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張學良帶手槍上軍事法庭及軍事法庭上的答辯

宋子文長女的回憶

　　1936年12月12號，是宋瓊頤（宋子文長女）永難忘懷的夜晚。

　　那天她和妹妹們期待著當時的京戲名角——梅蘭芳在寓所的大花園內現身。

　　宋瓊頤說：我們那時候大概七歲、八歲。喔，開心的不得了。因為梅蘭芳大家都很興奮，我妹妹也聽見過梅蘭芳，包括傭人啦，那些侍衛。喔！梅蘭芳要來！搭起來桌子，好多桌子，每一個房間都是十個人、十二個人那麽坐……後來就那個西安事變，所有事情都停止了，樣樣都取消掉了。”

　　12月25號，宋子文和宋美齡深知這是關鍵的一天。

　　蔣介石脫險就在那一天。那天一大早，住在張學良官邸B棟的周恩來再次會見了當年他在黃埔軍校的老長官——蔣介石。但是此時周恩來早已得知蘇聯的態度。

　　王豐（民國人物傳記作家）說：“莫斯科的指示，不能處決或者不能去公審蔣介石，而必須仰賴蔣介石去領導未來的抗戰。”

　　蔣介石和周恩來會晤之後，宋美齡以送給蔣介石聖誕禮物為由，立刻敲定了當天下午離開西安。就在此刻，張學良也做了一個決定。

　　郭冠英（《張學良 世紀行過》製作人）說：“這個完全是他（張學良）的決定，沒有任何人影響到他，周恩來也不讚成他走，楊虎城更不讚成他走，蔣介石也不讚成他走，沒有人讚成他走，隻有蔣夫人認為他走了還不錯，更證明說這件事情是圓滿結束。叛軍首領都親自負荊請罪了，可是這個完全的決定，是張學良的決定。張學良後來就說，領袖就是一個泥菩薩，如今我已經把祂扳倒了，我要親自把他扶起來。如果他有靈，我拿頭給他叩。”

　　張學良的決心，深深地感動了宋子文，隻是懷抱著義氣的兩位好友，萬萬沒有想到，在回到南京後發現，局勢已經不在他們的掌控之中。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返抵南京。消息傳遍了全中國，蔣介石的政治聲望到達了巔峰。

　　陳至竟(時任蔣經國戡建總隊副大隊長)說：“西安事變解決了以後，我們大家很高興呀，就放鞭炮啊什麽的。”

　　辜嚴倬雲說：“哇，那時候大叫，喔，蔣委員長從西安平安出來了。大家起來，哇，開心地不得了不得了。我那時候小小的心靈裏頭，就覺得蔣夫人真是了不起呀。”

　　郭冠英說：“他（蔣介石）一下飛機，一到了洛陽，所有的那些洛陽的軍政人員圍過來以後，他就說張(學良)副司令啊，要好好照顧他。”

　　1936年12月26號中午12點20分，宋美齡陪同蔣介石返抵南京明故宮機場。

　　李贛駒（民國元老李烈鈞之子）說：“飛機停得很遠，我看見蔣介石下來了，就走到這些人麵前：‘辛苦、辛苦、辛苦！’大家都慰問他（蔣介石），飛機就開到那邊去，開到那頭跑道去。那邊兩部汽車，張學良下來了，那個汽車也秘密地開走了，開到宋子文家裏去。”

　　南方歡喜的氣氛，對張學良而言是陌生的。來到南京的他住進了宋子文在南京的寓所——北極閣。
　　郭冠英說：“他們（張學良和宋子文）兩個當然是很好嘛。就住在宋子文家裏麵，熊仲卿就跟著他們兩個，吃完飯他們兩個在北極閣的花園裏麵走，熊仲卿就跟在後麵，就聽到張學良問那個宋子文說，‘委員長會不會槍斃我啊？’宋子文說‘不會，不會’。他（熊仲卿）說，我在後麵聽得很清楚，就這樣。因為明天就要軍法審判了。”

　　宋子文對張學良人身安全的承諾，很快地麵臨挑戰。國府內部已經醞釀審判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受傷的蔣介石此時不動聲色。

　　如今的南京羊皮巷新街口商圈，是當年南京軍事法庭的所在地。七十年前這裏肅殺氣氛濃厚，一場攸關張學良的軍事審判在這裏展開。

　　張學良帶手槍上軍事法庭 擔心受侮辱準備自殺

　　郭冠英說：“到了南京以後，包括戴季陶、包括居正，包括很多人對張學良很不滿意，都說一定要對張學良作出某種懲處，那麽他（蔣介石）回去後，他想一想，他覺得還是應該做（軍事審判）。”

　　對這個決議，宋子文氣憤異常。

　　李贛駒是南京軍事法庭的審判長李烈鈞之子，當年他以父親的少尉副官身份全程參與了審判張學良的過程。

　　李贛駒說：“張學良呢，穿了一件長袍子，大概是羊毛的吧，古銅色的衣裳 沒有穿軍服，他（張學良）拿了把小手槍，欸呀，穀正倫說，你怎麽帶手槍來幹什麽？他說我不是的，我報告你，我知道今天審判完了，我不能回去了。假使我關在什麽地方，這些特務要來侮辱我，我就自殺！”

　　在審判庭開庭之前，宋子文曾短暫地停留。

　　李贛駒說：“上午開庭，軍事委員會九點多鍾開庭，我父親他們都穿軍服的。軍事最高法庭，我父親說不要旁聽，宋子文就帶他（張學良）上來，上來以後呢，變穀正倫上去了，就是說，請宋先生先回去，你到那邊去。張學良，他叫漢卿，你到那邊去坐。宋子文知道這個不能旁聽的，不給他旁聽，宋子文走了。

　　這場軍事審判的結果成為當時最矚目的消息：張學良處有期徒刑十年，並準予特赦。

　　這張字條是張學良離開西安前留給楊虎城的手稿，他將東北兵權交給楊虎城。

　　審判結束後，他又回到宋子文的寓所。

　　李贛駒說：“宋子文車子來接他（張學良），他住在孔祥熙家裏麵，以後呢 ，抗日戰爭起來了，他就到奉化去，蔣介石把他弄到奉化。”

　　從此張學良進入幽禁的人生，來到南京，曆經宋子文和孔祥熙照顧的張學良。後來被送到了蔣介石的故鄉，奉化溪口。由蔣介石就近看管，軟禁的屋子就在雪竇寺旁，麵對張學良的處境，麵對國府內部的壓力，宋子文仍然極力地為張學良奔走，他多次寫信給蔣介石。

　　王豐說：“內容就是告訴蔣介石說，於鳳至（張學良妻）身體狀況不是很好。然後幾個小孩留學英國之後，可能因為父親被軟禁家庭破碎，所以情況也很差，他（宋子文）就是希望蔣介石能夠在今年的耶誕節之前釋放張學良。讓他們一家能夠團聚。”

　　張學良這位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宋子文這位西安事變的斡旋者，兩人的承諾終究抵擋不了無情的政治，但卻成就了抗戰的號角，奮力響起。


張學良在在國民政府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庭上的答辯

　　畢萬聞主編 [《張學良趙一荻合集》]

　　在國民政府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庭上的答辯--會審筆錄摘要  （1936、12、31） 

　　***此“筆錄”原名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關於張學良的審判筆錄（摘要）》，這是官方的記載，可能有失實之處，但因是內部審判，為給張氏定罪，就須錄存張氏的答辯，參照審判長李烈鈞和審判官鹿鍾麟後來寫的回憶錄，此“筆錄”大致尚屬真實。 

　　一、審判長問：姓名、年、籍。 

　　答：張學良、36歲、遼寧海城縣人。 

　　二、問：這次西安事變到底是什麽情形，現在我有幾點問題，請你答複一下。 

　　答：請審判長把要問我的話，給我先看一下。 

　　三、問：現在我將要問的事，開列如下： 

　　（一）本月12日君等呈中央電，不虞危害民國乎？何因出此？ 

　　（二）君等呈中央電，為君之主動乎，有無受他人之指使？當時聚會密謀實情可直陳之。 

　　（三）黨員官吏向中央建議，向有一定程序，君寧不知之，君既有所主張，自應婉詞向中央及蔣委員長陳請采納，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議，突然出此，有何辯解？ 

　　（四）君等呈中央電尚未達到，而臨潼、西安叛變已先起，即以建議而論，無誠意可知，是何陰謀演此巨變？ 

　　（五）臨潼叛變，竟派重兵將委員長行轅行政重重圍困，用機關槍步槍齊發如雨，得無有戕害統帥之心乎？ 

　　（六）臨潼、西安叛變先後劫持統帥，禁閉中央大員，戕賢害善，而邵委員元衝乃至殞命，並慘殺忠實黨員將士多人，甚至侮辱女眷，殘傷幼童，縱兵殃民，慘無人道，此等行為，均君為首謀，尚有說乎？ 

　　（七）演此巨大叛變，非蔣委員長臨之以偉大之人格與精神有以使君等反省，寧不為民族之羞乎？旋君向委員長涕泣陳詞，自請隨委員長旋京請罪，又是如何感想？可詳言之。 

　　（八）君呈蔣委員長之請罪書，委員長已轉呈中央，本審判長等奉交依法辦理，君果有悔意之萌乎，能從茲即為善乎？ 

　　以上是要問的事，請你答複。 

　　答：請讓我作一總答複如何？ 

　　答：請說。 

　　答：這回的事，由我一人負責。我對蔣委員長是極信服的，我曾將我們的意見，前後數次口頭及書麵上報告過委員長。我們一切的人都是愛國的人。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漢奸日日增加，而愛國之士所受之壓迫反過於漢奸，事實如殷汝耕同沈鈞儒相比如何乎？我們也無法表現意見於我們的國人，也無法貢獻於委員長，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領袖內容納我們的主張。我可以說，我們此次並無別的要求及地盤金錢等，完全為要求委員長準我們作抗日一切的準備及行動，開放一切抗日言論，團結抗日一切力量起見。我們認為目下中國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難解決。中國抗日非委員長領導不可，不過認為委員長還未能將抗日力量十分發揚，而親日者之障礙高過於抗日者之進行。如果我們有別的辦法達到我們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我此次來京，也有三點意見：

　　（一）維持紀律，不隳我中國在國際地位；

　　（二）恢複及崇高領袖之尊嚴；

　　（三）此事餘一人負責，應當得應得之罪，我並無一點個人的希求，一切的懲罰我甘願領受。

　　我寫給委員長的信，不知道他要發表的，否則我不寫。原先我們也想不是這樣做，因為事情急迫，無法作出來的。前次我們本想以全體人員去向委員長要求，不料“一二、九”學生運動由警察開槍，以至如此。我始終是信佩委員長的，而看見他的日記和文電更加欽佩。但對親日者更加認識。現在的要求是極端的抗日，貫徹始終。至於我自己的生死毀譽，早已置之度外。我們的行動，本不是要開槍的，也無要損害任何人的。不幸行動中統製不良，尤是邵先生翼如，我們心中真是十分不安。如不是信崇蔣先生之偉大精誠，而其他如中樞怎樣處置，那我是不在乎，也可以說不接受的。我對於我們違反紀律之行動，損害領袖之尊嚴，我是承認的，也願領罪的。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名人全宗檔案，轉引自《西安事變檔案史選編》，第81--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