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三談“傻子瓜子”（圖）

小平一句話 ,“ 傻子 ” 無罪釋放 “ 傻子瓜子 ” 創始人年廣久一生三次入獄 , 皆因做買賣 三次被鄧小平點名 , 剛好是改革開放的三個重要轉折點 「年廣久簡曆」 1937 年出生，安徽人， “ 傻子瓜子 ” 品牌創始人。因鄧小平多次在高層提及此人並收入《鄧小平文選》而聞名全國，號稱 “ 中國第一商販 ”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注釋第 43 條，這樣解釋 “ 傻子瓜子 ” ： “ 指安徽省蕪湖市的一家個體戶，他雇工經營，製作和銷售瓜子，稱為 ‘ 傻子瓜子 ’ ，得以致富。 ” 年廣久曾三次入獄，其罪名分別為 “ 投機倒把罪 ” 、 “ 牛鬼蛇神 ” 、 “ 流氓罪 ” ；三次被鄧小平點名（《鄧小平文選》收錄了其中兩次）。分別為 1980 年， 1984 年， 1992 年，這剛好是改革開放的三個重要轉折點。年廣久命運的起承轉合被認為暗合著我國個私經濟的發展進程。 鄧小平三談 “ 傻子瓜子 ” 1 1980 年，鄧小平看到了杜潤生送來的 “ 傻子瓜子 ” 問題的調查報告後，當時就對個私經濟發展給予肯定，並對一些人對姓 “ 社 ” 姓 “ 資 ” 的爭論，表示要 “ 放一放 ” 和 “ 看一看 ” 。這是鄧小平最早談到的 “ 傻子瓜子 ” 問題 …… 2 1984 年 10 月 22 日，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 “ 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 ‘ 傻子瓜子 ’ ，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 ‘ 傻子瓜子 ’ 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 3 1992 年初，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再次談到了 “ 傻子瓜子 ” 問題： “ 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 ‘ 傻子瓜子 ’ 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 ” 作家吳曉波在著作《激蕩三十年》中寫道： “ 在 1978 年到 2008 年的中國商業圈出沒著這樣一個族群：他們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韌而勇於博取。 ” 年廣久正是他們中典型的一位。 他的身後總是不乏不屑甚至鄙夷的目光；他目不識丁，卻認為自己深諳實踐中的經濟學，靠炒瓜子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就成為百萬富翁；他的四次婚姻成為人們的笑柄，但他仍認真地把自己與第四任妻子的婚紗照印在名片上，而名片背麵則印著鄧小平關於他的講話。 他成就了一個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的小產品大行業 ——— 徽派 “ 炒貨 ” 。如今在一個很偏僻的村莊，你也可以看到洽洽的身影，其實這項榮譽本應該屬於傻子瓜子。在洽洽等其他後起之秀紛紛實現現代企業集約化經營的時候，在與兒子之間進行的傻子商標爭奪戰中，傻子瓜子卻錯過了最好的發展機遇。 兩年前大兒子離奇死亡，似乎加重了年廣久身上的悲涼色彩；雖然他認為自己雄風仍在，並於一年前宣布重出江湖，目標是大幹 20 億，但他依然在堅持 “ 作坊式 ” 生產模式，甚至在蕪湖都沒有屬於自己的加工廠，在鄭州的兩家炒貨廠據反映也隻有二三十人的規模。現在專營店賣的瓜子都是徒弟們的炒貨廠供給年的。 如今在外麵衝鋒陷陣的是他年輕的第四任妻子，年廣久更多的時間是和徒弟們打打牌，陪著隻有 8 歲的幼子（廣九共有 5 個兒子，幼子為他的第四任妻子所生）。 1982 年的時候，年廣久就靠炒賣瓜子，賺了 100 萬。陰雨連綿的時候，他藏在家裏的鈔票都發黴了，太陽一出來，他就不得不把裝滿錢的麻袋扛出來，一張張晾曬。 71 歲的年廣久說起這個細節的時候，總會咧開嘴，像孩子般爛漫地笑，得意之情躍然臉上。 現在，他身邊沒有保鏢，也沒有私家車（他解釋說車被妻子開到鄭州忙生意去了），手裏舉著一部顯然已不屬於這個時代的大磚頭手機，而且電池性能老化，他不得不一進門就找電源充電。看起來他和這個中等城市裏的其他老人沒有什麽分別，隻有倔強精明的眼神讓你感覺到，這是個不容易妥協的人物。 對於他來說，陷入往事是一種快樂。他慷慨激昂，神采飛揚，大口大口地喝白開水，濃重的蕪湖口音震得整個房間嗡嗡直響，認真投入的表情宛若在萬人主席台上演講。 畢竟，他擁有這個小城其他老人沒有的經曆。他的一生，跌宕甚至被人不屑，然而精彩。 改革開放前曾兩次入獄 販魚說我是投機倒把，把我抓了；我賣板栗，又說我是 “ 牛鬼蛇神 ” ，又把我抓了 我從小家庭特別困難，又沒有班上，我也不識字，隻能靠做小生意謀生活，販魚說我是投機倒把，把我抓了（ 1963 年，年廣久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我窮了，當然國家也窮了，國家再大，沒有經濟不行，人家美國，靠的就是經濟，咱們中國靠的是鬥爭，那能搞來錢嗎？搞來財富嗎？那時候都是消極怠工，工廠，農田都是那樣，大家都不講話，但是也不幹活。 “ 文革 ” 來了，我賣板栗，又說我是 “ 牛鬼蛇神 ” ，又把我抓了（ 1966 年，年廣久又被關了二十多天）。但是我出來之後還要幹，開始賣水果。 你問我為啥一直膽子那麽大，又特別會做生意，我告訴你，我從小是學經濟學的，這個經濟學不要上學，是在實踐中學的，你的庫存有多少，高價賣出，低價買進，這就是經濟學。那時候基本上天天被抓，一天也不知道要抓多少次，但不怕，抓了再炒，不就幾毛錢的水果瓜子麽，又不是幾百塊錢的東西，我拿不出來。 我賣水果的時候，隔壁是個賣零食的老頭，那時候是計劃經濟，國有經濟買不到的時候，就輪到我們了，晚上老百姓看電影的時候，就輪到我們了。老頭點爐子炒瓜子，點不著火，我就說，我來生（火），他炒的時候氣悶，喘不過氣，我就說我來幫他炒，你在旁邊看我炒得對不對，炒完之後老頭說可以，又教我怎麽包瓜子，一毛錢一包，一下子就賣光了。一塊五毛錢本錢，賺了三塊五。第二天下午又炒瓜子， 10 斤瓜子我賣了 8 斤，比他賣得還快。老頭就說，我看準你的人了，我們一起炒瓜子，很快我就要（一天）炒 20 斤瓜子，爐子不夠大了。有文化的人跟沒文化的人不同，有文化的人筆杆子精通，但沒文化的人商業精通，我賣瓜子賣得多，喜歡多送給人家一點，加上我是淮北人，人家管我叫侉子，時間一長，都叫我傻子了。 我想大幹，可是我老婆不同意。到了 1979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指出了人民致富的路，發展個體。我站出來了，站出來是有風波的，而且是很大的風波，老婆不同意，必須離婚，我離了婚。老婆同意，我一樣（財產）都不要，全部給她了，我拉著板車出來了。明著說是給她 3000 塊錢，其實我有不少錢，都全部留給她了。說多了她也怕被人暗害。 “ 傻子瓜子 ” 暢銷的竅門 我就決定降價，從兩塊四降到一塊七毛六，降價以後，來買瓜子的人太多了，一個隊伍排 50 米以上，兩個隊伍 100 米以上 我自個沒本錢再做生意，就討飯，討到揚州。我一個姓許的親戚，到揚州去玩碰到我，讓我回來，我不回來，到 1980 年 8 月 5 號，我回到蕪湖，我母親年紀大了，我回來已經立秋了。回來以後我的大孩子找我了，說我有兩個錢但不會做生意，你給我指路吧。我說指路不行，前麵有黃金，你看不到，我看得到，要跟我後頭，學！之後大孩子跟我炒瓜子。當時看我賣瓜子賣得好，好多人也開始賣瓜子，我家瓜子的銷量也因此受到影響。我就決定降價，（價格）從兩塊四零售降到一塊七毛六，一下子跌了六七毛一斤，我大孩子說，你這不折本嗎？我說，你不懂，怎麽叫經濟學呢？你跟我試試看，炒出來，就曉得了。算下來成本每斤還得 1 毛錢利，爐子如果天天炒不停，這個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節約下來，如果十天八天不炒，這個煤就浪費了，還有 100 斤瓜子要溢稱 5 斤，我其實就是賺的這個錢。這樣 100 包就是（賺）千把塊錢。如果你兩塊四一斤、一天賣 100 斤瓜子，就算 1 斤賺 1 塊錢，也才賺 100 塊，到底哪個利潤大？還帶動了工人的積極性。他在我這裏天天有活幹，一個月工資 18 塊、 20 塊，每天還在我這裏吃喝，他怎麽不幹呢？這是真理，但這是我用實踐悟出來的。我天天炒賺多少，不炒賺多少，我不知道嗎？這是你在書上看不到，想不到的。後來我大兒子（年金寶）跟我學到了，還有二兒子（年強），他們自個單幹了，那麽你幹你的，我幹我的，但你走得不如我快，因為我實力大。 我降價以後，來買瓜子的人太多了，一個隊伍排 50 米以上，兩個隊伍 100 米以上，我就講了，計劃生育獨生子女買兩斤瓜子可以不排隊。過路人到蕪湖來兩斤瓜子用車票買不排隊，結婚的十斤瓜子不排隊，拿結婚證來買不排隊。軍人不排隊。結果越做越大，從一萬斤到十萬斤，從十萬斤到二十萬斤，別看（利潤）毛把錢一斤，多得嚇人，二十萬斤多少錢，兩萬一天，這是薄利多銷。 錢多得都發黴，拿出來曬 那時候我已經有 100 多萬，那時候最大的錢就是 5 塊、 10 塊，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裝著 1981 年 9 月 4 日，我正在炒瓜子，家裏來了 4 個人，副市長趙文波，還有蕪湖日報社總編輯、工商局副局長和公安局副局長。趙副市長伸出手來同我握手，問我生意為什麽在老百姓中評價這麽好。說實話我還以為他們是來找我麻煩的。趙副市長吃了我捧給他的瓜子之後說： “ 口味很好。要放開幹，把瓜子牌子創出來，打到各地去，為蕪湖增光！ ” 第二天，《蕪湖日報》就發表了題為《貨真價實的 “ 傻子瓜子 ” 》的報道。光明日報也先是在 1982 年 12 月 20 日本報一版刊登了兩條消息。一條消息的標題是《個體經營的 “ 傻子瓜子 ” 價廉物美信譽高，國營企業的 “ 迎春瓜子 ” 麵臨挑戰趕上去》，另一條消息是寫《 “ 傻子 ” 年廣久向阜陽災區捐款五千元》， 1983 年 1 月 4 日，又刊登了《 “ 傻子 ” 和他的瓜子》，而且是重點報道，我的 “ 傻子瓜子 ” 越做越大。 你問我那時候賺了多少錢？那時候我已經有 100 多萬，賣瓜子怎麽能賺了 100 萬呢？那時候最大的錢就是 5 塊、 10 塊，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裝著。（笑）天下大雨，我的錢都發黴了，我就拿出來曬，我就是曬給別人看，我就曬給你看。 天經常下雨，錢也發黴，我就把那些錢拿出來曬在院子裏，幾十萬元就曬在上頭。我們市委的人講，你膽子不小，這是什麽日子，我說我鈔票黴了。你不要頭了，趕快走。 小平講話讓我化險為夷 別人去上頭告我，講我雇了 100 多人，是剝削，小平講話後，市委來我家報喜說， “ 傻子你不得了了，看來以後沒人敢動你了！ ” 我從（雇傭） 10 個人到 100 個人，從 100 個人到 140 人，這個時候，大概 1982 年的時候，運動來了，說我是雇工剝削。說我雇工超過 8 個人就是剝削。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雇工到了 8 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了。要按照這個說法，中國以後的一個個工廠都要垮不可。為什麽垮呢？不要個體戶支援工廠了，過去是講國營帶動個體，三中全會是講個體帶動國營，口號都變了，後來工廠垮了發展個體，下崗了，個體可以一個帶一個（致富），在（國營）工廠能幹的拿不到工資得不到獎金，不能幹的卻享福，工廠怎麽搞得好呢？工廠活稀泥，這工廠怎麽能不垮呢？ 再講一個事， 1985 年我去合肥，我通過蕪湖果品公司聯係了一批（生）瓜子， 100 多噸先運到省供銷社，已經運到了一個多星期了，天又下雨，不往倉庫運，就那麽把瓜子堆在大門口，我到省供銷社就去找一個姓丁的，我要全部買下來，他們不肯給我（貨），說我這裏不收現金，要等把瓜子轉到蕪湖（供銷社），再讓我去蕪湖拿現金買，過去中央有個文件規定供銷社不能自己生產，但現在他們想留下自己生產（炒瓜子），我一生氣就把我們蕪湖果品公司的招牌給摘了，倒掛在市委門口，市委書記出來了，才了解了事情，合同是我訂的，可貨堆在那裏一個星期了，你自己不炒又不給我，如果等貨轉到蕪湖我再拿，那真不知道幾個月才能轉到蕪湖。這就是國營管事管得太死。如果自己炒，他們完稅也完得少，賺一塊錢才交 5 分錢，我呢賣一斤瓜子就要交 5 分錢稅，個體也好，國營也好，稅收應該是一樣的，為什麽要交兩樣稅呢？這是不合理的。這是應該改革的問題。 別人去上頭告我，講我雇了 100 多人，是剝削，說蕪湖有個傻子賺了 100 多萬，有個大字報掛在市委大門口，上麵寫著 “ 傻子瓜子呆子報，呆子報道傻子笑，四項原則全不要，如此報紙實胡鬧。 ” 事情越鬧越大， 1984 年 10 月 22 日，鄧小平講話了： “ 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 ‘ 傻子瓜子 ’ ，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 ‘ 傻子瓜子 ’ 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 （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91 頁）這些你問我怎麽知道的，這些是寫在內參發給我的，是市委來我家報喜嘛！他們說， “ 傻子你不得了了，看來以後沒人敢動你了！ ” 實際上，在此之前一年多，雇工的爭論出來之後，省裏農委主任周曰禮就派一個叫楊績齡的幹部來蕪湖調查我，還寫了個調查報告，後來這個報告被帶到中央農村會議上，驚動了鄧小平，所以他當時就曉得了我傻子。當時他的表態是放一放，看一看。 緊接著瓜子賣到了上海，在南京路和淮海路兩家食品店開設了銷售點。 1986 年，上海話劇團都在演我賣瓜子的事，叫《傻子進行曲》。 我們中國，非要走改革道路，從個體走到民營道路，合資道路，我後來也走了合資道路，跟政府合資，但是失敗了。 1984 年的時候，我主動向工商部門提出聯合經營的建議， 1984 年 7 月 1 日 “ 蕪湖市傻子瓜子公司 ” 正式掛牌，當時成立公司也簡單，設兩個副經理，會計，掛個牌子，就可以了。 我與新蕪區勞動服務公司和蕪湖縣清水鎮工業公司簽訂了聯營協議。他們出資 30 萬，我以商標權和技術入股，並擔任總經理，向他們交納 18 萬元的利潤之後，其餘部分歸我所有。與公家單位的聯營，我當時的考慮就是這樣可以減少麻煩，找個 “ 保護傘 ” ，可以摘掉 “ 資本家 ” 的帽子了，以前在公家單位上班的（幹部），一個月拿 40 多塊錢，現在我們這裏工資就是 500 ，他們把錢拿走了，到最後卻（給我）來個鬥爭，但我覺得吃虧的不是我，而是他們，因為我倒他們也倒了！ 我給你們高工資，但是你們得遵守我的製度。他們在單位幹慣了，上班就是看報紙，我規定上班看報紙要罰款 100 ，報紙晚上可以看，但是上班是上班，辦公室不能看報紙，他們都講我太厲害了！後來他們就上告，給我合資戴帽子。 有獎銷售讓我血本無歸 國務院來個文件了，全國有獎銷售活動一律廢止，我當時一聽就傻了，公司因此從 “ 波峰 ” 到 “ 浪穀 ” 1986 年是我當時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當時國家積壓很多物資，推銷不掉，廠區的瓜子賣不掉，國家的貨物堆得像山一樣，鈔票在人民手裏，國家銀行沒有錢，要匯款的話一個月兩個月鈔票才能拿到，他銀行沒有錢，錢在人民手裏，看到很多人搞有獎銷售，我就想著自己也要參加，要弄成全國最大的有獎銷售，這樣錢活動了， “ 傻子瓜子 ” 的知名度也大了，可以壓倒競爭對手。在與幾位副經理商量過後，我們決定印刷獎券 150 萬張，設計十等獎。一等獎一個，為上海小轎車一輛，二等獎 10 部摩托車，彩電 100 部。 我從年初就開始籌備，同時在全國 30 多個城市設立有獎銷售點，投入 10 多萬元的廣告費在全國 30 多家媒體做廣告。消費者每買一斤瓜子，得獎券一張，提價 1 角。我計劃在 2 月 5 日推出有獎銷售， 5 月 1 日結束， 5 月 10 日到上海當眾開獎。我盤算了一下，每斤加 1 角，三個月至少賣到 1000 萬斤，多賺的 100 萬除去稅收用來發獎綽綽有餘。銷售 1000 萬斤，毛利有 500 萬，除掉生產費用和產品，可得利潤 170 萬，再扣除所得稅，公司依然可獲純利 100 萬元。 2 月 5 日推出有獎銷售當天，僅蕪湖市場的銷售量就有 6 萬斤； 2 月 12 日一天全國各地共賣出 90 萬斤，創造了瓜子銷售以來的最高紀錄；到了 2 月 22 日，前後 17 天，一共銷售出 476 萬斤，銷售額達 700 餘萬元。全國各地來電來函來人要貨的絡繹不絕，我當時有 5 家工廠，每天 24 小時不停加工，還是供不應求。 3 月 6 日，上頭就來人，把 31 號文件放到我麵前，正式通知我： “ 國務院來個文件了，全國有獎銷售活動，因有趁機提價，推銷殘次商品，欺騙顧客，擾亂市場，因此一律廢止。 ” 他們還說我這種行為是變相賭博，我當時一聽就傻了，你們是管幹部的，怎麽又管起商業來了？後來又來了一個概念，說我是暴發戶。 不出幾天全國各地都來退貨，瓜子都變質了，資金不能回籠，法律糾紛也來了，最終導致公司虧損 63 萬元，公司因此從 “ 波峰 ” 到 “ 浪穀 ” ，一蹶不振。這是我碰到的最大的挫折了。 貪汙案卻判了流氓罪 我坐了半年牢不到，但是案子一直拖了 3 年，最後是判貪汙罪的證據不足，卻判了個流氓罪 接著麻煩也來了，說我是貪汙，我拿了我孩子的錢，孩子拿我的貨，可我拿的是我的錢，為什麽講我是貪汙呢？工廠是我投資的，賬目上的錢都是我的，我拿了也寫了條子，我哪裏是貪汙呢？我去市委裏鬧，朝著當時的市委書記就是一個大嘴巴子，我誰都不怕。 我知道我肯定要坐牢了，被抓前三天，我請兒子吃飯，我講，你們財產趕快轉移，爸爸最多兩天要（被）逮捕，我知道要坐牢。但沒判我刑，我還在派出所蹲著，但是我不害怕，我沒有貪汙我怕啥呢？當時聯營失敗，社會影響不好，他們需要有個人來扛這個責任，於是就把我推出來了。除了貪汙罪，又說我犯了流氓罪，說我強奸廠裏 10 個婦女。我說好，那我幹脆給你湊夠一打吧，我說那就算 12 個吧！ 我坐了半年牢不到，但是案子一直拖了 3 年，最後是判貪汙罪的證據不足，卻判了個流氓罪，有期徒刑 3 年，緩刑 3 年（ 1987 年底，蕪湖市對年廣久經濟問題開始立案偵查。 1991 年 5 月，蕪湖市中院一審判決年廣久犯有流氓罪，判處有期徒刑 3 年，緩刑 3 年關於流氓罪， 1997 年新刑已經取消該罪名），就跟沒坐牢一樣，回去算了！他們就是想整我嘛！我抗訴，一直抗訴到中央。 小平南巡再次談到傻子 就這麽幾句簡單的話，蕪湖市檢察院主動撤訴了， 1992 年 3 月 13 日，我被宣告無罪釋放 接著是鄧小平南巡，再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說： “ 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 ‘ 傻子瓜子 ’ 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1992 年 1 月 18 日 -2 月 21 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371 頁）南巡講話，這不是為我一個人講話，為在那兒的更多的改革家講話的。 就這麽幾句簡單的話，蕪湖市檢察院主動撤訴了， 1992 年 3 月 13 日，我被宣告無罪釋放。我雖然當時不知道這些，但是我曉得外麵發生了變化。一個企業家是會算命的，不會發財怎麽能發得了財呢？哪個項目能賣錢，哪個門麵旺不旺，都要心裏明白。店麵設在哪裏，還有怎麽設計門麵，都是學問。比如你門麵就要比別人伸到外麵來，醒目，擺設要美觀漂亮，才能吸引人，我最大的店麵就在市中心最繁華的地方，不管南邊來的人還是東邊來的人，看到都會說，哦，傻子瓜子，來幾斤帶上。 出獄之後，市委書記領著一幫人在市委大禮堂集體接見我，握著我的手說， “ 老年，你吃苦了！ ” 我知道了鄧小平為我講了話，我和兒子聯名給鄧小平同誌去了封信，郵去幾包瓜子，不曉得他老人家收到沒有。 絕不服輸的老人 有些人講傻子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我覺得，我還沒老，至於我這些年到底賺了多少錢？這是秘密，我不告訴你 但我出來以後，傻子瓜子情況不好了，瓜子也賣不掉了，我又離了婚，就到蚌埠我的徒弟那裏，幫他做生意， 1994 年 11 月我又宣布出山，成立了 “ 安徽蕪湖傻子瓜子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 。 孩子不聽話，出了事（指 2005 年 11 月， 43 歲的大兒子年金寶離奇死亡，警方查明係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也是他自己有錯。我傻子年廣久重新出山了，收回了商標跟肖像權（ 2001 年，年廣久曾宣稱將 “ 傻子 ” 商標以一分錢的價格，轉讓給長子年金寶），以後再選接班人。這些年，傻子的影響力小了，有些人講傻子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我覺得，我還沒老，傻子永遠沒過去，我要是大幹，誰也幹不過我。起碼這些年，我從未缺過錢花。我還有 67 個徒弟，我現在抽的中華煙，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們送給我的。至於我這些年到底賺了多少錢？這是秘密，我不告訴你。 回頭我這一輩子，可謂三起三落，我覺得自己對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還是起了一定作用。我在安徽第一個站出來，進入市場衝浪。在我的帶動下，一兩年之內蕪湖崛起的國營的、集體的和個體的瓜子經營者有 57 家，其中個體的占了 48 家，它們也都銷往全國各地，使蕪湖成為名副其實的瓜子城。不少人由窮光蛋變成了百萬富翁或千萬富翁。我成為當時個體經濟發展的 “ 帶頭羊 ” 。 我多次說過，我這一生都要感謝一個人，那就是鄧小平。說到鄧小平，他是個預言師，什麽事情都看到眼裏，他讓我躲過了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他的思想非常開放。當然今天這些我都不用擔心了。因為已經可以說永遠都沒有運動了。 “ 傻子瓜子 ” 給鄧小平的信 敬愛的小平同誌： 您好！ 我們是安徽蕪湖 “ 傻子瓜子 ” 的經營者，今年年初，您在南巡中講到了我們 “ 傻子瓜子 ” ，我們感到好溫暖、好激動。您是對全國人民講的，但對我們更是極大鼓舞。光是今年下半年，我們 “ 傻子瓜子 ” 就新建了 13 家分廠，生產了 700 多萬公斤瓜子。這都是由於您的支持和您的政策好！從經營 “ 傻子瓜子 ” 以來，我們已向國家交納了 200 多萬元的稅，向社會提供了 40 多萬元的捐贈。但我們還要兢兢業業地繼續做 “ 傻子 ” ，為顧客提供更多味美可口、價錢公道的瓜子；我們還計劃更大的擴大經營規模，把 “ 傻子瓜子 ” 打到國際市場上去，為國家多做貢獻。 敬愛的小平同誌，我們時時銘記著您的恩情，在這新春佳節快要到來的時候，特地寄上幾斤瓜子給您嚐嚐。這是非常微薄的禮物，卻代表了我們對您的深深的敬意，希望您能喜歡。 衷心祝願您新春快樂！健康長壽！ 傻子：年廣久 小傻子：年金寶、年強 1992 年 12 月 30 日 欄目統籌：本報記者 賈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