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胞弟周恩壽（組圖）

周恩壽 資料圖片

　　周恩來同胞兄弟三人，兩個弟弟名叫周恩溥和周恩壽。周恩溥已於1944年因病去世了。知道他倆生平事跡的人不多。周恩壽生於清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4年4月8日。他出生後因皮膚稍黑，家裏人便順口喊他“小黑子”算作乳名，取學名恩壽，字同宇，也叫過桐宇。周恩來投身無產階級革命，長期遭敵人通緝，他要求難免受到牽連的主要親屬改名回避；建國後，周恩來又要求他的親屬不要說出與他的關係，以免受到特殊照顧。於是，周恩壽先生從1928年即一直以同宇二字為名。周恩壽出世時，因他的曾擔任山陽知縣的祖父①已病逝多年，正是周家急劇敗落的時候。他一周歲多，父親因買彩票中頭彩，家中陡然有了經濟收入，母親便帶著三兄弟一起去了清河縣，清江浦（今淮陰市區）的外婆家那兒，斷斷續續住了兩三年。在恩壽三歲時，因年輕的母親及十一嬸相繼病故，大哥恩來便帶著二哥和他一起從清江浦返回淮安駙馬巷老家。這時父親在外地謀生，工資甚低，無法養家，其他周姓各房相繼外出謀生，從此，駙馬巷老宅院便“門庭冷落車馬稀”了。長期在這裏“留守”的隻有患有殘疾的周貽奎夫婦，亦即當時淮安人常稱的“八爺”和。八太”。周恩壽的八叔（按周家排行為八，是嫡親三叔，周貽奎由於腿疾行走不便，又體弱多病和八嬸母楊氏曾非常艱難地撫養過他們兄弟仨一段時間。這期間同宇從八叔和哥哥那裏學了一點珠算，也讀了些古書。後八嬸母實在無力撫養兄弟三人，就將年幼的恩壽托付給一位住於清江浦的姨娘家撫養。恩壽在多災多難中度過了他那不幸的童年。

　　當時在東北謀生的四伯父（嫡親大伯）周曼青工資收入不多，但能負擔一個孩子讀書。自1910年起，哥哥恩來轉到四伯父處念書，1913年考入南開學校後，因成績優異和堅持為學校刻鋼板，搞勤工儉學，生活已基本靠自己。四伯父曾先後娶過王、趙、楊三位妻子，皆未生育。按照封建宗法，需要後嗣有人，恩來早先就已過繼給他的十一叔（嫡親四叔）周貽淦為子，十四歲的周恩壽籌借了點路費走了很遠的路，步了兩位兄長的後塵，也來到了天津四伯父的家，不過，他作曼青先生的過繼子，那是公元1918年的事。

　　周恩壽自幼忠厚老實，到天津後，讀書用功，頭腦聰明，接受能力比較強，他常常因成績好“跳班”升級，放學後還幫助四伯母做家務，深得老師、四伯父、四伯母的喜愛。

　　1921年，周恩壽考入南開中學讀書。在這所新型學校進步思潮影響下，周恩壽於1924年春即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且是哥哥創建的“覺悟社”的小交通員。同年冬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5年，周恩壽受黨組織派遣，以入北平宏達學院學習為掩護，到北平市做黨的地下交通和宣傳工作。

　　隨著歲月的流逝，周恩壽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一天天長大，他與其兄長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並在周恩來赴歐勤工儉學後期認識了長兄的女友鄧穎超同誌。當時，他稱鄧穎超為“姐姐”，稱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老太太叫“楊伯母”。後來周恩壽曾回憶說：“那時，姐姐用毛線給我編織了一雙棉鞋，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穿上那麽暖和的鞋。”可見鄧大姐對他的關心和愛護。

　　1925年10月，已與兄長結婚的鄧穎超根據黨組織決定從廣州發來電報，讓其陪同楊伯母一道去當時大革命的中心廣州，1926年1月經黨組織決定周恩壽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隊第一隊學習，同年6月畢業。

　　1926年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周恩壽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員。北伐軍攻打武昌城時，周恩壽隨攻城部隊在火線上采訪，不幸右腳被敵人炮火炸傷，由當時任總政治部秘書長的郭沫若和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抬下火線搶救脫險。一個多月後傷愈，周恩壽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勞資仲裁委員會代表，1927年春改任武漢郵電檢查委員會主任，並繼續參加北伐宣傳工作。

　　在這期間，周恩壽因年紀輕，涉世不深，僅為一件生活小事離開隊伍一個短暫時間，一向律己甚嚴的周恩來知道後非常生氣，嚴厲地批評了弟弟。年輕的周恩壽又害怕又愛麵子，內心很痛苦。幾十年後，據說有人曾向周總理問起這件事，周恩來坦誠地說：“我那時年輕，火氣大，是我對他幫助不夠。”表現了他對弟弟的負疚和惋惜。

　　1928年初，周恩壽隨黨的組織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由於對上一次挫折仍耿耿於懷，遂向長兄周恩來提出自己讀書太少，想離開革命隊伍去念點書。兄嫂勸阻無效，於是他離開了革命隊伍，也自行脫離了共產黨。然後，他隻身前往吉林的四伯父處。在吉林時，周恩壽擔任吉海鐵路局檢查課的課員，過起了平民生活。

　　是年4月上旬，周恩來、鄧穎超從上海秘密乘船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船經青島時，受到日本偵探的注意，並跟蹤到大連，對他們進行盤查。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候，周恩來想到了弟弟恩壽。到吉林下火車後，有著豐富地下鬥爭經驗的周恩來先住進旅館，沒有直接去四伯父家，而是用乳名給四伯父寫了一封信，請旅館的人送到四伯父家。周恩壽接信後，見上邊隻簡單地寫著：“問舅父好”下邊簽著“大鸞”兩個字。周恩壽一見到哥哥那熟悉的字體，知道他到了吉林，並根據信中對四伯父改稱“舅父”這一情況判斷出他一定處境很危險，就悄悄前往旅館接回了哥嫂。

　　但是周恩來、鄧穎超在大連遭日本特務盤查時，已將去蘇聯接關係的證件全部毀掉了。因沒有證件他們就去不成蘇聯。周恩來本人因認識他的人太多，當時東北又基本在日本人控製之下。他們仍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經商量，周恩來一個人先啟程去哈爾濱的二弟恩溥處住下，翌日再讓周恩壽陪鄧穎超趕去哈爾濱會合，並由鄧穎超、周恩壽在哈爾濱火車站等候比他們晚啟程的李立三。一連等了六、七天。終於等到了李立三。這樣，在周恩壽的掩護下，周恩來、鄧穎超和李立三等便安全地去了蘇聯。1974年，已經病重的周恩來曾對他的侄兒、侄女們回憶說：“雖然你們父親那時脫了黨，但我相信他不會出賣我們，實際上他還掩護了我們。”表明了周恩來對弟弟恩壽仍是了解和信任的。

　　此後周恩壽先生在東北的吉林、哈爾濱和關內的太原、天津等地謀差做事，職及稅務、禁煙、證卷等多個行業。曾任哈爾濱稅捐局課員、鬆江綏化稅務局課長、哈爾濱稅務監督署股長，哈爾濱濱江稅捐局課長，還在天津開過“天成益”布莊。在哈爾濱做事時，通過周恩來的好友、同學張鴻浩（王士琴的大姨夫）夫婦的介紹，認識了在哈爾濱電業局工作的王士琴，他倆於1936年結婚。王士琴生於1914年，是位滿族姑娘，通曉俄、英、日等三種語言，建國後一直任中學外語教師。

　　1934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四伯父周曼青先生在當時的天津法租界33號路清河裏16號病逝，周恩壽主持料理了喪事，當時周恩來正率紅一方麵軍剛剛踏上二萬五千裏的長征之路，無法通知這一噩耗，即使知道也不可能前來奔喪。在為四伯父發訃告時，周恩壽考慮到四伯父對哥哥恩來有過多年的養育之恩，發喪時應該有個表示，但又不便直書“周恩來”這三個字，如果用哥哥的其他名字，四伯父生前又都不一定知道，他考慮再三，最後在訃告的下款上印著：

　　“孝子　同宇

　　   孝侄　大鸞　博宇　同敬奠”

　　在這裏，他用了周恩來的乳名“大鸞”，即為哥哥盡了晚輩的孝道，也告慰了四伯父的在天之靈，又巧妙避開了國民黨特務和日本偵探們的耳目。

　　1943年，周恩壽夫婦攜帶了兩個孩子，從哈爾濱遷到天津與伯母楊氏同住，在天津一個證券行當司賬員，依然過著艱苦的生活，有時入不支出，四伯母和王士琴不得不做些手工活，以貼補家用。

　　1945年冬，周恩壽經過多方努力，又與我黨組織取得了聯係。1946年國共合作的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後，他從天津給在重慶的兄嫂寫了信，告知了四伯父四伯母先後去世的情況，從而使周恩來得知了他一直喜愛的三弟的下落。是年2月底，周恩來與“軍調處”執行部的另兩位成員，美國的馬歇爾和國民黨方麵的張治中前往北平（今北京），他讓工作人員給周恩壽發份電報，讓其到北平一見。這是兄弟兩分別十八年後重新相聚。兄弟倆各敘離別之情之後，恩壽向哥哥提出繼續參加革命的要求。一貫遵守組織紀律的周恩來就叫他去找葉劍英。葉劍英同誌代表黨組織，根據當時鬥爭情況，讓北平軍調處管理財務的同誌給周恩壽一筆資金，要求他繼續隱瞞身份，仍回天津以做生意為掩護，為黨組織提供活動經費和醫療器械及藥品等緊缺物資，在隱蔽戰線上再繼續為革命做貢獻。遵照葉劍英同誌的部署，周恩壽回津後即開辦了一處“民生貨棧”，並按規定與天津的地下黨員周世昌取得了聯係，有關藥品、經費等均通過周世昌轉交給黨的組織。

　　1947年，國民黨召開偽“國大”，最終關閉了國共和談的大門，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決戰階段。國民黨政府行將垮台前夕，還在垂死掙紮，采取強化地方統治，實行保甲連坐的殘酷政策。周恩壽終於被一壞鄰居告發，理由是：他是周恩來的親弟弟。1947年7月，周恩壽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逮捕。在獄中，周恩壽除了承認是周恩來的弟弟外，沒有暴露為黨工作的任何蛛絲馬跡。

　　周恩壽被反對當局逮捕後，在天津的周恩來的老師、同學及舊友們紛紛設法營救，最後由南開學校周恩來的化學老師，時任南開大學教務主任的伉乃如和周恩來的南開同學常策歐兩先生出麵擔保，六個月後才使周恩壽獲釋出獄。文化大革命後中組部1979年對此事的最後結論是：“周恩壽同誌1947年被捕期間總的表現是好的，出獄後繼續阿我黨地下黨員周世昌同誌保持秘密聯係。”1949年4月，北平解放不久，周恩壽和王士琴夫婦便從天津前往北平（京）見兄嫂。周恩來派人到住處接他們到中南海，匆匆見麵後又到香山宿舍。周恩來因工作太忙，深夜才抽空和他們一起談話。王士琴因是第一次見到兄長，很拘束。周恩來卻很隨和地問王士琴：“你是哪裏人啦?”王士琴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的家鄉不太好，我是哈爾濱人，是東北的。”那時，因為東北很長一段時間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北平有部分人對東北印象不太好。周恩來馬上睜著大眼腈表示很不同意地說：“東北有什麽不好呢?我就喜歡東北，因為我就是吃你們東北的高梁米長大的。”

 

　　那年周恩壽45歲，希望能繼續為革命做些工作。周恩來卻嚴肅地建議說“我看你應先去上‘華大’學習後才能為人民工作。”當時，恩壽夫婦已經有了秉德、秉鈞、秉宜和秉華四個孩子了。所以周恩來讓弟媳王士琴先回家照顧好孩子。

　　恩壽在“華大”（指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一年後，1950年畢業被分配到北京鋼鐵局當科長，後來又調到冶金部。他曾先後擔任過華北鋼鐵局工務處副管理師，重工業部鋼鐵局供銷處秘書，購運總站副部長，倉庫管理科科長等職。當時薪金不高，周恩來就讓恩壽把大女兒秉德留在西花廳他們的身邊，讓她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學習。直到1950年周恩壽的幾個孩子分別上小學和幼兒園後，王士琴才脫身出來工作，當了二十六年的中學外語教師，到1975年退休。

　　1959年，周恩壽因身患胃病，年歲也較大，由組織上調內務部任專員。

周恩來與弟弟周恩壽一家

　　1963年春節，周總理召約一部分親屬去西花廳，得用春節聚會的機會，教育他的親屬、晚輩們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過好“五關”，並對弟弟恩壽說：“同宇，你多病不能堅持正常工作，又快到退休年齡了（其實還差一歲），就退休吧!不要讓別人說，周恩來的弟弟長期病假，快到年齡為啥不退休?”然後周總理又懇切地說：“你退休後能把幾個孩子教育好，這就是你對國家的最大貢獻。生活費困難，我給你補。”於是，周恩壽於1963年6月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

　　退休後的周同宇除了輔導孩子們的功課外，也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有時與社會主義學院的學友王光琦等人相約幾個人一起聚一聚，吃頓飯，改善改善夥食，聊聊天，當時有人戲稱他們的聚會是“神仙會”。

　　“文革”期間，江青為了整倒周恩來，想方設法找材料，當然也要“挖”到周恩壽身上，硬是無中生有地把周恩壽說成是個“劉少奇黑線上的人物”，把“神仙會”也誣蔑為“反革命聚餐會”等等，並發難到毛澤東和周恩來處。洞察一切的周恩來十分明白“四人幫”的險惡用心，於1968年2月北京衛戍區將周恩壽“拘捕審查”。這樣，周恩壽又一次失去了自由，直到1975年4月末才經毛澤東過問批準，解放回家休養。

　　“文革”後，1979年中央組織部對周恩壽一案進行了複查，全部撤銷了1975年7月2日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強加在周恩壽身上的全部誣蔑不實之詞，為周恩壽同誌徹底平反，恢複名譽。這使他晚年激動不已、興奮不已。曾不顧病體向親友們報告：“我徹底平反了!”接著，他先後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五屆和第六屆委員，於1985年初又被落實政策將退休改為離休，享受離休於部待遇。1985年5月13日，周恩壽同誌因病醫治無效，離開人世，享年82歲。

　　周恩壽和王士琴共有子女六人，均學業有成。其中大、三、六是女孩，二、四、五為男孩。目前，他們的工作單位分別是：周秉德（女），中國新聞社；周秉鈞（男），廣州保稅區；周秉宜（女），國際貿易部；周秉華（男），北京市新聞出版局；周秉和（男），從事私營經濟；周秉建（女），國家財政部。

周恩來、鄧穎超在西花廳與侄女周秉建最後的合影

　　1982年，也就是周恩來辭世6年後，周恩壽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去中南海西花廳，看望當時健在的鄧大姐，談及家世時，鄧穎超同誌對孩子們說：“你們伯伯（指周恩來）當時對同宇問題的處理，我都不清楚內情，直到最近我才弄明白，是‘四人幫’發難。伯伯把同宇交北京衛戍區監護審查，是他采取的保護幹部的一種措施。如果讓同宇落在‘紅衛兵’或‘四人幫’手裏，那他就不會有今天，可能叫你死無對證了。”

　　據我們目前所掌握的零星資料看，周恩壽同誌生前有兩件非常遺憾的事。

　　其一是未能為哥哥親自送別。1975年雖然讓周恩壽回家養病，但在當時“四人幫”極左思潮統治下，他仍由“群眾監督”，沒有讓他享有應該享受的公民權利。周恩來病重，不讓他去探望；周恩來去世後，作為一母所生唯一在世的胞弟，卻沒“資格”參加追悼會；他隻能在家中設個靈堂，以淚水洗麵，默默地悼念，與哥哥永別。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裏，可以視“長兄如父”，周同宇也一貫敬愛自己的哥哥，而當哥哥告別人世時，他卻連見最後一麵的“資格”都沒有，他內心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其二是未能回故鄉看看，人到老年，難免思鄉懷舊，周恩壽也不例外。前半生他由於顛沛流漓，無法回到淮安。建國後他有機會想回淮安看看。卻又因周總理律己甚嚴，一次又一次不準他回故鄉，怕給故鄉帶來麻煩。特別是1965年春節前夕，退休不久的周恩壽得悉哥哥在安排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墳，但又擔心一直居住淮安的陶華（周恩來的叔伯兄弟周恩碩妻子、周爾輝母親）年歲大，想不通，需要有人去說服她。恩壽認為這是一個回故鄉的最好機會。趁一次去西花廳時提了出來：“哥哥，聽說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墳?讓我回去吧，十嫂（指陶華）的工作我一定能做好。””好呀——”周恩來開始很高興，可他轉念一想，馬上斬釘截鐵地說：“不行，你不能回去!”“為什麽?”一向敬重哥哥的周恩壽歸鄉心切，竟不顧一切地反問起來。“因為你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來目光炯炯地說，“你回去之後，江蘇省委、淮陰地委、淮安縣委要派人陪同你、接待你，既浪費了地方的錢財，還要耽誤地方上的工作。”恩壽不敢再說什麽了。隻聽哥哥周恩來繼續說，“還是等爾萃放寒假回去完成這一任務吧。他媽媽在淮安，年紀又輕，春節回去探家，不會驚動地方領導。”周恩來這麽一說，他還有啥辦法呢”!“文革”開始以後的情況大家都已知道了，坐了七年半不白之冤的牢獄。到他完全恢複自由後，又身患重病，探望故鄉的身體條件又失去了。周恩壽臨終前曾動情地向他老伴王士琴說：“我死以後，你們無論如何也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在我老家後院，小時種過菜的地方深埋，讓我回到家鄉去看看……”

　　周恩壽的—生是既為生活奔波勞碌，也為革命奔走的一生。他投身滾滾的大革命洪流，並曾在革命洪流的風口浪尖上拚搏、戰鬥。他雖後來被革命浪潮湧到了一邊，但他在哥哥的影響、教誨下，始終與中國的革命事業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應該說他是一個對祖國，對人民有過一定貢獻的人，也是一位一生坎坷的人。他生前的最後遺願體現著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也體現著他對故土親情的眷戀和對家鄉的熱愛。誠如周恩來1965年7月5日在新疆石河子對另一位淮安老鄉所說的“一個熱愛祖國的人是沒有不愛他的家鄉的”。周恩壽的故鄉淮安人更理解他並期待著他的“葉落歸根”夙願的實現。

　　注釋：①周恩來祖父曾做過山陽（淮安）知縣一說，根據《周恩來選集》。而《重修山陽縣誌》、《續纂山陽縣誌》以及清光緒《淮安府誌》均未見記載。

（編輯網文、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