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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問題是農民,農民的問題是饑餓”——費孝通的傳奇人生(組圖)

(2009-02-27 14:53:30) 下一個


  逝者如斯,而未嚐往也,生命、勞動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衝洗了,2005年4月24日22時38分,費老結束了他半個世紀無愧於心的考察。

  1981年10月,費孝通回到了江蘇吳縣老家,他已經24年沒有回老家看看了。

  1939年,29歲的費孝通根據對家鄉吳縣下弦弓村的考察,寫下了中國重要的社會學著作《江村經濟》,學界轟動。彼時,費孝通以為,《江村經濟》隻是他畢生工作的一個起點,他想要了解的不隻是這個小村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社會的一小部分,而是誌於更廣闊更複雜的“中國社會”,然後,他經曆了抗戰、內戰。

  1957年,47歲的費孝通再次回到吳縣考察,他對家鄉合作化後的變化感到由衷的高興,同時,費孝通在《再訪江村》裏,對農村的副業發展提出了一些建議。回北京後不久,費孝通被錯劃成右派,飽受磨難。此後的二十多年裏,費孝通沒有進行任何研究。

  再次回到吳縣,他已經是71歲的老人。費孝通當年采訪過的人,那時也和他一樣,已經是兩鬢花白。這次,通過實地考察,費孝通發現鄉鎮企業是農村發展的關鍵……

  費孝通一生誌在富民,致力於用社會學的知識去改變中國農村的貧困落後狀況。如今,費先生辭世之日,24年過去了,我們回頭去看時,會發現,三次吳縣考察,正折射出這位世紀老人與中國以及中國鄉村近一個世紀休戚與共的關係。

  費孝通先生有很多頭銜,比如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社會活動家等等,但他首先是一位社會學家,60多年以後,其作品《鄉土中國》和《江村經濟》已是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必讀之書,而《江村經濟》還是費孝通的母校———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學生的必讀書之一。其影響,形諸於生活領域,就是我們平時常常聽到“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之類的說法。這種針對不同形態的經濟區域進行類型研究的方法,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由費孝通在幾次調查的基礎上,率先提倡運用的。費孝通不是溫州人,但在溫州人眼裏,他對溫州的發展所做的貢獻,無人可比。

  “小商品,大市場”已經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溫州模式的經典概括。1986年2月,費孝通寫了《小商品,大市場》文章,使得溫州人的形象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關注。1994年,費孝通第二次考察溫州,再次發表《家底實創新業》。1998年,費孝通就溫州三次發文《築碼頭闖天下》。三篇文章,影響深遠,溫州人深切感謝這位老社會學家的遠見卓識:“在溫州模式的發展過程中,費孝通憑著他的唯實精神,每次都是通過考察,堅定地站在了捍衛溫州的立場上。

  【傳奇一生】

  在學術領域之外,費孝通的一生也塗抹著許多傳奇色彩。

  養傷寫出《江村經濟》

  1935年負傷回到內地後,費孝通聽從姐姐的勸告,來到吳江縣開弦弓村養傷,利用這段時間,費孝通對開弦弓村(後來在論文中費孝通為該村取了一個學名叫“江村”)進行了中國江南村落小社區的田野調查。到達英國後,費孝通在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指導下完成了題為《江村經濟》的博士論文。

  1939年《江村經濟》在倫敦出版,該書即成為歐洲一些學院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費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

  勇者費孝通

  除了學術研究之外,費孝通還有兩件事可以被記住。第一件事發生於1945年11月 25日晚,費孝通、錢端升、伍啟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聯大的民主草坪一帶參加六千餘人與會的“反內戰講演”。當演講輪到費孝通的時候,槍聲響了。麵對著專製者的殘暴,費孝通沒有退縮,而是發出了比槍聲更為響亮的呼聲:“不但在黑暗中我們要呼籲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籲和平。”

  第二件事發生在次年7月,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後,費孝通麵臨的處境十分危險,在美國領事館的幫助下,費孝通及其家人避到了美國領事館。但是費孝通並沒有因此就放棄了對專製的批判,他在《這是什麽世界》一文中寫到:“一個國家怎能使人人都覺得自己隨時可以被殺!人類全部曆史裏從來就沒有過這種事。我們現在活在什麽樣的世界裏。”

  這是解放前的費孝通。

  被《毛選》點名

  解放前夕,錢偉長和費孝通都在清華大學任副教務長,分管文理科。當提出院係調整時,兩人都主張維持清華大學原來的綜合大學的格局,不同意院係調整隻搞工科方案,可這個意見沒被采納。

  1957年兩人都成了右派,而且都是在《毛澤東選集》中被點了名的人物。據說還是因為毛主席講了話,才最終保留了他們兩人的教授位置。



  生死愛情兩次傳奇

  費孝通的愛情讓人唏噓不已。愛情的開始很普通,費孝通與王同惠在燕京大學社會學係的聚會上相識,在共同感興趣的學問切磋中相知,漸漸產生了感情。 1935年夏,費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舉行了簡樸婚禮。9月,這對新人應當時的廣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瑤山。但是,誰會知道等待著他們的此次學術之行兼蜜月之旅,竟然會有著一個生死離別的結局。

  費孝通誤入瑤人設下的“虎阱”,被木石壓住。王同惠奮不顧身地把石塊逐一移開,但費孝通足部已受重傷,不能站立。王同惠趕緊跑出森林求援,從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發現了費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澗中發現了王同惠的遺體。此時,她與費老結婚才108天。

  在奠定費孝通社會人類學巨擘地位的《江村經濟》一書的卷首,費孝通深情寫道: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8年,費孝通從英國學成回國,任教於雲南大學。1939年,費老在昆明與從印尼回來的孟吟女士結婚。第二年就有了一個女兒。為了紀念前妻,費孝通給女兒起名費宗惠,昵稱“小惠”。

  孟吟不是王同惠那樣的知識分子,但也很有教養,通情達理。費孝通對她有以下描寫: “我的愛人是農村來的,她的父親是村民,但不是真正的農民。我喜歡她是由於她有一些我所缺少的東西。她單純,有‘鄉土氣息’。她不喜歡看電影,但喜歡在屋裏屋外勞動。她殷勤好客。這是在農村養成的性格。”在十年動亂中,孟吟與費孝通同甘苦,共患難,此後相伴終生。

 【從研究家鄉到研究中國】

  重建中國社會學

  陸學藝(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

  費老是中國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還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1979年以後,他對重建中國社會學做出了很多貢獻,他是重建社會學所和社會學協會的元老,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聯係實際,讓社會學中國化,一生以富民作為自己的目標,每年都有幾個月到農村去進行調查研究,帶出了好的學風。他在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的位置上,提出了許多富民的主張,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的社會發展做出了很多貢獻。

  為人民的學術

  何慧麗(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

  我找到費孝通,是通過他對鄉土中國的描述,從曆史的變遷進行客觀調查分析,認為小城鎮包含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發展大問題。他從農村開始到小城鎮,再到區域經濟的研究,再到全國一盤棋的研究,構造了一個完整的體係。另外他非常注重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學以致用,誌在富民。在他80歲生日那天,有人問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是什麽,他說誌在富民。他的學術是為人民服務的學術,他說:“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學術,是有用的知識,學術可以做裝飾品,也可以做食糧的。” 他“反對為研究而研究,為理論而理論,為定量而定量”。

  從研究家鄉開始

  程中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我在南京《江海學刊》任主編的時候,和費老有過文字上的交流。那是他投來的關於小城鎮建設的文章,他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在小城鎮的功能、意義、特點的描述上,我感到他對中國實際問題抓得很緊。他主張發展鄉鎮企業,發展小城鎮,讓農民從農村出來,進入鄉鎮企業工作,小城鎮就像是儲蓄所,農村經濟發展的時候要進城,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就回家。我認為他抓住了中國農村發展的關鍵,他的文章一共發了好幾篇,影響很大。還有,他的文風很好,深入淺出,用的是群眾語言,道理淺顯易懂,講得很透。另外,他對家鄉的研究很投入,每年總是要到江蘇蘇州一代考察,從最熟悉的地方開始研究,研究了老家一輩子,走出了一條如何發展中國的路子。

  影響了一代人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人類學的方法,就像是解剖麻雀,在方法論上是中西結合,他後來雖然擔任了國家領導人,但一直沒有放棄學術活動,他影響了我們四五十歲的這一代人。他對小城鎮的研究,對中國農村的城鎮化改革具有指導意義。

  【費孝通生平】

  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祖籍江蘇吳江,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

  學術研究初期

  1935年,費孝通與王同惠結為伉儷。  

  同年,費孝通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取得該校公費留學資格。出國前偕王同惠赴廣西實地調查,在瑤山迷路失事,王同惠身亡,費孝通受傷。

  1936年秋,費孝通抵英,師從布·馬林諾斯基完成博士學業,根據其在吳江的調查結果寫出論文《江村經濟》。

  第一個學術豐收期

  1938年,費孝通從英國返回,任教於雲南大學,成立社會研究室開展調查工作。

  1939年,與孟吟女士結婚並生下一女。

  1947年,返回北平,在清華任教,出版《生育製度》、《鄉土中國》等著作,並從事學術著作的翻譯工作。

  動蕩的歲月

  1957年,在反右鬥爭中費孝通被錯劃成右派。

  1959年,摘帽後,配合當時中印、中阿、中巴劃界工作。

  1966年起的十年浩劫中,受到反革命集團的迫害,住牛棚、下幹校。

  新的學術生命

  1979年起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著手“重建中國社會學”;

  1981年在英國倫敦接受英國皇家人類學頒發的赫胥黎獎章;

  1982年起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

  1985年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1988年獲聯合國大英百科全書獎。

  1993年日本福岡獲亞洲文化大獎。

  “圈外”作家費孝通

  作家曹聚仁在談到費孝通文章時,說費孝通與紅學家王昆侖、哲學家馮友蘭等社會科學家雖然“都不以文藝作家見稱”,但是他們的文采,卻“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

  費孝通不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但是他卻有不一般的文學成就。其散文隨筆和詩歌盡管是學術耕耘之餘的“副產品”,然而行文樸實優美典雅,靈動多姿,洞察世態人生,是完全可以當作文學作品欣賞的。而高出那些作家的地方,則是費孝通作品視野開闊,思想敏銳,又散發著學者特有的博大精深氣息。

  費孝通從小就有文學天賦,他甚至一度有誌於文學創作。他14歲時即曾在《少年》雜誌上發表作品。自那以後,他勤奮筆耕了一輩子。有人說,在當今學術界,就散文寫作來說,隻有於光遠可與費孝通媲美少年才俊,老來不一定了。

  費孝通是一個活到老,做到老,學到老的人,沒有這個一以貫之的積極人生態度和思維勞作,他的筆也許早早就枯萎了。

  1983年在《江村偶讀》一詩中,費孝通歎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虛度豈可究?夢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萬頃一沙鷗。”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學習、實踐、作文的一個生動寫照。  

  一次他參觀梅蘭芳故居時,有人出了個上聯“早春前後,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請他對。這實際上暗指費孝通一生中1957年罹難和複出後施展宏圖的曆史。費老慨然對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盡付後人論。”

  其實又論什麽“高下”?隻要我們讀這文章時感到愉悅,能從中領略作者迷人的人格魅力而受到鼓舞,就行了。

  記者手記:初識費孝通

  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就知道費孝通了,當然,不是因為他的《江村經濟》———而是一本關於怎麽學習英語的書,專門寫給中學生看的那一種。說實在的,那本書的具體內容已經記不清了,但它的序言卻依稀有些印象,是說,作者“文革”期間受到迫害,住牛棚、下幹校,無書可看,隻能翻閱一本英語大詞典,遂有些心得,寫此一書。

  後來,大學時期,去湖南旅遊,漂流猛洞河,船家說,這個河,最先是費孝通漂出名來的,他還有題辭曰“天下第一漂”……

  這兩件事,給我留下了關於費孝通最直接的印象,覺得,他老人家,可真是矍鑠啊!

  後來,讀書,讀到《江村經濟》,讀曆史,讀到《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才知道,中國有這麽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費老的去世,是中國知識界一個很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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