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間傳說“袁世凱是‘癩蛤蟆’投胎轉世”談起（圖）

袁世凱，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別號容庵，因其為河南項城人，故又稱袁項城。生於鹹豐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頸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間傳說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癩蛤蟆”投胎轉世。袁世凱年輕時科場失意，22歲棄文從軍。

曾隨軍東渡朝鮮平叛。甲午戰爭後，被李鴻章舉薦到小站編練新軍，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裝力量。從此，逐漸為清廷所倚重。

袁世凱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個縱橫捭（ｂǎｉ）闔的重要人物，從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與其有密切聯係。長期以來，袁世凱一直被冠以 “竊國大盜”、“寡廉鮮恥的賣國賊”、“嗜血成性的專製暴君”等惡名。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大型曆史劇《走向共和》將袁世凱描繪成一位有本事、有貢獻、開明進步、有情有義、帶濃重人文色彩的“共和英雄”，他推行的政策是“引進新生事物”，“反映了當時社會曆史發展的大趨勢”，認為袁世凱多少有點像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沙俄末代鐵腕首相斯托雷平，而不是什麽“獨夫民賊”。這樣，觀眾心頭不免疑慮重重，不明白孰真孰假。

袁世凱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物？為什麽在戊戌變法時會為維新派所倚重？袁世凱的告密和戊戌政變有沒有直接關係？袁世凱在晚清新政中有什麽貢獻，為什麽會得到立憲派的信任？

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凱又有什麽表現，為什麽最終能夠以全票當選民國臨時大總統？下麵，讓我們看看袁世凱在清末民初這些重大曆史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袁世凱與戊戌變法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變法正式開始，因為這一年為農曆戊戌年，故史稱“戊戌變法”。變法期間，光緒帝發布了上百道新政諭詔，除舊布新，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麵。但是，改革措施遭到了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很多上諭都成了一紙空文，光緒帝和慈禧太後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激化。光緒二十四年七、八月間，形勢進一步惡化，守舊勢力預謀政變。光緒帝頒密詔給維新派，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讀到密詔後，痛哭失聲，誓死營救皇帝，並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後交權。八月初三深夜，譚嗣同隻身前往袁世凱的寓所法華寺，托以出兵相救的重任，說服袁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後則或囚或殺。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宣布訓政，光緒帝也被囚禁起來。隨後，大肆搜捕維新人士。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變法運動最終失敗。

傳統說法認為，袁世凱的告密直接導致了慈禧太後發動政變。袁世凱是個兩麵派，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但看到慈禧的勢力遠遠超過光緒皇帝，決定投靠後黨。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密。

但是，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

第一，政變之初，慈禧太後沒有下令捉拿譚嗣同。

因為譚嗣同是勸說袁世凱“圍園劫後”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後絕不會放過他。因此，如果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政變，那麽在八月初六日慈禧發動政變時，上諭中應該會指名逮捕譚嗣同。但上諭中隻命令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並沒有譚嗣同。而且給康定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罪名較輕。而“圍園劫後”則屬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上諭中則沒有提及。

第二，榮祿不可能連夜乘火車趕回北京。

有關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聞報道八月初五日上午袁世凱覲見光緒皇帝後，即乘火車趕回天津。在袁世凱的《戊戌日記》記載“抵津，日已落”，所以袁到榮祿處告密，應該已在夜間，榮祿得知圍園消息後，不可能在當夜乘車趕到北京，把消息反饋給慈禧太後。因為當時北京、天津之間的火車通行不久，隻有白天行車，沒有夜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和技術，即使榮祿以直隸總督的身份也不可能下令加開一次夜車。所以，榮祿在八月初五日夜間很難趕到北京，而慈禧太後實行訓政卻在初六日上午，可見慈禧太後發動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的，政變時也不知道維新派有“圍園劫後”的計劃。政變是新舊兩派勢力長期矛盾鬥爭積累的結果，守舊派大臣認為維新派亂政妄行，請求慈禧太後訓政，也是他們的一個既定步驟，與袁世凱的告密沒有關係。

那麽，袁世凱的告密在戊戌政變中起了什麽作用呢？近年來，多數學者認為：雖然戊戌政變不是因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但袁世凱告密卻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後重新訓政後，發布政令捉拿康有為和其弟康廣仁，並將保舉維新人士的宋伯魯予以革職，永不敘用，此外並沒有涉及處理其他參與變法的人員，也沒有發布停止新政的諭旨。

八月初五日，袁世凱回天津後沒有立即向榮祿告密。八月初六日晚，當聽到政變消息後，袁世凱以為事情已經泄露，為保全自己，才向榮祿和盤托出了“圍園劫後”的密謀。八月初七日，慈禧太後得知維新派有罷黜太後之意後，惱怒至極，對事件性質的認定有了重大轉變，因而下令大肆捕殺維新人士，致使事態擴大。

袁世凱為什麽會得到維新派的信任呢？在變法初期，袁世凱與維新誌士交往密切，表現出傾向於變法、積極推動變法的熱忱。

光緒二十一年（1895）閏五月，當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四書苦於投遞無門時，袁世凱主動幫忙交給督辦軍務處，請求當時手握重權的榮祿代遞，雖然為榮祿所拒絕，卻反映出他對維新誌士的態度。康有為因此很感激他。

七月，維新派成立強學會，袁世凱被列為發起人之一，他還捐資作為會金。

十一月，袁世凱受命在天津小站編練陸軍時，與維新人士嚴複等定期相聚，在一起談論維新事宜。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變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罷官路經天津時，袁世凱冒險派人持函送禮，以示慰問之意。

七月，變法運動達到高潮，袁世凱派徐世昌到北京與維新派聯係，並通過徐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不斷接觸，表示自己對變法事業的關切。

袁世凱對戊戌變法的關心，贏得了維新誌士的信任，康有為對袁世凱也有很好的印象，因此，在變法危急時才敢把重任托付於他。經維新派的舉薦，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破格提升他為候補侍郎，繼續專辦練兵事務。第二天，在袁世凱進宮謝恩時，光緒帝誇獎他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這其實是在暗示他以後不要受榮祿的節製。

八月初三日，維新派的幾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議救光緒的辦法，其中竟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在場。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對維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諾，維新派也不會讓徐世昌參加這一秘密活動。

但是，袁世凱作為浮沉宦海多年的政客，他不會不明白，維新勢力與守舊勢力鬥爭的雙方一邊是皇帝，一邊是太後。隨著兩方麵鬥爭的加劇，他越來越感到，自己的立場傾向不僅關係到頂戴，甚至關係到身家性命。也許他內心並不反對變法，但從殘酷的政治現實考慮，他覺得光緒帝和維新派的力量遠遠不是慈禧太後和頑固派的對手。光緒皇帝下了那麽多的變法詔書，卻基本上停留在紙麵上就證明了這一點。經過權衡，他決定投靠後黨走升官之路。

因此，他被提升為候補侍郎後，對這樣的超擢“自知非分”，惟恐引起後黨的猜疑，於自己不利，在八月初一日被召見的當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四處拜訪後黨權貴人士，如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剛毅，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王文韶等人，進行解釋，以表白自己的心跡。

八月初三日深夜，譚嗣同走後，袁世凱一夜未睡，“反複籌思”，知道自己麵臨著生死抉擇，對自己在譚嗣同麵前表態說“誅榮祿乃殺一狗耳”的話非常懊悔，生怕譚嗣同會將與他的密談向後黨揭發，這樣就使自己牢牢地與維新派捆在一起了。為了保全自己，袁世凱最終下決心出賣維新派。

袁世凱因告密有功，受命署理了幾天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還得了4000兩的賞銀。慈禧太後為表示對他的信任，還特準他在西苑門內騎馬。此後，袁世凱便以慈禧太後和榮祿為靠山，走上了飛黃騰達的捷徑。

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首三言歌謠，諷刺了袁世凱這種出賣維新派的做法：

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袁世凱與清末新政

《辛醜條約》簽訂後，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舊統治，清政府正式發出上諭，開始推行新政，陸續頒布了一係列的法令，包括改革官製、整頓吏治、獎勵工商、改革學製、編練新軍、派遣留學生等等。

袁世凱讚同“新政”，在山東巡撫任上，他就開始貫徹執行清政府的諭令，並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向朝廷提出了籌辦新政的10條辦法，包括整頓吏治、改革科舉、振興實業、增強軍備等等。山東也成了全國最早推行新政的地區。光緒二十七年九月，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光緒二十八年五月，改實授，這成為他步入晚清政壇權力頂峰的起點。袁世凱也成了推動新政最重要的人物。

增練新軍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清廷任命袁世凱兼任練兵大臣，負責編練新軍事宜。袁世凱乘機開始編練北洋常備軍，即北洋軍。光緒三十一年（1905），編成北洋軍6鎮，共6萬餘人。除第一鎮外，其餘5鎮的統製（相當於師長）都是袁世凱的嫡係親信，統領（旅長）、統帶（團長）則都是小站練兵時的舊班底。這樣，北洋派係軍人自成一個體係，其他勢力根本插不進去。通過增練新軍，再加上在政界網絡培植的許多黨羽，逐漸形成了以袁世凱為首腦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

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時，就采用德國的陸軍建製，軍隊分步、馬、炮、工、輜重各兵種，打破了舊軍製不分兵種的框子；每軍分設左右兩翼，每翼轄二、三營不等。袁世在軍製方麵的改革，揭開了清軍編製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國近代軍製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袁世凱還建立了步兵、炮兵、騎兵、德文四所隨軍學堂及講武堂、學兵營等，並選派軍官赴德國學習軍事。同時，配備新式軍事武器，采用“練洋操”之類“西法”練兵等。

雖然袁世凱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但他自從投效軍營後，對軍事上的事情都能處處留心。他一方麵細心鑽研有關操典、戰術一類的軍事書籍；另一方麵，不論部隊出操或野外演習，他都跟著觀看。袁世凱認為練兵“比起做文章來，到底容易多了”。袁世凱在練兵中，因襲湘、淮軍閥的舊習，固守“兵為將有”的成法，把軍隊緊緊控製在自己手裏。

其一，注重幕僚和軍官的選拔。袁世凱把那些多年追隨他的“家兵家將”，一般都安插在關鍵位置，以充當爪牙和耳目，例如徐世昌等。又用官祿籠絡了一批軍事學堂的畢業生，其中包括段祺瑞、馮國璋等。此外，袁世凱一向把自己視為淮軍的後繼人，為此，他廣為招納淮軍舊將，以示自己在延攬人才方麵一視同仁。

其二，控製士兵。袁世凱認為練兵的秘訣“主要的是要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著官和錢，一手拿著刀，服從就有官有錢，不服從就吃刀”。他向官兵進行思想灌輸，讓官兵相信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隻有聽命於他，才能升官發財。為了加強對士兵的控製，他還編了《勸兵歌》，對士兵進行政治灌輸。在小站練兵時，他對各級軍官和幕僚，甚至棚頭弁目，幾乎都能認識，並且還能大致了解每個人的脾性以及長處、缺點。為了杜絕過去軍營中吃空額、冒領等弊端，在每月發放餉銀時，袁世凱都親自點名，按名發給。

其三，籠絡幕僚。小站練兵時，阮忠樞在他手下當文案。有一次，阮忠樞告訴袁世凱，說他看上了一個叫小玉的天津妓女，想納為小妾。袁當即就說，這是有礙軍譽的事，嚴正地予以駁斥。阮見狀如此，就作罷了。過了不久，袁說到天津有公事，邀請阮一同前往。下車後，天色已晚，袁邀請阮先去看一個朋友。他們走進一個院門，看到屋子裏鋪設得異常華麗，堂上紅燭高照，並且擺著一桌很豐盛的酒席。剛進入裏屋，便見一個丫頭一麵喊著“新姑爺到了”，一麵從裏間屋裏攙扶出一個新娘打扮的俏麗佳人。阮當時不明就裏，如入雲裏霧裏，仔細一瞧，才知道便是自己一直想娶的那個小玉。原來，袁世凱在阮忠樞和他說過之後，就秘密派人給小玉贖了身。等到把事情辦妥了，他才領著阮忠樞一同前來。從此，阮忠樞就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忠袁世凱，直到袁世凱稱帝時，始終如一。

其四，嚴密控製屬下。在任山東巡撫時，為了了解山東各府州縣的情況，袁世凱經常派員去分頭密查。他總是先派一個人去，接著再派另一個人到同一個地點去查同一件事情。這兩個人都對他直接負責，但彼此之間誰也不知情。如果他們所查的結果互不相同，他還照以前的辦法另外再派兩個人分頭去查，然後再把所查的結果和上次的對照。對查報真實的予以獎勵，對謊報不實的則進行處罰。他在擔任直隸總督時也經常使用這種方法。袁世凱曾對兒女們說：“做一個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隻有這樣，才能夠舉措適當，如果受著下邊的蒙蔽，那就成了一個瞎子，哪有不做錯事的？”袁世凱創辦的天津巡警總局創辦巡警光緒二十八年四月，袁世凱在保定設立警務局，開辦巡警學堂。七月接收天津時，又把訓練好的3000名巡警調進，設南、北巡警局，同年冬又設立巡警學堂。後來，又增添馬巡（騎馬的警察）、河巡（水上警察）、暗巡（便衣警察）和消防隊，將巡警製度推廣到各府縣和鐵路，建立全省警察網。光緒三十一年，又建議清廷設立巡警部，並推薦親信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為侍郎，從而控製了警政。

整頓吏治他飭令各道府州縣將所得陋規一律交公，酌給公費，以杜絕受賄，防止官吏貪汙；設立官吏考驗處，考核甄（ｚｈēｎ）別初到和新選新補官員；設立調查處，關注輿論，了解官員政績；設立法政學堂和胥吏學堂，以開“官智”，培養新政人才。

改革教育

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袁世凱領銜，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兩江總督周馥等會銜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得到批準。清政府諭令從丙午（1906）科起，停止所有鄉試、會試和各省歲試。這樣，延續了1000多年的科舉製度被廢除了，為新式學校的發展掃除了障礙。袁世凱後來經常與其子女談起這件事，認為是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事情，並說自己從小就痛恨科舉製度。

袁世凱還積極興辦新式學校，通過組建教育行政領導機構、籌措辦學經費和培養師資等措施，使得直隸省的新式教育發展迅速。據統計，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直隸有各類學堂8700餘所，學生16萬多人，居全國第二位。

振興實業

在天津設立直隸工藝總局，作為振興直隸實業的領導機關，勸導獎勵全省紳民興辦各種實業。還創辦了工藝學堂等，培養技術人才。在保定設立了農務局和農事試作場，購買農業機械，並聘請外人指導種植。又附設農業學堂，教授桑蠶種植和糖酒製造。

袁世凱創辦的天津直隸工藝總局

在袁世凱的大力提倡下，直隸近代工商業得到很大的發展。光緒二十六年（1900）以前，天津的近代工業企業隻有四五家，資本不過11萬兩。到辛亥革命前夕，工礦企業達137家，資本總額達2920萬元以上。天津實業的迅速發展為世人所矚目，袁世凱在全國工商業者心目中的地位也隨之大大提升。

中國近代著名的狀元實業家張謇（ｊｉǎｎ），曾和袁世凱有過長時間的齟齬（ｊǔｙǔ），但在宣統二年（1910）參觀了南洋勸業會上的直隸館後，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頗覺袁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畢竟與人不同，工藝殊有擅勝處，江蘇不及也。”後來他在《自訂年譜》中又一次提到了這件事：“觀勸業會直隸館，頗感袁世凱才調在諸督上。”

袁世凱在直隸推行的各種新政措施，使直隸成為“新政權輿之地”，為全國所矚目。正因為如此，很多工商業者都把袁世凱視為自己的保護者。辛亥以後袁世凱能東山再起，一方麵固然得力於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麵也和他這一時期在實業界中的聲望及由此得到眾多實業家的擁戴有很大關係。

偽倡立憲

20世紀初，為了對抗和抵製日益興起的革命運動，清政府被迫搞起了立憲運動。袁世凱這樣一個靠出賣維新派、反對立憲而平步青雲的大官僚，對立憲運動采取什麽樣的態度呢？

起初，袁世凱對立憲運動基本采取觀望的態度。光緒三十年（1904），湖廣總督張之洞派張謇試探他對立憲的態度時，袁以時機不成熟而回絕。他說，現在還不到時候，等等再說吧。

光緒三十一年，立憲運動聲勢越來越大，清政府也決定要派大臣出國考察憲政。袁世凱看到清廷的意向已很明顯，於是上奏“考求各國憲法，變通實施”。袁世凱為什麽會在這個時候積極倡導“立憲”呢？這是因為：第一，打算以立憲消除革命；第二，借立憲的機會，從滿洲親貴那裏撈到更多的權力；第三，鑒於立憲潮流勢不可擋，以讚成立憲進行政治投機，以免自己在政治上陷於孤立；第四，借立憲來限製皇帝的權力，防止光緒帝重新掌權後對自己不利。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幹脆順水推舟，又加入到立憲派的行列，並利用自己的權勢與地位，儼然以立憲的倡導者和主持者自居。

可見，袁世凱讚同立憲，完全是為了抵製革命和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真正擁護立憲。在此後的立憲活動中，他也不是一貫堅持立場，而是見風使舵，反複無常。不過，從袁世凱本性來看，這都是正常的，正如其在戊戌變法中的表現，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通過實施新政，特別是編練新軍，袁世凱大力培植自己的勢力，積累了日後重新崛起的最大資本。同時，袁世凱在新政中的表現，也使他贏得了立憲派的好感和信任，為他在辛亥革命中爭取立憲派和舊官僚的支持奠定了基礎。

袁世凱故居（天津）

袁世凱與辛亥革命

1911 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革命軍占領武昌。12日，武漢三鎮全部光複。革命黨人占領武漢的消息傳到北京，引起了清廷的驚恐。由於南方新軍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鎮壓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北洋軍身上，急命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軍南下進行鎮壓，但蔭昌根本沒有指揮作戰的經驗和能力，而且北洋軍隊都是袁世凱一手訓練出來的，根本不聽從他的指揮。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奕劻（kuāng）認為：此種非常局麵，自己絕對不能承當。袁世凱有氣魄，北洋軍隊都是他一手編練，若令其赴鄂剿辦，必操勝算，否則畏葸（ｘǐ）遷延，不堪設想，且東交民巷亦盛傳非袁不能收拾。麵對這種狀況，人們認為除袁世凱複出別無他法。

此時的袁世凱在做什麽呢？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他因在和滿洲貴族權力鬥爭中失敗，正“隱居”在河南彰德城北門外的洹（ｈｕáｎ）上村。

袁世凱打著實施新政的旗號，以北洋控製朝廷，對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統治造成很大威脅。光緒三十三年（1907），袁世凱權高震主，被清政府免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調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削去了兵權。

光緒三十四年（1908），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先後病逝，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繼位。在慈禧死的前一天，她已宣布由醇親王為攝政王，監國，主持朝政。

載灃對袁世凱出賣光緒帝是痛恨的，更重要的還是怕自己大權旁落，因而決定要懲治袁世凱。

但是當征求軍機大臣的意見時，奕劻首先表示反對，說：“殺了袁世凱並不難，不過北洋軍要造反誰來負責？”張之洞也不同意殺袁，認為：“現在時局動蕩，皇帝年幼，不能輕易殺戮大臣而動搖國本。可否考慮將其逐出京城？”軍機大臣多數讚同奕劻和張之洞的建議。載灃最後也接受了張的意見，讓袁世凱“開缺回籍養屙（ｋē）”。

在洹上村的養壽園裏，袁世凱每天逍遙自在。或與兄長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弄舟湖中，或與文人騷客飲酒作詩，或與妻妾兒女共享天倫。他還把在洹上村唱和的詩句編為《圭塘唱和詩集》，圭塘是洹水上的橋名。其中有一首《登樓》詩，反映了他內心深處的抱負和在洹上“隱居”的實質：

樓小能容膝，簷高老樹齊。

開軒平北鬥，翻覺太行低。

袁世凱這種閑雲野鶴式的生活，被奉步軍統領衙門之命前來護衛實則監視的袁得亮看在眼裏。但此人生性愚蠢，又不通文墨，而且貪財好利。袁世凱對他周密照顧，大量奉送金銀財物，還與他拉宗族關係。最後袁得亮不僅把每月向步軍統領的報告交給袁世凱的幕僚捉筆，還把肅親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也如實相告。

為了表明自己準備老死林泉，袁世凱還特地從天津請了一家照相館來洹上村為自己攝影，並將照片送上海《東方雜誌》登載。照片中袁世凱披蓑垂綸而坐，其兄袁世廉則持篙立船尾，名曰“蓑笠垂釣圖”。

袁世凱表麵上要給人們遺忘世事的印象，實則是在韜光養晦，靜待時機。他在養壽園中設有一個電報房，時常與在京城和全國各地的心腹通消息。從北京到地方，“政無大小畢報”，“唯世凱意旨是瞻”。據他女兒回憶，他那時每天要收到從各方麵發來的信件和電報。為了處理這些信電，他每天上午要用一兩個小時來辦理“公務”。雖然身居鄉村，卻經常有一些朝野要人來看望他，詢問他對時局的看法。同時，他還緊緊地控製著北洋軍。袁世凱向各方麵都伸出了觸角，等待著東山再起的時機。武昌起義給了他這個機會。

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要他率北洋軍去鎮壓革命。但袁世凱對此並不滿意，借口 “足疾未愈”，故意拖延。此後，革命形勢發展得更快，而湖北前線的清軍卻一直停滯不前。清廷慌了手腳，27日，將蔭昌調回，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製湖北水陸各軍及長江水師。這下，袁世凱的“足疾”全好了，30日赴湖北誓師。11月1日，他所指揮的馮國璋部攻入漢口。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

為什麽袁世凱當時能居於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呢？分析起來大致有以下原因：

第一，當時國內最精銳的軍隊北洋六鎮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各鎮軍官都是袁世凱提拔起來的舊部，他們一向“隻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盡管袁世凱被罷黜回籍，但是他的影響力一點也沒有降低。

第二，袁世凱多年擔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後來又調任外務部尚書，長期掌握清朝的外交事務，和西方列強有著密切的關係。他的對外態度和精明幹練也深受西方列強的器重，稱他為“強有力”的人物。武昌起義爆發後，為了維護在華的侵略權益，列強各國急需物色一個既能撲滅革命又能替代清政府的人物，認為最適合的人選就是袁世凱，使館區便發出了一片“非袁不能收拾”的呼聲，並通過各種渠道向清廷施加影響。英、美、俄公使還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壓力，催促起用袁世凱。

第三，袁世凱同立憲派也有很多關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他在直隸總督任內推行的新政。他同立憲派領袖張謇的關係尤為密切。

1911 年11月13日，袁世凱到達北京。兩天後，英國政府致電駐北京公使朱爾典說：“我們對袁世凱懷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們希望看到，作為革命的一個結果，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與各國公正交往，並維持內部秩序和有利條件，使在中國建立起來的貿易獲得進展。這樣一個政府將得到我們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前往鎮壓武昌越義的清軍

此時，野心勃勃的袁世凱，企圖利用南北對峙的局麵，逐步竊取全國政權。他的辦法就是，一方麵不讓清廷立刻垮台，一方麵又防止革命勢力立刻取得全勝。他用革命來恐嚇清廷：如果不讓位給我，那麽我袁某也無法收拾這局麵；又用清廷來恐嚇革命派：如果革命派不向我袁世凱妥協，那麽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

之前，袁世凱主要是借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給清朝施加壓力。在他就任內閣總理大臣後，就進一步對革命黨人施加壓力。11月27日，北洋軍隊攻陷漢陽，武昌危急。他暗令北洋軍停止進攻。他與英國公使朱爾典密謀後，請漢口英領事出麵，提議南北雙方停戰議和。湖北軍政府中的舊官僚和立憲派立即響應，簽署了停戰協議。12月18日，雙方在上海開始正式談判。

在談判期間，英、美、日、俄、德、法六國駐滬總領事即向議和代表提出照會，要他們“有必要盡速達成協議，使目前的衝突歸於停止”，逼迫革命黨人向袁世凱妥協。同時，還從經濟上切斷臨時政府的財政來源。

當1912 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袁世凱極為惱怒，決定采取武力威脅。他指使北洋將領群起發出反對共和政體、誓死抵抗的通電。段祺瑞在漢口發出通電，要求立即實行君主立憲，並聲稱如采用共和政體，當戰鬥到底。馮國璋等人在北京大叫要以武力解決政體問題。他們還叫囂要與民軍開戰。武昌、漢陽的北洋軍違背停戰協定，炮轟武昌。在各種力量的壓迫下，革命黨人被迫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凱讚成共和的條件下，把政權讓給袁世凱。當革命黨人答應袁世凱的條件後，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50人聯名奏請清廷立定共和政體，接著又發表通電聲稱：“共和國體，原以致君於堯舜，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撓，以至恩旨不頒，萬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內有此敗類也，……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言外之意，如果再不退位的話，北洋軍就要攻打北京了。這樣，清皇室內部就沒有人敢堅持反對退位了。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宣布退位，清王朝的統治壽終正寢。第二天，袁世凱正式聲明“讚成共和”，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職。15日，臨時參議院一致通過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為了約束袁世凱以確保革命成果，孫中山在辭職時提出了定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三項條件。孫中山還派專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凱表麵上盛情歡迎專使，暗中卻指使其親信部隊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製造兵變。孫中山被迫再次退讓，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在清帝退位詔書發表時，袁世凱擅自添加了“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一句，意在表示他的政權是受自清政府，而與南京臨時政府毫無關係。孫中山對此非常憤慨，袁世凱卻表示這篇詔書為退位之文，等於遺言，“無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孫中山對此也無可奈何。

袁世凱對象征是清王朝臣民的辮子，也並不是隨著清王朝的退位就立即剪去。1912年2月14日，英國《泰晤士報》資深駐華記者莫裏循在致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信中說，他剛與袁世凱的親信蔡某見麵，蔡某談到下午見到袁世凱的情形。蔡說：“袁世凱討厭至極，他連辮子都不肯剪掉。”兩天以後，蔡某又告訴莫裏循說袁世凱把辮子剪了，還說在剪辮子的時候袁世凱哈哈大笑不停，談話中顯出異乎尋常的高興。

“袁宮保剪辮子”還成為當時北京城上層的轟動新聞。袁世凱為什麽選在2月 16日剪辮子呢？原來，2月14日孫中山正式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並舉薦袁世凱以代之。2月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以17票全票通過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當天，孫中山親自致電袁世凱：“民國大定，選舉得人。”這樣，在塵埃落定之後的第二天，即2月16日，這位袁宮保才剪掉了辮子。

在袁世凱複辟時，京城一位名叫崔啟勳的警官這樣評價袁世凱：

匹夫創共和，孫中山不愧中華先覺；

總統做皇帝，袁項城真乃民國罪人。

雖然崔啟勳被袁世凱處決了，但這副對聯卻真實地勾畫了袁世凱這位“共和英雄”的本來麵目。

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袁世凱：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麵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鬥，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麵上好像他又是一個筋鬥，從“國民公仆”變成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

於是殺，殺，殺。北京城裏，連飯店客棧中，都滿布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隻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出來……

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東北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