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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處理武漢“7.20”事件

(2009-02-27 20:18:59) 下一個


作者:徐明

  長期以來,人們議論、探討1967年7月的“武漢事件”〔1〕,囿於一些場麵性活動與事件的描述,缺乏對當年代表中共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周恩來實際作用的了解。

  好在,1980年代,當事人陳再道將軍以回憶錄形式披露了一些史實和個人遭遇、心理活動;1990年代,楊成武將軍也以係列訪談形式,出版了對1967年的回憶。後來,《周恩來年譜》和一係列周恩來研究回憶問世,也提供了一些參考背景。2001、03年,海外更是出版了轟動一時的《王力反思錄》和《晚年周恩來》。不過,許多專門澄清或涉及“武漢事件”的回憶、專著,談到周恩來多是“猶抱琵琶”,特別對周恩來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軍區的重要講話,又語焉不詳乃至絕口不提。筆者收集現場實錄性和口述史的文字《親曆者的口述——民眾心裏的武漢“7.20”事件》〔2〕(以下簡稱《口述“7.20”》),該資料從當事人群體性口述角度,首次披露了民眾心中周恩來的一些活動、言論,引用了周恩來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軍區師級與二級部長會議上的講話。對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5),以及當事人王力後來的回憶〔3〕、給黨中央的申述書,認真對比楊、陳將軍的回憶,也對照了當時和後來流傳出的傳達、記錄,認為現流傳周氏“7.18”講話內容精神,是比較真實可靠的。在王力給中紀委謄清的當時講話記錄公開給史學界前,我們運用這些材料來探討有關曆史。筆者就此具體問題,述說周恩來配合毛澤東處理武漢問題的史實,並認為,應回到曆史環境理解當時中共中央和周的本意,這是弄清該事件曆史的一個重要方麵。

一、代表中央到武漢

  “武漢事件”的“英雄”與“罪魁”王力,在秦城受審和重獲自由以後,一再說明周恩來的“7.18”講話是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澤東的,這一方麵也許是想減少對他本人責任的追究,另方麵客觀上也是實話。因為周恩來的講話稿在東湖擬就,此親筆(毛筆)稿,據權延赤記錄楊成武回憶的《微行—楊成武在1967》,是1967年7月17日深夜“(楊)剛從周恩來那邊過來”,“將幾頁紙交毛澤東”,並說“……總理有個總結講話,這是總理擬的講話提綱,請主席審閱”。由於事關重大,時間也緊迫,“毛澤東破例地沒有留下處理,當即看一遍,還給楊成武說:'同意,他講吧。史無前例麽,沒有經驗,錯了就檢查,就改正,改了就好。’”〔4〕

  王力《向黨中央的正式申訴書》〔5〕在談到“7.20”事件問題時是這樣說的:“這裏要說明的是:第一,1980年政法部門在預審中已宣布關於武漢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責任了。那時中紀委要王力謄清兩份筆記,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的談話記錄全文,另一份是周總理同一天在武漢軍區高級幹部座談會上總結發言的要點。看了這兩份記錄之後,就知道王力的講話,正是毛主席、周總理講的話。例如:確定'鋼派’等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群眾組織,把'百萬雄師’當作'團結對象’。周總理傳達的中央方針更厲害,把'百萬雄師’定為'保守組織’。這一點王力沒有說。第二,至於要各派群眾組織都'撤除據點’,當時不但如此,還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給軍區保管,這是周總理為保衛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並不是專門針對'百萬雄師’一派的。這不能成為'使矛盾激化’和爆發七二零事件的原因……”。

  在公開出版物中,王力也申辯說〔6〕:“主席和總理關於武漢問題的講話,我都有原始記錄,後來中紀委要我謄清過,他們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總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總理講話中指出,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錯誤,要公開檢討;'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它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中央的方針是說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講得就緩和一點了,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麽左,一派那麽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等等。但是,總理講的這三條,主席一條也未改變。這是主席18日晚召集總理、謝富治、王力、餘立金、李作鵬、汪東興,楊成武、陳再道、鍾漢華開會時講的”。

  當時,中共中央指導湖北武漢文革運動的精神,與當年其他省市問題的處理原則無二,都是批評部隊的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造反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團結對象”。大聯合奪權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漢“7.20”事件發生前夕,中央決策高層內部思考討論的和公開的表態、宣傳都是如此。

  周恩來在7月10日前,並未下決心去武漢就地解決問題,但是7月6日以後他與毛頻頻接觸:7日和毛澤東、林彪一起接見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代表(1967年文革三巨頭一起接見軍隊代表機會並不是太多),在6、7日和9日,周恩來連續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7〕實際上他與毛澤東已經商議、統一了行止取向,甚至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陳再道:可以不到北京匯報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漢,在武漢解決問題。在13日會上,盡管他還和林彪、中央文革成員一起勸阻毛,以至勸說“我們已經商定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解決問題,不一定非去不可”;但他很快就不再做無效的說勸,還果斷地當場布置當夜就出發的一切要事。

  即便如此,毛澤東並未明確解決武漢問題的具體辦法,13日會議也僅僅是商議去不去,毛堅持要去,又就全國形勢和軍隊講了一些大道理,沒有時間談武漢具體事宜。所以,在6-9日前,周還持和中央文革商定的在京解決的意見(即與文革小組“6.26電話”精神完全一致),並未起草什麽解決方案;在10-13日,也無具體要求和精力,起草處理武漢問題提綱。甚至,周離開北京前夕,還信告李富春、李先念、陳毅“我有任務離京兩三日……”,並未準備久留武漢。看來,7月17日深夜楊成武拿給毛澤東的講話稿,大致是16、17日周恩來思考、草擬的。其基本背景,來自於“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數月來周對武漢情況的調查掌握,來自對其他省市問題解決的原則和經驗,至於毛澤東的精神,具體來自6至9日他倆的議論(至今沒有披露),也來自到東湖後大家討論、毛澤東指示的(毛對武漢問題成熟的原則意見,王、楊回憶多有披露,本文暫不展開研究)。

  在13日人民大會堂的高層會議上,宣布毛澤東一行南下武漢,三軍領導人層麵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打前站,當然並非單去武漢做前站、後勤,也不需要周事必躬親地去安排毛澤東的安全保衛。1967年異乎尋常出現黨政軍高層大隊伍隨同毛澤東南下武漢(毛、周共赴東湖,這是空前絕後的一次;毛澤東“禦駕親征”解決一個地方的問題,在文革裏也是唯一的一次)。周恩來的關鍵任務,就是配合毛澤東,出麵解決武漢問題,而不在僅僅保護毛澤東安全的層麵上。在文革的1967年,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按《楊成武將軍自述》《楊成武將軍訪談錄》〔8〕所說,是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林彪、周恩來、蕭華、楊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開會,談了“文化大革命”的總體設想,……然後提出要到湖南、長沙、武漢去看看,還說準備在武漢遊泳。大多數與會者不讚成他去遊泳。林彪說:“武漢的武鬥嚴重,安全沒有保障。”但毛執意要去。《微行》談到周恩來不再勸阻,輕拍楊成武的手背,說:“成武同誌,你的任務兩個。一個任務,作為主席和我的聯絡員。傳達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報告,由你轉報主席。”他轉向全體與會者,重新宣布一遍:“楊成武為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聯絡員。”他第二次輕拍楊成武的手背:“第二項任務,保證主席安全……要保證主席的絕對安全。”毛澤東的南下,帶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軍委工作的班子,留守北京的中央領導調整了任務,在13日下午的會議上,周恩來對於留守北京和武漢之行的人事分工,已有非常成熟和明確的要求,隻是楊代總長的回憶沒有一一述說。總的看來,當日大家並無時間講武漢問題解決的具體事宜,周、楊的準備也十分緊迫。不到12個小時,人馬均已上路。

  王力回憶在7月15日那天〔9〕:“主席表示他要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總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著急,向主席請示:總理不能走,中央討論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我們都不知道,幫助主席解決武漢問題沒有把握。主席先問總理的意見,總理同意留下,主席說好。主席提出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要先從部隊解決”。可見,開初,周並未主動請纓,由自己在武漢主持解決問題,至少到7月15日,周才決定參加和主持解決武漢問題。寫提綱則是之後的事。毛澤東關於武漢問題的原則認識和決策,要先從部隊解決,《微行》和《王力反思錄》都有大段披露,本文不再贅述,其他尚未解密。……

  必須強調的是,毛、周空前絕後共赴一地處理問題,毛澤東親自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文革運動問題,可見武漢問題在毛心目中的非常位置。

  7月10日周恩來對他的秘書們說:“主席對我講,走,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又(根據陳再道前些日對周的匯報)說:“近二十多天,武漢沒有發生什麽事,兩派之間的武鬥已經停止,武鬥器械也陸續上交。這說明什麽?說明陳再道和鍾漢華可以控製武漢局勢。解決武漢問題,依靠力量還是武漢軍區……”(《微行》11頁)筆者以為,這裏沒有披露周恩來秘書們講述的全部情況,僅僅話音一轉,似乎給人留下周似不同意毛去武漢、也不同意說軍區無力控製局勢的說法和印象。實際上,武漢的大規模武鬥在6月27日以後基本停止(26日淩晨周還給造反派回電,製止動民兵武器),截至7月10日僅僅13天;小規模衝突延續到7月上旬始終不斷,不過兩派主要精力放在準備材料進京匯報上;即便如此,周、毛到達後,漢口與武昌還發生大型衝突,死了人。至於武器,造反派是在謝富治要求他們集中封存,周恩來起草講話提綱時,才開始集中封存;“百萬雄師”派的,完全沒有上交,到20日的武裝示威就公開出示了數萬件。問題是陳司令報喜不報憂,要嘛是周恩來有意不講武漢局勢極不穩定,反流露出一點他對處理武漢辦法有自己的保留。但是這些統統在真要去武漢前後發生了改變,否則他為什麽把武鬥、武器可能威脅毛的安全,始終放在至關重要的地位。這對於理解他在“7.20”後的認識與行為是有參考價值的。

  另外,當時周恩來也並不反對就地解決地方問題的方式。據當時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張根成回憶〔10〕:在1967年6月下旬準備去雲南、四川就地解決問題時,周對王力說,毛主席的意思,解決地方問題,可以到北京來談,也可以就地談就地解決。並傳達毛的建議,可以老、中、青三結合,帶上紅衛兵參加中央代表團的工作,也鍛煉鍛煉。周恩來才讓從幾個大學裏挑紅衛兵,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和要求:政治上要絕對可靠,文革中表現好,有一定能力,身體要好,要嚴格保密。還明確指示:“那就從北航選,讓韓愛晶派人吧”!選派的北航“紅旗”的學生到了雲南、川渝,後來參與處理武漢事宜,也恰恰是根據總理指示才確定的。(為弄清回憶的真實性,筆者專訪“720”的見證者張根成取得證實,毛、周的這個意圖,是張去具體落實的)平心而論,這些北京學生原來對武漢並不了解,謝、王、餘也並未領受處理武漢問題的任務。不過,周恩來不會不知——他從各個信息渠道——包括北航“紅旗”,得到了一大批武漢社會實情的(誠然,也是有傾向的)匯報,而4月2日“人民日報”《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社論,恰恰是在北航紅旗駐漢聯絡站站長徐鵬飛提供的原稿基礎上修改形成的,審批社論者,除總編唐平鑄外,就是隨謝、王到武漢的北航紅旗的吳介之(研究生),周恩來不會不知他的家世出身。他清楚謝、王並沒有攜帶與武漢問題有關的任何材料,中央也並無要謝、王主持處理武漢問題的精神。周恩來親自擬定的講話,隻能是他數月——特別是7月裏來準備的,代表了那時中央——特別是毛澤東的意圖。

  於是,周13日晚即飛武漢打前站,安排毛澤東住處。按高文謙的說法〔11〕,“為了確保毛澤東此行的安全,周恩來決定派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並由毛親自點將的楊全權負責。……又打長途電話給謝,要他即刻趕赴武漢,接受緊急任務。……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武漢之行如此盡心竭力…還有兩個不便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於“伍豪啟事”懸而未決,周氏當時在政治上還背有黑鍋,精神負擔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夠對他高抬貴手,因而有意以實際行動來處處表現自己對毛的盡忠盡職。其二,他當時已經看出武漢問題的背後是林彪、江青兩大勢力蓄意插手的結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澤東的權威來遏阻林彪、江青聯手整垮武漢軍區、打倒陳再道的企圖”。高文這裏的“周恩來決定”的確說對了,林彪並不主張南下,也沒有這個決定,似乎更沒有說“派”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武漢。周在會上宣布楊的使命和身份,不論是事關重大也好,還是楊說的為了提醒文革小組也好,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周恩來在這次武漢之行中,舉足輕重的位置。至於高的“其一”,可惜是研究周恩來多年,居然終究脫不出俗套的書生之見;“其二”,或許是林彪、江青相繼出問題以後的“事後孔明”,並附和政治鬥爭的非學術之言。從爆發武漢“7.20事件”前周恩來的所有言行舉止看,我們似乎還看不到他已經覺察有林彪和江青兩大異常勢力,而且他們在“聯手整垮武漢軍區”(從現今黨史的意義上看,所謂的林彪集團和“四人幫”,在當時還未形成,如果周與他們有分歧,還屬於是黨內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正常分歧),否則他決不會輕易寫出一個批評者稱為“助毛、林、江為虐”的“7.18”講話稿來。

  如果說周真正反省和發現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有問題,可能是在獨立師與“百萬雄師”鬧事之後。如果是抵製“左”的幹擾,從4月到7月,他都在竭力去做,畢竟是他主持絕大多數的(外地問題)接見、談話、決策、起草文件,並非林、江。他和毛澤東一樣自信:到武漢是可以既排除來自右的、抵製文革的幹擾,又能夠排除來自“左”的、無政府主義的幹擾的。對武漢問題,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對曆史的搭檔親自商量、實地處理,從7月13日到20日,遠在京城的林彪和江青實在是鞭長莫及的。

二、事件前的周恩來

  7月14日淩晨2時半,周恩來、李作鵬離京,抵漢。周到漢後立即通過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找來陳再道司令員,部署安全保衛工作。對於此,王力提供了關鍵的回憶〔12〕:“總理連夜打電話,並先趕到武漢布置,把賓館的人都換了。原來賓館的工作人員主要是“百萬雄師”的,現在換成另一派。同時不是讓大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負責主席安全,而是讓武漢空軍負責”。特別在18日晚,“臨行前總理又強調布置讓武漢空軍絕對負責主席的安全。本來武漢空軍司令員是傅傳作,因為有人說他'是賀龍的人’,過不了關,總理才決定由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肖前負責的”(1007頁)東湖賓館工作人員當時分成兩派,《微行》一書已經交代過,不過當時在賓館內部並未武鬥衝突,隻是工作癱瘓了。從後來楊成武和張根成回憶,都談到毛澤東與(造反派)工作人員有接見、談話;據張根成說,謝富治在20日淩晨被叫起,先想到要穩定內部工作人員——造反派,說明的確“主要工作人員”已經換過了。可見,決定賓館安全和日常服務工作,業已將武漢兩派取向作為一個參考因素。後來悲劇性事實也說明,對此換班心懷不滿的個別工作人員,就在20日淩晨帶路(“百萬雄師”)去衝擊了百花二號——找謝富治論理。更重要的問題是,將原來可以負責安全工作的陳再道——軍區和獨立師(8201),換成劉豐——空軍負責,20日淩晨賓館受到衝擊時,軍區值班領導則通知與空15軍有曆史淵源的29師(8199部隊)來加強保衛,後來空15軍介入控製武漢局勢處理武漢問題;問題是從一開始由劉豐前往接總理就露出蛛絲馬跡來。《微行》說陳再道聽劉豐的電話就發火了,確是事實,而且是一個吳法憲玩不了小聰明,做不了小動作的組織原則問題。畢竟是迎接給毛澤東打前站的周總理,又是空軍專機師的飛機,吳司令能夠擅自決定一切嗎?

  從劉豐接機,到後來劉被明確負責毛的安全,再由與空15軍有曆史淵源的29師解救王力,空軍掩護毛澤東離開被圍困的賓館到機場,空15軍入城警戒、支左(又於8月組建武漢市警備區),劉豐在武漢事件裏“勤王”立功,絕非偶然。可能毛、周在7月10日以前的會晤,中央在(北京)13、(武漢)14日會議,已經明確了毛澤東南巡武漢、解決部隊問題要借重的軍事力量——這就是武漢空軍部隊,以及曾屬於15軍建製的陸軍29師。重大嚴肅的軍隊人事,決非林彪個人就可以倡議和私自決定、指揮的。

  王力接著回憶表白:“我認為這樣的作法很不妥當,但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針。我過去沒有研究過武漢問題,這次總理交給我的任務也是保衛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決武漢問題”。(後談到去街上看大字報,沒有武漢軍區的人作向導,更沒有劉豐,“因為劉豐是總理指定的保衛毛主席的主要負責人,陪總理去接主席了”(1005頁);足以可見劉豐的位置一開始就與眾不同)不論王力本人回憶和申述的心態與意圖是什麽,但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張根成作為當事人提供了重要補證:“總理把8201的警衛換成中央警衛團的了;大家一開始就發現獨立師(8201部隊)蔡炳臣政委不滿意,幾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說把警衛換了,好像不相信他們”。(《口述“7.20”》,筆者已訪張證實無誤〔13〕)並且在張的眼中,已經看到事件以前獨立師政委公開表現出的不滿。總理還未開始講話,兩位鄂豫皖的老軍人(陳、蔡)已經為此對中央的安排深為不滿。不過,直到20日事發,東湖賓館仍是由獨立師負責保衛,大門仍是8201看守,並沒有調換全院警衛人員,中央警衛團也僅僅密切控製了梅嶺1、2、3號一片建築和樹林、要道;在7月15日,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也沒有同意軍區保衛科王科長和孔慶德副司令事前提出的用8199部隊加強賓館警衛的建議。20日淩晨,就出現了內外串通,衝擊進入賓館問題。盡管在場的獨立師幹部主觀上要阻止來人衝擊賓館,並向師部和軍區急報情況,也與8341衛隊聯係。

  周恩來對賓館一切安排停當,謝富治一行於14日中午到達;周同大家一一握手,並特別詢問了北航“紅旗”四個人的姓名、年齡、籍貫等,交代說:“主席今晚到武漢,他老人家一定要來遊長江,叫你們來主要是協助保衛主席安全。武漢駐軍過去是你謝富治的部隊嘛!”謝富治反而迷迷糊糊:“我怎麽不知道?”見狀總理哈哈大笑〔14〕……原來,謝對中央要自己趕赴武漢理由還未曾認真動腦筋,不明總理意圖。周恩來說:毛的記憶力真好,說武漢的部隊是謝指揮過的,周要秘書一查,果然武漢駐軍主要都是謝的部下。足以可見毛、周對此頗費了心思;此外,謝、王一行來漢首要目的也並非處理武漢問題。

  如果說駐軍曾是謝的部下,大概指1948年到建國前後的中野和二野一段曆史〔15〕:中野的2縱是陳再道任司令,鍾漢華任副政委,並列的陳(賡)、謝兵團,謝富治兼任4縱政委,秦基偉為9縱司令;1949年2月,中野正式改稱二野,野司和陳、謝的部隊有所調整;新陳謝兵團(第3兵團)司令員是陳錫聯,政委謝富治,政治部副主任為鍾漢華,下轄11軍第31師師長趙蘭田,1967年在空15軍任軍長,第14軍(原4縱)第40師師長即1967年武漢空軍的劉豐;原來老陳謝兵團的9縱,改編為第15軍,也即1967年的空降兵第15軍,下轄44、45師,是1967年“720”出事,趕調入城支左的部隊;3兵團第10軍的第29師,(也即1967年參加維持東湖賓館和軍區安全,奮力搶救王力的29師—8199部隊)1950年12月劃歸第15軍管轄,後赴朝作戰,1961年才由武漢軍區直管。1961年6月,原隸屬武漢軍區的陸軍第15軍軍部及所屬第44、45師劃歸空軍,與原空軍傘兵師(後改稱第43師)合並改建為空降兵第15軍。所以周恩來講武漢部隊是謝的老部下,是意味深長的。周在14日一見到謝,就道出解放軍序列曆史淵源,謝反而未曾注意;毛、周均畢竟是率兵多年的最高軍委領導,毛澤東認為解決問題,部隊是關鍵,無庸置疑,周在去武漢前,中央軍委最高決策核心已經研究過武漢安全問題和部隊問題,這大概也與確定倚重武空,由劉豐負責毛澤東安全有關。

  晚上,毛澤東一行也就抵達了。按張根成回憶:“總理正與三軍領導開會,汪東興、鄭維山走進東湖百花一號,一路走一路開玩笑說今天就隻抓住一個扒車的是鄭維山……大家一陣玩笑,氣氛輕鬆”。或許這玩笑也說到毛澤東處,所以《微行》講,17日總理叫參加聽會,毛澤東還在埋怨大家勸阻他“一路都聽你們說,連個鬼也沒有扒車”!張根成見狀,報告周總理汪主任到了,周出來,明白毛已安全到達,隨即宣布散會,與謝、汪等就去毛主席駐地梅嶺一號。

  7月15至18日,楊、李、餘、汪、鄭和軍區領導曾去江邊踏勘,策劃遊泳事宜;周恩來和謝、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澤東處匯報,下午,與軍區領導和師以上支左單位匯報,這些內容,在楊成武的有關係列回憶裏已經十分詳盡。17日會上,毛提出要周次日回京解決湖南問題。看來,毛與周,對武漢情況還是比較樂觀的。王力回憶〔16〕則點出了周、毛意見的要點:“主席提出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要先從部隊解決。……總理主持軍區黨委擴大會,聽取匯報,參加的不到30人。從15日一直開到18日。總理的總結不是個人的,而是傳達中央的方針,以及根據在武漢了解的情況,提出了具體的指示。他的總結提綱是用毛筆手寫的並經過了毛主席的審批。……總理的部署,是毛主席完全同意的。總理講話中講: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錯誤,要公開檢討;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主席就講得緩和一點了。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麽左,一派那麽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等等。但是,總理講的這三條方針,主席一條也沒有改變”。

  而且在17日的會上,毛澤東說:“(造反派群眾)真正要打倒陳再道,怎麽行呢?錯誤改正了,他們還要打倒,那就是他們的不對。陳再道就是不動腦子,少政治”。周恩來即插話說他主動促進陳毅與韓愛晶當麵溝通之例,韓說“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周示意陳表示一下,但剛烈憨直的陳毅元帥卻未吭氣。

  需要說的是,雖然周恩來在17日已建議毛澤東次日接見軍區領導,當晚又與陳、鍾二人單獨談話做工作;但陳再道直到17日下午,並不知周恩來的講話原則正是毛澤東指示的精神,毛正在東湖親自指導處理武漢問題,甚至認為是周恩來因循處理各省問題思路對湖北的個人認識。頓時陳十分抵觸,不滿周這一講話,當場對要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表示不服氣。周恩來又苦口婆心勸說陳:文化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犯了錯誤;錯了改正就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要打倒你們。主席對此都已經表態了嘛!但陳再道依然不滿,將支左辦公室整理的工人總部的材料送給周,甚至揚言讓總理去調查。說讓他支持三鋼三新三司革聯,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軍隊戰士的大多數、群眾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麵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其言語直接衝撞周。甚至“拍桌子說你有什麽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以至指著周的講稿揚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周也(氣的)拍桌子對陳說你不要以為我們拿你沒有辦法。”〔17〕

  讀到這段未曾披露的內幕,聯想其他回憶和武漢事件後各個人的心態和態度,似乎感覺到,在文革運動的認識衝突背後,有一個深刻的未曾撫平的心理創傷:中央與四方麵軍的曆史衝突。或許,陳再道與周恩來在四目對視之時,腦海裏既難有“工人總部”也沒有“百萬雄師”,他們同時回想起的是1936年底批判張國燾時,紅軍大學的許世友串聯原四方麵軍30多高級將領試圖拉回大巴山——被整的“反革命武裝集團”錯案,其中也有當時難以忍受過火批判的桀驁不馴的陳再道。誠然,周恩來想的是如何幫助陳認錯過關,讓群眾認可諒解,同時不受心靈的傷害,而陳再道則想的是中央是否信任自己、有人要算計自己(過去軍內一些工作問題的紛爭,他總認為是“一方麵軍整四方麵軍的”)。武漢事件的一個悲劇性細節也許恰恰在這裏,老一輩心理的曆史創傷,可能還會暗滲血淚,影響著30年後的思維、情緒,乃至決策。鹵莽少文的將軍,完全知道軍政元老在以往路線鬥爭裏的角色和位置。另一方麵,《微行》一再披露的恰有毛澤東和林彪在對待有關原四方麵軍高級將領事宜上,極其慎重和特別的需要,實非偶然心血來潮。文化革命中,中共中央一再保護備受衝擊的韓先楚、許世友、陳再道,而且毛澤東在文革裏特別倚重的軍人就是四方麵軍的將軍,恰是謝富治、陳錫聯、許世友,還有鄭維山、李德生、韓先楚,也非偶然。

  深諳黨、軍曆史和曆史恩怨教訓的周恩來(1936年批判張國燾和批判擴大化時,他恰好不在延安,從中央和中央紅軍而言,十分超脫),也特別明白必須保護一些心底有暗傷的剛烈老將(他多次苦口婆心勸戒紅衛兵,要明白黨內鬥爭曆史中的教訓,不要以為大方向對,就什麽都對;政策方法不對,大方向就不能保證。而且說如果不把曆史教訓告訴青年人,就是對毛主席不忠。針對武漢紅衛兵對待王任重的政策問題,他就苦心教誨:“現在你們重複(我們)四十多年前的錯誤,我心裏很難過。你們隻能比我們更好,如果你們比我們當初作得還差一點,那是我們犯罪”),但周恩來苦於一時難以說透,說服陳。王力沒有將這段重要情況寫進他的反思錄,大概是為了當初要求的對“家醜”的“保密”,也為顧全總理和陳再道的麵子。實際上,從15日到18日,周的講話不能使陳接受,後者也當場表示了難以買賬;陳在事後的檢查,也坦白承認了這點。

  陳與周恩來對抗,旁證是:“7.20”事件後,揭發批判陳再道,15軍王新政委(後任河南省軍區政委)揭發陳“煽動下麵幹部在會上給總理提意見,企圖壓中央改變態度”。軍區副參謀長王步青(後任軍區參謀長)揭發“鍾漢華埋怨軍區整理的材料沒有及時送交總理和匯報”。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軍區領導對周的善意苦心的始終不理解和極端抵觸。這些抵觸,確實是針對中央的。其二:獨立師政委蔡炳臣,在18日回師部傳達會議精神時,說:“中央首長來了四天,聽了三天匯報,作了一天報告。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匯報的,但一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願聽取大家的匯報。鍾政委在匯報時說一句,總理問一句,問得鍾政委答不上來,隻好把匯報提綱放在一邊作檢討”,“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指師長和政委)”;在該師幹部對此情極為不滿時,還特別交代“不要提總理說的”,多少說明他們想留有餘地,不想直接和公開對抗周恩來,而師領導和下麵幹部已經對周講話非常不滿。在7月20日下午,陳司令得知周將來漢,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麽樣?還不是與王力一樣”;同時,在獨立師師部,有團級軍官議論:“聽說總理伯達要來”,“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一個調”!〔18〕客觀曆史地說,在整個事件過程裏,從陳再道到他的部下,已經對周恩來的觀點和態度十分抵觸。這種對抗情緒實際上比對王力來得更早更深層。這是沒有被史家披露的,也是陳司令在毛、周離世以後,1978年中央又為“7.20”事件平反時,不再承認的一個重要細節。

  會後,周恩來如前所決定,帶陳、鍾去受毛澤東接見(陳方知毛已在漢),毛親自做工作,安撫了軍區領導,重申了解決問題的原則,要幫陳再道下台階。忠厚的陳表示接受主席指示,堅決照辦。周也放心地回北京了,在當時,大家都相信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威性,相信隻要軍區首長願意按中央精神改正前期認識錯誤,對下麵和“百萬雄師”做工作,武漢問題可以在既定精神和正常秩序下,逐步解決。今天看來,大家都嚴重低估了文革激起黨內和社會潛在的矛盾及其作用,高看了軍隊幹部和戰士、民眾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嚴重低估了反對毛澤東文化革命做法的體製性力量和群眾性力量的巨大能量。周恩來雖然多次說前麵的省區有反複,在武漢軍區也說湖北還會有反複,但他沒有想到,僅僅在幾個小時後,甚至還在毛澤東接見同時,反彈已經在迅速、廣泛地醞釀中。

  這點,還是陳再道自己在口頭檢查承認的比較中肯:“七月十四號,總理一來,就說毛主席說,你們屁股不要坐在百萬雄師一邊。(我)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號的指示,要我們做好部隊工作,做好'百萬雄師’的工作,也未傳達,也未去做。為什麽呢?就是自己這個反動的思想,就是不重視,就是抵抗毛主席。以為我開的幾次會,都是搞的那。主席的這個指示總理說了,主席又說了,(如)傳達下去,這個力量會多大!這個反動透頂了,連主席的東西都不傳達。這不是反抗主席啊!還要怎麽樣反對主席啊”!“所以,開了幾天會,周總理講了,不是真通。……總是他(按,指總理)在講,自己還在那裏叫把過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為什麽叫送上去呢?總是思想感到他們看到那方麵,沒有看到這方麵,沒有看到全麵。我在那裏表態,心裏總還是抵觸的,不願意堅決貫徹。所以,總理、謝副總理開會講了那麽多,自己總是在那裏陽奉陰違,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總認為還是要把情況講一講,材料還要他們(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複工總。工總…在我思想上……,我過去沒有說心裏話,(實際)認為生米已經做成熟飯,已經解散這麽久了,現在工人到處參加了組織,有了這個謬論。繼續對抗中央,對抗中央文革,對抗總理。就是不願意貫徹。指示這麽明確,這麽英明、正確,就是抵觸,不願意辦,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在繼續頑抗,而且公開對抗中央,反對毛主席、周總理這些指示,拒不執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19〕

  陳在當時高壓的批判下,自己上綱很高,戴了許多大帽子,不可作為憑證,但他也說了實話,就是對周傳達的中央精神,以致對周本人,實際上是非常抵觸的。這些事情,陳再道在毛、周在世之時,沒想否認也不敢否認,所以在1972年他被解放出來,擔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時,還專門寫信給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重申自己解放了,不意味著自己在“7.20”事件做對了,沒有錯誤了;聲明他不會翻這個毛主席和周總理定的案。

  軍區支左辦公室在1967年7月底於軍區內部的揭發批判會上,就談到當時向總理匯報的實情:“向總理匯報以前,鍾漢華就到陳再道那裏問他,我們怎麽匯報?誰講?陳再道說:'你去講’。並且表示,還要堅決,不能動搖。這是什麽意思,就是要繼續堅持錯誤……可是當總理講到工人總部的奪權和搞經濟主義的時候,陳再道很囂張的講'你們調查嘛’!原來我們有些同誌不了解這些情況,說謝副總理、王力來了三天就決定武漢問題是不是太草率了。同誌們,不是那樣子……匯報什麽問題人家拿出來,人家說的清清楚楚。我們有些首長說某某人被打了,怎麽怎麽樣。總理問你到現場沒有,叫什麽名字,根本答不上來……比如'百萬雄師'調人(武鬥),調人有個調令,這個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後總理拿出來了,總理說:'是這個調令吧’。人家清楚的很”。〔20〕

  鍾漢華政委在當年11至12月於湖北學習班(按:指軍區、獨立師人員在北京的學習班)上的檢查,也如實地回憶情況與披露自己心態:“14日總理向陳再道和我傳達了主席的寬大關懷和又嚴肅的警告,要我們不要把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由於我們反動的立場,就聽不進去,也不向常委傳達。謝副總理和楊代總長都和我們打了招呼,說工總要翻案。我們的反革命決心不變,仍按原方案匯報。為了穩定決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兩日的匯報中,中央首長的插話又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心不死,又把後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中央。要中央聽聽下麵的意見,其實都是我們定的調子。下麵對“百萬雄師”、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觀點和見解的。特別是“百萬雄師”挑起大武鬥以後,這是再次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

  "18日下午,總理作了正式結論,表麵上(我)也假意表態,承認方向、路線錯了,但這時五心不定輸個幹淨,內心不服。當晚主席對陳再道和我親自教導,要我們好好向'百萬雄師’作工作,作好部隊思想工作,步子穩妥。工作細致深入一些。由於我們頑固堅持反革命立場,對主席沒有感情,仍是拒不執行,也不傳達。真是罪該萬死,千刀萬剮,也贖不了我的罪。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傳達,我批準蔡炳臣傳達了,這是'7.20’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謝副總理等同誌指示後,我不按最高指示辦,反而叫大家快傳達,分秒必爭。這是我點的第二把火。由於我們長期的毒化群眾,當時已是處於幹柴澆汽油的景況,見火就要爆發。我的罪過大啦。'7.20’反革命暴亂的火,是我點起來的”。〔21〕

  誠然,這裏鍾漢華在當時高壓情勢下,自己無限上綱,給自己戴了一些“反革命”大帽子,有失偏頗;不過可以從他們交代中看到周恩來那時候對軍區領導真誠做工作,陳、鍾二人甚不領情,步步退守的實際心態,也看到他們從抵觸、被動,到組織失策、失誤的的心理和失控的過程。武漢軍區領導一級自己的思想完全沒有通(不可能通),又在極其艱難的思想工作未做時,將矛盾直接踢到下麵,倉促布置傳達周恩來講話精神(19日夜已經傳達到排級,並傳至士兵);軍區秘書科後來在追查事件時揭發:19日下午獨立師戰士到值班室造反,反對四點指示,當時機關幹部都不知道什麽四點指示,“為何獨立師知道那麽早?又沒有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結果造成部隊思想大混亂,甚至發展到不可控製的地步”〔22〕。顯然是讓中央被動難看,幫了周恩來的倒忙。實際情況是:獨立師蔡政委18日在鍾漢華處獲準傳達總理指示後,當晚師黨委常委開會決定次日上午傳達到各團團長、政委和司、政、後科長;午夜,獨立師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又到蔡政委家商量,居然兩人私下決定擴大傳達範圍。19日早晨,周忠令管理員閻保國通知機關排以上幹部、直屬分隊連以上幹部,以及部分支左人員參加聽傳達。所以在19日下午,8201全師幹部戰士都已經得知中央對武漢問題的四點基本指示精神。獨立師並未參加“四大”,個別人這樣做,顯然違反了黨紀軍紀。於是在8201部隊內有預謀、有組織的活動下,在沒有任何思想轉彎工作的前提下,中共中央的意圖提前被泄露了。文革結束以來的流行說法是王力和造反派群眾泄露了中央精神,激怒了不同觀點的群眾,與曆史事實完全不符。王力在武漢的公開講話,從未去傳達與透露總理講話的內容,造反派群眾則是在8201部隊和“百萬雄師”群眾將所謂的“四點指示”在街頭公開,才聽說的。

三、7月18日周恩來講了什麽?

  周恩來所講的精神,就是中央當時準備解決武漢問題的原則,從當時形勢背景和正在解決中的河南、湖南問題看,原則是一致的。如果沒有出現後來的“7.20”大規模反彈,即便組織兩派群眾代表座談,中央最後下達的文件精神也將是如此;在發生“7.20”反彈之後,除改組軍區領導班子外,中共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基本精神也未發生根本變化。文革十年裏,在“徹底否定文革”之後,最大的遺憾就是大家都沒有看到這個講話提綱,去研討這個講話提綱。大家往往是在並不明了(或者掩蓋,或者歪曲)當時中共中央實際意圖的情況下,回避當時的實際背景,去認識和判斷曆史事件的,而且人雲亦雲、輾轉炒作。這樣,實質上不是維護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形象,而是嚴重扭曲了曆史和周恩來,也絕對不利於認識和反思文革問題的實質及其深刻教訓。

  在軍區的會議上,周恩來講話:“這個會議接連召開四次〔23〕,會議是由謝富治、王力、餘立金主持,這是中央的決定,還沒有來得及去群眾那裏走訪,僅僅看大字報,走訪幾個組織,我首先談談個人意見。

  “先談湖北形勢問題。湖北沒有實行軍管,但又軍管了,又沒有軍管。〔24〕形勢表麵穩定,群眾對立情緒很大,這個亂的現象很好〔25〕,鄰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說問題解決了,又有反複〔26〕,唯有湖北沒有提,有意讓在湖北多耽一些時間,看看對鄰近省有什麽影響,這次解決湖北問題,估計還會有反複〔27〕。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複,先要把軍區領導問題解決,深刻地認識自己的錯誤,就可以更好地領導湖北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個省的前麵。〔28〕過去,以王任重為首的當權;湖北問題解決對全國有意義,以兩條路線鬥爭開始分為兩段;奪權和奪權以後。中南地區的陶鑄是有影響的,解放後十六、七年的影響,湖北地區、廣東又是中南的模範省,有他的影響,這一主要責任在軍區,當然不能排除陶鑄的責任,當然不能叫陶鑄來解決問題。推遲時間來解決湖北問題(了),如解散工總時就來解決(就好了)。不過現在,特別“百萬雄師”成立以來問題暴露的更清楚了〔29〕,你們是打過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奪權奪得對不對?奪誰的權?奪權是從上海開始的,奪誰的權,當然是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奪了上海市委的權以後,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種措施,中央毛主席就發出號召,各地推廣都這樣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奪了北京市委的權(李雪峰),中央始終是支持的。奪了幾個月才成立革委會,初生兒不管怎樣打扮總是毛手毛腳,我們是讚成的、支持的,不能說他的大方向走錯的。“一•二六”奪權就奪權,“二•八聲明”出來(按:指武漢的造反奪權運動實際和群眾衝突裏的文件),很多人支持的,“二•八聲明”盡管它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雖然這裏的錯誤是指責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發生過的,不管怎樣,以自己想想過去,但想到別人就不該把“二•八聲明”看得那麽嚴重,因此就出現了“2•18”,“3•21”(按:指武漢軍區對形勢的聲明和取締工人群眾組織的公告),由於沒有把奪權問題看成主流,而接連出的錯誤,工總的圖片是醜化工總;“1•26”,“2•8”是積極因素,你們應該幫助的。二司在“3•21”以後日子是不好過的,這一工總“十大罪狀”發到農村,農民就說工總翻不了案,北京受衝都是慢慢做工作,不象你們看得那樣嚴重,軍委八條的擁軍不能象逢年過節,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老工人、黨員仍有舊的習慣勢力,保守舊的社會秩序。因而貴州、黑龍江、山西、山東都有反複,八條出來後有了問題,江青同誌講八條是擁軍,十條是愛民,八條出來後大家情緒都很高,十條以後大家情緒不愉快,當時說了工總解散就解散,這樣無組織無紀律,可是我們當時想的是,這是一種思潮〔30〕。

  “'百萬雄師’是4•16開始醞釀,5•16成立,說明當時武漢軍區的指導思想〔31〕。當時我們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而你們繼續了錯誤思想。空軍後勤政委提出的工總保王任重我感到驚訝!如果劉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會,就能說明謝富治保了劉少奇嗎?〔32〕你們的指導思想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發展。你們的'六•四公告’出來就使'百萬雄師’得到合法發展。'六•六通令’出來,六月七日'百萬雄師’就有調整,所以'百萬雄師’是不是人武部的?〔33〕在軍區開過會,六月八日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鬥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立〔34〕。軍事院校鬥羅籌備處的聲明有錯誤,但當中有幾句話是說出了當時的幾個問題,把這四個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夠了。好的壞的,武漢形勢的發展有幾個問題處理不好,虧理,所以他們就要抓頭頭,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氣,加上河南問題的影響,二七公社解決的方案有影響,這是坦白說的〔35〕。你們人武部、獨立師反映情況,不是第一手,是道聽途說,這主要責任在武漢軍區負責同誌。

  “我們有幾個建議:

“第一、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中央建議陳再道和鍾漢華進行自我批評。出圖片,是嚴重打擊,壓製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第二、肯定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你們解散工總可能受我指名的影響。〔36〕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複,這個工作中央幫助來作。第五、紅三司是傾向保守派一邊的群眾組織。(按:這裏點的“中間偏保派”)第六、軍區要作農民的工作,不要進城來參加武鬥。第七、軍區要承擔責任以外,要作部隊教育工作,教育下屬單位支持造反派。長期的影響,不作這工作是不行的。〔37〕第八、所有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好好學習,改變對解放軍的看法,行為要澄清”。

  “軍區錯誤改了就好了。對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說實在話,我們這些高級幹部對主席的話有時也不理解。有的(問題)中央要承擔(責任)。鍾漢華問題的處理有點不果斷,要勇於負責”。〔38〕

(該講話錄音整理稿輯入《口述“7.20”》,見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196-199,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撇開價值、是非判斷的爭議,從事物的本質看,當時武漢軍區和湖北省獨立師主要領導,以及“百萬雄師”極其抵觸,不願意麵對和接受的,實際上正是周恩來的這一席講話,他們要謝、王澄清的正是其最主要的所謂“四點指示”(公正地說,“百萬雄師”最先是要求謝富治澄清這個指示,而非找王力)。所以周恩來7月21日在武漢東湖邊對北航紅衛兵井岡山同學講:“王力同誌和謝副總理代表中央嘛,他們的講話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萬雄師’是對著中央來的。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39〕7月25日,他對河南省的軍隊幹部也講:“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四點、八點都是我講的,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誌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

  7月26日,在中央常委會批判陳再道時,周恩來譴責“7.20”事件是“叛逆行為”。

  肇事者在19日開始抓住王力發難,實質並非王力自由散漫“黨性不高”——錯誤地在周恩來身後向群眾透露了周的講話精神,而是王力“私自”透露了獨立師和“百萬雄師”朋友們不願相信的聲音。在當時已經公開身份出現於武漢社會的,也僅僅是王力此清高氣盛的“知識分子”適合公開反對痛打,借機發難而已;反抗和抵製中央文革激進文人的思潮,在謝、王抵漢以前早就客觀存在,王力透露中央精神之前,武漢就已流傳王力個人的流言蜚語,諸如說王力是劉少奇的人,是“二月提綱”的黑筆杆子,甚至獨立師的牛懷龍師長說省公安廳剛剛查出王力是國民黨員……皆非空穴來風。

  周恩來在作了這一報告之後,帶領武漢軍區陳再道司令員、鍾漢華政委聽取毛澤東談話後,當晚就離漢返京。具有非常豐富政治鬥爭經驗的周恩來未能估計到的是:1、就在他離開武漢以後,當晚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就在武漢軍區鍾漢華政委同意下開始傳達這個講話主要精神,次日傳達到排級、戰士,部隊開始出現騷動,就有指戰員去軍區造反;2、下半夜,謝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群眾中發表激情的傾向性講話,表達了中央對造反派的支持,錄音於次日在武漢三鎮播放,加劇“百萬雄師”群眾的反彈;3、更為嚴重的是,在19日晚,就有個別人又向“百萬雄師”頭頭,透露毛澤東就在東湖,要他們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見。(毛澤東在東湖的消息是絕密的,僅僅是軍區主要領導和負責安全的武空副司令劉豐知道)這是任何時代的各屆黨中央與擁護中共的一切幹部群眾,至今基本不知道的秘密隱情。

  獨立師部分指戰員和“百萬雄師”,在這些人自以為是“善意的”挑動下,頭腦狂熱地衝擊了武漢軍區,又衝擊毛澤東與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下榻的東湖賓館,抓走王力並在軍區批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720事件”。

四、事件當天

  周恩來已於7月18日深夜離漢返京,19-20日武漢時局劇變,周恩來並不在現場。所以,謝、王到水院講話、8201部隊將他的講話要點向全師傳達、戰士與百萬雄師群眾去軍區要求澄清講話——衝擊東湖賓館,甚至揪鬥王力、對周不滿等等,他都不可能預先估計到。

  7月20日的上午,周恩來正在釣魚台召集中央文革緊急碰頭,湖北方麵楊成武的急電也打到會場,告知武漢情況;周即告楊根據情況可以將毛隨時轉移到安全處所,決定安排一下馬上飛漢。下午,林彪與中央文革成員,在人民大會堂商議武漢問題及對策,周後也趕到。今天眾多文章皆稱在該次會議上林彪定調“7•20”是反革命暴亂,但根據不足,林彪秘書張雲生就提出異議。周恩來立即趕回武漢,勸毛轉移。看來,這既是會議的決定,恐怕更是周的決定,他被武漢時局的變異,也為自己沒能如願化解武漢問題、保證毛澤東的安全而震驚。張雲生《毛家灣紀實》說,當日下午,“江青來到人民大會堂,十萬火急地要見林彪……在江青之後,陳伯達、康生、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也陸續到了林彪住的大會堂浙江廳,最後,總理也來了。……大約一小時左右,會議散了。葉群來到秘書值班室……作應急式的布置。”葉說“……現在最令人擔心的是毛主席的安全。總理決定親自去武漢,保護主席趕快向上海轉移”。張的記述是準確的,葉群的話也說到當時實情,確實是總理決定親自去武漢。這些,從後來披露的他的係列言行也有所證實。今天研討“武漢事件”及當日的會議,似應傾向於當時所有的中央領導人,至關擔心的首先是毛澤東的安危。

  《東湖風雲錄》裏引用的邱會作的回憶是可以作一個參考的:“汪東興、張耀祠連連向北京告急。周恩來知道後,從北京勸毛馬上離開武漢。……總理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提議林出麵給主席寫封信,勸主席馬上離開武漢。會議決定空15軍派部隊趕赴現場。葉群開會回來告訴林:……總理和鄧大姐決定都親自去武漢。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麽辦”?林彪說:“鬧這麽大的亂子,我就不去,也沒有本事處理。總理心髒不好,勸總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為什麽不能去”?……林彪看了武漢地區的軍事地圖後,和總理磋商,立即寫了一封短信,勸毛速離武漢,並派我帶上信立即乘飛機去了武漢”。〔40〕

  對於當時中央在武漢和北京的眾人來說,武漢情況極不明朗,幾乎是風聲鶴唳。所以出現粟裕在27日中央軍委傳達當時揭發的事:周總理秘密通知軍區抵漢消息,……但在周總理專機離武漢100公裏時,陳再道派了25輛汽車,載著“百萬雄師”的人和戰士,親自到了機場,當時空軍發現情況不對,馬上給總理拍電報,改降在另一機場,另一架空機降在原機場。陳再道一看沒有總理,他說要“歡迎”,實是想扣留總理。陳的秘書說,陳再道得知周總理要來武漢,就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麽樣?還不是與王力一樣。”

  今天心平氣和地說,陳是沒有企圖和膽量扣留周恩來的,他見事鬧大控製不住,迎接總理(這次也直接通知了軍區)希化被動為主動,看周去善處亂局吧。秘書的揭發也是事實,即陳的思想極其不通,對周18日的意見,實在是不服,現在軍隊和群眾亂起來了,看你周恩來怎麽辦?還不是和王力一樣被動!這點也被毛、周識破,所以毛澤東不同意周在武漢召集軍區與群眾代表談話:“總理、富治、王力等同誌在武漢沒有什麽談頭了……三方麵在一起談,談不成可能被包圍……談不攏,會提出什麽條件?人扣在那裏強迫簽字承認他是革命組織”!(《微行》)至於“百萬雄師”人員聚集機場,從《口述“720”》看,是8201部隊的蔡政委通知來“向周總理告狀”的,他的原意也不過是以群眾壓總理,要求重新表態而已。“百”派的意見和問題,在此前沒有得到充分表達的機會,激憤的群眾要求總理接見,傾聽他們的聲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見周的專機並未到漢口,集聚人群也就散去,此時,周恩來已在武昌縣山坡軍用機場著陸。

  隨同到武漢的張佐良醫生說〔41〕:“毛主席可能有危險,不然怎麽叫周總理親自去武漢還帶了部隊!周恩來再次趕飛武漢是為毛澤東解圍,救出王力和謝富治”。在王家墩低空盤旋時,“見到機場上黑壓壓的人群,紅旗招展,此時見機長(按:張瑞靄)走到周恩來身邊說了些什麽,飛機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飛去”。周的衛士高振普回憶,(起飛約40多分鍾,約在信陽空境)機長報告武漢市已經貼出歡迎標語,而王家墩機場跑道停有滿載“紅衛兵”的卡車,無法著陸,隻好改降“備用”的山坡機場。到達山坡後,周首先要通劉豐電話問訊情況,劉後從王家墩趕來,商量進城辦法;後飛還王家墩,天黑後由空司作戰科長帶路進城。

  據當時在山坡機場7333部隊同誌的追憶:周到達第一句話就問“你們這兒有電話嗎”?說“中央很關心武漢情況,要去武漢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在候機室,周電話詢問軍區和賓館:“謝副總理、王力在那裏?他們現在安全怎樣了”?〔42〕張佐良醫生說天黑以後,“周恩來換上便服,戴上墨鏡”,趕去東湖;據多人回憶,周是在王家墩機場通知飛機可以降落後,下令全體登機,才在王家墩降落,待天黑後乘吉普車到武昌的(周居然采用了白區工作的方法,可見當時也做了多種準備)。晚上,張根成見到周恩來戴黑眼鏡穿軍裝進入百花一號,立即與楊、謝、李、汪、餘商量確定安全轉移毛澤東的辦法,旋即去毛處,勸毛轉移。毛澤東同意了當晚乘專機去上海。武空警衛部隊、空15軍著名的黃繼光英雄連(上甘嶺特功八連,由3營的杜教導員率領)和部分在東湖的8341部隊指戰員,直接承擔了當晚護送毛澤東去漢口機場的任務。武空副司令員劉豐、軍區孔慶德副司令具體指揮和配合了轉移行動。

  下半夜周從主席處回來,並帶回原駐在梅嶺的一個小分隊8341指戰員,加強百花一號院的警戒(當時北京來人已全部集中在一號),可見已經將毛送離東湖(周從北京帶來的兩個中隊8341留在漢口機場專線備用)。而且空降兵第15軍第44師、45師的兩個團業已趕來武漢執行警備任務。半夜後,總理從主席處回來,吃過飯躺下睡了。不久周起來,問張根成那裏有安靜點的電話可以用,要找孔慶德副司令;張答在樓下有電話,帶周找到電話。周接通孔,問“到了沒有”,孔答“早就到了”,周生氣說:“我跟你交代什麽啊!為什麽不告訴我!我這個人這時到這裏幹什麽來了”!孔作解釋,與周匯報軍區安排。周說“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電話,一拍手(周輕鬆愉快時的習慣動作)說“到了就好了,睡覺”!劉、孔保證落實了中央安排,周落實了在武漢軍區和空軍的保護下轉移毛澤東的措施,而且,空軍政委餘立金及秘書也落實了“空中走”的方案與工具,周恩來一陣輕鬆,拍手稱好,這樣周才真正安心睡了(19日淩晨他回到北京以來,兩天兩夜一直沒有時間真正休息一下)。周恩來20日再次赴漢的主要任務之一完成了。(《東湖風雲錄》,P250)

  另按專機機長王進忠回憶,在20日下午5點後,載滿8341軍人的專機隨總理專機在山坡機場降落,周恩來親自命令“你們就在飛機下麵休息,等候待命,隨時準備起飛”;“晚飯已經通知送到飛機上來”。到天黑後,專機再飛到王家墩機場著陸,見到從雲南飛回的潘景寅的232號專機,很快,潘和餘立金的秘書到了機場,秘書傳達餘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按此回憶,由於究竟是天上走還是從地上離開方案未最後敲定,所以空軍專機始終處於緊急待命狀態,不過毛澤東可能使用的專機已由餘立金初選確定。而最關鍵的問題是,周恩來一到武漢,就地指揮了一係列重大決策並具體組織落實。這點今天鮮為一些回憶所披露。(《東湖風雲錄》,P252-255)

  送走毛澤東後,周親自組織平息武漢事端,組織找回被“百萬雄師”揪走又失蹤的王力;對照多種記述,全過程即由李作鵬、餘立金出麵與在漢海、空軍單位做工作,穩定局勢,安排保護和轉移毛澤東;總理親自與陳再道談話,要求他配合處理問題,找到王力,陳仍表示無能為力(當時“百萬雄師”不聽、8201不聽,8199也不聽陳司令指揮);周又通過武漢軍區其他領導(孔、葉)做工作,孔表示已經救出王力,但天黑後卻不見了蹤影,周幾乎是怒吼地說:“不行!你們設法把他找回來”。〔43〕周恩來到武漢後三次要求軍區設法找人。到21日黎明前,仍無王力消息;早上,他焦急地命令劉豐親自去找到王力。對周恩來而言,現在並不單單是王力個人安危,而是涉及中共中央整體的權威性。

  在總理和三軍領導的指揮下,武漢周圍的空15軍,奉武空的命令緊急調派入城,實施緊急戒備任務。或許到此時,謝富治才終於明白,在14日時,周恩來為何笑他忘了武漢駐軍曾經是他率領過的一部。(顯然,武漢地區的部隊調動,並非北京的林彪指揮的)

  王力自己對這一段的記述也是確實的:“總理趕回武漢……最大的功勞是保護了主席。當時主席的住所(按指梅嶺,不過8341的警衛幹部依然牢牢地控製著梅嶺二號、三號遊泳池和密切警戒周圍的小丘、樹林,衝進來的人群未曾靠近梅嶺一號)附近已有擁擠的人群。……總理親自布置主席由賓館的後門(按:緊靠省博物館)轉移到機場,改乘軍隊的小汽車,用武漢軍區空軍的車號,大卡車在前麵開路。……當時總理為了主席的安全和查找我的下落,廢寢忘食,費了很大的事,每個環節都作了周密的布置”。〔44〕

  最近見另一紀實《政治旋渦中的楊成武》轉抄陳再道的回憶說:總理一到武漢,就叫孔慶德和牛懷龍同誌(獨立師師長)把王力找回來。並讓孔慶德通知“百萬雄師”,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談判,軍隊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飛機,而由於林彪插手,這一計劃未能實現。這一傳聞近年屢見。不過當時盛傳的總理從北京有電話打到武漢,要部隊與“百萬雄師”去人商議解決問題,時間大致是在20日的上午,周在北京得知出事的時候,不是“一到武漢”。20日中午,軍區葉明副政委曾指示8199部隊的張政委向揪鬥王力的“百萬雄師”頭頭傳達總理指示:“每派均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談解決武漢問題”。話剛說完,不料其中一個頭頭把桌子一拍,說“武漢問題,就在武漢解決,毛主席就在武漢”!〔45〕而且文革辦事組的張根成被抓到8201師部,也聽見獨立師有幹部大叫“去北京幹什麽,就在武漢可以談,讓周恩來陳伯達來談”。抵製周的群眾和部隊幹部,當時的對策和認識,完全是一致的。孔慶德口述成書的《一代將星孔慶德》也講:周恩來對他說“你立即通知'百萬雄師’派100名代表赴京談判,軍隊也派出代表和他們乘飛機前往,具體時間,明天再定。讓他們先作好準備”。

  筆者分析,周到武漢的中心緊急任務,就是轉移毛澤東,帶走謝、王一行;即便有重新談判的想法,也不至於“一到武漢”就顧得上。考慮到武漢問題沒有如外地那樣,先前叫各派充分發表意見,所謂“保守派”的意願更未充分表達,有人也提出再找群眾會談,他即便有重新談判解決問題的念頭,甚至在開始設想過請武漢人進京會談,但在到達武漢之後,麵對武漢實際,特別是肇事群眾與部隊,根本不領情,公開抵製周恩來的建議與指示;他權衡解決方案,也不會頂毛、林之意,自己安排組織兩派和軍區去京談判,再煮武漢的這一大鍋已經特別夾生的米飯;所以,到21日,周與武漢軍區,沒有再定此事。

  《微行》披露,21日,武漢消息匯報到上海,說周“準備召集武漢軍區負責人及群眾代表談話,爭取穩定局勢”,但毛澤東不同意,“還是早點離開好”。況且,在7月20-21日,任何中央領導,在會上設想種種方案均可以,但不會在集體研究之外,忙亂裏個人公開出首,再出此策;22日深夜周主持研究召陳、鍾一幹人到京,並親自起草中央電報,電文還專門提到了“中央考慮到“百萬雄師”派代表來京事,一時不易談成,而武漢局麵又急需穩定,擬先約…”就是一個後話。當時毛、周、林頻頻聯絡商議,中央反複和慎重研究對策,不是一個林彪就可以個人決定的。陳再道之說事出有因,的確有周邀人進京之說,但僅僅是一些開始的主觀設想,並非中央認可的萬全之計;周恩來回到武漢,中央統一的決策意見勢必已逐漸形成。以上說法,是林彪死亡以後,才普遍傳開和反複強化的說法,似乎是一個林彪破壞了周的正確決策。這難以是真實的和主要的曆史,也把問題過於概念化與簡單化了。

  另一個旁證是20日當晚,市抓革命促生產委員會〔46〕的副主任紀輝召集會議,擬出一個行動綱領:“一要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們就取得了主動,就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候,由'百萬雄師’出麵,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軍區不能出麵,他們不方便”。〔47〕當天,“百萬雄師”主要負責人在忙亂中正布置全麵奪權,形成既成事實,再講其他的,主意也是非常確定的,他們並無進京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傾向和要求。武漢事鬧開以後,在1967年群情激憤,左傾思潮抬頭的大勢下,邀請“百萬雄師”的人進京議事難以實現。不論軍區領導與周恩來的設想如何好,當時實際上不具備在京心平氣和談問題的任何條件。

  後來,聽劉豐匯報王力已經在8199部隊找到,周恩來心裏一塊石頭落地。當事人回憶,當時周恩來高興地拍著手笑著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於是,周決定中央代表團立即返京,策劃了一行人著空軍軍服,在空軍部隊掩護下,半夜去山坡機場。恩來不辱使命,行前一陣輕鬆;他同北京全體來員在百花一號一塊吃了晚飯,又讓北航井岡山、吳介之同學陪著他去湖邊散散步(一號就在湖邊)。他們一老二少在湖邊談了半個小時,為證實此事的真偽,筆者專訪了後被胡耀邦特許上研究生、今日已是一個企業老總的井岡山,他至今還記住的,是總理談武漢事件的一段話:“武漢發生的事,是我們的家醜,回去要保密,不要亂說,一切聽中央的口徑。”又說,“出了這麽大的事,我是有責任的。王力同誌和謝副總理代表中央嘛,他們的講話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萬雄師’是對著中央來的。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48〕這就是周當時對事件嚴重性的認識。周恩來在事後的沉重和難受,不需我們再妄自猜想和闡發了,隻希望一切當事人和後來的研究者,都尊重業已辭世的周恩來,體諒他複雜的感情、尊重他的人格,尊重曆史。

  按說,周恩來對於當時受到中央壓製的所謂保守勢力的強力抵製與反彈,早在內蒙問題處理進行過程中已經有所體驗。7月4日他在接見河南問題會談軍隊幹部時就談到:“現在就是解決那個省的問題,那個省的壞人,保字號頭頭,少數人帶領群眾起來都到這裏來,內蒙搞過。四川搞過,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線都斷了。東北那邊向你們學習,馬上成立三個小組,顯示你們的力量,說服嗎!不回去,……我要對你們負責,你們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訴軍委了,抓幾個頭頭。總有人在後麵挑動,壓中央,內蒙開始地方上動員,八九千人到京說服回去了。又煽動軍隊來。最後幾個軍隊的壞頭頭,已暴露出來了”。5月下旬,內蒙軍區有幹部和戰士,抵製中央對問題處理的意見,組織人員到京請願、鬧事,在政協禮堂起哄,毆打軍區政委吳濤(在呼市還扣押、毆打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鼓噪要走。周恩來曾生氣地出現在主席台上,厲聲說“把所有的門都打開,誰走就讓他走”!〔49〕製止事端,並下令逮捕肇事者,與軍委領導商量處理內蒙軍區問題。他對抵製中央推進文革的思潮和極端行為不是沒有感觸與準備,但沒有估計到武漢事態竟會惡化到這一步,甚至當著毛、周的麵!

  按總理的親自部署,7月22日淩晨3點鍾,李作鵬、王力、劉豐乘車從武空司令部到山坡機場。不久,周總理、謝富治一行,也在空15軍王銀富科長帶領與特功八連護送下趕到機場。連胡子都未刮的周恩來上樓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裏”?趕到屋裏,總理緊緊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親了又親,激動地說“支持王力同誌,支持王力同誌”!(王力回憶,周還流下眼淚)空軍幹部聽說總理已經幾天沒有進餐和洗腳了,十分心疼,幹部和飛行員、醫生護士忙著打水送飯。很快,周恩來又出去接見了護送兩支車隊的空軍指戰員。(《東湖風雲錄》,P267)是這些戰士,打著“百萬雄師”的大旗,喊著“百萬雄師必勝!”的口號直奔機場。大卡車上貼著大標語: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因而一路上“百萬雄師”的武裝人員掌聲不斷,欣然放行。周、謝和北京來人一行順利到達山坡機場。

  應該說,對於王力,當時周是一片真情的,一個是出於危難之中的同誌情誼,另一個,也是痛心武漢問題的解決未料到出現如此曲折磨難。周對王力的認識,到8月上旬未曾發生重大變化,他們回京以後,鄧穎超攜主席塑像去釣魚台看王力,江青不快,說“統一戰線統到中央文革來了”!也非偶然。

  淩晨5點,專機從山坡機場飛到王家墩機場。在機場,周恩來召集李作鵬、軍區孔、葉、空軍劉豐,等負責人開會,要孔慶德中將(軍區黨委常委)暫時主持武漢軍區工作。並囑轉告陳、鍾要迅速表態,爭取主動,這樣才好講話(周有心要讓陳、鍾下台階;陳再道回憶說周沒有責備軍區)。又交待武漢空軍仍為雙重領導,要聽軍區的話,不能隨意表態。周親自部署和調動部隊,穩定武漢局勢。於是武空命令空15軍機關帶直屬隊和第44師趕赴武漢執行三支兩軍任務;決定馬上派空降兵進駐水院、武測、華工、湖大、武大等學校和武鋼,當晚,部隊就進入了幾個預定位置。幾天後,人們才知道周恩來親自在武漢各要害部位部署了支左部隊。下午兩點多,周、謝、王、李等分頭登機回京。不過,周叫謝、王先走,說“我要把陳再道叫來,把抓走的兩個記者放了就走”(《東湖風雲錄》,P267-269)。原來,被拉走的《解放軍報》、《紅旗》雜誌駐漢記者還未找到;周恩來臨回京前仍惦記著這件事。作為參考的是,20日周恩來臨赴武漢前夕,在京親命5名記者趕赴武漢調查事件情況,郭某與張某於21日深入水院和武大調查,並向北京緊急反映了造反派的處境與要求〔50〕。周與謝、王回到北京,中央廣播消息以後,武漢和河南的形勢依然十分緊急和複雜,25日淩晨,周恩來還命令駐紮開封的7249部隊(空15軍的43師)靳師長:“你們堅決保護左派,把東大寺周圍保護起來,絕不能讓'八•二四’受損失”。他的秘書,也正在鄭州群眾之中。而且,由於24深夜日大批“百萬雄師”圍攻體育學院、測繪學院,空15軍部隊立即前往製止,周恩來於次日11時再電製止“百萬雄師”孤注一擲,“百萬雄師”才撤走了。

  8199部隊按當時的統一部署,加強軍區和其他要地的警戒,配合了空15軍在武漢市的換防與支左軍事行動,其政委張昭劍回憶:在23日,軍區副政委葉明將張找去交待任務時,拿出筆記本,把周總理對29師說的話念了一遍:“張昭劍旗幟鮮明,立場堅定,29師這個班子好,但部隊不行,也上了街”〔51〕(按:指部分29師的戰士,也參加了上街造反的行動)

  肇事的8201部隊,則在武漢軍區的調動下,於中央對武漢問題公開表態以後,陸續地也是井然有序地將城防、支左工作,轉交給入城的空15軍部隊。

  從陳再道的回憶《武漢“七二零事件”始末》看出,他到了22日早上,想請示總理還有什麽事情要辦,賓館裏周住處負責接待同誌才告訴他,毛主席已經走了,總理也離開了東湖。的確,幾天來被事態弄得暈頭轉向的司令員,對毛澤東的行止,對周恩來再回武漢來的活動和整個情況的變化,遠遠不如其他軍區的副職領導清楚了。

五、回到北京與後續的風波

  7月22日下午5點左右,周返西苑機場,先下飛機,參加了歡迎謝、王(報道中還有餘立金)的隊伍和儀式,謝、王受到隆重歡迎。當年新華社的新聞照片和新聞電影裏,周恩來在機場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手挽手的鏡頭,給世人留下深刻的記憶。晚上,他參加了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會議。次日淩晨,周再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研究以中央名義召陳、鍾,獨立師師長、政委和市人武部政委進京。周恩來並代中共中央,親自起草電文:“武漢軍區黨委並武漢軍區空司黨委:周、謝、王、李四同誌回京後麵報一切。中央考慮到'百萬雄師’派代表來京事,一時不易談成,而武漢局麵又急需穩定,擬先約軍區和有關方麵同誌來京一商,請陳再道、鍾漢華、傅傳作、劉豐、吳世安、周誌剛、趙蘭田、溫錫、張緒、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誌於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來京。中央已令空軍派機往接,何時動身,望告”。可見,他回到北京立即參加和主持了事件的善後處理。中共中央調陳、鍾等武漢地區軍事領導人赴京,是毛、林、周相商一致的。

  據《王力反思錄》(1011、1027頁)回憶:社論從這時候就開始提“軍內一小撮”,這把火是林彪點的。他說:過去有三個大軍區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後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布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達布置。最令人感動的是:在批鬥我的會上,總理說:我們也有責任。江青和林彪卻不認賬。”王力的認識可作一個參考。問題是,“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並非始於武漢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確定了這一點;也不能單純認為“七•二零事件”後的火是林彪一人點的,社論的提法他就難於負具體責任,很快,王力、關鋒和具體執筆的林傑,就為武漢事件後兩報一刊連篇累牘的宣傳攻勢的文章和提法——王力還為在中央給武漢市的信中加上了“和軍內”的詞句付出了政治生命的代價,文革小組的激進文人們,至今也沒有脫掉幹係。問題是,在1967年的七下八上短短的半個月裏,從毛澤東到當時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認可了這個提法,多數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也視為正常。誠然,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問題。

  回到北京後,連日來周恩來與毛澤東頻頻聯係,也連續到林彪處開會,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和中央常委擴大會,商討有關武漢問題事宜,落實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對事件本身定性,討論毛澤東起草的給武漢軍區黨委的複電,召集起草《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這些,楊成武的係列回憶和《周恩來年譜》也有所披露,此處不再一一贅述。但是,從已經披露的史實和當年留存下來的中央首長講話來看,周恩來回到北京,已從“7.20”前後極度緊張和亢奮中轉過神來,他對於武漢問題的提法轉而比較低調。在全國群眾處於高度興奮狀態,以為文革進入新的曆史階段時,是否他已經在反思許多重大問題?

  25日下午,天安門廣場百萬人集會,歡迎謝、王回京,支持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林、周,中央文革、軍委辦公室成員出席。周恩來沒有留下什麽話語。當日,總理接見河南軍隊幹部(武漢問題直接影響到河南),談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響到武漢工總,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四點、八點都是我講的,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誌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這不是簡單的事件……”。26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討論“7.20”事件,參加會議的同誌至今還記得,周恩來指出該事件是一個“叛逆行為”,陳再道和鍾漢華聽到總理嚴詞,幾乎當場癱倒在地。但周的整個講話還是平和的,並且批評了軍委看守小組吳法憲批鬥陳的粗暴言行。會後周恩來到林彪處開會。

  武漢事件發生不久,中央文革辦事組緊急通知“北航紅旗”將原湖北省長張體學(在京)“抓”回來查證與徐海東關係(是否與武漢事件有關)。張體學與北航的韓愛晶言談,溝通得十分融洽,韓授意張給毛澤東寫信表態,爭取中央和造反派諒解。7月29日,周要求衛戍區要回北航揪去的張體學等領導;(此前)清華大學學生抄徐向前家,周也指示所有進入人員全部撤走,保證徐及其家屬、工作人員安全、徐家的東西一律不準拿走,已搶走的要全部向清華大學全部追回。30日,將葉劍英關於26日擴大會議的書麵發言,批示印發到參加會議的同誌。後來,又命文革辦事組通知北航退回在徐海東家抄走的物件。31日,請示毛澤東——積極安排受到批判衝擊的老帥參加八一建軍節招待會,親自通知徐向前,布置行車路線。這樣,周恩來及時阻止了因追查“7.20問題”衝擊原四方麵軍老同誌。“八一”晚宴上,韓愛晶把張體學給毛澤東的信送呈周恩來。周對張印象本來就不錯,一直在設法保護和選擇可供湖北“三結合”的革命幹部,很快中央即讓張回到武漢,準備恢複工作。9月19日,毛澤東到達武昌,就與軍區新領導人問起張體學,要求軍區做工作,讓張得到群眾諒解,多解放一些幹部參加“三結合”。

  此外,7月30日清晨,周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我已經派飛機去接你,你立即來北京,3日你去武漢軍區工作”;當日旋接見曾思玉、劉豐,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漢軍區新領導的任命。這個重要活動,不是由林彪親自通知和主持的;至於林彪到8月9日才接見曾、劉並發表重要訓誡,曾、劉後來在武漢一再申明自己是林副主席派來的,則是他們自己的事。不過,林彪發表重要的“八九講話”時,周恩來也和其他中央領導在接見現場,這是一次集體的接見,隻是他沒有和其他人一樣有簡單插話。一些研究認為這個講話暴露了林彪處心積慮整治武漢軍區和借武漢事件造勢,是否符合曆史與科學?

  27日中央繼續召開揭批陳再道會議,周恩來因有事,安排楊成武主持。是日深夜,周第三次接見湖南省軍區負責人和群眾代表,批評造反派參加搶軍火。談到武漢事件時說:他們有個好處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萬雄師”和獨立師都帶有臂章。“百萬雄師”犯了錯誤,它一個群眾組織,可以教育(《周恩來年譜》)。查談話原始記錄,周說:“……我們原來也沒有宣布要取消'湘江風雷’的組織。'百萬雄師’犯了這麽大的錯誤,我們還沒有取消嘛!何況'湘江風雷’呢?”此時旁邊的戚本禹打斷周的話,認為“百”不能與“湘”同日而語,一個保一個造。周才又接一句:“武漢亂,但是'百萬雄師’就是'百萬雄師’,鋼二司就是鋼二司,做壞事就明顯;長沙趕武漢都趕不上……”從《年譜》引文和接見談話記錄看,周對“百萬雄師”有保留的,盡管當時一片喊打,但他的調子不僅沒有比“7.20”前提高,甚至低於他在7月18日的講話。

  不過他對各個地方的“革與保”的派別鬥爭,基本態度還與“7.20”前相同;同時,在“720”前後激化和蔓延的持槍武鬥也引起了他的特別關注。“7.20”的這些後續風波,似乎使他退守底線,在苦鬥和斟酌之中。河南、湘贛和邊疆、沿海的一些事例充分說明這點:

  7月28日,周恩來為製止烏魯木齊市武鬥給新疆軍區發出指示:立即製止烏魯木齊武鬥,由軍隊戒嚴,如果紅二司再死一個人,要拿你們是問!給南梁地區(按:造反派被圍困)送麵粉。當日,周與姚文元接見江西省四方代表,他提到:“現在問題的關鍵在軍區,軍區必須通知軍分區、武裝部,把民兵的槍收起來,武鬥才能停止”。對江西聯絡總站說:“你們這邊偏保,保守一些,還是群眾組織,隻要你們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還可以存在,還可以發展。就是被個別壞頭頭掌握了,也可以離開他。你們偏保,造反精神不旺,對我的話就不滿意,其實過去你們就是受軍區的影響嘛!就是偏保嘛!你們要改過來,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我歡迎,支持你們,但可不要起來打砸搶,如果搞打砸搶就更錯。過去軍區錯誤,就是對軍分區武裝部發槍給農民,動員農民進城搞武鬥,我的看法劉培善同誌,就是策劃,放縱!軍區要負這個責任。你們說對不對”?但是,在江西群眾代表談到武漢“百匪”時,他要求不要這樣說話,共產黨光明磊落,不要罵人。

  在21日,第七次接見河南代表時,康生曾極其失態地罵“百萬雄師”是“白完行屍”;周卻說對於武漢“百萬雄師”,不要叫他們“百匪”:(30日)第八次接見河南代表時,周恩來就提到武漢:“對於武漢'百萬雄師’,不要叫他們'百匪’。他還是一個組織,作為一個群眾組織,還要爭取教育這個組織中的群眾,啟發他們覺悟,揭露他們的壞頭頭。他們的壞頭頭還是依靠他們來揭。比如河造總、十大總部也有這樣的壞頭頭,也要他們組織中的群眾起來揭發,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來,那樣也揪不準。毛主席最近教導我們,犯了嚴重錯誤,幹部和群眾組織的壞頭頭要到群眾中去考驗,一要承認錯誤,二要堅決改正,認真改正,三要得到群眾的諒解。群眾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認錯誤,認真改正錯誤,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要通過群眾來證明。四要給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機報複,要幫助受蒙蔽的群眾提高覺悟,使他們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五不允許壞人鑽空子,破壞我們的社會秩序。如果壞人操縱、工人散了,威脅無產階級專政,威脅革命領導,不怕,那有廣大群眾支持。在武漢證明了這一點,陳再道那樣掌握一個大軍區的兵權,現在他一叛變,最後暴露了,那個地方的問題可以解決的最徹底。'百萬雄師’好象了不起,實際沒有什麽了不起。”還說:“軍區、軍分區、野戰軍給保守組織、支持軍區的保守組織發了槍,名字叫'發給基幹民兵’,他們拿了槍進行武鬥,或者挑動農民進城市進行武鬥。我們反對這樣做……過去放縱群眾鬥群眾,是有人策劃的”。周恩來在兩次對河南的講話裏,都突出了政策問題,要求造反派正確對待群眾,他擔心得到中央全力支持的造反派,並不能理性的掌握正確對待群眾的政策。

  憑借處理武漢事件的東風,新華社在新聞報道中順便點了全國各地一係列造反派的大名,以事件為“試金石”,全國“革與保”兩大陣線頓時涇渭分明。不過,受到中央表彰與支持的造反派群眾並非人人明理、爭氣,“保守派”們自然也不服氣;一些地方的情勢發展,本質上就與武漢一致,中央當時僅僅希望借解決武漢問題以推動周邊,卻嚴重低估了一些地方、軍隊幹部和群眾組織,對解決武漢問題的逆反心理,低估了也可能出現的反彈。從中央的宣傳上,人們似乎看到湖北周邊地區革命造反勢力的高歌猛進,實際上許多地方根本權力與利益的衝突和“革與保”的衝突反而被激化,持不同見解的部隊甚至公開衝突,分別支持不同的群眾組織(乃至發槍),有的地方則是造反組織內部急劇分化,持械武鬥。在這個全民全軍的多方位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的積極參與下,除湖北、河南、湖南和12軍進駐的安徽外,一些省局部形勢頓時失控,全國掀起亂揪“軍內一小撮”和搶槍惡風。江西有的地方和組織,公開抵製中央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認為是“挑動群眾鬥群眾”,以至出現嚴重武鬥和新成立的省革籌認為的“軍事叛亂”。別的不說,就武漢剛剛翻身的三鋼造反派,居然前後出動數萬人次,到湖北專縣乃至全國“武裝支左”,遭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和一些中央領導的臭罵。

  這時候,中央高層業已對群眾亂揪“軍內一小撮”和搶槍產生強烈憂慮,林彪曾寫信給毛澤東,說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奪槍的問題,但毛並不認同。王力回憶說:“林彪在此之前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前麵說形勢很好,後麵主題是奪槍問題很嚴重,必須發布命令禁止奪槍。毛主席的信是針對這點說的,前麵說同意形勢很好,這是套話,但他不同意後麵林彪關於奪槍的話。毛主席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他分析說現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幹部支持右派。他著重分析多麽嚴重!他原來說三依靠,最重要的是依靠部隊,現在說部隊主要領導骨幹支持右派。他說當前文化大革命中心問題是武裝左派……從這封信裏還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的思想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他要建立第二武裝。……毛主席8月4日的信,5日林彪主持會,就要貫徹執行,周總理也參加了。老實說當時大家都朦了。但都得表示擁護,都得這樣作”。(見《王力反思錄》P266-268)後來林彪又主張起草了一個針對廣東嚴禁奪槍的通告,周批給文革碰頭會準備發出,後接受意見(怕與毛的判斷“奪槍問題並不嚴重”相左),叫廣東先試驗一下,而且強調對勞改犯奪槍,部隊可以開槍。(見《王力反思錄》P1013)由於情況認識不一,周恩來要求全軍文革小組將南京、廣州、沈陽三個軍區受到衝擊的詳細情況立即上報,並約三軍負責人和南京、沈陽軍區領導談話。

  8月5日,在天安門紀念《炮打司令部》發表一周年大會上,針對蒯大富和全國許多造反派認為的處於第三次大串聯階段,周恩來明確指出這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同日,他第六次接見江西幾方並談話。次日,周接見湖南群眾代表,嚴肅地批評了亂搶槍亂奪搶是非法的,“解放軍支左犯了錯誤,不等於是黑司令部。對野戰軍部隊這樣不尊重,等於不要領導了。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傾向”。迅速發展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行為,已引起他的密切注意。

  6月以來,江西的武鬥比武漢更加激烈。在7月底和8月上旬,周恩來頻頻接見軍隊幹部和群眾,處理江西問題。當時,一方麵要製止軍分區人武部發槍支“保”,要製止抵製調入支左部隊甚至圍攻毆打部隊,哄搶他們槍支的行為,另方麵,又要勸阻和製止得到中央支持的造反派搶槍反抗和圍攻保守派的行為。本來,周恩來接到江西告急電,在京西賓館主持軍委擴大會,由文革辦事組電告江西製止搶槍;但與會人員剛剛回到釣魚台,毛澤東的批複已經發來,為什麽軍分區可以向保守派發槍,我們不能武裝左派?〔52〕(7月18日,毛澤東談話裏就有“為什麽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8月4日給江青的信也明確表示了這個意思,並在文革碰頭會中傳達)。結果該會議的精神未有真正執行,周恩來也隻有維持武裝左派的總體意見,並寫入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所以,在關鍵的8月上旬,周沒有能夠扭轉他業已警覺的傾向問題。

  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決定》按照中央自7月以來的分析思路,依然批評“江西省軍區及部分軍分區的某些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違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支持了保守派,鎮壓了革命派,並挑動農民進城參加武鬥,切斷交通”。而且在文件的最後,提出:“在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下,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目前首先在南昌、贛州兩地,準備研究實行。革命的群眾武裝,是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衛國家財產、維護革命秩序、製止壞人殺害左派群眾的強大力量。今後,軍分區、人武部,決不準以任何借口把槍支彈藥發給或變相發給保守派;各派都不準以任何借口奪取解放軍槍支、搶劫軍火倉庫和各種軍用物質”。

  同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幹決定》,認為:“湖南省軍區黨委常委《關於支左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檢查報告》對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線錯誤,進行了認真的自我批評,態度是好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軍區打擊“湘江風雷”革命群眾組織,壓製“工聯”等革命造反派的錯誤,軍區黨委常委劉子雲、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誌應負重要責任。除了軍區負責之外,中央文革小組對湖南省軍區二月三日關於“湘江風雷“報告所發的“二•四批示”是錯誤的,……未經調查清楚,何必那樣匆匆忙忙地根據一麵之詞發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負責主要的責任”。文件對軍區犯錯誤等問題的基調,還是與以前一樣;也是借處理武漢問題,解決周邊各省相似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由毛澤東修改的該文件承擔了中央在湖南問題裏要負主要責任。這是周恩來與王力在武漢曾談到的問題,張根成當即電辦事組查文件。

  也就是這一天,中央發出《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強行維護交通秩序。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全國準備分省和軍區辦武裝幹部的學習班。周恩來首先落實辦湖北省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調武漢軍區和鄂、豫省軍區的領導幹部進京學習。當時,毛對王力看法甚佳,還要王承擔辦班組織工作。8月12日,周恩來到京西賓館接見武漢地區軍隊領導,說“你們都是好同誌,請你們到北京來,一是為了你們的安全,二是要你們好好學習,提高覺悟,跟上形勢”。謝富治、吳憲法、王力參加接見並有講話。

  要特別強調的是,11日白天接見首都紅代會學生代表,周恩來有一段很長的話涉及到武漢問題和正確對待解放軍。他說:“事實上證明解放軍是勝任的。不要以為武漢軍隊出了個陳再道,青海出趙永夫,內蒙王逸倫,就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生了懷疑。整個軍隊,就那麽少數幾個人。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保衛者。沒有解放軍,光發動群眾,敵人就要乘虛而人。我們的文化大革命還是前進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還要有力量來維護,當然首先是群眾,而解放軍是最有組織的。解放軍也會犯錯誤。隻要把問題講清楚,趙永夫之流就會象豆腐而已。青海也開槍打過革命派,但是說清楚,就親如一家了。……陳再道也是這樣。武漢事件,我親眼看到。武漢問題的解決是解放軍大力支持的,……獨立師,百萬雄師壞的是一小撮壞頭頭。總司令說,我們的兩個同誌對獨立師隻作了半天工作,他們就聽話了,都照我們計劃辦事,這也說明了這個問題。把王力同誌搞出來了也是解放軍嘛!不錯,解放軍思想有些保守,軍隊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但跟劉鄧那個時期不一樣。一般的講,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大多數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軍區、軍分區、人武部都要一分為二,好的還是多數。現在到處抓陳再道。就象前些時期到處抓譚震林一樣這是不對的。什麽廣州要抓廣州黃再道。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同誌,沈陽軍區司令員都是好同誌,任重道遠,又沒有經驗,這幾年來接觸群眾又比較少,當然有些領導長期脫離群眾,加上傳統觀念,受《黑修養》的影響,容易犯錯誤,但也容易糾正,尤其是野戰軍還不同於軍區,他們不同於軍區,和群眾接觸就更少了。我們的軍隊隻要給任務,去了以後,立刻就改變形勢。但壞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壞人奪了軍隊的槍,搶衣服,甚至抓軍區司令員等,是不行的”。

  “武漢地區問題解決了,提出武裝人民,這是對的,首先要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這是有條件的。例如,武漢的工人,就可以武裝起來。還有江蘇、湖南的。北京的工廠,如果聯合起來了,可以武裝起來,但沒有聯合的單位就不行,(武裝了)就要打'內戰’。可以武裝聯合起來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裝要收回來,農民進城,他們是不願進城的,受了蒙蔽”。

  可以看到,8月11日周的這次關鍵的講話,重點已經在於引導紅衛兵,不要到處抓陳再道,搞亂軍隊和形勢。基調是穩定秩序穩定形勢,要首都紅衛兵帶頭。從目前可以看到的公開講話記錄看,基調在11日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而且在這次會議上,文革小組的陳伯達也宣布:被壞人操縱利用的“5•16兵團”是反革命組織,它把矛頭對準總理實質是對準中央,對總理也(就是)對中央,要把它打倒。裏麵的群眾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這樣的錯誤,(這)是以“極左”手法欺騙群眾,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現在階級敵人歪曲“文攻武衛”的口號到處挑起武鬥,要反對。看來,周恩來與文革小組業已取得了一致,文革運動首次公開提出反對“極左”的反革命秘密組織的問題。

  8月12日晚,周恩來接見江西四方代表發表講話,“首先,劉培善同誌對江西省軍區所犯的錯誤要負責任,要檢討,他作書麵檢討,…明天和以後也不要在北京開什麽大會,把某些同誌揪去進行鬥爭,因為中央已經作出決定,這是最高指示,希望你們按十六條辦事,按照最高指示辦事”。這裏,周再次強調了政策與紀律(也吸取了批鬥陳再道的教訓)。周提到“原來中央決定把(撫州)這個獨立營調上饒整訓,然後調去一個獨立營,但是這個獨立營拒絕調動,這是已經違背毛主席黨中央的決定,不僅如此,……如果他們違抗命令,軍分區政委都在家,要他們負絕對責任,如果他們對抗中央、中央軍委,那他們就要走陳再道的路。撫州部隊我相信絕大多數是擁護中央的。我們相信,軍分區廣大指戰員,包括人武部,還是一分為二的,多數還是好的”。江西問題的處理,直接受湖北武漢的影響,而且周還提到陳再道的教訓(當事雙方也都看著陳的教訓)。但他肯定了地方部隊、人武部的大多數。

  到中旬,毛澤東對《紅旗》雜誌八一社論的提法,對中央7月27日給武漢市軍民的公開信提及“軍內一小撮”不滿,對林彪送審的發全軍文件提及“揪軍內一小撮”不滿,但具體時間和批示,至今未正式公開,王力回憶說是8月12日,“主席的指示傳到北京,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53〕;別人說法不一,需要考證。〔54〕毛澤東的新精神立即傳回北京,並傳說“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故有文革小組追查給武漢軍民的公開信原文修改和付印時出現“軍內一小撮”的事件。據說原來毛審閱稿無此語句,是王力在付印前加的;王力自己也記不起來了,還和關鋒到辦事組大發脾氣;工作人員從中辦調來原件,正是王力所加,才說“搞清楚了就行,不要大驚小怪的!”盡管這個提法本身並不新鮮,但釣魚台得知毛澤東的不滿,精神已經十分緊張;康生與陳伯達忙於洗刷自己,拋出王、關。江青還專門考問秘書閻長貴,要他看“社論有什麽問題”。

  這時候,周對於各地搶槍風和軍隊搞“四大”極度不滿,一再表示出來:

  16日,周恩來對浙江省軍區發出電話指示,指出“浙江現在有敵情,你們都知道嘛!敵情第一!浙江的沿海蔣介石很可能搞亂子,你們要提高警惕”。“省軍區直屬機關搞四大。司、政、後直屬學校可以搞四大,文工團也可以搞。軍隊不能搞四大,軍委早規定了,軍以下部隊進行正麵教育,可以用發揚民主的方式提出批評,不能用四大的形式”。“部隊搞正麵教育,獨立師、獨立營不能例外,部隊不能搞四大。但是,他們有權批評省軍區領導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可以送大字報、小字報,可以進行討論。部隊是一個戰鬥組織,不能成立戰鬥小組,部隊不能亂,部隊一亂,就不能作戰了”。“對二十多縣來的造反派要動員他們回本縣鬧革命,通過軍分區、人武部支持他們,使各地方軍分區、人武部的態度明朗起來……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軍區來來往往,軍隊不要串聯,有意見可以送大字報,你們可以同造反派講清楚,讓省軍區關起門來搞四大,不要把秩序搞亂了,部隊秩序亂了對敵人有利。杭州灣、浙江沿海敵人很容易鑽空子,你們也可以設想設想”。

  到21日,周恩來就廈門某海軍基地十艘軍艦武器被搶一事指示陳伯達:“請伯達同誌以中央文革或周恩來、陳伯達等人的名義宣布:不準奪炮艦的武器,在敵人麵前奪野戰部隊的武器是錯誤的。如勸告不聽,繼續再奪,即宣布為反革命”。他對日益嚴重的搶槍爭奪武器,已經極其不滿,對群眾組織的批評口吻已經非常嚴厲。

  同處於邊防前線的廣東,搶槍與武鬥嚴重。在14日,周就廣州治安和衝擊機場、搶民兵槍支問題,批評群眾,要有敵情觀念。到22日淩晨,更因搶奪軍備和援越軍用物質問題,接見廣州兩派代表說:簡直沒有敵情觀念,是無知。特別重要的是,周恩來慎重其事地指出:“不要再提'軍內一小撮’。'軍內一小撮’是在七月二十日事件後宣傳機關提錯了的”。當晚,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事件,周恩來於23日淩晨緊急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代表,對火燒事件和外交部奪權,提出極為嚴厲的批評,“你們目無中央,是無政府主義。” 並針鋒相對地說:“你不要從王力同誌講話裏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在北京出現的文革危機,使周恩來多日來對全國出現危機的憂慮和憤慨,聚集形成了整體的認識:運動要觸礁了!所以對外事口群眾又說:“'7.20事件’以後這個浪潮不正常,對形勢的根本估計都不對。什麽'全國處於反革命複辟的前夕’、'武裝奪取政權’,完全不對”。

  可見,到8月中下旬之際,周恩來已經對中央處理“7.20事件”後引發的負麵問題和後續全國形勢變異,形成了係統的相反意見,並向群眾公開表述了自己的意見。

  不過他對造反派群眾依然熱忱如前,依然維持著毛澤東要武裝左派的意向,將領導負的責任、運動中的錯誤傾向和群眾本身區別開。如:24日周恩來接見廣州造反派和解放軍報記者,仍然提出:廣州工人造反派要以“紅旗工人”、“工聯”、“八一戰鬥兵團”,“廣州工人”為核心首先聯合起來。……工人造反派聯合起來後,馬上武裝工人,可以武裝2—3萬人,雙方簽訂的四項協議是靠不住的”。指出“孤立分化瓦解“地總”、“春雷”、“(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工交紅旗”、“紅旗工人赤衛隊”可以爭取”。同日,周恩來戚本禹接見廣西雙方代表,一開始就談到:很久不見你們了,兩個月了,最近很忙。你們“聯指”怎麽越搞越不象話,又去進攻人家,越走越遠了。你們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全部武裝他們(“4.22”),看你們怎麽辦?!“4.22”的同誌,文革給你們的電話知道了嗎?(要上交援越抗美軍事物資)你們比較聽話,辦得比較快。還有一部分沒有收回是不是?!

  周恩來在7月22日回到北京之後的七(月)下八(月)上,沒有像其他人那樣,處處提到批判陳再道、“百萬雄師”,更沒有說過頭的氣話,涉及武漢問題的基調是較低的。麵對“揪軍內一小撮”狂潮,搶槍成風,以及北京運動中外事口的嚴重問題,他非常憂慮和氣憤,他正在冷靜地觀察和抵製走向狂熱的運動。同時,他在涉及外地一些問題解決和突發問題方麵,基本認識和態度依然與“7.20”以前是一致的。武漢事件的善後工作,一直在他的主持下進行,諸如組織對陳再道等的內部批判和認真保護,落實毛澤東對解決問題的一係列指示,主持起草、簽發有關中央複函、文件,調配和組織新的軍區領導班子、指導武漢運動進展、組織軍隊幹部學習。而且這些活動都與在上海的毛澤東保持了密切的聯係和高度統一,維護著毛澤東的意見和威望。

  對於武漢革命群眾,他始終保持了一個幫助、愛護的積極態度。要求他們在中央和全國的支持下,不要頭腦膨脹,要掌握政策,團結群眾,發展大好形勢。他對群眾造反派中一些代表人物的情感是真誠和原則的,這一基本傾向,在10月份陪同阿爾巴尼亞的謝胡到武漢時,多次與群眾代表親切懇談,也一再表現出來。

六、總理兩次接見武漢群眾

  在8月,他兩次接見武漢群眾代表。一次是8月9日,周恩來與其他中央領導接見武漢造反派代表,宣講形勢和政策;曾思玉、劉豐,15軍正副軍長,29師政委,空軍,北京、沈陽、廣州、福建軍區主要負責同誌,吳法憲、鄭維山、陳錫聯、黃永勝等參加。

  武漢造反派和武漢軍區根據講話起草了一個較為平和與積極的紀要,回漢向群眾公布: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非常關心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報刊就武漢問題發表的社論比那一個省都多。毛主席抓住了武漢這個典型的例子,把壞事變成頂好頂好的事情,武漢出了反革命叛亂,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漢軍區和專政機構的問題都是在這場大風暴中徹底解決了。毛主席、黨中央,對武漢這樣關懷,應該走在全國的前麵,搞得更好、更好。

……

二、武漢的右派勢力還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團結起來,聯合起來。三鋼、三新一定要加強團結,武漢對長江兩岸,對全國影響都很大。大家都是從白色恐怖中殺出來的,過去並肩戰鬥,共過患難。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千萬不可打內戰。彼此多看對方的長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評。中央首長一再指出,不要因為內戰辜負了毛主席和全國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遠,看到全省,還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你們要對武漢負責,對湖北一共三千二百萬人負責。國際上如援越抗美,武漢鐵路不通,物資就過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萬人浴血抗戰對付一個美帝國主義,如果你們三千萬人打起內戰來,跟人家比一比!

  “二•八聲明”的大方向是對的。一•二六奪權雖然沒有成功,但是一個革命的奪權演習,大方向是對的。……陳再道抓住這個聲明的非本質的方麵,作為鎮壓革命的一個主要依據,“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對待“二?八聲明”的反革命行為的繼續。一邊是革命,一邊是反革命、鎮壓革命,在這樣的問題上,應當立場鮮明,支持革命的。……

  革命派一定要實行大聯合。至於走什麽道路的問題,我們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應當是毛澤東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沒有第二條道路,北京、上海隻是一種方式。武漢有武漢自己的特點嘛!應當創造自己的經驗,回去後,先搞個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把文化革命領導起來。在武鋼,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鋼樹九•一三,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國人民的利益。當然,九•一三也要團結聯合其他革命組織,不要歧視人家。中央對武漢造反派的組織不能個個都點名,點名隻能是一些出名的組織,不能說未點名就不是造反派組織。搞大聯合必須以左派為核心。

三、“抓革命,促生產”是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中央非常關心武漢的生產問題。“百萬雄師”怠工,我們造反派要頂起來。一月革命中,上海在抓生產上做出了榜樣,大批學生到碼頭上去。你們現在要動員軍隊、工人、學生去疏通航道碼頭。現在是收割季節,還應動員學生到郊區去幫助收割,向貧下中農學習,學習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鐵道運輸部門必須把生產抓好,這不僅是關係到武漢,而且是關係到支援世界革命的問題。

……

四、革命派一定要響應毛主席“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高舉擁軍的旗幟。陳再道、鍾漢華,不能代表解放軍,他們是劉、鄧司令部的人,是解放軍的敗類。他們的爪牙還是有的,但要相信解放軍指戰員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舉世無雙的人民子弟兵。沒有解放軍作堅強的後盾,決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這麽徹底。美帝、蘇修為什麽不敢動,就是由於我們有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廣大指戰員和你們共過患難,你們要做擁軍的模範。對毛主席、林副主席親自選擇派出和任命的曾司令員、劉政委,你們要信任他們,大力支持他們,要注意維護他們的威信。我們已決定武漢原軍區黨委改組,由新班子來領導。……軍隊裏邊自己搞整風,他們會揭發出壞蛋來的。有錯誤你們可以揭發,但不要去衝擊。

  武漢出了個陳再道,這畢竟是少數個別的,不要全國到處都抓陳再道。現在有股風,到處都在揪軍內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軍內一小撮,沒有調查研究就到處揪,到處揪陳再道,這是由武漢這個事件引起的,這是不對的,一定要真擁軍,即使解放軍負責同誌一時支持錯了,說了錯話,做了錯事,但隻要改正了,你們就要擁護。對他們的缺點要熱情幫助。我們解放軍有個非常好的優點,就是一旦知道錯了,就立即改過來。三支兩軍工作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示的,你們要堅決支持。亂奪槍也是不對的,不能形成奪槍風。槍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我們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武漢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裝力量,由左派來掌握,把槍支發給左派。首先是武裝工人,學校裏應該搞軍訓。但要強調指出,人民武裝是解放軍的後備力量,它應由解放軍來領導來指揮,首先要搞好大聯合,然後才能武裝起來。不聯合就不發槍。

五、中央對武漢軍區、人民武裝部,都是徹底解決的方針。武漢的“七•二零”事件是個分水嶺。它檢驗了一切組織,一切人的政治態度。三司垮台了,這表明是沒有中間道路可走的。因為是徹底解決,所以武漢的革命三結合的條件比別的地方要好……

  公檢法要一分為二,有人想造反,但是思想、工作方法還是舊的,好抓人,好抓小辮子。公檢法的最大的任務是保護革命派嘛!想造反的也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改造舊的一套。……

六、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要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高舉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終把矛頭對準劉、鄧及其在武漢的代理人。對於“百萬雄師”和“公檢法”中的一小撮壞頭頭及證據確鑿的殺人凶手要實行專政。專政機關不抓,造反派也不要抓,要發動“百萬雄師”中的群眾起來揭,起來抓,這點要千萬記住。專政機關在群眾的要求和協助下,隻抓極少數。對“百萬雄師”必須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充分揭發一小撮壞頭頭的罪惡,對廣大受蒙蔽的群眾要做耐心細致的工作,要幫助,爭取教育他們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一邊來。

七、有的組織提到殺向社會,下廠、下鄉問題,現在武漢問題還未徹底解決,現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漢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話,也要有組織有計劃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組織要團結,要互相配合,不要單槍匹馬地到造反派力量很弱的地方去,下去要與新的武漢軍區聯係。你們學生不要幹涉、操縱工人運動,不要當保姆,要相信工人能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你們要向工人學習,做他們的小學生,要促進他們。工人組織不要包括機關幹部,要實現按係統按部門的大聯合。

  總之,你們回去主要是抓兩個方麵,一個是大團結、大聯合、三結合、大批判,建立籌委會,一個是擁軍。

  8月8日,是周總理命令空軍飛機接武漢群眾代表進京,組織了這次接見。具體到這種小事,周亦躬親,可見這次接見在周恩來武漢運籌中的位置。但是文革以後一些回憶(特別是陳再道的回憶)與某些描述,談到這次講話是中央文革小組搞的,是搞亂武漢的。據參加該次接見的群眾和部隊的人回憶,此紀要稿主要是按周恩來講的原則乃至原話寫成的。陳再道的回憶則認為,是陳伯達、康生等接見了造反派,講話,而紀要居然是“這些'中央首長’”的講話內容。目前沒有聽到這次接見談話的現場錄音,所以兩種矛盾的看法,有待進一步弄清。不過陳畢竟不是當事人,並未參加此次接見,他頗帶個人情緒的回憶與認識能否作為信史之佐證?需要一切熱心曆史研究的朋友有個估計。曆史地看,以上談話精神的基調是保護軍隊,要求團結多數、大聯合,要穩定的。

  周的另一次接見是8月26日,從23時到次日零點多,周恩來、謝富治、王力接見武漢造反派在京代表(僅是幾個聯絡人員,非造反派頭頭),強調不能把形勢搞亂,要支持軍區領導,要團結,武裝左派,但不能亂搶,不要全國亂跑出壞主意,要正確對待“百萬雄師”的問題,做政治工作。其實,當天中午楊成武從上海回來,轉告毛澤東的指示;周先去林彪處麵商,後又召集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顧問康生開會。之後,才來到接見群眾現場。神色凝重的周到場,謝、王已經對群眾說了半個多小時。當時記錄如下:

總理:現在搞出來了一個“新武漢”,知道吧?這是個新問題。王力:三鋼的同誌剛才說他們不同意。謝:搞得不對,聽說三新支持的。這麽搞,三新的威信就會降低的。總理:這是一點。還有一個奪槍的問題。武裝問題不能亂搶。武裝左派嘛,我們說了嘛,為什麽又要搶呢?王力:隨便搶槍,你們自己又不能掌握了,壞人也可能去搶。難道內部沒有壞人嗎?自己的敵人往往被派別鬥爭掩蓋了。謝:要顧全大局,全國都在支持武漢,你們把武漢搞糟了,就辜負了毛主席。王力:總理提了兩個問題,“新武漢”,奪槍。剛才還說了一個不要到全國串連的問題。總理:今天主席又說,出去自己以為出好主意,其實出壞主意。出去也許主觀願望是好的,但往往幫了倒忙。武漢很多事要做的,不要到外頭亂跑。王力: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於百萬雄師的問題。總理:聽說現在武漢出現了對百萬雄師的頭頭掛黑牌的現象。上次對你們代表講過的,第一政府不抓;第二左派也不抓,讓他們自己組織和群眾處理。這個法子是最好的。前些時,百萬雄師就有人反映又不抓,又不鬥,這個辦法最厲害。王力:這並沒有解決問題。兩個辦法比一比,你們說那一個厲害?他們不怕你帶黑牌子、遊街,就怕你搞政治工作,就怕你們不脫離群眾。……下麵組織發生了問題,要及時解決和教育。聽說二司有很多人到沈陽去了解曾思玉同誌的情況,還搞絕食。總理:二司代表去了多少人?沈陽代表對我說,在那裏搞得很亂。王力:我們打電話去有三條:一是都回去,二是矛頭對準沈陽軍區是不對的,三是調查曾思玉同誌是不對的。曾司令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選派去的。謝:應該好好搞大聯合。

  (要開會了,首長與代表,——握手)

  總理對新華工代表說:你們回去要搞好大團結,大聯合(新華工代表說:我們內部意見爭論很大)。哦!你們內部要搞好團結,你們也是—個比較有影響的組織。過去患難中能夠戰鬥在一起、團結在—起,希望你們勝利後,也能戰鬥在—起,團結在一起。

  這是武漢7月18日在武漢軍區小禮堂麵對軍隊領導同誌的中央“三人物”,最後一次集體接見武漢群眾的談話;“武漢事件”中的英雄王力,因“揪軍內一小撮“宣傳問題處境已經十分艱難,還坦然地與周一起教育武漢群眾。王力當時不知道,謝富治也不知道,群眾代表更不可能知道,周恩來剛剛麵見過林彪,再向中央文革小組的陳、康、江傳達了(楊成武記錄的)毛澤東的指示,即把王力、關鋒抓起來。據楊成武的口述回憶,他在8月25日淩晨記錄了周恩來關於全國16省和自治區運動的看法和處理意見,記錄了周報告外交部運動和火燒英代辦處問題,周擔心連鎖反映(應),“現在一個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一個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楊即去上海,向毛澤東轉交了周的意見和王力“八.七”講話,帶回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參見《微行》)

  7月下旬以來,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一係列指示精神,主持了武漢軍區的改組,批判和保護了在“武漢事件”中犯錯誤的軍隊幹部,指示了武漢地區黨政軍民下階段文革運動的走向,批評了群眾中業已抬頭的無政府主義、極“左”狂潮,警惕和提出武漢事件後出現的極不正常浪潮,繼而端出了“武漢事件”中的英雄——所謂“小爬蟲”的王力,周恩來處理1967年7月武漢“七•二零事件”,可以說已經告一段落。

  這些實際情況,筆者是到今天坐下來讀書、查資料,訪問知情人,才開始去弄清楚的。因為在1967年8月,武漢事件的一些內情,周恩來總理曾經親自處理前後有關問題,的確處於保密狀態;文革以後,關於事件的真相記載和評價傳說,與毛澤東、周恩來在世時,越來越大相徑庭,甚至大多數的文革過來人,幾乎不知道周恩來親自、主導處理1967年武漢“7.20事件”問題的曆史事實,也並不真正理解他在該事件後,在文革進程出現重大轉折時機,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了。輿論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林彪和江青,甚至是王力的身上,這是對於曆史極不嚴肅,對中共的創始人——新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的極不尊重,也極不利於科學地總結和吸取文化革命的深刻教訓。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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