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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上海灘舞女如何愛國(圖)

(2009-02-24 16:06:35) 下一個

■深重的民族危機來臨時,舞女們在“救國”和“娛樂”之間尋求連接點
  
  一旦國事艱難,中國的士大夫和文人對歌伎舞女愛國與否,總是特別感興趣。“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的名句既可征引來譴責統治階級不知痛癢,酣戲歌舞,卻也可以之譴責歌伎舞女毫無愛國之心。問題在於,即便歌伎舞女愛國,又如何報效?
  
  1933年元旦前後,上海“新世界”舉辦了“救濟東北難民遊藝會”,其重頭戲就是“競選花國舞後”。遊藝會在《申報》上打出巨幅廣告,“請各界激勵名花愛國,予名花以報國的機會”。如此說來,舞女“愛國不敢後人”,卻是報國無門,隻能以伴舞所得救濟東北難民或義勇軍;而舞客“通宵開舞”,也就是愛國的表現了。
  
  此時,淞滬停戰協定已簽署,上海的社會生活恢複常態,娛樂業仍在急劇的發展之中。然而牽動人心的,仍有堅持抵抗的東北義勇軍和大量流落關內的東北難民。於是,社會各界舉辦了形式多樣的捐助義勇軍和東北難民的活動。影響較大的,就是滬市商會、總工會、會計師工會、律師工會聯合發起的“救濟東北難民遊藝大會”,大會會長王曉籟,副會長由社會名流和幫派人物杜月笙、史量才、虞洽卿、張嘯林等充任。國勢艱難,一切娛樂活動遂以“救國”之名進行;雖然常常遭致“娛樂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娛樂”之譏,然娛樂場所即便停業也救不了國。“新世界”試圖利用元旦這個演出旺季,在“救國”與“娛樂”之間尋求連接點。
  
  遊藝會上也出現了左翼劇人的身影,春秋劇社的前身是跑江湖的“集美歌舞劇社”,成員有舒繡文、魏鶴齡等。“集美”曾以《名優之死》(田漢作)一劇享譽平津,不過,從社名即可看出,舒繡文等人還表演歌舞。一說該社名為“集美歌舞團”,主要表演黎錦暉創編的“肉感歌舞”,兼演話劇以資號召。然演至杭州,正值“一·二八”,《名優之死》以及歌舞節目與激昂的社會心理相差甚遠,“集美”陷入了經濟危機,瀕臨解體。田漢的弟弟田洪及劉保羅乘機幫助他們改組為“五月花”,演出抗日戲,然軍警亦尾隨而止,逮捕了劉保羅等人。於是,仍願意追隨“劇聯”的劇人來到上海,又增添了新人,組建了春秋劇社。
  
  “春秋”增添的新人之中,還有一位曾以表演“香豔肉感的歌舞”為生的演員洪逗。她曾就讀於青島文德中學,教會學校的“那種機械的生活,我可過得夠受了!”她回到上海踏進了社會,居然大膽地跳上了舞台,在“新世界”表演歌舞,“覺得走走江湖倒還夠味。”然而,不久即是“一·二八”,“在炮聲、飛機聲、難民的呼號聲,和滿街的戰報聲裏,把我幻夢全都驚破了,在那時候我開始覺到香豔肉感的歌舞,不是我們應做的了,那隻是麻醉民眾意誌的毒汁”。“我們應該把藝術做宣傳和喚醒民眾的武器”(見《南歸》)。舒繡文、洪逗等人本亦可稱作“商女”吧?然在“紅色的30年代”,在深重的民族危機下,她們一躍而成左翼劇人。
  
  不過,在“新世界”舉行的救濟東北難民遊藝會中,話劇演出並不像楊邨人所說的那樣,“占了最重要的成分”(見《上海劇壇史料》)。我們有廣告為證:

搜狐社區網友上傳圖片

  
  假定在1932年12月31日,一位上海市民因明日無須上班,翻翻《申報》看看可作何種消遣,他會發現上幅廣告。首先撲入眼簾的,自然是“花國舞後”、“名花”的字眼。如果他覺得太過荒唐,也就隨手翻了過去;如果他是個舞迷,恐怕就躍躍欲試了,晚上可以來個通宵舞!如果他有足夠的耐心,才會在廣告的左上角,大字的“電影明星”、“啼笑因緣”下,在“今日遊藝節目一覽”中發現:智仁勇女中在“自由廳”演出田漢的《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春秋”的劇目是《亂鍾》。它們的位置在京劇之後、“雜耍”之前——話劇在此幅廣告中的位置,也是它在上海演出市場中的位置。話劇與跳舞“選後”、文明戲《啼笑因緣》、京劇、蘇灘等等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卻皆冠以“救國”之名而被生硬地塞進了同一個演出場所。此間的話劇恐怕難有跳舞選後等等的號召力。
  
  然而,“救國”卻是整個社會的“超我”,左翼試圖用它來打壓都市欲望和娛樂;後者亦有對策:以“救國”為衣冠白晝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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