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四類作家的收入標準
（１） 著名的頭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頗豐；除稿酬、編輯費以外還有出書及增印的版稅，以及其他來源，每月收入可達400圓（合今人民幣12000元），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裏弄（如大陸新村），房租每月至少６０圓甚至上百圓；飲食豐盛，經常請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娛樂觀劇等；出門乘坐出租汽車，如魯迅（除稿酬外，１９２７年末—１
（２） 二等作家已經成名，稿酬為千字３—５圓左右，可住三間房，每月房租２０多圓，生活費至少１６０圓左右；月收入必須200圓（合今人民幣6000元）左右，如成名後的夏衍、胡風。是一種典型的中間階層生活。
（３） 三等作家小有名氣，稿酬為千字２—３圓；若參加雜誌社可有編輯費；若已開始獨立出書，可有版稅收入。住一層前樓加亭子間，每月房租１５圓左右，若住兩間房則月租金２０圓以上，生活費１２０圓（合今人民幣3600元）左右。如丁玲、胡也頻、蕭紅、蕭軍的收入，從四等升為三等；夏衍、胡風（作品主要是譯述稿）、陽翰笙、周揚等一開始也是千字２圓，後來才升為３圓。這表明他們開始進入中層社會，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
（４） 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稿酬為千字１—２圓，開始總是過著獨身生活，或者將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單槍匹馬在上海灘頭闖江湖，每月個人生活費以及書刊費約２０—３０圓。一旦結婚成家，如何維持家庭生活的呢？住亭子間房費１０圓，大米、小菜、油鹽煤球等每月夥食費４０圓，加上衣服、乘車、應酬（請客吃飯等），每月生活費需要60圓（合今人民幣1800元）左右。仍屬於普通貧民，如葉紫、柔石、沙汀、艾蕪等。
作為參照，30年代上海市的中學教師月薪50—140圓，小學教師30—90圓。報社月薪一般為：主筆200—400圓，編輯40—100圓。舊式商店的店員月薪10—30圓，新式商店普通職員月薪20—40圓（１圓合今人民幣30元左右）。
３０年代的上海作為世界金融經濟中心之一，號稱東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於紐約、倫敦之後），生活費用不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東京高。
當時上海一個標準家庭（四五口人）比較高級的生活費用如何？魯迅1935年文章裏說過：在上海租界找一處帶院子的住宅（二三層小洋樓），租金每月100兩（銀子）；巡捕捐按房租的百分之十四，共計114兩。每兩作１圓４角算，大約等於160銀圓。上海比較高級的生活費用每月約400銀圓以上，中等生活的費用每月約100銀圓，基本生活費每月約66銀圓。
當時資本主義世界出現長期的經濟危機，中國民族工商業得到發展繁榮的機會，沿海城鎮的市場有所進步，中國銀圓堅挺，在國際上的匯率升值。例如，1930年１月，中國１銀圓可以兌換日本74日圓，1931年初100銀圓＝４６日圓，1932年初100銀圓＝６９日圓，1933年初100銀圓＝98日圓，1934年初100銀圓＝115日圓，1935年初100銀圓＝125日圓……中國推行法幣以後，大致上100元法幣可以兌換１０５日圓。總的說來，在上海一個月的平均生活費，在東京可以過兩個月。
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生活水準，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要比北平高（隻有少數大學者、大作家的收入可以跟北平相比）。那麽為什麽在上海的文化人反而要比在北平的多，而且全國各地的文學青年源源不斷地湧往上海呢？因為上海是當時全國經濟文化中心，集中了魯迅、茅盾、鬱達夫、田漢、巴金這樣的文壇巨子；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區，可以避免國民黨的專製鎮壓（國民黨政府不能進租界搜查和逮捕人），相對來說還有些言論、出版自由。另一方麵，1927年4月以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1928年北京不複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所以文化人紛紛南下。
左聯成員的經濟狀況之一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於1930年３月２日成立，會員約５０人，1936年初自動解散。
據胡風回憶，魯迅每月捐助左聯２０圓。1933年８月以後，胡風擔任左聯的執行委員、宣傳部長，每個月定期到“公啡”咖啡店見到魯迅，這２０圓就由胡風經手。1934年春胡風辭職，左聯黨的領導一度與魯迅失去聯係。1934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陽翰笙、周起應（周揚）、沈端先、田漢在內山書店向魯迅匯報左聯的工作，“臨別的時候，魯迅從口袋裏拿出一張一百圓的支票，交給周揚。”（據夏衍《懶尋舊夢錄》）這就是魯迅為左聯支付５個月的讚助費。有時，魯迅還給予左聯額外的資助，例如為援救艾蕪出獄捐款５０圓，向特科黨員吳奚如支援３０圓，等等。
除魯迅定期捐助２０圓以外，茅盾每月捐助給左聯１５圓。據《胡風回憶錄》所載，這每月３５圓（折合現在1000多元）主要用作左聯內部通訊的印刷費。
那麽，一般左聯作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呢？
據關露回憶：她在１９３２年春天加入左聯，記得第一次開小組會的時候，黨團書記丁玲同誌出席。當時左聯同誌都很年輕，除開在複旦大學當教授的穆木天比較年長一些而外，大都隻有２０歲左右到２６、 ２７歲。因此，絕大多數人沒有成家，孤身住在一個小亭子間裏，用一個煤油爐自己做飯，上老虎灶買開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飯館去買1圓錢６張的飯票（一頓客飯２角錢，買1圓錢可以優惠），或者吃１２個銅元（相當４分錢）一碗的陽春麵（1分錢＝３個銅元）。經常由於交不出房租被房東驅逐，吃飯是簡單便宜的夥食，有時還餓一頓飽一頓的。
當時一斤雞蛋價值２角錢，也就是說２—３分錢就可以買一個雞蛋。這樣便宜的雞蛋，左翼文學青年有時也吃不起。
１９３４年間，關露曾在上海歐亞航空公司當一個小職員。後來知道特務發現她是左聯成員，要抓她，關露隻好把這個月薪７５圓的職位辭了。
葉紫加入左聯時，周揚派關露找他談話。葉紫房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關露見他用鋪板當桌子，坐在一張小板凳上寫東西。他已結婚。當時正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但葉紫的孩子在吃菜瓜（菜瓜比西瓜便宜）。
１９３５年，聶紺弩主編的《動向》期刊在文藝界打響，不僅自己有了固定的收入，還將葉紫拉到報館當助手。葉紫得到月薪６０圓，從原來住的灶披間搬了出來，安心生活。（據梅誌《胡風傳》）
戴平萬住在法大馬路他的一個同鄉開的紙店後樓。房裏隻能放下一張床，一張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寫字。晴天的時候，他上街也穿套鞋，因為他沒錢買皮鞋。
周揚有一陣住在北四川路，他經常到法租界來跑一趟；談完工作以後，要坐車回家，就找關露借幾毛錢做車錢。（據關露《我想起了左聯》）周揚還經常找胡風借錢，有時動用魯迅提供給左聯的資助。
據艾蕪回憶：１９３１年他乘坐輪船從廈門到了上海，“任何地方都有找不著職業的苦難，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廈門時曾寫過一篇散文《香港之夜晚》，投到上海光華書局出的《讀書月刊》，試一試拍下上海文藝界的門，看看能否容納我這個曾在海外流浪歸來的遊子。到了上海……看到文章登出來了。可是，我寫信（到光華書局）去要稿費，卻得不到回音。我住在一家小旅館內，住宿費和夥食，一個月九圓錢。”艾蕪用了從緬甸華僑那裏得來的生活費，維持了一段時間。不久通過熟人在江灣勞動大學附近的農民家裏租了一間屋子，還帶一間灶房，每月租金僅一圓。自己做飯吃，每月５—６圓就夠了。這樣很省錢。每天他到勞動大學農學院閱覽室看報紙，然後坐下來寫文章投稿，但經常拿不到稿費。１９３２年春，艾蕪由沙汀介紹參加左聯。他就是這樣開始了文學生涯。（引自《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據齊速回憶：１９３３年，他隻有１９歲。當時在虹口區唐山路一個弄堂小學教書，薪金非常低，每月僅有１０圓。另外靠三哥、四哥給些錢，住在亭子間。一日三餐是這樣的：早飯一碗豆漿，一個飯團（包油條加白糖），每人幾個銅元（合３分錢）；中午在小飯館內，米飯、黃豆豆腐、豬肝菠菜湯約２２枚銅元（合７分錢）；晚飯喝粥加碟小菜約十來個銅元（合四五分錢）。總之每人每天不到２角錢，一個月夥食費５—６圓就夠了。
據吳奚如回憶：１９３５年一個從事地下工作的“琴妹”在織襪廠當女工，每月工資２０圓；小學教師和小職員、店員每月工資大約４０—８０圓。左聯和“社聯”一般青年成員屬於這樣的城市貧民，其中包括新中國成立後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錢俊瑞、劉芝明、陳克寒等同誌，以及後來黨的理論權威胡喬木、艾思奇等。
左聯成員的經濟狀況之二
1. 胡也頻
胡也頻是左聯五烈士之一。關於他的生平，有不同說法。
他原名胡崇軒，幼名胡培基。１９０３年５月４日生於福州市城邊街。７歲時，祖父送他到私塾讀書；祖父在戲班唱戲，次年就去世了。父親在戲院裏打雜（一說當經理）。後來，胡也頻到教會學校崇德小學念書，１４歲轉入福州烏山師範學校。１９２０年他離開福州去天津大沽海軍學校。
據胡也頻的侄兒胡少璋說：“１９１８年，也頻被送到一家祥慎金鋪裏當學徒。金鋪的掌櫃是他的舅父，但兩家關係很壞。１９２０年春，也頻拿了鋪子裏的一副二兩多重的金鐲到上海去。”（陳注：黃金1兩可換100多銀圓。）
但是據胡也頻的朋友馬寧說：“我對這件事有另一種看法。誰都知道，做學徒一般都是三年才出師，而且一般是沒有工資的。也頻的父親廷玉先生說過：祖父死後，他（指胡廷玉）經營了一家戲院，以包戲為生，生活還過得去。假如送也頻去做學徒，為人打水送茶、倒夜壺等事，不是生活迫不得已，一般人家的子弟是不肯去幹的。況且也頻那時已經十五歲，肚子裏也已有些墨水，怎麽不在父親經營的戲院裏當個差使呢？……假如也頻真去當學徒，最多也隻是極短的時間。”
胡少璋說：“１９２８年底，也頻回到福州與父親商量，賣了祖父留下來的最後一座房子，得款一千塊銀圓（又說是一千二百圓），留下二百塊作搬家等費用。回到上海後，於１９２９年１月籌辦紅黑出版社。”
最初與胡也頻一起編《紅黑》月刊的沈從文回憶說：“我記不起也頻有回福建去籌款的事；我還聽說，是丁玲的媽媽給的錢。”
馬寧分析：“少璋是１９２８年以後出生，這胡也頻回家賣去祖宅的事怕是以訛傳訛。要是也頻有一千圓來創辦紅黑出版社，不至於幾個月以後他就被迫去濟南（山東省立高中）教書的吧？《紅黑》月刊是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出版了第７期以後停刊的，胡也頻當是秋季離開上海的……”
2. 馮毅之
馮毅之１９０８年生於山東省益都縣（今屬青州市）山區農村。１３歲入青州高等小學，２０歲在第十中學（初中部）畢業，考入濟南市的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愛好文藝、寫作。在老師胡也頻、楚圖南影響下，鼓動學潮宣傳革命，被通緝。１９３０年夏天（陳注：據丁玲回憶是５月）隨同胡也頻丁玲夫婦經青島乘船逃亡上海，參加左聯。在法租界進入左聯舉辦的“暑期補習學校”兩個月；１０月份加入中共。［陳注：據馮雪峰回憶，“１９３０年７月和８月，左聯和社聯在文委領導下共同辦了暑期補習班；王學文代表社聯、我代表左聯
查《魯迅日記》載，１９３０年８月６日去“暑期講習班”講課一次；又９月１３日記載“借學校六十”，指借錢給現代學藝講習所。
２２歲的馮毅之在上海住了不到半年（一說四個月，恐不確），因為無從謀生，又獨自乘日本輪船神靈丸號（四等艙）回到山東老家，寫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見刊用。不久受聘為高小國文教師，但因宣傳革命而被勸退，發給半個月工資（估計有十圓）。次日即往北平，立誌做職業革命家，與潘訓等籌辦“左聯北平分盟”，任三人領導小組的“組織委員”。他暫時寄居學生公寓，在各大學推行讀書會，如北大的“曙光會”、師大的“今日會”等。
馮毅之回憶說：“我參加革命後，感到最可怕的並不是被捕、坐牢、受刑，而是貧困沒辦法生活。因為那時候，中國共產黨沒有掌握政權，沒財政收入，革命工作者不但沒有工資，連最低生活費也沒有，完全靠自己謀生。我在北平半年多，身上的錢化光了，不但沒有親朋好友可借，連能管飯的同誌也找不到。（１９３１年夏天）我隻好回到山東益都縣我的家鄉，正遇上我的好朋友劉某到益都縣東關高等小學任校長。我去當了國文教員，月薪二十圓，高興得不得了。”
１９３２年益都暴動失敗，為避難，秋天他又離家去北平。父親向親友借下20圓錢，除了路費，已所剩無幾。他找到了黨的組織關係。為解決生計，他租了個洋車（黃包車）做車夫。馮毅之後來回憶說：“拉車的生活使得我了解到，車夫的思想感情和愛好，不但與富有的資產階級不同，與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也不同。他們沒有奢望、沒有幻想、隻求溫飽。他們對於豪華的遊樂場、影院戲院是不敢想的。喜愛的是有五花八門雜藝的天橋和街頭巷尾的小飯攤。到天橋去化不了幾個錢就可以看到雲裏飛的滑稽表演，大金牙的洋片和粗俗逗趣的相聲，以及雜耍、武術、高蹺等各種各樣使人心情舒暢精神愉快的民間藝術節目。街頭巷尾的飯攤價錢便宜，小米粥玉米窩窩十分香甜。有時買賣好，多掙了幾個錢，買上二兩酒、一毛錢的豬頭肉，喝上兩盅，再吃頓白麵饅頭，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我愛好文學，曾寫了《洋車夫日記》，一直保存到抗日戰爭時期（後來在戰鬥中全丟失了）。”（馮毅之現為山東省第二幹休所離休幹部，１９９９年出版《風雨滄桑一百年》文集。）
3. 王堯山
１９２６年，１６歲的王堯山（生於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０日）從江蘇省溧陽縣到上海學生意（當學徒），每月發１塊銀圓。後來，他在浦東電氣公司謀得一份工作，每月收入20多圓。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左聯一般青年成員大多是這樣的城市貧民。
王堯山在六十多年後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入黨後，大部分工資交了黨費。”（《新民晚報》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第２３版）
關於黨費問題，值得研討、考證。據老黨員楊纖如同誌說：“平常連繳黨費都感到困難，象工人，每月繳三五個銅板，略表組織觀點而已，再多就會影響吃飯。學生稍好一些，也不過每月繳一兩隻銀角的黨費。隻有成名的左翼作家和有社會職業的同誌，才能繳出為數較大的黨費。有的作家往往把一篇文章的稿費全部拿出來繳黨費，甚至有人把一本書的大部分稿費繳了黨費。”（引自《新文學史料》１９８０年第一期９０頁）
那時，王堯山公開的職業在浦東，而黨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據他說，他常常是在浦西幹到很晚；由於這樣來回很費時間，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間房。他對記者回憶說：“當時因為大部分錢要交黨費，租房間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間和閣樓。也因為形勢非常險惡，住的地方常常要換。隻要聯係的人中有一個被捕了，就必須馬上換地方。”
３０年代在上海市浦西租用亭子間房費大約10圓，每月個人生活費也需要10圓左右。
王堯山２５歲左右曾經擔任左聯中共黨團成員、組織部長。［陳注：據馮雪峰回憶說，“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間，左聯的人事變動，我完全不清楚。在我腦中留下的一點印象是：好象胡風在這兩年中做過左聯的宣傳部長，路丁（王堯山）做過組織部長。］他的住址在今江寧路新閘路之間，一個大弄堂裏的三層閣樓上。據他說：“１９３６年３月魯迅就在這個小閣樓上與當時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會麵，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此說待考。
１９３６年４月下旬，馮雪峰由張聞天、周恩來派遣從延安秘密抵達上海，先會見了魯迅，後與王堯山接上關係。這年１０月，中共駐上海辦事處成立，主任潘漢年、副主任馮雪峰。１９３６年底，組織了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任命王堯山為書記，沙文漢和林楓為委員。（王堯山現為離休老幹部，上海市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
田漢的經濟生活
田漢（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原名田壽昌，生於湖南省長沙縣花果園一個農家，幼年喪父，家境貧寒。１９１２年考入長沙師範學校，免收學費；校長徐特立用自己的薪金替他買蚊帳，並且給他一個“購書折子”讓他買書。
１９１６年田漢從長沙師範學校畢業。正好三舅父易梅園被任命為湖南留日學生經理員，他帶著田漢東渡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當時留學生公費每月３６銀圓，後來增加到４０多銀圓。１９１９年暑假田漢回老家，攜表妹易漱瑜同赴東京留學，一年後結婚。１９２０年１２月易梅園先生在長沙被軍閥殺害，此後田漢夫婦斷了外援，隻能靠自己奮鬥。
１９２２年９月，田漢留學日本６年後，夫婦從日本回到上海。田漢的第一個職業是在中華書局擔任編輯，月薪１００銀圓；同時給書局職員上日語課程，業餘寫作、翻譯，每月收入大約２００多銀圓。在哈同路（今銅仁路）民（慈）厚北裏４０９號樓房安家，月租金約３０銀圓。他從長沙把母親、嶽母、弟弟、小姨等接來同住。田漢的家還成為許多文學青年的茶室、飯鋪、招待所，成為２０—３０年代藝術家的搖籃。有這樣的特殊情況，每月開支２００銀圓以上，經常入不敷出，差額依靠田漢的稿費、版稅補足。
１９２４年初，田漢和易漱瑜自費創辦《南國半月刊》，這是中國戲劇史上長達８年的“南國藝術運動”的開端。１９２５年又辦《南國特刊》。１９２６年４月成立“南國電影劇社”，以不到３００銀圓的資金，自編自導影片《到民間去》，終因經費不足而失敗。
１９２７年秋，田漢被聘為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科主任（戲劇科主任為歐陽予倩，美術科主任為徐悲鴻）。共招收學生４００多名，每人學費及夥食費20銀圓，共得8000多銀圓。原有負責人貪汙公款被驅逐，學生們選舉田漢為校長。學校房租等費用每月４００多銀圓，拖欠了三個月。為了解決學校的經費問題，田漢組織了“魚龍會”，開創了“小劇場”運動。門票每張1銀圓，總共收入１２５０銀圓，維持了學校。接著，在上海藝術大學的基礎上，田漢又自辦“南國藝術學院”，組織５０名學生到杭州旅行公演５天，開拓了杭州的話劇運動，並補充了經費。
１９２８年《中央日報》聘請田漢擔任副刊《摩登》主編，每月編輯費300銀圓，這成為南國藝術學院辦學資金的主要來源。後因《摩登》發表了揭露蔣介石宋美齡政治婚姻內幕的諷刺小說，田漢即被解職，南國藝術學院斷了財源，被迫停辦。接著兩年內，田漢組織“南國社”先後幾次在上海、杭州、南京、廣州、無錫等地公演，推進了革命戲劇運動。公演的門票為6角—1銀圓，經常爆滿，以此收入作為南國社的經費。同時出版《南國月刊》。無論辦刊物、辦劇團、辦學校，田漢都堅持了在野的民間性質：不依靠官（政府），也不依靠商（財閥），從而保持了獨立精神。
從１９３１年起，田漢以“陳瑜”為化名創作了《母性之光》、《三個摩登女性》等四部電影劇本；１９３３年７月田漢和陽翰笙擔任藝華影業公司總顧問，月薪２００銀圓左右；又拍攝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等三部影片，寫作了幾百首歌詞，其中有許多成為著名的電影插曲。
１９３５年春田漢被捕入獄，夏天在南京由徐悲鴻、宗白華等保釋出獄。此後一年多，田漢又在《新民報》發表劇本、評論、詩歌、散文４０萬字，共得稿酬１２００銀圓，以維持生活。
他不甘寂寞，在陽翰笙等協助下，發起成立“中國舞台協會”，組織了幾輪大規模公演。為籌集1000銀圓演劇經費，田漢曾向徐悲鴻借款600銀圓。前兩輪公演虧本，國民黨中宣部表示願意提供讚助，被田漢謝絕。他表示：“舞台上虧了本，自己從舞台上賺回來。”並將某官吏以個人名義贈送的300銀圓全部送回。第三輪公演《複活》大受歡迎，連演１２場，場場客滿，果然有了贏餘。
１９３６年田漢在南京主持話劇《複活》公演，當時報刊上介紹如下——售票的迅速與經濟方麵的收入，也是開記錄的。《複活》第一次演三天，共十二場。大概一圓的對號票，在臨時是不能買得的。六角和三角的門票，開幕前早經客滿。許多人冒著雨來，又懊喪著回去。有些人還要求買票立看。前後十二場情形都相同。支出是四千一百圓，收入是五千八百圓，計得一千七百圓。雖說有這麽多贏餘，然而還是窮，窮得帳目到如今都不能結算。這就是說，當時話劇演出的門票，通常分為大洋1圓（合今人民幣30元）、6角（合今人民幣18元）、3角（合今人民幣9元）三個檔次。每場售票約500圓（合今人民幣15000元），座位大約1000個。《複活》公演１２場，贏餘大洋1700圓（合今人民幣51000元）。［陳注：關於１９３６年《複活》在南京公演的盛況，有人寫為“田漢在四十年代報刊上”（見李輝著《田漢——狂飆中落葉翻飛》第３頁），這是錯誤的。４０年代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法幣貶值上百、上千倍。且４０年代抗戰期間南京早已淪陷。］
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爆發，田漢和陽翰笙離開南京。1938年抗戰政府的軍委第三廳在武漢成立，郭沫若任廳長，田漢任戲劇處處長，月薪法幣300元。
田漢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自己從來不曾提起，也不屑計算。夏衍回憶說：“不管他寫書、演戲、辦雜誌、搞劇團，甚至於請客吃飯，在他心目中從來不考慮到錢的問題。有了錢，比如一本書出版了，拿到一點版稅，就大夥兒用；用完了，沒錢了，就大家掏腰包，買大
夏衍的經濟生活
夏衍原名沈端先（端軒），1900年10月生於浙江杭州。１９１４年他１４歲，到染坊店當學徒；期滿以後，每個月可以有2銀圓的工資。１９１６年他進了中學，夥食費、書籍費、學雜費一共不到5圓。不久轉入浙江公立甲種工業學校（５年製），１９２０年畢業，由學校保送到日本報考官費留學。先發預備費２００銀圓（當時匯率中國1銀圓＝１.２日圓），到日本的交通費輪船三等艙、火車三等座，一共隻要幾十圓。
２０年代初，留日學生每月官費６０銀圓，折合７５日圓左右。日本的生活費用，在東京的小飯館裏，一碗湯麵５錢（合中國４分銀圓），一份牛肉蓋澆飯１０錢（合中國8分銀圓），所以中國留日學生的生活比較寬餘，每月除了衣食住行以外，還可以買些書籍、日用品等等。中國公派留日學生每三年發一次旅遊費，大約８０—１００銀圓。１９２０年前後，日本出版界“圓本”流行，這是一種文史哲叢書，每月出版一本，每本定價1日圓。當時沈端先每月節省1日圓訂購了一整套世界戲劇名著。
夏衍從東京學成歸國後，１９２８—１９３４年在上海的公開職業是日文翻譯者，主要依靠譯書為生，譯文稿費每千字２圓。他每天一清早起來就譯書，堅持翻譯2000字，每月譯稿費１２０圓，相當於今人民幣４000元左右。這是一筆可觀的固定收入。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間上海藝術劇社創立，第一次募捐經費大約２００多圓，其中陶晶孫捐款４０圓；沈端先翻譯了一部日本小說，由潘漢年經手去換了２０圓稿費；鄭伯奇、潘漢年各自捐款２０—３０圓，其他人也捐獻了一些。１９２９年冬，上海藝術劇社排完了戲，到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口的“白宮”小飯館去吃飯，一客“兩毛小洋”即“雙毫”的銀角子，僅合大洋1角7分。（陳注：6個“雙毫”才合1銀圓“大洋”。詳見本書附錄。）
１９３２年淞滬戰役結束之後，夏衍從唐山路搬家到法租界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普益裏，弄堂房子二層樓一開間半，他回憶說：“頂費不算貴，二百五十圓”（全年租金，約合今人民幣8000元）。
１９３２年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由洪深介紹，聘請鄭伯奇（化名席耐芳）、錢杏邨（化名張鳳梧）、沈端先（筆名黃子布）擔任編劇顧問，每月每人致車馬費５０圓；不久，藝華影片公司編劇委員會田漢、陽翰笙又聘請夏衍和周揚等擔任藝華的編劇顧問，每月車馬費30圓。加上每天譯書的稿費，每年出書有上百圓法幣的版稅，編寫電影劇本還另有酬勞，這樣，夏衍每月至少收入２００圓，合今人民幣７000元以上。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４日《救亡日報》發刊，由國共兩黨各出資5000圓作為開辦經費。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夏衍結算了100多圓的版稅。在公共汽車上被扒手偷走60圓（當時大米7圓一擔160斤），這可不是小數。
總之，夏衍自己認為他在左聯作家裏麵算是比較寬裕的。
陽翰笙的經濟生活
陽翰笙原名歐陽本義，字繼修。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７日（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十月初八日）生於四川省高縣。１９２８年做中共地下工作時化名為“華漢”，１９３３年開始用筆名陽翰笙。
１９２３年春，２１歲的歐陽本義決定到北京上大學，得到父母的支持，賣掉家裏積存５年的生絲（一年的可賣30圓大洋）和其他財物，又得到親友的資助，湊足２５０圓作為川資和學費，９月抵達北京。
１９２４年夏天到上海，插班進入上海大學社會學係，學名改為歐陽繼修。後到廣州黃埔軍校，並投入北伐戰爭。１９２７年參加“八一”起義。
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由郭沫若建議、周恩來批準參加創造社的地下黨領導工作。以後陸續發表文論與小說，主要以稿酬為生。這一時期的稿費收入估計為每月１００—２００圓。
１９２８年以華漢為筆名發表短篇小說４篇、中篇小說一篇、文章８篇；１９２９年發表小說６篇；１９３０年發表小說７篇；等等。１９３０年出版長篇小說《地泉》，１９３１年出版中篇小說《大學生日記》，１９３２年出版中篇小說《義勇軍》，稿酬可觀。
１９３３年９月跟田漢一起加入藝華電影公司，主持編劇委員會。薪金待考。陽翰笙曾特約黃子布（夏衍）、周起應等人擔任藝華的編劇顧問，每月各致車馬費３０圓。所以，陽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陽翰笙被捕，１０月由柳亞子、蔡元培等營救保釋出獄。隨即開始用筆名為南京的民營報紙《新民報》寫雜文、劇評等。１２月１日受《新民報》約請協助該報副刊《新園地》的編審工作，每周去報社兩次，酬金每月６０圓。此後一年多內，在《新園地》發表文稿一百多篇，以稿酬和編輯費（每月共１００—２００圓）作為生活來源。
胡風的經濟生活
胡風原名張光瑩（光人），１９０２年１１月生於湖北蘄春縣。１９２７年張光人擔任江西省黨務學校編輯員，月薪６０圓。這是在他的工薪收入中，目前可以確切查證的第一個數據。
１９３１年張光人在日本慶應大學留學，獲得了半額公費（庚款補助金）每月４５日圓。
１９３２年張光人回國後到上海，被選為左聯的宣傳部長。這時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館擔任了《時事類編》的日文翻譯員，不用上班，薪金比全日工作者少一半，月薪１００圓。他住進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一處西式公寓房，有一張床、一張沙發、一個書桌和一個五鬥櫃，房租每月20圓。早餐包給房主每月５圓，午餐在中山文化教育館搭夥，每月10圓。為過冬做了一件深灰色毛嗶嘰的駝絨長袍，花了１０圓；這件長袍他穿了四年直到抗戰爆發離開上海。
１９３４年新年他與梅誌同居，住進巨籟達路（今巨鹿路）采壽裏，房租每月１３圓。布置新房花費了50圓。家具有一床、一方桌、四把圓凳、一個書架。張光人的新家也成了左聯領導經常開會的地方。有一天他們夫婦剛起床，周揚就來敲門，焦急地說：“家裏沒有菜錢了，借個三五圓吧！你手上沒有，就用魯迅的補助款也行嘛。”周揚經常來借錢，很少歸還。
夏天他們搬家到金神父路大興坊，月租金１４圓。後來又遷居到巨潑來斯路（今安福路）合大裏二樓，前後兩間，還有抽水馬桶和電話，月租金隻有13圓。
當時胡風夫婦日常生活開支大約每月７０圓，其中在內山書店購書十幾圓。胡風常抽煙，抽那種１角錢兩包的普通煙。
魯迅叫胡風為英文刊物《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今日中國）寫篇文章介紹中國左翼文化，給了胡風２０美金稿酬，合國幣８０圓（當時兌換率1美金＝4圓國幣）。
不久胡風夫婦生了孩子，又雇傭一個娘姨。要居住舒適些，就在福煦路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慈惠裏找到一處大小兩間廂房，有衛生間，上麵還有小閣樓（供娘姨住）。為了付房租30圓，胡風每月要多寫一萬字（千字3圓）。實際上當時胡風每月稿酬１００—２００圓。居住條件比較好，曾請魯迅全家來吃飯，也招待過其他作家朋友。
由於經濟壓力比較大，胡風夫婦又換了房子。１９３５年底搬到威海衛路雲蘭坊一處二樓帶亭子間的房子，月租２０圓。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孟德蘭路（今江陰路）找到一處弄堂房子，有起居室、臥房，還有樓上亭子間，月租金２０多圓。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魯迅去世後），生活書店出版《工作與學習叢刊》，每期編輯費８０圓，稿酬千字3圓。
１９３６年底，馮雪峰看出胡風的經濟有困難，就提出要胡風全家搬到他租的房子去住。那是法租界辣斐德路穎村的一棟三層樓房。胡風一家住三樓，周建人一家住二樓，馮雪峰的妻子何愛玉帶兩個孩子住樓下。馮雪峰（時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副主任）不要周建人和胡風付房租，這是胡風受到黨的照顧。
周揚的經濟生活
周揚（１９０７—１９８９），原名周起應，生於湖南省益陽縣。１９２２年周起應在長沙念中學時，與同鄉官宦人家之女吳氏結婚，當時兩人都隻有１５歲。嶽母姓周，揚州人士，富有積蓄。從此直到１９３５年，嶽母一直在經濟上資助周起應夫婦的生活，每年贈與愛女吳氏許多銀圓珠寶。
１９２８年周起應到上海進入大夏大學。一年多期間，周起應和親戚周立波、表弟劉宜生以及兩個同鄉同學等都住在上海，他們的生活費用全靠吳氏供給，都是她用金首飾換來的錢。後來周揚曾經多次跟他的兒子周邁說過：吳氏“善良、無私、很少有的單純。”（引自《周邁談周揚》）
１９２９年周起應由吳家資助到日本留學，旅費大約１００圓。住在東京小石川區林町的國師館，是兩層樓的留學生公寓。每月生活費至少５０圓。那時日本左翼運動蓬勃發展，普羅文學盛行。但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反撲，鎮壓了左翼。周起應因參加左翼活動被捕，在小石川警察署被拘留一個月，交保釋放。
１９３０年他回國到上海，參加左翼話劇活動。他拜訪了田漢，由田漢介紹加入中國左翼戲劇聯盟（劇聯），後來轉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１９３０年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每年周起應與吳氏都要回湖南省益陽縣老家去探親，同時由嶽母交給吳氏一些銀圓和珠寶，估計價值為１０００圓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費每月至少８０圓。據周起應與吳氏所生長子周艾若（生於１９２７年）回憶說：“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裏，外祖母無條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經費支持著父親的革命工作。那時，到我們家裏來的有左聯的不少人……”（引自《周
據夏衍回憶說：“１９３０年他（指周揚）隻有２２歲，很年輕的。那個時候，他很瀟灑，很漂亮。穿著西服，特別講究，歡喜跳舞。跟我們一起上咖啡店，看電影。……當時他的第一個夫人還和他在一起。她是從湖南來的，是益陽的。……他本人是搞話劇的，參加左聯之前，最早是參加劇聯的。他還演過戲。”
據王作民回憶：１９３３—19３４年之間，周起應與左聯宣傳幹事蘇靈揚（杭州人，上海光華大學一年級學生）秘密同居，由此開始使用假名周子揚、周誌揚、周揚。又據蘇靈揚自述：“１９３４年秋我和周揚結婚後，為了保證他環境的安全，我的社會關係除王作民外一概斷絕了，左聯的活動再也沒有獨自出來參加過，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戰開始。”（引自《一個不是作家的“左聯”盟員的回憶》）
１９３５年吳氏又懷孕，周起應送她回湖南益陽縣老家生育第三個兒子（周邁），然後單獨又匆匆趕回上海。因為這時周起應與蘇靈揚早已在上海秘密同居，蘇氏且已懷孕。周起應不好意思再用吳家的錢財，因此經濟上遇到很大困難。蘇靈揚回憶說：“周揚除工作外，相當一部分時間要用來去‘找錢’。我們‘借’過許多同誌的錢，如章漢夫、夏衍、羊棗、譚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經常。”
１９３６年元旦，蘇靈揚臨產，陣痛已經開始，但家裏沒有錢住醫院。周揚出門跑了一個下午，晚上７點多才回來，總算從鄭振鐸那裏借到２０圓錢，才解決了燃眉之急。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也曾贈與周揚５０圓。後來周揚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了，得到大約８００圓稿酬，他們的經濟生活才好轉些了。
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周揚攜蘇靈揚及一歲的女兒，跟同周立波、艾思奇一行１２人從上海奔赴延安。
沈從文的經濟生活
沈從文原名沈嶽煥，１９０２年１２月生於湖南省鳳凰縣。１９２０年前後沈從文一家移居芷江縣。他的母親賣掉故鄉的老屋，換得將近１０００塊銀圓存入錢莊，交給沈從文經管。因經營不善，沈從文離開芷江前往常德縣，住客棧每月花費１０圓（每天食宿費３角６分），由大舅每月寄２０圓接濟。當時他曾往桃源縣找湘西武裝部隊的賀龍，賀答應給他每月９圓的差遣費，但未果。不久沈從文在保靖地方部隊當司書，衣食以外有月津貼６圓。
１９２３年，他支取２７圓路費，途中又借到１０圓，乘坐火車來到北京，到了前門車站，身上僅剩７圓６角。因為一時找不到職業，付不起學費進大學，所以在湖南同鄉照顧下暫住學生公寓，勉強維持工讀生活。這幾年是他前半輩子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時期（雖然性質不同，但在艱難程度上可與後半輩子的“文革”十年浩劫時期相比）。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沈從文給鬱達夫寫信請求援助。當時在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的鬱達夫親臨學生公寓，邀沈從文在飯館進餐，餐費１圓７角，鬱達夫拿出５圓結帳，找回的３圓３角全給了沈從文。此事令沈感激涕零。
１９２５年５月，沈從文在香山慈幼院圖書館擔任辦事員，月薪２０圓。這是他來北京兩年半以後首次找到的職業。後來，他又擔任《現代評論》的發行員。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間，沈從文的文章陸續發表於《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１９２６年，他的小說開始在《小說月報》上刊載。３年內，他先後發表各類作品１７０篇。這一時期，沈從文認識了《民眾文藝》的編輯胡也頻和他的女友丁玲。他們這些文學青年當時追求的初步目標是每月２０—３０圓的稿酬。
１９２６年他的文集《鴨子》由北新書局出版；１９２７年他的小說集《蜜柑》由新月書店出版。從此他以著文的稿費和版稅謀生，成為職業作家。１９２８年他來到上海，同時將母親和妹妹接來同住。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三人聯手編輯《中央日報》副刊《紅與黑》，每月編輯費有２００圓，各分得７０圓左右，另外還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賃上海市薩坡賽路（今淡水路）２０４號樓房，胡、丁玲及其母住二樓，沈從文及其母、妹住三樓，月租金２０圓，水電費１０圓，加上夥食、衣物，每月開支１００圓左右。除了辦刊物外，他幾乎將所有的時間用於寫作。
１９２９年１月，《紅黑》與《人間》兩個月刊的創刊號出版發行，維持了兩年，以虧本而告終。也在１９２９年，中國公學校長胡適聘請沈從文擔任一年級現代文學選修課講師，月薪１００圓。他的學生張兆和後來成為他的夫人。從此以後，他的經濟狀況好轉，每月有保證的收入共計達到２００圓以上。
１９３１年秋，沈從文到山東大學任教，月薪１００圓。
１９３２年夏，他又到北平，和朱自清等人隨同楊振聲教授編寫中小學教材和學生基本讀物，月薪待考。１９３３年９月至１９３５年９月，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每周兩期；１９３５年９月以後擴大為每周４期，由他與蕭乾合編，每月編輯費１００圓。這些錢他多半用來接濟文學青年。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戰爭爆發，沈從文夫婦和兩個幼兒（一個不滿３歲，一個不滿3個月）分兩路離開北平南下。
李金發的經濟生活
李金發，原名淑良，１９００年生於廣東省梅縣。父親曾在毛裏求斯島當華工，積攢了一些財產歸國，家道小康。有２０多間房屋，每年春秋兩季有３００—４００大洋收入，同時在外放債約有３０００多圓。
李金發６歲在家鄉讀蒙館，每年學費３—５圓。１９１７年到香港去學英文，從汕頭到香港的船票３圓５角。在香港住在一個木板房的客棧裏，４人一間，每月食宿費１０圓。１９１９年從上海乘船到法國勤工儉學，準備３００圓置裝費和旅費。乘坐英國貨輪統艙，條件惡劣，每人收費１００圓。到法國後進入巴黎南部的楓丹白露市立中學攻讀法文，每月學費１００法郎（合１０塊銀圓或國幣），同學有林風眠等；後來在巴黎學習雕塑。一間簡陋的房子月租１５０法郎（合１０圓國幣）；一頓比較好的中餐５法郎（合國幣５角錢）。１９２０年開始寫詩，將《微雨》、《食客與凶年》寄回國內，但沒有稿酬。
１９２５年６月回國。原由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聘請他擔任雕刻講師，月薪１００圓，但因招不到學生而作罷。孫科邀請李金發擔任孫中山陵墓圖案評判顧問，車馬費１００圓；繼而又設計孫中山胸像，月津貼２００圓。當時寄宿在法租界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白俄家裏，每月房租夥食費共７５圓。１９２７年曾在武昌中山大學文學院任教授，月薪２００圓；兼武昌美術學校雕刻指導，車馬費５０圓。
１９２８年在南京擔任大學院蔡元培院長秘書，月薪２５０圓。不久便辭職，在上海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開辦雕刻公司，名叫“羅馬工程處”，同時每周去杭州３天擔任美專雕刻課程，月薪２００圓。他最大的收入還是製作銅像。為安徽軍閥馬某作銅像得２０００大洋，為上海名人李平書作銅像也收入２０００圓，又製作上海南京大戲院３５英尺浮雕，得數千圓。
１９３２年到廣州美術學校，月薪２００圓。製作武廷芳銅像得到定金兩萬圓，塑像完成後又得１００００圓。還製作了軍閥鄧鏗銅像，得38000圓。李金發這時非常富有，遷居到廣州東山區竹絲崗一座大公館，月租金１２５圓。１９３４年全家到了南京，他擔任孫中山銅像複選委員，月津貼７００圓。又製作了幾個蔣介石銅像，共得1000多圓。此時收入不如在廣州作雕刻收入多。
抗日戰爭爆發後，李金發輾轉經香港到達重慶，在外交部供職。此後脫離文化創作。
周巍峙的經濟生活
周巍峙，原名周良驥，江蘇東台人，1916年生。兩次入私塾，8歲轉入小學。父親在上海曾為印刷工人，後投北伐軍任文書。周良驥10歲（小學5年級）時隨父母到上海，生活窮困而輟學。周良驥的二舅、上海《時報》記者戈公振接濟他們一家。
戈公振讓周良驥練習鋼筆字抄寫，介紹他到上海申報館圖書資料參考部當練習生，月薪10銀圓；工作是做剪報及整理圖書，收集各界名人資料。業餘為小報撰稿，稿酬千字5角。
1932年在鄒韜奮的《生活日報》社籌備處當文書，時年16歲，月薪15圓；後為李公樸當秘書。此外為《勞動季報》整理報刊資料，每月5圓；又為陶行知抄寫稿件，每月也領取5圓。周良驥20歲前後打工收入每月30圓左右，以維持基本生活。他還經常花1角錢買門票逛“大世界”，養成對於戲曲、音樂的愛好。
1937年“八·一三”戰事後，周良驥隨從李公樸奔赴山西抗日前線。不久參加八路軍。
豐子愷出售漫畫的“潤例”
1935年3月20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上，登有《子愷漫畫潤例》。全文抄錄如下：子愷漫畫潤例
人間多可驚可喜可哂可悲之相。見而有感，輒寫留印象。但記感興，固不拘筆法之中西，設色之繁簡，題材之雅俗也。嗜痂者頻來索畫，或裝裱而懸之室中，或縮印而載之卷頭。受屬既多，知聞漸廣，時接來函，惠詢潤例。今暫定數則，以副雅望：
立幅（高約二尺，闊約一尺）銀六圓
橫幅（長約二尺，闊約一尺）銀六圓
冊頁（長闊各約一尺）銀三圓
扇麵銀三圓
△ 複製者（如書報雜誌插畫等）另議。
△ 指定題材者另議。
△ 屬畫除扇麵外不須寄紙。但來函說明屬者姓名與住址，畫件格式與款識。並請先惠潤資。
△ 函洽者請用掛號信。收到信後一個月即將畫件掛號寄奉。畫洽者先給潤資收據。一個月後憑收據向原接洽處領取畫件。
△ 函洽處：杭州寶極觀巷皇親巷六號豐夢忍先生。
△ 麵洽處：南京丹鳳街一三四號陳子佛先生。
上海梧州路開明書店華挺生先生。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陸仿遊先生。
上海河南路寧波路江南銀行夏采文先生。
杭州舊藩署樹花中學鄭棣先生。
△ 本潤例限用於民國二十四（1935年）年內。以後如續應則號訂。二十三年（1934年）歲暮豐子愷謹訂從這篇潤例看來，當時已盛名於畫壇的豐子愷，是很希望有人來購買他的畫的；設了那麽多“麵洽處”和“函洽處”，固然是為了方便購買者，也是為了招徠生意。購畫者，富於傳統雅意者多購國畫，具有現代氣息者多購油畫、水彩畫，掛之於客廳，懸之於書房，是有一番情意。而豐子愷所售者是畫“人間相”的漫畫，依欄佇立的思女，臨街叫賣的販子，都可以入畫，或裱之為軸，或裝之於框，自別有一番滋味。從這份潤例，我們還可以對照看看今昔酬金、物價的漲落，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潤例中說的“銀六圓”，當時就是大洋六塊。那時也用紙幣，紙幣和銀圓是可以通兌的。（引自《倪墨炎書話》，該文認為30年代的一塊銀圓約值今人民幣70—80元。本書作者反複計算的結論是：標準銀圓1圓＝今人民幣30—35元。）
１９３０·小知識者的生活
我像海底撈針一樣，在泛黃發脆的曆史檔案和舊報刊裏麵，探尋有關中國知識階層經濟狀況的第一手史料。終於從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大公報》裏麵找到《一頁家庭帳》，介紹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知識者的日常開支清單。這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
他的月薪５０圓（銀洋或國幣），相當於一個中小學教師，或者普通記者、報刊編輯的收入；年齡不超過３０歲。
“與其說他吝嗇，還不如說他儉樸。吝嗇也罷，儉樸也罷，總之他不肯濫用一分錢。雖然，在生活程度這樣高的上海，真是不得不如此呢。”
去年新春他剛結婚，租用了新房，有了自己的小家。正月元旦，他備了一本新帳簿，並且立了一張每月開銷預算表：
房租１０圓（２０％）
夥食費１１圓（２２％）
其中：米麵３圓（６％）
菜金７圓（１４％）
火油１圓（２％）
衣服５圓（１０％）
車費３圓（６％）
雜項１０圓（２０％）
其中：日用品４圓（８％）
交際應酬５圓（１０％）
娛樂１圓（２％）
儲蓄８圓（１６％）
備用特別費３圓（６％）
合計５０圓（１００％）
他立好了這張預算表以後，自己看看，非常得意。他想每月至少儲蓄８塊錢，如果沒有什麽特別開支，就可以有１１塊錢積存起來；一年１３２塊錢，放在銀行裏又可以生利。他覺得經濟前途很光明。
房租１０塊錢，住了石庫門樓房的一層，有電燈、自來水，這不算貴。若是在繁華地段的房租要高出一兩倍呐。雖然離開上班的地方遠，每月要花３塊錢車費，平均每天１角，乘坐兩次公共汽車或電車，還是劃得來的。
每月夥食費１１圓，合每人５圓５角。３塊錢糧食，大米每斤６—７分錢，共計買４４—５０斤米，先生吃飯多些，夫人胃口小點兒。７塊錢菜金，每天合２角３分，還不到７０個銅元（當時上海市場上銀圓是主幣，銅元是輔幣；每塊銀圓兌換200—300個銅元）。當時一兩個銅元可以換一隻雞蛋。葷菜：豬肉、牛肉或者雞肉每斤大約２角多錢，豆油每斤２角錢，白糖每斤９分錢，食鹽每斤６分錢，青菜蘿卜之類每斤２—３分錢，等等。
燃料１塊錢可以買１５斤火油（煤油），每斤７分錢；燒飯煮茶都用它，合每天消耗半斤。
衣服每年６０圓是不能省的，鞋襪帽子都在內。夫婦每人總得置辦兩三套普通服裝罷，每套１０圓以上，一雙皮鞋至少也要５圓。
雜費也是不能省的：肥皂每塊５分錢；寄信郵資本市３分、外埠４分；理發每次２角；娛樂費每月至少要１圓，隨便看一場電影（當時又叫影戲）每張入場券２角或３角，每個月兩人總要看兩場，否則人生太枯燥了。上海灘的交際應酬費最難以捉摸。
參照：1933年上海工人生活狀況
到１９３３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資略微有所提高，通常為１６.７圓到３３.３圓，一般約為２０圓。普通的工人家庭（雙職工）年收入平均達到４００圓以上，比前幾年有所增加。在抗日戰爭以前的十年內，大致上名義工資年增長率為３.１％，扣除物價上漲率２.２％，實際收入每年增加０.９％，市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這種趨勢到抗日戰爭期間由於戰時經濟政策和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而大為下降）。
至於專業熟練工（占工人總數的１５％左右）、郵電職工、印刷業技工、小學教師、醫護人員等，家庭年收入可達６００圓以上（月收入５０圓以上），達到小康水平。生活消費明顯增加，相當部分用於子女的教育費、服裝費、娛樂費，以及居住比較好一點的住房。
中級職員和（大專畢業的）工程師、中學教員、醫生、記者、專業作家、律師、一般演員等（通常稱為自由職業者）家庭境況比較好些，四—五口之家月收入一二百圓以上者，可以住兩三間房子，月租金２０—３０圓，夥食費４０—６０圓。常常雇傭一個女傭操持家務，女傭的開支除了供給一日三餐（約合６—８圓）、安排住宿以外，另給月工資４—５圓；每年需多花費１２０—１５０圓。這樣的家庭逐步進入“中間階層”，成為社會中堅。
１９３０年上海市產業工人數為２６３000人。周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工人數：無錫市為７萬人，蘇州市為６萬人，宜興市為１２６000人，武進市（常州）為１６000人，南通市為１３000人，鎮江市為９000人，南京市為１８000人，杭州市為１６000人，蕪湖市為１５000人……，共計約６４萬人。總之，３０年代以上海市為中心，在長江三角洲地帶已經形成了一個新興的現代工業區，為當時東方最大的一個經濟、文化中心打下了牢固的基礎。這一地區的現代中間階層和產業工人的興起，為當時新文化提供了革命動力和新鮮的血液。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上海市社會局對於上海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進行了持續５年的跟蹤定點調查。考慮到區域、行業、年齡、人口、收入、消費、文化程度、興趣愛好等項目，隨機抽樣３０５戶工人家庭，共１４０１人，平均每戶４.６２人，其中就業人口２.０６人；通常是一對３０歲左右的工人夫妻加上一大一小兩個孩子，平均“等成年人口”為３.３人。逐日將他們的生活費記賬，堅持數年，加以整理，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這３０５戶工人的行業分布為：紡織業６０.３％，搬運業（以及行販）１１.６％，機器及建築業９.５％，飲食業７.８％，化學工業６.４％，其他水電業、印刷業４.４％，基本體現了上海各行業的比例。
居住區域比例為：滬東２１％，滬西４２.３％，滬南１８％，滬北５.９％，浦東１２.８％，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根據１９３４年出版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編輯）所列出的數據，可以看到１９３３年一個典型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妨與上述１９２８年的統計資料作一比較）：
1933年上海市一個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合３.３個等成年人）每年生活費４５４.３８圓，合每月３７.８７圓；也就是說，每個等成年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１１圓５角。基本生活費用分為五大類：日常食物５３.２％，房租８.３％，衣著７.５％，燃料６.４％，雜項２４.６％。這五大類，成為幾十年來統計生活費用的基本項目。
1. 食物
家庭夥食費用每戶年均２４１.５４圓，占總支出的５３.２％，也即每個成年人每天最低食物費用為２角錢。其中主食為：大米和麵粉１２９圓；早點（大餅、油條、糍飯糕、包子、饅頭等）３１.４圓，每個成年人每天最低早餐費為３分錢。蔬菜、豆類４２.３圓。肉魚禽蛋３９.９圓，其中鮮豬肉每戶年均消費為４１斤，水產魚類年均５５斤。調味品（油鹽醬醋、白糖、料酒等）為２５.４圓。其他為５.３圓，例如水果、花生、瓜子、紅棗、桂圓等。
１９３３—19３４年間上海市零售物價為：一號秈米每斤４.８—５.６分，鮮豬肉每斤２角８分—３角１分，活雞每斤３角２分—３角９分，雞蛋每斤１角７分—２角，豆油每斤１角２分—１角７分，豬油每斤２角７分—３角，食鹽每斤８分—１角，白糖每斤１角８分—２角１分，等等。一個饅頭（２兩）價一分錢，上海人愛吃的大餅油條也是一分錢。
2. 住房
房租費用每戶年均３７.８５圓，占總支出的８.３％。在這３０５戶工人家庭中，住樓房者６０％，平房３４％，草棚６％；每戶平均１.６５間，平均每間兩個人（或一大一小）。也就是說，每個房間都有一兩張床鋪，夠擁擠的。鋪設木地板的占６２.３％，一般是在樓房上；而平房多無木地板，水泥地占１３.４％，磚土地占２４.３％。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家沒有專用廚房（灶披間），而在過道甚至天井（露天）裏燒煤球爐子做飯、烹調。
3. 穿著
衣服鞋帽費用每戶年均３４圓，占總支出的７.５％，這３４圓“僅僅夠上層社會買一雙高級牛皮鞋”。
工人家庭多半是選購廉價的棉布，由主婦自己做衣服，或者買來衣料請普通的裁縫製作。中等身材的成年人做一套單衣服裝（長上衣長褲子）加一雙布鞋，共用布２丈左右；一件女衫５尺布，一件男上衣８尺布；因此購買布匹的費用將近２０圓。１９３３—19３４年上海市零售價格，細布每尺９分—１角錢，棉花每斤４角５分—５角錢，線呢絨每尺１角４分—１角６分錢。所以，做一件單衣隻要１—２塊錢，做一套服裝大約５—６塊錢就可以了。
4. 燃料
燃料費用每戶年均２９圓，占總支出的６.４％，主要用來烹飪和照明。燒煤爐的燃料以劈柴、煤球為主，燒煤油爐和點煤油燈則全用煤油。上海市零售價格煤油每斤１角1分，煤球粉每擔（百斤）１角５分。隻有九分之一的家庭有電燈。
5. 雜項
其他嗜好、教育、文化費用每戶年均１１２圓，占總支出的２４.６％，其中茶葉煙酒費用為２０圓。香煙（普通的金鼠牌）每盒５分錢，每條４角８分錢；普通茶葉每斤３角３分錢。
教育程度：在３０５家的戶主（平均年齡３４歲）裏麵，上過小學的有１００人，占３３％；受過初中教育的２０人，占７％，其他４０％的人所受教育不滿一年。３０５戶的工人子女中，僅有一個人是大學生，每年學費８０圓。
訂閱報紙的家庭僅有１６戶，占５％；絕大多數家庭保持敬神祭祀的傳統習慣，每年花費４圓（錫箔費每戶２圓）。從農村帶來的迷信、愚昧等陋習尚有相當大的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