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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越戰到嬉皮——我在哈佛讀書的20世紀60年代

(2009-02-25 18:35:30)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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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歐梵   

作者介紹:李歐梵,國際知名文化研究學者。1939年生於河南太康,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係,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曾與作家白先勇、陳若曦和王文興同學。著名女作家聶華伶的女婿。1962年赴美深造。1970年代初起,先後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印第安那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現任香港大學傑出訪問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係中國文學教授。2002年被聘為中研院院士。 著述包括《鐵屋中的呐喊:魯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國現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學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話語》、《上海摩登》、《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世紀末囈語》等。

---- 從反越戰到嬉皮我在哈佛讀書的20世紀60年代,適逢美國介入越南戰爭,越陷越深,因此國內反戰的風潮也愈演愈烈,年輕人和學生----不少是及齡應召入伍的候選人----當然反對得更厲害,終於演變成各種反政府的學潮,哈佛學生也不例外。我雖然沒有卷入,但也受到其餘波的震撼。

“反越戰”之風也波及到我的學術專業。當時有一批激進派的研究生,後來組成了全國性的組織,並出版了一個很像樣的學生刊物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其中有一個領袖人物名叫James Peck,寫了不少篇寓言式的文章,點名批判費正清,認為其學術觀點不正確,有偏袒美國政府之嫌,而費教授“宰相肚裏能行舟”,反而邀請他的這個學生和他公開交換意見,化幹戈為20世紀60年代哈佛的學生生活第一部在哈佛求學的日子玉帛。我在台下“觀戰”,禁不住佩服費教授的雅量,他這一招與我在課堂上批評他的反應如出一轍。但我更佩服的卻是業師史華慈參加的一次哈佛教授反越戰論壇,我在台下聽到不少於六七位名教授發表言論後,史教授出場了,非但獨抒己見,還力排眾議,把前麵一位俄國教授修理了一番。即使是反戰,我的老師依然不忘學術,把思想史活學活用,令我折服。我也由此學到一種思想獨立的精神,雖然同情激進派學生的反戰立場,但對於其中某些過激觀點,我還是不能同意。

當時的留美華人學生中,思想激進的畢竟占少數,但這些人卻最能“表態”,講起話來慷慨激昂,後來都成了“釣魚台運動”的領袖。然而大多數的人還是沉默的,甚至采取了一種不聞不問的態度。我覺得自己和這些人都不同,越戰是亞洲人的事,反越戰怎能不聞不問?所以我雖沒有積極參與反戰學生運動,但心情上還是很積極的,1970年在華盛頓最後一次反越戰大示威,我還是參加了,覺得這是我分內的事,至少對自己的良心有個交代。

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自剖而是自敘,所以我不願多費筆墨作進一步的自我分析,隻想立此存照,做一個心路曆程的記錄。

我雖在到哈佛求學之初發了願,盡量少和華人留學生來往,但後來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是“非我族類”的朋友少,文化背景相同或相似的朋友多,然而即使在華人圈子裏我照樣走“國際路線”,對於美國的校園文化十分熱中,甚至拉幾個來自台灣或香港的朋友參加。譬如舞會和音樂會,前者我們戲稱為“狗搶骨頭場”,僧多粥少,到舞會(大多是Mixer)很難和美國男人競爭,大多是敗下陣來,跳不上兩三支舞就知難而退。音樂會則另當別論,這是自己樂意花錢買票而又愉悅身心的事,而我也找到了幾位同好,一起去聽世界知名的波士頓交響樂,暑假期間更組隊開車前往離波士頓約三小時的“檀歌塢”(Tanglewood),往往在星期六清早去,聽下午的一場音樂會,然後在綠油油的草地上野餐,晚間才盡興而回。記得有一次還約了一位美國男朋友和我的同屋施振民一起去,他是菲律賓的華僑,在哈佛主修人類學,性格豪爽,和我很合得來,他比我虛長幾歲,但已顯得十分老成世故,隻有去聽音樂會或遊山玩水的時候,才恢複他的童真本性。沒料到我們畢業後不久,他返回菲律賓任教,結婚生子不到數年就病逝了。

常和我去波士頓的交響樂廳聽音樂會的是應用物理係的周健夫,我們坐在樓上最便宜的位置。因為買的是定期票,所以常常見到另一位坐在旁邊的老人,他也是樂迷,定期來聽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奏。時間長了,我們也混熟了,這位單身老人請我們去另外一對老夫婦家作客,相談甚歡。後來我才猜到這位終身未娶的老人和這對夫婦的關係非比尋常,可能是兩男愛一女,而最後他讓賢,但三人仍維持最親近的關係。我們談起音樂來眉飛色舞,這另一個男人是位畫家,他送了我一幅女人裸體畫,我掛在客廳數年,每每見此美女栩栩如生,都會感到情不自禁。

波士頓喜愛音樂的留學生組織了一個合唱團,我也樂於參加,每周末練唱,當然社交的因素甚至較愛樂更多,我倒是真為了唱歌才去的。記得我們最得意的一次演唱,是在趙元任先生麵前唱他的作品《海韻》,我們唱得十分賣力,也承蒙趙先生的指正和賞識。趙先生的女公子趙如蘭教授,在哈佛教中文和音樂,她的家成了我們時常聚會的場所,這個傳統一直保持到今天,每月一次的“劍橋新語”,往往都在她家舉行,講完了還可以吃粥。沒想到多年後我到哈佛任教時,剛好她退休,我有幸“接收”她在係裏的辦公室。今年我退休時,他們夫婦也來參加,使我備感榮幸。

在哈佛做學生的平常日子,其實一點都不刺激,除了上課看書外,周末的消遣就是看電影、聽音樂會,或到朋友家吃飯,結婚的朋友如杜維明就常請我們單身漢到家裏,最常去的可能就是華昌宜(學建築)、梅廣(語言學)和我。我們三人也成了莫逆之交。現在華、梅兩位都是台大的名教授。

我和這些中國朋友最大的區別是,除了華人和留學生圈之外,我還有另一個洋人世界。雖然朋友不多,卻也有幾位同學變成了老友,譬如前章中提到的歐達偉。記得這些洋人朋友也大多結婚成家,所以我又多了幾個吃晚飯的去處,也養成了喜喝洋酒的習慣:威士忌、馬丁尼、啤酒、紅酒,樣樣都喝,但很少喝醉過。當然洋人的派對更多,派對時必喝酒,有時我也開,也照樣供酒。這一種站著喝雞尾酒的派對文化,可能是美國學界最古老的社交規矩,逢開學術會議時必有酒會,每年一度的亞洲學會年會,都有一次自掏腰包的盛大酒會,一杯酒下肚,膽子大了,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學子也會找上大教授攀談,也往往受到禮遇。記得我去過兩次學術會議,其中飲酒的場麵令我至今難忘。

一次是在密歇根州大學,時逢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漢學家會議在此開會。我做學生招待,特別先搭機到達,然後再到機場接機照料從世界各地來的名人。在那次歡迎酒會上,我見到數位大名鼎鼎的歐洲漢學家,其中有位從英國劍橋來的唐史專家Dennis Twitchett,拉著我們的女學生招待飲酒,備極風流而不失儀態,令我羨慕萬分。後來自己也當了教授,去了無數酒會,但每每念起這位教授的風度,就自慚形穢。另一次酒會的經曆是在印第安那,我還是研究生,竟然接到印大比較文學係主任Horst Frenz的邀請,還附送機票,到該地去參加一次東亞文學關係的會議。記得抵達那天下午,就到這位名教授家參加酒會,他原是德國人,英語口音很重,但似乎對中國學者特別好,是最早把中西比較文化納入美國比較文學的開山祖師,老友劉紹銘和歐陽禎都被他收為學生。記得我抵達時,他親自來迎接,還給我一杯雞尾酒,令我受寵若驚。沒想到多年後我也返回印大任教,也許因為有了這段記憶,我對印大的印象特別好,在印大四年也是我學術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學生,除了喝酒之外,就是抽大麻,這當然是60年代嬉皮(hippie)文化的影響。長頭發,衣冠故意不整,以抽大麻進行社交,參加群眾搖滾樂大會,示威遊行,大叫“做愛而不作戰”(Make Love not War)的口號----這一切皆是典型嬉皮文化的表征。嬉皮的發源地在柏克萊,東部的學校較西部望塵莫及,但學生的生活方式仍然受到其影響。即使在哈佛園,也會看到口吟Hari Krishina,載歌載舞的嬉皮士,而每逢春夏的好天氣,也會有大批青年男女袒胸露背坐在草地上,有人彈吉他,有人輕輕吟唱,更有不少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親熱(英文叫作Make out),但我還是不願放開來加入他們之中。

這種旁觀者的心情,我終於找到一個“升華”的辦法----拍電影,買了一個八厘米的攝影機,走到校園,把這些場麵都拍了下來,回家再剪輯成紀錄片。後來還大膽拍了一部二十多分鍾的半劇情片,由我的同室老友梅廣主演,名叫《一個中國留學生的一天》。先拍他在哈佛園散步,眼窺四周的嬉皮春色無邊,然後回到自己的小公寓,形單影隻,於是親自下廚,煮了一頓盛宴,又打開唱機,播一首莫紮特鋼琴協奏曲(第廿三號慢板樂章),然後擺上桌布,點上紅燭,一個人默默地吃飯,片子以燭影中的這個孤獨學生的麵孔特寫結束。這部電影拍完後,我特別開了一個酒會,在家公映。因是默片,所以到了開唱機的鏡頭,我也立刻開了唱機,拿出莫紮特的唱片來,奏將起來,邊奏邊看,自己看得很感動,其他朋友卻覺得悶死了。

這就是我在哈佛做學生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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