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鑄回憶錄09】周恩來逝世

1975年春天，我在調派海外工作兩年後，返回北京。迎接我的是妻子向同和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一個十一歲。返回家裏，我的心情和感覺是複雜的，一方麵是如釋重負和心存希望，另方麵則是心力交瘁，疲憊消沉。我給家裏帶回一件特別的禮物，一個在過境東京時購買的彩色電視機。我和向同雖然在政治上是卑微者，但是我們的電視使我們在一夜間成為名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我們小小的客廳成為附近的孩子們的電影院。每個晚上七點鍾的時候，外交部大院的所有孩子都來敲我們的門來觀看每天一次的廣播。我們歡迎這些孩子，因為這讓我們暫時忘記生活的憂傷。可是有時我們感覺疲倦想早點休息時，我們看到孩子們如癡如醉地盯著電視，我們都不忍著他們離去，於是每個晚上都弄到十時電視台做完節目為止。

回到外交部後，我多次問起周總理的情況，並要求去見他。答複總是周總理的健康狀況和我沒有關係，同時總理也事務繁多，沒有時間和下屬應酬。謠言滿天飛，空氣中充滿焦慮。現在沒有人懷疑總理已經時日無多了。在十一月的時候，有人見到他在北京飯店的餐廳，一邊工作一邊吃飯，外表非常衰弱。有人說毛主席最初的時候不批準周進行膀胱癌手術，但後來改變了主意。

江青和她三個最親密的戰友，現在被人稱為「四人幫」。其中兩人是文膽，替毛澤東起草許多文告，另一人則曾經打過韓戰。這四人都是黨的高層領導人，其能夠爬到這個位置，主要是因為他們聽毛的說話，毛叫他們咬誰便咬誰。此外，他們也咬那些威脅他們位置的人。要維持他們的地位，他們需要毛澤東屹立不倒，以及周要死在毛的前麵。因為如果毛先死，他們便失去保護，勢必受到那些他們整過的人的反擊和報複。許多年來，他們用盡方法打倒總理。現在總理重病，正是他們的機會，透過幹擾總理的治療，令他早日「歸西」。據說有一次江青著醫生暫停給總理輸血，借口是她有「重大」的事情和總理商量。但是總理得到許多人的敬愛，包括海外人士，所以他最後還是得到應有的照顧。他接受過許多次的手術及傳統的中醫治療，可是一切都來得太遲了，我們都屏息靜氣，以極其悲痛的心情，等待那隨時到來的一刻。

我從美國回來不久，外交部的那兩個女人便想把我外放，要我到外語學院教書。那意味一個很大的降級：從天安門城樓下降到白粉紛飛的教室。可是，新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另有計劃。喬冠華是周總理的一個忠心的老部下，他向副總理鄧小平負責。鄧已經被打倒兩次，但都再能爬起來。鄧不同意黨內經常搞政治鬥爭，去抓什麽右派分子。他認為最重要的是人民吃得飽，而且「不理黑貓白貓，抓到老鼠便是好貓。」

喬冠華幾年前和一個富有的律師的女兒結了婚。這律師早年曾資助毛澤東的武裝隊伍。（譯按：律師是章士釗，其女是章含之。）

章含之受過良好教育，是英語專家，在回外交部工作之前曾在外國生活。她是毛澤東的英語教師之一，尼克鬆總統訪華時，她曾協助翻譯。喬冠華沒有把我「放逐」出去，他任命我為國際司的副司長，負責統籌我方和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的聯係工作。在我上任之前，我第四次被派到五七幹校「學習」。

周恩來與疾病的鬥爭在1976年1月8日結束。他逝世的消息在第二天透過電台和播音器向全國廣播。正式宣布消息之前，是令人悲傷的哀樂。全國人民同聲一哭。據說，有一列火車，載的全是人民解放軍，在得知消息後，全車大聲痛哭，很遠的地方都聽到。

和毛澤東不同，周恩來沒有搞個人崇拜。而雖然周的敵人多方設法中傷他和陷害他，中國的八億人民都敬愛著周總理。他像慈父一樣關懷人民。他出現在大災難的場麵裏。他隨時停下車來和老鄉交談，以明白農耕收成的情況。他是一個時常麵帶笑容、風度翩翩、散發著個人魅力的外交家，贏取了不少外國朋友。

當我聽到總理逝世的消息時，我正在寒冷的天氣裏在農場喂飼豬隻。我的哀傷是無限的，我為自己而哭，為總理所受的苦而哭，為中國而哭。一盞在大風大浪的海麵上的明燈熄滅了。除了尼克鬆的到訪和其他外交成就之外，中國自從文革開始後，已倒退了十年。中國的前途現在正握在一個被群小包圍的垂死的帝王手上。

在全國哀悼期間，我獲準返回家裏。總理的訃聞，除了通常為共產主義奮鬥的老套說話外，還特別提到他接受了「精心治療」，但還是「醫治無效」。這些虛假的說話無疑是為了回答愈來愈多的批評，說周總理隻得了有限的照料，同時死後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總理的遺體，經處理後，被存放在他逝世的醫院裏。周要求死後火化，但當局決定他的遺體不準備公開給人瞻仰。我非常憤怒，因為我知道許多其他的人都被準許在總理病危期間去探訪他，即使在床邊站一會兒也好，可是我卻被剝奪了這機會。

幸運的是，在總理逝世的第二天晚上，他的侍衛領班打電話到我家中。我在跟隨總理時認識他，彼此對對方都有好感，他待我如家人一樣。我們互相慰問之後，他說：「總理明天便要送去火葬場了。如果你要見他最後一麵的話，你可立即來天安門廣場，我帶你去見他。」放下電話後，我立即穿上大衣，戴起暖帽，飛奔出門。侍衛領班開車送我到醫院，從一道小門走進私人瞻仰室。這樣做非常危險，因為若然給人發覺，特別是給總理的敵人發覺的話，我們兩人便有很大的麻煩。因此我要趕快完成對總理的瞻仰。我已不記得現場的環境怎樣了，隻有一個印象是一支點亮的洋燭和一副簡陋的棺木。總理的麵容非常清瞿。我強壓著心頭的悲痛，不讓自己哭出來。這是最後一次，我和總理單獨在一起。我默然說：「總理，再見了! 地老天荒，我會記著你。」我對他的遺體三鞠躬，再靜默一會，然後轉身離去。翌天下午，總理的遺體將會移送火葬場，並且不會有任何儀式。四人幫宣布不會有公開追悼活動。可是，那天一早，靈車經過的長安街便擠滿人群——超過一百萬人，他們都在這裏送別總理。

那天晚上，我們一家人都在家裏。領導千叮萬囑，著我們該天不要上街致哀。於是我們隻好在家裏看晚上的電視轉播。我們噙著眼淚看著總理的靈車從長安街緩緩駛下，大街兩旁是各式各樣的人：帶著孩子的父母、年輕的學生、工廠工人、農民、家庭主婦、抱著嬰孩的母親....... 每人都在哭，向敬愛的總理告別。

幾天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總理追悼會。我獲準參加。大會由副總理鄧小平主持，並宣讀悼辭。當他一開始發言說到「我們的總理」時，他也不由哽咽了一下。為了表達我對總理的感情，我寫了一篇文章寄給人民日報發表。但過了幾個星期，文章仍未見登出。於是我打電話到報社去查詢，接電話的職員說沒有收到我的文章，便隨即收線。

一月是農曆新年龍年的到來，而按中國傳統龍年是不吉利的年。二月初，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開始出現，指責他是死不悔改的資產階級分子。這對我們是不利的消息，因為我們希望有改革思想的鄧成為周恩來的繼承人。三月，當清明節快將到來的時候，上海一份雜誌發表一篇尖銳抨擊周恩來的文章。幾小時後，透過人們的口口相傳和在行走全國的火車的車身上髹上標語，一個抗議行動開始醞釀。

我這時已返回幹部學校了。那些從北京回來的同僚告訴我，人們紛紛拿著花圈和絲織菊花前往天安門廣場紀念碑，花圈堆積成了一個小山。此外，人們還在紀念碑上貼滿了詩歌和讚詞，其中一個名句是：「我哭豺狼笑」。黨委和外交部給我們三申五令，不準抄寫天安門上的詩句和悼念周恩來的文章，但沒有人加以理會。四人幫認為是鄧小平的陰謀。但是他們不知道人們不需要被引導去宣泄他們的憤懣。廣場上的人群愈聚愈多。在廣場上漫步並互相交流不滿情緒成為千千萬萬人每天的節目。

四月初的一個晚上，政府開始清場，派出卡車和上千計的人員搬走廣場上的花圈和鮮花，並逮捕在場的人。接著，衝突開始。政府加派人手，出動上萬手持木棍的民兵武力清場。結果許多人被打得頭破血流及被架走。這事被稱為「五四天安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