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麽多皇陵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由北京最高層批準同意發掘的是定陵。為什麽定陵會被選擇？根據目前已解密的相關文件，當年發掘明皇陵的“請示報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長陵。這裏麵有不少曆史謎團，似乎是一種報應，又好似一種巧合，因為定陵開始建築的時候，就傳出“風水不吉利”的聲音。
1956年5月19日，定陵最終被確定發掘，確實有巧合。
發掘定陵當初其實並沒有專門的文件，而是一份《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從已公開的文件來看，這份報告最早出現在國務院官員的手裏是發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給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的。報告下麵的簽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範文瀾、張蘇等，都是當時中國大陸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員，由於事關重大和簽名者身份的特殊，報告被及時轉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陳毅副總理，並呈報周恩來總理。時文化部文物局長鄭振鐸、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聞訊後認為條件不成熟，表示強烈反對貿然發掘，高層形成一場爭論（後挖掘事實證明，鄭、夏的觀點是有道理）。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向當時的“中國一號”毛澤東主席作了匯報，毛點頭後，周才批下了“原則同意”四個字。
周恩來當年同意發掘定陵的簽字
長陵是朱棣與仁孝文皇後徐氏（開國功臣徐達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徐皇後在南京病逝後，朱棣命禮部尚書趙x（“羽”字旁，加一個“工”）、知縣王侃、給事中馬文素、江西術士廖均卿、僧人吳永和欽天監的陰陽生等，在北京擇地建陵，最後選定了昌平縣的黃土山，依朱元璋南京孝陵規製建陵，明朝最大的皇家陵園就這樣規劃了出來。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破土動工。據《明太宗實錄》記載，當時朱棣“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而為什麽封名天壽山也有來曆。朱棣生於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即1360年5月2日，“臨視”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四年後即1413年，長陵地宮基本完成，徐皇後櫬宮從南京千裏迢迢移葬長陵。其後，外部配套工程享殿仍在繼續，三年後才算結束。整個營建時間前後共用了7年，永樂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於內蒙古北征回師途中，當年十二月葬於長陵，地宮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宮裏麵靜靜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難逃了，被紅頭文件確定發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發生了變化。
當時，身為“長陵發掘委員會”委員的夏鼐負責發掘的具體技術指導，便讓其學生、後任首都博物館館長的趙其昌作前期調研。當時去長陵時正好下大雪，趙其昌帶著探工趙同海，在長陵轉了兩三天，也沒有找到可供發掘線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發掘長陵的時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等人匯報後，幾經商討，決定先試掘朱棣的大兒子朱高熾的獻陵，積累經驗再發掘長陵。朱高熾是大器晚成，與他的後輩朱翊鈞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歲才繼承大位，年號洪熙。大概是沒有帝王命，僅當了10個月皇帝就死了，諡廟號仁宗，寶地名獻陵。由於在位時間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長陵的規製簡化而來，僅有基本的建築，可以說是長陵的“精減版”。由於寶城前地勢逼仄，當時為保證不破龍脈不傷風水，將祾恩殿縮小，陵宮因小山間隔分前後兩院。所以，現在大家到十三陵旅遊會發現，與他老子的長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過去《昌平山水記》上僅稱獻陵所在的玉案山為“土岡”，可見當年獻陵選址的倉促或說不嚴謹。
就在考古人員一心準備試掘獻陵的時候，吳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認為，獻陵意思不大，即使開啟了獻陵，也不可能給長陵的發掘帶來多少有價值的參考，吳先是提議試掘嘉靖皇帝的永阮，遭夏鼎強烈反對，理由是這與挖長陵無異；試掘末帝朱由檢的思陵，吳晗覺得沒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後來吳、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楊仕、嶽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宮洞開記》認為，吳、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個，“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營建年代較晚的一個，地麵建築保存得比較完整，將來修複起來也容易些。第二，萬曆是明朝統治時間最長的一個，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會多一些。”這樣的分析依據是，定陵與長陵在營造規製上不會有太大變化，確實可為以後發掘長陵積累經驗。而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當時力主發掘長陵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目的，就是希望掌握第一手史料（這在“請求報告”上也提到了），後來發掘的事實證明，定陵得到的考古資料確實豐富。
但在這兩個原因之外，定陵首遭開掘，是否還有其它原因？實際上，定陵與永陵是十三陵中的“變種”，規製與長陵變化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規製與長陵相同，地宮設計與地麵建築齊全，隻是規模、比例變小，是長陵的“簡化版”。如果從積累長陵的發掘經驗來看，從上麵七陵中選擇最為合適。可最後陰陽差錯，也可以說神差鬼使，朱翊鈞的陵寑“中標”了。如果從1956年算起，把時空推到336年前，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鈞在世時的情況，唯心者們或許會看到某種“報應”。
在朱翊鈞執政時期，從上層到民間有一種不太好的現象，現在民間流傳“要想富去盜墓”的說法，那時也有人眼饞地下的寶藏。當時有不少大臣痛陳盜墓這種惡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於朱翊鈞意在借宦官（太監）之手斂財斂物，竟然“默許”此現象的存在，以致於盜墓之事難禁。
從史料上可以發現，朱翊鈞斂財有術，頗有經濟頭腦，用今天的話來說，應該是一名“外向型”領導。開挖礦藏，征收礦稅，就是他的一大發明。而默許宦官掘墓盜寶，則是另一種創造。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鈞派宦官陳奉去湖廣一帶負責采礦征稅。在湖北荊州，陳奉及其手下無惡不作，私闖民宅，欺壓掠劫。甚至做出把懷孕婦女肚子剖開、將小孩摁在水裏溺死的事情，總之是什麽事都想幹，什麽事都幹得出，“悉發境內諸墓”，盜得寶物無數。起初，陳奉看到呈報上來的一份告密材料，說是鄉民徐鼐等人盜挖了李林甫原配楊氏的墳墓。李林甫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奸臣，楊貴妃楊玉環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時的宰相。密告稱盜賊從楊氏墓盜得大量陪葬品，得黃金萬兩。對此事也不徹查，陳奉便責罰徐鼐等人將黃金補齊。聞報後的朱翊鈞心裏暗喜，下旨將這筆黃金全部上繳國庫充公。陳奉從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財路，於是把荊州境內名臣富豪的墳墓都給挖了，當地官憤民憤極大，甚至有老百姓背後偷偷向陳奉扔磚頭，責罵陳奉“該死”。
但陳奉並沒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裏想的是什麽，竟然又動起了位於今湖北省鍾祥市境內的一座皇陵——顯陵的主意。顯陵是朱翊鈞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蔣氏的合葬墓，你想想，如果沒有朱翊鈞的意思，陳奉敢盯上顯陵？恐怕有10個腦袋陳奉也不敢。朱祐杬本為“興獻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風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後，無子嗣，便傳位給堂兄弟朱厚熜，是為明世宗，年號嘉靖。俗話說，老子英雄兒好漢，兒子當了皇帝，老子自然有至尊地位，雖死猶榮。於是，在中國帝王史上一場罕見的“大禮製”風波之後，朱厚熜追尊朱祐杬為恭睿獻皇帝，王陵改為帝陵。《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監楊保上奏，“（顯）陵殿門牆規模狹小，乞照天壽山諸陵製更造”。從正德十四年（1519年）開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營造改建顯陵前後花去了47年的時間。
顯陵在棗陽礦山旁邊，陳奉便以開礦作掩護，進行盜掘。當地官員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開采，結果都遭到了陳奉的彈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陳奉，由此還引發了多起“民變”。朱翊鈞卻沒有“嚴肅處理”陳奉，僅是召回了事。這樣的皇帝，連敢挖自己祖墳的人都放過，昏不昏？罪該萬死啊！三百多年後，自己的陵墓被掘是不是遭到了報應？不知道當年吳晗、夏鼐決意發掘定陵有無想到朱翊鈞這個“罪過”，由於當事人均已過世，吳、夏當年到底是怎麽想的，與朱翊鈞的葬式（見前文《萬曆皇帝棺槨開啟後發現的天大秘密》）一樣，也已成了曆史之謎。
定陵三百年後遭掘，還有一說，就是風水不好，當年擇地建陵之初，就發現了不吉之兆，預示以後要出大禍。
朱翊鈞是明穆宗朱載垕，即隆慶皇帝的三兒子，他10歲登基繼承大位。擇地建陵是首輔大臣張居正病逝，並被朱翊鈞治罪後的事情，繼任首輔、內閣大學士張四維的建議。萬曆十一年（1583年）正月，當時朱翊鈞隻有21歲，還是位有理想有抱負雄心尚契的“憤青”天子，便借去天壽山春祭之機，動起了擇選萬年吉壤的念頭。當時欽天監為他擇選了幾處陵址，朱翊鈞都沒有看好，風水不佳。如有一處在石門溝，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狹窄。而其它幾處要麽位次參差，要麽砂水傾倒。但另有兩處在風水師看來卻都是上佳的風水寶地，一處是形龍山，風水師的評價是主峰高聳，諸山拱抱，河水繞腳，眾水來賀，形如出水蓮花，案似龍樓風閣，明堂開亮，輔弼森嚴，堪稱至尊至貴之地；另一處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風水寶地格局，山脈主勢尊嚴，水星行龍，金星站穴，左右四輔，拱顧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朱翊鈞在當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親自去看了形龍山和小峪山兩地，現場初定小峪山，請求兩宮皇太後之後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兩宮皇太後之命，朱翊鈞再借秋祭陵之機，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現在的定陵陵址，並易小峪山為現名大峪山。
當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動土，至萬曆十八年建成。但在開挖地宮時卻出現了不祥，風水師定下的將來置放棺槨的地方出現了意外，挖出了一塊大石頭，寶床下無土，這嚴重犯了風水大忌。出了這麽大的風水漏子，也算當時的“政治事件”了，當初推薦陵址的大臣嚇死了。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機上疏參劾禮部尚書徐學謨、輔臣申時行等人的“罪過”，梁子琦當初也推薦過陵址，但徐學謨、申時行認定大峪山才是真龍穴。梁子琦建議，為了大明的萬年江山，趕緊擇地重建。當時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鈞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態，竟然作出了讓大臣破感意外的決定，稱祖宗山陵既卜於天壽山，聖子神孫，千秋萬歲，皆當歸葬於此山。並下詔，勸大臣不要再爭論了，壽宮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說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還遭受了處罰。據說朱翊鈞嘴上雖然不信邪，說得好聽，心裏還是打不到底，覺得疑惑的，“出事”次年曾帶人悄悄看過幾處地方，仍不是很理想而作罷，徹底死了易地建壽宮的念頭。但在6年的建陵過程中，官場和民間關於定陵風水不吉利的議論一直沒有停息過。巧合的是，在三百年後，決定是否發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場爭論。
史載，萬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當年開國功臣、風水大師劉伯溫的十一世孫劉世廷，仍上疏奏稱，“大峪山壽宮龍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劉伯溫給選的址，劉世廷的風水理論應該是祖傳之術。果然在24年後，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後又讓關外滿人奪走了江山。明亡清興，就此又是三百年，這是後話了。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三百年後，劉世廷的話再次應驗——定陵被新中國發掘了。如果要說報應還真有一點，朱翊鈞和皇後的屍骨在“文革”中被同樣不信邪的紅衛兵拖出了地宮，“破除迷信”後焚燒，大峪山的風水真的有點不吉利。
從當初選址，到三百年後被掘，報應也罷，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確定有太多的謎團，不由你不感慨！
（作者： 倪方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