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習仲勳說：你比諸葛亮還厲害(圖)

　　縱觀習仲勳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鮮明的紅線——一貫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極左，是他一生信守的原則。

　　“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受黨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領一批幹部離開延安，奔赴東北，開辟東北解放區，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

　　“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勳同誌。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是年，習仲勳33歲，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毛澤東對習仲勳這個評讚，始於十年前的印象。1935年，他率領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陝北根據地，在幾處村落牆壁和大樹上，看見張貼時日已久的《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布告》，上麵署名“主席習仲勳”。後來，他在瓦窯堡，從被“左”傾分子關押中釋放出來的同誌裏，麵識習仲勳後，感到驚訝：“這麽年輕。”

　　此時習仲勳年方23歲。

　　在陝北根據地，少數老同誌中曾有一種議論：“陝北救了中央。”習仲勳嚴正指出：“這句話應該倒過來：“中央救了陝北。”他列舉了毛澤東和黨中央長征尚未到達陝北前，陝北根據地“外受國民黨重兵

　　‘圍剿’；內遭‘左’傾路線的危害，許多優秀的黨員、幹部、知識分子和下級軍事指揮員被槍殺、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陝北，陝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沒有劉誌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們(左傾機會主義者)已給劉誌丹和我們挖好了活埋坑。”

　　195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誕辰30周年之際，習仲勳以《跟著毛澤東走就是勝利》為題著文。“跟著毛澤東走”成為習仲勳終生不渝的信條。

　　“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喬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劃船休閑，看見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們將船劃攏岸邊，向毛主席問好。

　　毛主席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勳同誌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這是毛澤東對習仲勳的又一個評讚。

　　1952年習仲勳奉調來京之前，曾經真心實意地向毛澤東反映，按照他的經曆和水平，怎能擔當起全國宣傳文教的領導工作?毛澤東曾告誡他說：“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應手，關鍵在於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習仲勳從西北局調到中央人民政府擔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不久，在1953年3月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發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講話，在文學藝術界引起熱烈反響，作家、藝術家異口稱讚。

　　他對一些作家進城幾年不出作品，認為作家有責任，但是，作為黨的領導也有責任。領導應為作家創造條件到群眾中去。對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上的錯誤，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要耐心幫助，反複修改，而不是亂找岔子，誇大缺點，使作家無所適從。

　　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工廠加工訂貨那樣，限期交貨，要給作家充分的創作時間。

　　

習仲勳與兒子近平、遠平（選自《習仲勳畫冊》，來源：紅色旅遊網）

　　文藝批評也要有高度的批評藝術，批評的恰到好處，而不是傾盆大雨，狗血淋頭，結果弄得不歡而散。他反對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實事求是，亂找岔子。

　　要善於引導作家前進。要鼓勵作家的旺盛士氣，要激發作家的創作熱情。

　　習仲勳的講話，是對當時存在在文藝工作領導上的官僚主義的針砭。

　　習仲勳對作家、藝術家的甘苦深知入微，與他們有著密切的聯係。1945年，他任西北局書記時，曾親自領導由著名三十年代初上海電影演員陳波兒編導的、以譽滿解放區的勞動英雄吳滿有為原型的電影故事片《勞動英雄》的拍攝工作。建國以後，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間，對著名京劇藝術家程硯秋、著名豫劇藝術家常香玉、陳素貞和著名秦腔藝術家李正敏等，在政治上、藝術活動上以及生活上，都備加關懷，無微不至。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他對常香玉巡回義演捐獻飛機一架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行動，不僅熱情支持，積極鼓勵，並且作了具體安排。詩人柯仲平在創作反映陝甘革命運動的史詩時，作家柳青在創作長篇小說《種穀記》、《銅牆鐵壁》、《創業史》時，杜鵬程在創作《保衛延安》時，以及劇作家馬健翎處在工作與創作之間矛盾的苦惱時，都得到習仲勳的支持、幫助與鼓勵，並解決了創作條件上的種種困難。

　　“爐火純青”

　　近些年，每當習仲勳的親屬去給薄一波拜年祝福時，薄一波就回憶敘述毛澤東對習仲勳的讚許：“爐火純青”。

 

——那是1952年初，習仲勳任西北局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時候。
　　
　　一天，薄一波去毛澤東處。毛澤東正在閱讀習仲勳從西安發來的報告：《關於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這個報告內容：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等等，內容豐富，論述精辟。這個報告為中央領導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社會複雜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項工作提供出一個藍本。毛澤東欣悅異常，於是問薄一波：

　　“你講講，習仲勳這個同誌怎麽樣?”

　　“年青有為。”薄一波講。在延安時，薄一波就聽到過毛澤東以此語讚譽過習仲勳。

　　毛澤東說：“如今已經‘爐火純青’”。

　　習仲勳對事物的敏銳觀察力為人們所公認。尤其是對“左”傾現象的覺察，觸角十分靈敏。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各個解放區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運動中，蘇維埃時期的老區，抗日戰爭時期的半老區，出現與新區土改不加區別的現象和過激行動。習仲勳於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個月內，就“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緒”和“按三類地區有區別地進行土地改革”等重大問題，向黨中央、毛主席三次函電，直言不諱地提出：反對“左”傾情緒。

　　在1月4日給中央的信中，習仲勳指出：

　　“如以一般概念進行老區土改，必犯原則錯誤”，“地主、富農占中國農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觀念，在老區必須改變”，否則“勢必犯嚴重錯誤”。他嚴正地指出：“在老區發動群眾運動，要堅決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形式主義”。他列舉了陝甘寧邊區綏德分區發生的違犯政策的現象：在辛店賀家石村，邊區文化協會的胡采領導的工作團規定，民兵吊地主、打幹部。許多群眾鬥爭會上，總有幾名打手，專門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這種‘左’的情緒，不是群眾原來就有的，而是幹部帶去的。”

　　毛澤東當即於1月9日批示：

　　“完全同意仲勳同誌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華北各老根據地亦應當注意。”

　　1月19日，習仲勳就“義合會議”問題電毛澤東。

　　義合會議，是1947年冬在陝北綏德義合鎮舉行的陝甘寧晉綏邊區土改三查會議，會上刮起一股極“左”旋風。在所謂堅持“貧雇農路線”反對“中農路線”的口號下，發生少數人起來亂鬥、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產、亂掃地出門的極端混亂。更甚者，提出什麽“誌丹四大家族”，將陝甘寧蘇區創建者、群眾領袖劉誌丹和他的戰友馬錫五、王子宜、曹力如等的家屬，列入土改對象。部隊司令員張達誌的弟弟被吊打，索銀洋。更甚者，有烈士家屬被掃地出門。有的勞動英雄因有餘糧被當成鬥爭對象。

　　習仲勳在電文中嚴正指出：“由於義合會議潛伏一種‘左’的情緒，由於晉綏直接影響，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他又說：“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壞得精光，”

　　習仲勳在電文中，對老區階級狀況，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作了科學分析：“在老區，有些鄉村貧雇農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災禍貧窮下來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轉化好的。有因好吃懶做，抽煙浪蕩致貪的。”“由他們起來領導土改，就等於把領導權交給壞人。嚇得區鄉幹部有逃跑的，有自殺的。”他論斷地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群眾在中農階層及一部分貧農中。”

　　毛澤東當即於1月29日批示：

　　“完全同意習仲勳同誌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隻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麵因為糾正‘左’而誤解為不要動。”

　　不久，中央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老區半老區土改問題的決定”頒發各個解放區。

　　習仲勳曾對秘書田芳說過：當王震於1944年做為八路軍南下支隊司令員南下之前，毛澤東曾找習談話，大意是：我們不能老困守在陝甘寧邊區，為了全國人民的解放，我想建議你隨王震一起南下。但沒過幾天，毛澤東找習談：我考慮再三，你還是應該留在陝北，讓我們一起首先把陝甘寧邊區建設好，鞏固好，這是當務之急。

　　“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1952年7月，習仲勳受毛澤東之命，親赴新疆，妥善地解決了發生在那裏的一場民族糾紛事件，穩定了新疆政治形勢，使各民族重歸於好，和睦如初。

　　前些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李瑞環曾向一位同誌講：

　　“李維漢和習仲勳同誌關於民族統戰工作方麵的講話和著作，是我們當今民族統戰工作的法寶。”

　　此語並非過實。

　　西北地區，幅員遼闊：339萬平方公裏；民族眾多：漢、回、藏、維、蒙等十多個兄弟民族，共2350萬之眾。同時，政治複雜，經濟落後。習仲勳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團結基礎上采取“穩進慎重’方針進行。

 

　“爭取各民族上層人士，爭取宗教方麵人士，然後去發動，不可顛倒過來。”這是習仲勳當時解決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是習仲勳在西北地區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一個代表。

　　事後，毛澤東見到習仲勳時，說：

　　“仲勳，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確實如是。

　　項謙結合馬步芳一○○師師長譚呈祥、騎兵十四旅旅長馬成賢等反革命武裝，組織所謂“反共救國軍”第二軍，發動叛亂。爭取項謙的歸順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項謙從南乎加該森林回歸，時達兩年七個月之久。從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周仁山、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藏族部落頭人、寺院活佛等50餘人，身入虎穴，親赴昂拉，先後與項謙和平談判達17次之多。其複雜曲折，變化多端，頗具戲劇色彩。

　　習仲勳親自領導這場鬥爭中，顯示出他那“爐火純青”的智慧和才幹。

　　他高瞻遠矚，多次向青海領導指出：正確解決昂拉叛亂，不僅對解決昂拉藏族同胞關係極大，而且對於我黨在青海其他藏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站穩腳跟，建立人民政權，開展工作關係極大；甚至對於甘、川、康藏區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響。他說，必須堅持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對於項謙必須采取反複爭取，特別寬大政策。

　　針對有些人急於軍事進剿的情緒，習仲勳電告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隻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後，才能考慮軍事進剿。”

　　1950年8月，項謙歸順，來到西寧，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卻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對項謙第八次政治爭取失敗後，人們義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會議上，代表們提議，堅決要求政府出兵昂拉進剿。

　　習仲勳當即複電勸阻：爭取和平解決昂拉問題，於我政治上有利，應當仔細向喜饒嘉措、班禪行轅等許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爭取昂拉千戶。過去曆次所做爭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適當，也可以稍加總結，以便政治爭取工作做得更好。
　　
　　我們顧慮的是對廣大藏區的影響問題，如果我們功夫不到，且不說軍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竄所生的麻煩，即使打好了，對其他藏區工作仍會有許多不好的影響，給以後增加許多困難。如果我們政治方麵工作還未做得周到(當然還有軍事上的準備)，軍事進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應當推遲。

　　1952年5月1日發起的平叛戰鬥於5月3日結束後，項謙隱匿在同仁縣南乎加該森林。有些人認為爭取項謙可能性不大，沒有什麽價值。習仲勳即電省委書記張仲良：隻要將昂拉地區工作做好，不犯錯誤，爭取項謙歸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盡速派出項謙信任的漢藏人員向項謙誠懇表示，隻要他歸順政府，則對他負責到底；項謙若回來試探，不管真誠與否，我們均應以誠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8月11日，項謙在蘭州負疚抱悔地握著習仲勳的手，躬身認罪地向習仲勳獻上潔白哈達，喜淚盈眶地向習仲勳舉杯謝恩。

　　以誠相待，以恩感化。習仲勳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研究了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區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社會影響等的形成與存在，和在曆代政治製度下的政治活動、政治態度，以及宗教信仰對他們思想意識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應，而以共產黨人的遠大眼光，坦蕩襟懷，博大愛心，與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交相共事，使他們感受到中國共產黨真正是他們民族的拯救者。

　　甘肅南部藏族首領黃正清，可說是習仲勳的至交摯友。習仲勳臥病期間，他千裏迢迢前往探望。這是數十年間合作共事中逐漸凝聚的情誼。黃正清最為感動的是習仲勳對他的信任無疑。

　　1953年春，甘肅臨夏原國民黨縣參議長馬良，糾集國民黨軍殘部和流氓慣匪，在甘(甘肅)川(四川)邊界藏族地區，在台灣國民黨的指揮和援助下，繼續與人民為敵，氣焰十分囂張。

　　同時，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企圖用封官許願、物質引誘，策動已任我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的黃正清脫離政府，使馬良能在甘南地區立足作亂。

　　為堅決徹底剿滅馬良反革命武裝力量，由人民解放軍第11師和幾個騎兵團前往進剿。黃正清受命為剿匪總指揮部副司令(司令員張達誌、政委黃維嵩、副司令有朱聲達、徐國珍)。

　　黃正清在離開西安前往剿匪前線時，習仲勳約他話別。

　　習仲勳將自己攜帶多年的博克手槍饋贈給黃正清，說：“帶上它，好護身。”

　　黃正清接過手槍，頓時，熱淚橫流，百感交集，在他身遇台灣國民黨施行詭計之際，共產黨領導能夠如此這般的信任不疑，豈能不使他激動萬分。

　　黃正清就座後，習仲勳語重心長地說：“組織相信你能完成這次剿匪任務。這次去要大膽地工作，發揮你的影響。我們共事幾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後有事可隨時打招呼。不管外麵有人說什麽，你都不要顧慮。”

　　習仲勳將有關方麵獲得的情況，坦誠地告訴黃正清：台灣國民黨正在到處找他，並已派飛機竄入甘南上空，給他空投下來一封任命狀、一個關防、一部電台，都在馬良手裏。

　　習仲勳對黃正清寬慰地說：“你到甘南後，如果有人將那些任命狀、關防、電台給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後，向上反映就行了。”

　　黃正清到甘南夏河的第三天，果然馬良派人送來一張蔣中正簽署任命他為“守備司令”的任命狀和一顆關防印記。他當即交給朱俠夫轉至西北軍政委員會。

　　(此材料由習仲勳前秘書田方、範新民、張誌功和曹振中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