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作者：陳明遠
甲午戰爭的慘敗，證實了洋務派的無能和腐朽；也促成了維新派的崛起。我國文化人應運而生，登上社會舞台，並在教育事業方麵打開了新的局麵，帶來了啟蒙的生機。
魯迅在《重三感舊——1933年憶光緒朝末》一文中說——我想讚美幾句一些過去的人，這恐怕並不是“骸骨的迷戀”。……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民國初年，就叫他們“老新黨”。甲午戰敗，他們自以為覺悟了，於是要“維新”，但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也看《學
“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強之術。所以他們認真，熱心。待到排滿學說播布開來，許多人就成為革命黨了，還是因為要給中國圖富強，而以為此事必自排滿始。魯迅所讚美的清末變法維新的“老新黨”們，也就是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一代文化人。他們的出現，一方麵是由於愛國思想的激發，另一方麵也是由於實際利益的需要。
19世紀末，在我國創辦的最早的大學有：聖約翰書院大學部、天津北洋大學堂、上海南洋公學上院、京師大學堂。
甲午戰後中國的“西文熱”
接受西學必須以外語為先導。梁啟超在《時務報》第42冊上發表《大同譯書局敘例》說：譯書真今日之急圖哉。天下識時之士，日日論變法……今不速譯書，則所謂變法者，盡成空言。維新派和有識之士創辦了大同譯書局、中東翻譯局等機構，譯述、介紹西方書籍以推進維新運動，或代人翻譯中外往來函件以適應社會需要。
此外，當時中國已有幾十家報社，其中規模較大者如《申報》（1872年創辦），《字林西報》（1882年創辦），《新聞報》（1893年創辦）；特別是以梁啟超為主筆的上海《時務報》（1896年創辦）和以嚴複為主筆的天津《國聞報》（1897年創辦），成了維新派的南北兩大輿論陣地。它們通常需要聘請英文、法文、日文三種翻譯人員，以摘譯外文報紙上的文章和時新消息。西學的興起，開風氣之先，促進了國人學習外語的熱潮。
1895年後，由於深受甲午戰爭刺激，京師和各大通商口岸，創辦了一批仿照外國學製的新式學校，同時，各地對舊書院加以改造，增添“西學”內容。這些新式學校和被改造的書院，中西並重，一些規格較高的學校，如南洋公學，規定招生條件是：學以中學成才，兼通西學、西文為上；以中學成才略通西學、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學為次，中學未成者雖通西學、西文不錄。（引自《申報》1897年3月2日《太常寺少堂盛招考師範學生示》一文。）另一方麵，從中外貿易經商和實業的角度看來，通洋文“始能為洋行買辦，始能赴洋行寫貨。與西人交易，每歲所入，或數萬、或數千數百，以視中國為商則奚啻天壤，此人之所以欲習西國之語言文字也。”從功名利祿的角度看來，過去“十年寒窗、白首窮經”的士大夫階級發出感歎：“若中學則須老成宿儒、品學兼優之輩，而每月修金不過十餘圓”，但是一些懂西文的學生，剛剛畢業，其薪金待遇就“少則十餘圓，多則數十圓。當世之鮮衣華服、乘輿策馬者，無不從洋務中來，其在官場，則翻譯焉、隨員焉。”（以上引自《申報》1896年12月29日《論習西學當以工藝為急務》一文。）
甲午戰後，外國在華企業驟然增加，急需大量翻譯、買辦。同時來華遊曆的外國人士較多，也需要華人翻譯作向導。因此，在中國的洋人通過各種渠道，招聘懂外語的華人為他們服務。甚至有些駐華外國使館直接出麵，代本國旅華人士招聘華人翻譯。例如，1898年11月10日，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在《中外日報》上登載《聘請上等英文翻譯》的廣告：“今有英人三位，由上海至雲南，計應行半年有餘，取道四川成都，仍回上海，願請能說官話之翻譯一位，偕同前往。諸君樂偕行者，乞於日內移至上海大英國總領事署麵商一切。”
當時在上海、天津、廣州、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特別是外國租界地區，除了進入官場和個人經商外，當洋行買辦或以其他方式替外人服務，是致富的重要途徑。
這種形勢，也促進了西學的引進和傳播。
“聖約翰”——從書院到大學
從19世紀後半期以來，歐美各類教會團體在中國設立了許多教育機構，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和專科學校等等，統稱為“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是美國聖公會一個差會獨家經營的，東吳大學是美國監理會獨辦的。所謂差會（Mission）是西方國家負責集資、派遣人員到國外傳教布道的機構。由差會派遣的人員，無論從事何種工作，如傳教的牧師，醫院的醫生、護士，學校的教師、職員等，都稱之為傳教士（Missionary）。
1879年9月，美國聖公會主教施若瑟（Joseph Scherschewsky）將上海的三個教會學校神道學校、培雅書院、度恩書院合並成“聖約翰書院”。但規模仍然很小，聖約翰書院的第一屆學生僅有39名，其中90％來自基督徒家庭。學校紀律很嚴，規定必須參加一切宗教活動，如有違犯，要受到體罰。全體學生都是免費上學的，連書籍、文具、飲食、衣服等皆由這個教會學校供給。校址在滬西梵王渡路，初設課程僅有西學、國學、神學三門。
聖約翰書院在19世紀末對中國教育的一個重大貢獻，是正式設置了英文課。由於上海是通商口岸，外國商行較多，英語知識可以有商業價值，故社會對英語的需求量很大，開辦英文課也成為當時之急需。
1881年10月，聖約翰書院正式設置英文部，學生入學要收費，每月付墨銀（墨西哥銀洋）8圓。許多富家子弟紛紛前來求學。然而由於各方麵的急需，單靠英文部還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於是從1884年起聖約翰書院把預科改為半天學英文、半天學中文，並擴大招生名額。美國聖公會還派遣22歲的卜舫濟到上海負責該校的英語教學工作。那時，中國人顏永京牧師一度擔任院長（後來聖約翰大學男生宿舍命名“思顏堂”就是為了紀念他）。
1888年卜舫濟繼任聖約翰書院的院長，逐步進行課程教學改革，除中文課外，其他課程一律開始使用英文教材，學生課內課外須講英語。所以聖約翰書院的英文水平在當時中國的大學中首屈一指。
卜舫濟任院長後，著手把聖約翰書院升格為大學。1890年書院增設了大學課程，僅有大學生兩名；1895年有大學生6名。1896年1月卜舫濟寫信給聖公會差會部，建議在聖約翰書院增設大學部，開設文理、醫學和神學三科；文理科學製3年，醫科收醫預科畢業生，學製4年，神學科收文理科畢業生，學製3年。聖公會差會部批準了卜舫濟的建議。
1899年，聖約翰書院共有大學生27名，全部為男生。其中教徒學生和非教徒學生的比例為1比3，非教徒學生多為富家子弟，要繳學費120圓墨銀，教徒學生可享受減免費待遇。
進入20世紀，上海作為工商都市對西方教育的需求持續上升，遠遠超過了聖約翰大學的供應能力。1900年聖約翰隻能接受1／3的入學申請者，1904年學生187人，大部分來自商人家庭；基督徒57名，其中4人在大學部學習。1905年美國哥倫比亞特區頒發給聖約翰學院授予學位的許可證，從這一年起正式改名為聖約翰大學。校長仍為卜舫濟。
1906年聖約翰大學設置文、理、醫、神4個學院。1907年聖約翰大學首批畢業生6名，其中4人獲文學士學位。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在中國本土獲得現代意義上的學士學位。（陳注：1899年，北洋大學堂有了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參看本書第三章。）
由於聖約翰大學在美國注冊，該校獲得學士學位的畢業生很容易進入美國大學深造。耶魯大學不要求考試就可接收聖約翰的學生攻讀研究生，哈佛、哥倫比亞、康乃爾、芝加哥、賓州等大學也願意接收聖約翰的學生進入他們學校讀本科高年級。1907年至1908年，有30多名聖約翰的畢業生在美國留學，10多名在英國留學。
後來聖約翰大學又設工學院，並附設研究院和附屬高中。到1913年時，全校學生人數達到500人，其中1/4的學生在大學部學習。教師人數也增加到40名。1918年聖約翰大學把中學部分出去，成為獨立的教會大學。1920年學生達到250多人。
三所國立大學堂的創辦
清末我國誕生了三所正規的國立大學：（1）北洋大學堂1895年創辦，大學部（工科、法科）同年設立，後來改稱天津大學；（2）上海南洋公學1896年創辦，上院（即本科大學）到1909年粗具規模，即交通大學的前身；（3）京師大學堂1898年創辦，分科大學1910年正式招生，民國後更名北京大學。
過去認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是我國最早的大學，這一說法並不正確。天津北洋大學堂、上海南洋公學都比它早，而且比它更接近現代化。三所大學堂都創辦於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是維新運動的組成部分之一。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文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引自《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一冊，卷一。）
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的簽訂，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促進了學製改革的步伐。沿海通商口岸天津和上海兩地首先行動起來。半年後，主管天津海關道的盛宣懷奏準在天津創辦北洋大學堂，成立於1895年11月，初名“北洋西學學堂”，英文名稱為Tientsin University，即“天津大學”。學堂仿照西方學製，分設頭等學堂（大學本科）與二等學堂（大學預科），采用了美國耶魯、哈佛大學的模式。這是中國最早的大學，比京師大學堂早成立三年。
盛宣懷（1844—1916）生於江蘇武進，他屬於我國第一代實業家。6歲入私塾，23歲考中秀才，次年襄辦陝西甘肅後路梁台。1870年他26歲時，成為洋務派大臣李鴻章的幕僚，頗受器重。但是他三次鄉試都沒有考上舉人，於是對科舉功名絕望，全心投入洋務。1873年以後曆任輪船招商局會辦、上海電報局總辦、華盛紡織總廠督辦等。盛宣懷經營實業多年，每當看到各項實業的興辦、新政的實施，甚至外交、海關等要害部門，都要聘用外人經管洋務，他總是於心不安。盛宣懷深感中國科學技術的落後、科技人才的匱乏，認識到“興學樹人，為當務之急”，於是致力於創辦新式教育。西學學堂（後來正式改名為北洋大學堂）的誕生，是中國人自行創辦高等教育的開始。
北洋大學堂的學習條件
北洋大學堂創辦後，學生一切費用全免，書籍、紙張、筆墨，以及食宿費都由國家供給。此外，每月還發給學生膏火費白銀一至七兩不等，隨年級的升高而增長（每兩白銀合1．4—1．5銀圓）。主要原因是當時社會大多數讀書人仍視科舉為正途，對所謂西學不大承認。所以盛宣懷在創辦學堂時即規定對學生一定要給予較高的待遇，才能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報
初創時期，所招收的學生，以江浙、兩廣、河北及天津市為多。學生家庭經濟情況多為中產或下層，多數學生經濟並不富裕，取自家庭費用常較其他學校少。北洋大學堂因係官辦，經費充裕，一切學習費用、食宿均由學校供給。為鼓勵學生讀書，學堂還舉行月考、季考，成績優良的前幾名給予獎賞。
據老校友回憶，當時學生平均年齡較大，功課特緊。此外，北洋大學堂的學生生活還有兩個特點：一是統艙式的宿舍；二是自己組織“膳團”。
別的學校，住宿條件都是幾個學生共一間，而北洋大學堂是幾十人共一大間，裏麵又分割成一人一小間。原來那時北洋大學堂的宿舍，是就武庫（軍械庫）改建的，類似大輪船的“統艙”。兩排長方形平房，均四麵有窗，各向南中間開一大門。平房內部，用六尺多高的木板或板牆，分隔成若幹約六尺寬、五尺深的小房間，用藍布簾隔開，中置一走廊。每間向著布簾置一木床，床前成直角置一書桌。在兩間之壁上，開洞置一電燈（再早為一盞油燈）作照明之用。除靠在窗前走廊的一排外，白天非用電燈不可。一大間的中間是起坐處，中置一大火爐，因為板壁並不到頂，此爐使全宿舍溫暖有餘。另外有空屋子作為盥洗間。初進學校的一定得住“黑間”，年級漸高，就可遷住較好的臨窗房間。在自修或就睡時，把布簾拉上，就沒人擾亂；圍聚在起坐處又如一家人。
北洋學生的膳食，最早由學校統一辦理，後來交學生自己組織“膳團”經營。當時學生主要來自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兩廣、河北各縣及天津市，他們可根據自己的口味和經濟條件自行組合。每設一膳團，其房屋、桌凳、鍋灶、水電，以及司廚、采購等，均由學校供給。
北洋學生勤奮好學，刻苦讀書。每日上下午有八小時在課堂，晚間三小時自修。課程緊，作業多，星期日學生多半還要讀書。校址遠離鬧市，學生幾乎不進市區遊逛，都是專心求學，對每門功課認真鑽研。有些學生家在天津，離校不遠，但因潛心苦讀，往往一個學期也隻回家兩三次。因此，培養出來的學生素質高，受重視。1899年，北洋大學堂有了第一批大學畢業生。中國第一張大學文憑（欽字第壹號）的獲得者，就是畢業於北洋大學堂法律學門的王寵惠，後來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他的哥哥王寵佑，也於同期從北洋采礦冶金學門畢業。
宣統二年（1910年）清廷委派大臣張亨嘉、陳寶琛會考北洋大學堂畢業學生，列出最優等3名，優等8名，中等4名。北洋大學堂始終以重質不重量的作風，蜚聲於世。
成批的北洋大學優等生，直接進入美國大學深造。
北洋大學堂教師的待遇
北洋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全部經費由國家撥款。僅頭等學堂（大學本科）每年所需經費就達白銀4萬兩左右。
教師待遇也是相當優厚的。1898年頭等學堂教師的薪金共計白銀2．16萬兩，占學堂全年經費3．9萬餘兩的一半多。
學堂當時為了強調西學，保證教師質量，所聘請的外籍教師的收入和生活待遇，都超過他們在本國的水平。比如擔任專業課的外籍教師月薪可達白銀200兩，約合280銀圓（合今人民幣2萬元）；教授外文的華人教師月薪100兩左右，約合140銀圓（合今人民幣1萬元）。管理人員待遇：華人總辦，月薪銀200兩；而普通辦事員“司事”月薪銀30兩（合今人民幣3000元）。
北洋大學堂在開辦後的頭三年間，聘用洋人分門教習3—5名，漢文教習兩名，華人外文教習3—6名。以後隨著學門功課門類增多，教習人數有所增加。1897年吳稚暉即擔任漢文教習。教習的待遇比較優厚，但是洋人教習與華人教習的薪水銀差距很大。洋人分門教習月薪銀200兩；相當於華人外文教習月薪的兩倍。
二等學堂（附屬高中和預科）教習待遇低。華人外文教習月薪銀50兩，約合75銀圓（合今人民幣5000元）；華人漢文教習月薪銀20兩，約合30銀圓（合今人民幣2000元）。
南洋公學的學習條件
1896年春，盛宣懷又奏準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公學”這個名稱，是由盛宣懷參照國外慣例而定的。經費由盛宣懷主管的輪船招商局、上海電報局兩家捐助，每年10萬兩銀子，這也是向外國學來的。當時西歐一些國家學校的經費就是半由商人資助（公助）、半由官方付給（官捐），統稱“公學”。當時我國海岸線的劃分，黃海、渤海稱為“北洋”，而長江口以南（東海在內）直到福建、廣東、台灣稱為“南洋”，所以盛宣懷在上海新辦的學堂稱為“南洋公學”。
學生食宿一律公費，所以清寒子弟很多願來報考。
南洋公學計劃中設置四院，創辦之初，僅開師範院一班。第一批新生於國學素具根底，有些人已是秀才、舉人，所以他們入學後一般不再修國學課。師範院新生的中文程度很好，但對於西文、西藝幾乎一竅不通，錄取入學後仍不斷考核，評定等第，實行淘汰製，不合格者除名。南洋公學師範院，開創了中國現代師範教育之先河。
學生不僅不交學費、夥食費，且享受數量不等的津貼和獎學金。兼課的師範生還另外加薪水。住宿條件是幾個學生共一間——中學六人、預科四人、本科二三人共一間。
師範生課程有外語、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等。學生畢業後或留校任教，或出洋留學，或從事其他職業。師範院學生日後有成就者頗不乏人，著名的有章宗祥、鈕永建、孟森、雷奮等。
1898年春又設立“中院”，相當於中學，也分4班，畢業後可升入上院。中院課程有國文、外文、數學、史地、博物、理化、法製、經濟等。
南洋公學的“上院”相當於大學，其課程從1901年才開始。
師範院、外院、中院的學生都在學校寄宿。由於外院學生年幼，學校特聘美國人福開森博士為“監院”，另選若幹名師範生協助。在這位洋監院的管理下，學校紀律極嚴。學生遇到師長，必垂手站立，鞠躬行禮。早晚均有人巡查，隨時隨地有師範生手執兩尺多長的竹爿監視其旁；上課時亦有人在窗外查看，見有不認真者，一一記下，課後罰以麵壁，或打手心以表示儆戒。學生就寢，有兩名師範生值宿，半夜還要查鋪。
學校很重視學生體魄的鍛煉，有體育課和軍訓。1899年舉行了第一次運動會，這在上海轟動一時，不僅市區，就是遠郊乃至蘇州都有人專程前來一睹盛況。
此外，南洋公學還在1899年秋開設了譯書院，聘請張元濟為主任。嚴複翻譯的《原富》，就是首先由這裏出版的。譯書院又附設“東文學堂”，就是日文進修班，招生40人，專學日文翻譯。
1900年庚子義和團事變，北洋大學堂的一些學生因避戰亂，從天津乘船來上海，轉入南洋公學就讀。於是又添設鐵路班，這是南洋公學開始設立工程科係，也是多年後改組為“交通大學”的濫觴。
1901年南洋公學又創辦“特班”，相當於現在的研究生班，目的是培養高級人才。聘請翰林院編修蔡元培為總教習。黃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均為“特班”學生。
南洋公學教職員的待遇
到1902年，南洋公學教職員薪水總額達到每月2368兩白銀，待遇是很豐厚的。其中，外國教員（洋員）的薪水明顯地高於中國教員。
例如公學總理（教務長）何嗣焜月薪100兩白銀（合今人民幣1萬元），而洋監院美國人福開森月薪為350兩（合今人民幣35000元）。教員的待遇比較優厚，但是洋人教員與華人教員的薪水銀差距很大。一般洋人教員月薪為100—200兩白銀（合今人民幣1萬—２萬元），相當於華人教員月薪的兩倍。
師範生做兼職教員者，除免費食宿以外，每月另給津貼40兩白銀（合今人民幣4000元）。
兩度浩劫下的京師大學堂
19世紀末年西方出版了一本英文的《世界各大學概況》，書中介紹遠東的大學隻有兩所，就是日本的東京帝國大學（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和大清國的京師大學堂（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書中還刊登了京師大學堂的校舍馬神廟的外景照片。
京師大學堂是維新變法的產物，但是命運曲折坎坷。1898年11月至1900年6月這一年半期間稱為“戊戌大學堂”。這兩屆隻有一、二年級大學生。大學堂設仕學館（相當於今幹部進修學院），讓舉人、進士出身的京曹入館學習。然而“京曹守舊，恥入學，赴者絕少”。原定招收500名大學生，然而最後總共不到200人，沒有培養出一個畢業生。這是一場流產的辦學。所謂戊戌大學堂實際上仍然是一座封建官僚式的“書院”罷了。擔任經史課程的教習大多是翰林院的腐儒，官氣十足，教學水平低下。
史載：1900年義和團興起，對於“華人之與洋人往還，通洋學、諳洋語者、用洋貨者，其間分別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凡是義和團認為是“二毛子”的華人就都成了“刀下鬼”，殺無赦。京師大學堂作為假洋鬼子興辦的“洋學堂”，被義和團視同“洋教堂”一樣對待。義和團“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子，用者輒置於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枚、洋紙一張，途遇團民搜出，亂刀並下，皆死於非命。”（引自《拳事雜記》，載《義和團史料》一書。）京師大學堂校舍被義和團橫掃後，設為“神壇”；學堂關閉，師生流離，部分未及逃脫的中國教習，被當作“二毛子”遭到義和拳民殺害。
1900年8月，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京師大學堂校舍又被視為義和團的據點，受到外國征服者的占領和摧殘。經此兩度浩劫，以至於建築殘破，圖書、儀器設備蕩然無存。
八國聯軍入侵，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國人憤慨至極。因而1901年冬“迫於時變，維新之論複起”。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師大學堂恢複教學，從全國各省選送學生，分兩批招生。先招速成科——仕學館和師範館，共錄取新生182名。凡被選送的考生，由所在省府發給去北京的川資和治裝費。例如，湖北省選送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考生4人，共發給川資白銀400兩，每人另發給治裝費白銀50兩。
1902年12月17日（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學堂舉行入學典禮，宣布正式開學
京師大學堂的教員薪俸
京師大學堂基本上沿襲了同文館的規矩，洋人教職員的待遇明顯高於華人。但華人教員的薪水比同文館時期有所提高。我在中國曆史檔案館查到有關資料，舉例如下——
20世紀初年，洋總辦兼洋教習鄧羅，月薪1013兩5錢4分；稅科專門洋教員阿得利，月薪285兩8錢8分；白浦月薪258兩5錢；稅科華員助教黃厚誠，月薪147兩9錢4分。
又，華人總辦（教務長）陳鑾，月薪180兩；提調（管理員）關景忠，月薪13兩5錢；國文正教員高超，月薪80兩；國文副教員蔣用嘉，月薪60兩。（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學部·財經·卷216·大學堂全堂員司薪水》等清冊）
當時白銀1兩折合1．4銀圓，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100元。
京師大學堂學生的優惠待遇
京師大學堂待遇很高。據師範館大學生俞同奎、王道元等回憶：清朝廷對於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是當作候補官員培養的，所以養尊處優。學生一概公費，供給食宿。標準是：每人一間房，自修室二人共用一間。夥食豐盛，早餐是麵食和粥；中晚兩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湯；冬季四菜一火鍋，葷腥俱全。冬夏二季，各有公家發給的一套操衣；其他服裝可自備。每月有月考，前幾名給以10銀圓左右的獎金。學生中不少紈絝子弟，吃喝嫖賭無所不為。
初入學堂時，據傳畢業後分別等級，給以“進士”和“舉人”出身，並以六、七品官階。到張之洞繼任管學大臣，乃確定畢業生一律給予舉人出身；其考列“最優等”者，以內閣中書盡先補用，並加五品銜；“優等”者以中書科、中書郎補用。但畢業生必須在教育界服務五年，方能回原衙門候補。於是，“學問”成了“仕途”的敲門磚，學堂成了官府的附庸。
1903年5月京師大學堂又把同文館歸並進來，成為譯學館。據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畢業生陳詒先回憶：京師譯學館僅辦五級，每級分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係，於宣統三年（1911）結束，歸並北京大學。譯學館授課情形，為每晨6點兵式體操，一小時操畢。吃粥以後，為外國語言三小時，午前授畢。12點午飯，下午為普通課程，5點鍾完畢。晚飯後自修二小時，9時後入寢。寢室分為五齋。甲、乙兩級學生住校，為免費生。丙級半住校半走讀，入學時交費一學期；第二學期丙級同學100人，學期考試在前25名者免費。
學校夥食頗為豐盛，每桌坐七人，四盤四碗，有雞有鴨，也有魚肉。飯廳之中間，置數方桌，上為醬蘿卜一大盆，紅大椒一大盆，小磨香油一大盆，多數同學自取醬菜大椒食之。
在譯學館讀書五年中，為皮黃戲全盛時代。前門外糧食店之中和園，有譚鑫培、楊小樓、王瑤卿諸名角，戲資1600文，合1角6分錢。懷有2角錢即可聽最好之戲，以4分錢賞看座（即上海之案目），即為大出手了。同學每於星期六下課看戲，散場後數人吃小館子，也僅僅兩圓就夠了。（引自《宇宙風乙刊》27期，1940年8月。）
京師大學堂的腐敗風氣
對於清末遺留到民國初年的大學堂腐敗的狀況，顧頡剛回憶說：那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隻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分，不允許有新思想；當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見。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
1909年，預備科第一批132名學生畢業，之後預備科改為高等學堂，仍屬大學堂管轄。同年師範館206名學生畢業後，師範館與大學堂脫離改為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此為後來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這是我國近代高等師範學校獨立設置的開始。大學堂的第一批本科生到1913年底才畢業。
1905年科舉雖廢，但這時期京師大學堂的學生仍多為舉、貢、生、監等舊式學生或官員，科舉出身在他們心目中仍有很大影響，加上1903年的癸卯學製規定大學堂畢業生可以授予進士頭銜並獎勵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職，因此，大學堂便在當時成了各種失意官員、舉貢生監等尋求出身的好地方。於是便生出許多趣事來。如仕學館、進士館的學生，均帶有聽差。每到上課時間，各房中便響起一片聽差“請大人上課”的聲音，然後由聽差把紙墨筆碗及茶水、煙具送到講堂。下課了，聽差又來“請大人回寓”，“學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聽差收拾雜物在後。上起體育課來就更熱鬧了，操場上時不時傳來“大人，向左轉”、“大人，向右轉”的喊聲，學堂如官場，教師可一點不能嫌累。
大學堂的課程多陳腐無聊之論，引起學生不滿。清末進入大學堂的孫炳文就曾站出來抵製過。當時，有個姓葉的教習給預科學生講“人倫道德”課，學生對他的空談不滿，他仍賴著不走。當此課考試時，孫炳文就在考卷上大書“葉公好龍，屍位素餐”八字，結果孫炳文被學校掛牌開除。孫炳文後來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又回到北京大學，1912年畢業於預科第一類。
民國初年北京大學臭名昭彰
清朝覆滅前夕（1911年），三所國立大學共有學生不到500名。
（1） 京師大學堂的分科大學1910年才正式招生上課，但沒有大學畢業生；
（2） 北洋大學堂大學部僅有工科畢業生35名，法科畢業生9名；
（3） 上海南洋公學上院（即本科大學）到1909年才粗具規模，沒有大學畢業生。
可見清末我國大學教育尚在幼稚階段，而且發展緩慢，舉步維艱。
中華民國成立後，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但離現代化的大學標準，差得很遠。據蔡元培先生晚年回顧：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學生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裏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有闊教師作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學習上很有妨礙的。辛亥革命前，京師大學堂辦了十餘年，幾經周折，並沒有培養出多少人才。外國人視之為“蒙養學堂”，連清朝廷都自認其水平太低。辛亥革命後，學校的名稱改了，但本質尚未變化，再由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不良風氣的影響，北京大學的名聲臭到了極點，幾乎不可救藥。
首先是封建衙門習氣仍重。京師大學堂時期，北大主旨就是為了培養封建官僚，因而官場習氣在學生和教師中漫延，學堂像衙門。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仍然是衙門氣十足，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進大學教書隻不過為做官而準備；有的教師幹脆就是清末舊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派頭卻不小。如沈尹默記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時，有一預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課時，均有一聽差挾一地圖、捧一壺茶和一隻水煙袋跟隨上講堂，置之於講台上，然後退出，下課照送如儀。這位老先生還經常在上課時對學生留一手，教科書、參考書和講義對學生是保密的，絲毫不允許被借閱。課堂教學內容陳舊，因循守舊，沿襲了清末大學堂的風氣。
學生也以讀書求功名利祿為目的，仍然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思想。雖然取消了科舉，但一般學生認為從學校畢業相當於科舉的舉人、進士資格，仍以畢業後做官為目標。由於學生有做官發財思想，學生從預科畢業後，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為最終目的總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學一點政治、法律，比較吃香。據統計，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預科在校學生841人，文科學生418人，理科學生422人，工科學生隻有80人。讀法科的學生是文、理科的總和，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於北京大學為招收文科學生，不得不降格以求，報考文科可以不要預科畢業文憑，隻要有同等學曆即可。
其次，學風不正。師生滿腦子當官發財思想。學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學生花錢一年在上千銀圓，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000銀圓。一些有錢的學生，在學校裏帶聽差、吃花酒、打麻將、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當時北京大學還流行一種壞風氣：無聊師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妓院集中的地方。當時民間曾流傳說：“兩院一堂”是八大胡同最好的主顧——“兩院”指當時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北大此時雖已改名，社會上仍有許多人習慣稱之為“大學堂”。此語指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國會議員和北大師生為多。
為畢業以後做官，許多學生在校期間拉幫結夥，往來應酬。當時在北大還流行“結十兄弟”，即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做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做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買官，那麽花的鑽營費由十人分攤。如此烏煙瘴氣，哪裏像什麽“最高學府”？商務印書館和文化人商務印書館和文化人
清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也就是京師大學堂在北京成立前一年，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影響深遠的商務印書館在上海成立。它的創辦者本是幾個印刷工人，戊戌維新後由於張元濟、蔡元培等文化人的加入，在清末民初迅速發展為我國文化人的出版陣地，成為現代中國最大的出版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