬在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如清末民初時期——約從1870年到1926年的國民革命期間——那麽享有盛譽。

　　“社交場合”可以是菜館、酒肆、茶館、戲院或是妓院。妓女出席這樣的場合，提供娛樂消遣，使男人們的飲酒、看戲、牌局或談話等活動有了令人賞心悅目的亮色。

　　對場麵上的男人來說，必須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在這種社交儀式中的角色，妓女也須酬應如流，89才會使活動又得體、又愉快。召喚妓女到妓院以外的場合曰“叫局”；叫局的辦法是差遣戲院、酒肆的侍應將紅色的“局票”送到妓院。娛樂消遣場所雇用了專門送局票的人，馬路上送票人快步疾行、分送局票，實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生活中常見的場景。妓女應召前往稱“出局”或“出堂差”；她可坐妓院的轎子出局，或如前所述坐在龜奴的肩上被他掮了去，再後來就改坐包車了。年幼的、質押身的或賣絕給妓院的妓女出局要有傭人跟著，年紀大一點、名氣也大的妓女出局，則要好幾個小大姐陪著。

　　有一個寫妓院生活的文人趣談集，其中一篇提出，所謂“出局”或“出堂差”原先是指宋朝的官員和清朝翰林院士出公差。文人學士將官場的用語和等級體係搬到妓女身上，表現了機智的自嘲心態。這樣的例子很多。妓院也徑自將這套官方用語拿過來用。20世紀初，高等妓女乘轎子出堂差時有男仆手提燈籠相隨，燈上赫然寫著“公務”。20世紀30年代有個作者寫道，他還記得幼時看見這樣的燈籠上“粘著四個紅字，大書特書曰‘公務正堂’”。如此大膽擅用官方語言的做法引起了他的一番沉思：

　　按清代官製，起碼七品知縣，才可稱一聲正堂。典史和縣丞，隻稱左右兩堂。……而彼時之妓女，竟敢僭稱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膽大妄為。況出堂唱和上書場，都是淫業一類，如稱淫務，還算合理。她們偏不稱淫務而稱“公務”，又為名實不符。豈妓女賣淫，也是一種正當的公務嗎？

　　到30年代時，亂用官方語言引來的已不是嬉笑，而是高聲的道德說教。娼妓業的意義變了，就此可見一斑。

　　一位洋觀察家看高等妓女，調子就多少有些輕浮：

　　她們遊來蕩去，90從一家飯店到另一家飯店，從一家旅館到另一家旅館，為主人的宴會增添歡樂活力，卻如無線電控製的出租車一樣，始終同總部保持著聯係。她們的光亮的私人包車在燈紅酒綠的上海市中心急馳飛奔，穿行於林立的飯館旅社之間。車的前燈後燈照得人晃眼，墊腳板上還藏著一盞聚光燈，映照出她們迷人的小臉龐、烏黑頭發上的荷花，最後還有不能小看的，就是她們身上閃爍發光的珠寶。為防止珠寶被人搶走，總有個跑腿的一路小跑跟在車後；裝著充氣輪胎的人力車迅疾地輕盈地移動著，跑腿的手緊緊把住車的一角。

　　每當客人填寫一張局票的時候，就啟動了一連串的小生意，牽動了一張利益網絡。送局票去妓院的人要收跑腿費(1891年時是63個銅板)。開出局票的菜館或旅館有一本記事簿，將何日何妓出局一一入賬記清，每逢月底便有菜館的人去妓院收賬，一局收70個銅板，曰“車馬費”。妓院也有一本明細賬，每次出局都有記錄，到時候一一核對，防止菜館將沒出局的也算了進去。19世紀末的局資為3元(此為“長三”的“三”字的一種意思，長三是對高等妓女最常用的指稱)。到了20世紀20年代，為了多做生意，長三出局跌到2元，繼而又跌至1元，而這一塊錢中，妓女“必須付給仆人10分，給為她操弦伴奏的烏師10分，給妓院5分茶水費”。(“幺二”妓女檔次略低於長三妓女，出局收兩元，然而她們和長三不一樣，一直挺到30年代不落價，故有“濫汙長三板幺二”之說。)到了30年代末，付局賬已不再是當場交易，而改由妓院記賬，按節度結算。

　　（摘自：《危險的愉悅》 作者：賀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