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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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蔣介石日記開放以來，海外及兩岸三地的學者聞風而至，儼然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重鎮之一，學者們在閱讀了這些世所罕見的史料後，更傳出“民國史應該重寫”、“建立新的中國近代史解釋體係”的積極評價。目前，蔣介石日記隻開放到1945年抗戰時期，國民黨黨史檔案已開放到1952年，孔祥熙檔案、蔣經國日記目前尚未開放，這些重要史料如果將來全部公開，不知還有多少“驚喜”值得期待。
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表示，中國目前已經成為有實力的大國，這批檔案，彰顯出近代中國領導人物的思想、行為及中國社會的轉變，有助於西方真正地了解和認識中國，以及在此基礎上用正確的態度對待中國的崛起並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的作用。
南方周末記者經過長時間采訪，謹將一些學者根據蔣介石日記所做的最新研究公之於眾，以饗讀者。
借了500條槍
2006年春天，蔣介石日記在胡佛研究院第一次對公眾開放，郭岱君向前來查看日記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楊天石研究員請教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蔣如何由一個中高層軍官，迅速崛起成為黨、政、軍領袖，這也是她對蔣介石日記能否對此提供解釋的最大興趣點之一。
蔣介石最初追隨孫中山時，僅僅為廣東陳炯明部隊中的一個參謀長，其官階、資曆，均無法與許崇智、陳炯明等人相比，可在短短10年之內，就躍升為國民黨最高領袖與軍事統帥，而且淩駕於國民政府內部的實力派胡漢民、汪精衛等人之上，除了政治手腕的運作，是否還有更為深層的原因？
郭岱君、楊天石對蔣日記及相關史料的研究表明，這與蔣的特殊背景有關。蔣是同盟會中極少數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軍人，無論誰主政，都要仰仗他軍事上的長才。另外，蔣博得孫中山的信任，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孫對蔣有不可言傳的特殊情結，而蔣早已是孫屬意的接班人選。
1912年1月14日，蔣刺殺光複會領袖陶成章，除掉了孫中山最主要的政敵，多年後他在日記中記錄：“餘之誅陶，乃出於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餘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餘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
當時，陶成章經常在公開或私下場合批評孫，孫無可奈何。陳英士密令蔣介石刺殺陶成章，陶獲知消息後躲到 醫院裏裝病，結果還是被蔣發現後殺掉，從而做了一件孫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因此蔣在日後日記中提到：“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可他定心有所感。”
1922年，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變，炮轟總統府，蔣介石接到孫中山電報後，不顧一切跑到“永豐艦”上相陪，孫說，有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1924年，孫中山任命蔣為黃埔軍校第一任校長，開始培養嫡係部隊。蔣屢次在演講時稱，“我是靠500條槍起家的”，諸多研究者對此一知半解，甚至一些黃埔學生都不知所以。他在日記中寫道，當時軍校根本沒槍，他想辦法找到一個開兵工廠的朋友，借了500條槍。那時廖仲愷與蔣幾乎每天都在商量如何籌款，有一次實在沒有辦法，就找汪精衛的太太借錢，然後特別言明利息加倍等等。
蔣的特殊性還在於，他不是軍閥，故而具有一般軍閥所沒有的心胸與眼界。在日記裏他經常談論中國形勢，以及與日俄歐美的國際關係等等，與當時軍閥隻關注自己地盤與勢力的內鬥相比，更具現代意識。另外，蔣還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協助，尤其穩定了江浙地方財團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這讓其政治對手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等無法與之抗衡。這些因素都是蔣能夠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到農村工作去
蔣介石早年是國民黨左派，他學習俄文，也讀了一些馬列著作及有關共產主義的書籍。1923年9月，蔣率領孫中山派出的中國代表團赴蘇聯考察，日記顯示出他的思想此時發生變化，他看到蘇聯的優點，也看到蘇聯的問題，尤其是蘇聯對中國的野心。到了12月，他說，共產主義雖好，但是不適於今日之中國。但很可惜的是，由於1924年的日記遺失，完全了解該時期蔣思想轉變的整個過程已不可能。郭岱君說，蔣還曾懷疑，是中共派人偷走了這本日記。
1926年3月，蔣發動“中山艦事件”，氣走汪精衛，使他的權力更上層樓。對此他曾表示，其中秘密，須等其死後看他的日記。楊天石教授曾根據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保存的蔣介石部分日記(毛思誠抄本)，寫了《“中山艦”之謎》，解釋這一事件。2006年，楊在胡佛公開的1927年蔣日記手稿中第一次發現“歐陽葛來訪”的記錄，從而證實其對“中山艦”之謎的揭示是正確的。
1926年，國民黨右派為了分化廣州國民政府中的左派，造謠稱汪精衛與蘇聯串通，要綁架蔣介石到蘇聯。歐陽葛將此謠言傳給蔣介石，後歐陽自認有功，就寫了有關中山艦事件的回憶錄，蔣看後不快，將文章放入抽屜。其日記中所記“歐陽葛來訪”即證明了確有此事。
蔣其實很了解國民黨內的問題，他主張國民黨官員應該多與農民接觸，每人應到農村工作一段時間，再回到都市來。 他也確實想解決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日記中多次提到“要解決耕者有其地”，主張“二五減租”等，可惜因為日本侵華，最後都未能實現。
提和談，殺無赦
內地史學界對蔣的對日策略一直多有批評，特別是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清黨剿共”及“不抵抗主義”主張，被貼上了“投降派”的標簽。此次公開的蔣在抗戰時期(1931—1945)的日記，揭示了他有關抗戰的真實思想及其複雜性。
早在北伐戰爭時期，蔣就有“三日亡國”之論，認為中日國力懸殊，一旦開戰，中國沿海地區就會陷入日軍之手。因此北伐軍要刻意避開日軍，繞道北上。根據楊天石先生的研究，日軍於1928年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對此蔣最早提出對日“不抵抗主義”。
日記同時顯示，蔣的民族主義情緒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變得十分強烈，特別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他的對日主張發生了重大轉變，“中日必有一戰”成為其主要觀點。縱覽其抗戰時期的日記，不但“雪恥”二字的出現極為頻密，而且對日每每以“倭寇”稱之。
蔣氏抗戰思想的複雜性在於，由於他認為中日軍事財政等實力對比懸殊，雖然戰爭不可避免，但中國絕無可能短時間取勝，應該一方麵爭取國際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麵積聚力量，積極備戰，因此，1930年代蔣設法通過多種渠道與日本軍方、民間、國會議員、內閣等等各方維持聯係，和談也一直在進行。
“在日記裏他一直強調，中國是弱國，根本沒有能力抗日，所以隻有拖，一直拖延最後決戰的時候，好利用這個時間積極備戰”，郭岱君說，“另外他期待日本與蘇聯能夠開戰，這樣能夠兩麵拉鋸，減輕中國戰場的巨大壓力。”
“那些管道傳遞給蔣的信息是，日本內閣當時有兩派，一派認為‘九一八’之後，滿洲拿下來就好了，最多再侵占華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張繼續擴大戰場，直至占領中國。甚至有消息說，日本內閣很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政見而使入侵派下台。”郭岱君表示，這些連綿不斷的消息，使蔣介石相信應該穩住陣腳，爭取時間，進行抗戰的準備和動員。
但中日正式宣戰後，蔣開始堅決反對和談，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
刺客驚嚇，美齡小產
蔣介石日記對蔣、宋、孔等家族關係，對他與宋美齡的夫妻關係等都有記錄。比如孔祥熙比較內斂，性格溫和，曾經得蔣信任；而宋子文是性格堅強，很有主見，經常被蔣罵為“飛揚跋扈”。
廣為外界猜測的蔣氏夫婦關係也是日記中的一個看點。
蔣介石年輕時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好武尚鬥，喜愛冒險。日記記載：他早年好鬥好色，1927年與宋美齡結婚後，改掉了這一壞毛病，堅持寫日記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修身養性。
蔣在日記中常以“三弟”、“三妹”、“愛妻”等蜜語稱宋美齡。日記披露，宋美齡之所以未有子嗣，與早年小產有關。
1929年，宋美齡懷孕，日記記載，蔣極為欣喜。當時，蔣的領袖地位尚不穩固，數次險遇刺殺。有一個殺手買通了樓下的警衛，甚至已經潛入臥室準備行刺。蔣當時睡得比較熟，宋美齡則因外麵風傳有暗殺行動，極度緊張，特別警醒。聽到動靜，立即把蔣搖醒，蔣於是大喝了一聲。殺手膽小，槍掉在地上，人逃走了。宋美齡因此受到驚嚇小產，此後再未生育。蔣介石非常傷心，在日記中連續幾天都寫到此事，而且詳述把宋送到別的地方靜養等等。
抗戰時戰局凶險，蔣曾多次要求宋美齡避到安全地區，但宋堅持與蔣共患難，還曾經給友人寫信表示，要與蔣共生死，蔣為此極為感動，多次在日記中寫到“吾妻愛情甚篤”，“吾妻為餘協助之功實更大”等等。
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
蔣介石日記在首次開放時，一本手抄本《聖經》首次曝光，其中多處有蔣的眉批，非常引人注目。
據代表蔣家審讀日記的宋曹琍璿介紹，這本手抄本《聖經》，係由蔣的侍從秘書手抄，為翻譯成中文的文言文版本，共6冊，蔣氏不僅認真看了3遍，時有圈點、眉批，眉批後，還標有日期。“蔣公對此一絲不苟，他是把信仰當成guideline(指引)了。”
這本《聖經》曾經引起郭岱君極大的興趣。蔣在世時，外界紛傳他篤信基督教，但多為口耳相傳，少見可靠證據。這本手抄本《聖經》的出現，以及日記對其個人信仰的記載，可以比較可靠地解釋這個疑問。
另外坊間也有傳聞認為，蔣出於與宋家聯姻的政治目的，才承認自己信仰基督教。
此次公開的蔣氏日記顯示，蔣在與宋美齡成婚之前，宋母倪太夫人確有要求蔣信奉基督；蔣當時表現得相當坦誠，他說我不能隨口答應你，即使信奉基督，也必須經過自己的研究，待仔細研讀《聖經》後再決定，倪太夫人尊重他的態度。1930年，倪太夫人生命的彌留時刻，蔣其實還沒有決定成為基督徒，但他在日記中寫道，因為嶽母對他非常好，為了使老人在離世前得到一點安慰，所以他就在倪夫人去世前，說願意受洗。
蔣氏的承諾後來確實兌現了，胡佛首次公開的手抄本《聖經》，以及他本人密密麻麻的眉批就是一個令人信服的證明。據日記記載，蔣將這本《聖經》前後通讀了三遍，而且眉批中還對基督教的很多主張提出過疑問。
作為接觸蔣氏日記最為頻繁的人之一，郭岱君認為，蔣介石後來確實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在日記裏言必稱主，在抗戰的時候遇到任何困難都進行禱告；在最失敗最困頓的時候，他都沒有喪失信心，他都沒有停止記錄自己的言行，而且時刻勉勵自己。從中也可以看出他極為強調精神力量的個性，比如抗戰中國民黨在正麵戰場屢戰屢敗，他很痛心；衡陽會戰，他本來寄予很大希望，最後還是以失望告終，他在日記中記述說，這次失敗對他是一個勉勵，一個教訓；得意時，他也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不要得意忘形，與儒家強調的修身觀念非常相近。
1944年下半年，抗日戰場日益吃緊的關頭，蔣在日記中表示，當時甚至想到自殺。他經常禱告，求主幫助他。他還許諾，如果主能夠助自己渡過難關，他一定要建造一個巨大的鐵十字架，放在衡山之巔，以示謝恩。
宋曹琍璿透露，受洗後，蔣氏言出必行，每天必早上讀聖經，晚上進行禱告。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他在日記中曾多次說到在聖主麵前禱告，稱如果“神要賦予我這個使命，那麽為了中國的統一大業，不惜自己的生命”。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跪禱。有一篇日記記載，說他有一天淩晨3點就起來跪禱，可此前因為腳痛，醫生已經建議他暫停。還有一段記錄因為眼疾，朝課跟晚課不得不暫停。可見蔣對待個人信仰規定的儀式可謂中規中矩。
1975年，蔣介石去世，其秘書秦孝儀奉命撰寫遺囑，初稿中曾有“自餘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總理信徒自居”詞句，篤信基督教的宋美齡，卻指示秦孝儀在原稿中插入“耶穌基督”四字，變成了“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雖然此舉引起朝野及史學界爭議，但也反映出蔣對基督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