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批留學生的遺憾（圖）

1872年夏，“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組織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赴美留學，此後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繼續遴選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是為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

遙想當年沒人願意出國留學

1871年，為湊足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名額，容閎在上海設立預科學校招生。當時以為這事兒很容易：“學生年齡，定為12歲以上，15歲以下，須身家清白，有殷實保證，體質經醫生檢驗，方為合格。”同時製定了考試規則，應考及格，才能進入預科，再學一年，“方可派赴美國留學”。不料，預科學校設立一年有餘，願意留美的幼童沒來幾個，容閎大急，“乃親赴香港，於英政府所設學校中，遴選少年聰穎而於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數人，以足其數”。同時，他回到廣東香山老家，動員親友支持自家子弟留學。

今天看來，此事匪夷所思，當年卻是事實。一位留美幼童回憶：“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裏，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後來當地人散布流言，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銷。”(轉引自李長莉《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295頁)

為使國人轉變觀念，容閎以自己留學美國的親身經曆感召鄉親們，並找來一些正與洋人共事的親友，或與洋人有接觸的買辦，回鄉動員自家親人出洋留學。留美幼童李恩富這樣回憶說服母親的經過：

“投考出洋的人中以沿海省份最多。事實上，父母很不希望讓兒子出去離開他們那麽長時間，並且去到他們並不了解的而且他們聽說又是野蠻人居住的地方。我的兄長那時在上海經商，他的想法不同，他沒有被這種思想所嚇倒。他帶著這種閃光的思想回到家裏，說服了母親，使我投考出洋有了金色的希望。我那時12歲，我父親3年前已去世，我母親還負擔3個孩子，但不管她內心是否真舍得我離去，她並沒有阻攔我，而對這件事作出了決定。這或許是一種冒險，想見世麵是我惟一的願望。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那聰明的母親可能還有顧慮，但她已像勇敢的婦女一樣，她要把好事留給孩子，她已為我往上海而做準備了……我一生中這是第一次離家，寂寞、淒涼、悲哀充滿了我的腦海。”(轉引同上296頁)

容閎說，幼童出國之前，還要其家長做一件重要事情：“當未出洋之先，學生之父兄須簽名於誌願書，書中載明聽其子弟出洋留學15年(自抵美入學之日起，至學成止)；15年中如有意外災害，政府概不負責。”容閎所說的“誌願書”在近代中國叫做“具結”。徐盈等著《詹天佑》一書中記錄了詹天佑父親所立“具結”的樣式和內容：

具結人詹興洪今與具結事：茲有子詹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中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結是實。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興洪親筆畫押

當年的《申報》總結說，國人不願送自家子弟出國留學，還有幾種疑慮：一出門就是15年，這時間太長了；身居海外，恐怕水土不宜；到外國學洋人的學問，能學得好嗎？

總之千難萬難，中國留學史的大幕竟是這樣開啟的。

幼童軼事 李圭筆下真情流露

首批幼童留學美國的第四個年頭，1876年，正值美國建國百年慶典，費城舉辦世界博覽會，中國工商界人士李圭前往參觀。其回國後出版的《環遊地球新錄》，記載了幼童在美國留學的情形，十分珍貴。他首先在展館看到了幼童們在美國的學習成績：

展館有幾處地方“專門陳列各國學校、書院教授的各種課程和學生作業，比較優劣。目的是讓學生們來參觀時，能夠自省一番，使勤奮者有所鼓勵，懶惰者有所警覺，從而互相勉勵，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我國幼童的課程作業陳列在哈佛書館。我觀賞了他們的繪畫、算學、人物、花木等等……”他還閱讀了幼童們寫的“漢文策論”，如《遊美記》、《哈佛書館記》、《慶賀百年大會記》、《美國地土論》、《風俗記》等，但“策論”後麵的洋文他看不懂，問翻譯，得知那是拉丁文，“幼童們在哈佛讀書兩年，等於在香港學習5年，可見教與學都非常用心”。(譯文)

在展館內，李圭遇到許多前來參觀展覽的幼童，他們“在千萬參觀者中言談自如，行動優雅，毫無怯態。他們的穿著很像洋人，可外麵罩著一件短褂，又是中式的。他們見到我，很是親近，談吐頗有外洋風派。年紀小些的，有女教師帶領參觀，指物與觀，應答如流，而師生親愛之態，情同母子。我拉住一個年紀大些的幼童，問他來此參觀，可有收獲？他說：‘世界各國的東西，都集中到這裏，任人觀覽，增長見識。其中的器物和製造原理，我們都可以學習之，仿效之。還有，世界各國都有人來到此地，機會難得，互相交往切磋，增進友誼，這好處就更大了。’我問他們想家嗎？答：‘想也沒用。隻有一心一意在這裏讀書，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的。’我又問他們為何穿洋裝。答：‘這是在國外，不改裝有時不方便。可我們並沒壞了規矩，辮子還留著，也決不加入洋教會。’聽其言，簡潔有理，我很高興。我中國人學了西學，前途正未可限量。”(譯文)

中國政府所設立的留學生管理機構“出洋總局”設在哈佛城。李圭應邀拜訪，得知：“幼童現有113人，以兩人為一組，分別住在美國人家中，這樣的好處是，隨時隨地可跟美國人學習純正的英文。政府提供給他們每人每年400兩銀子的住宿費、夥食費和學費。管理處有兩位漢語教師，幼童們每過3個月來一次，學習漢文。每次12人，學14天。這12個人走了，再來12人，周而複始。幼童們讀書、寫字、講解、作文，都按照課程表進行。就是寫信寄信，也有定期，每月兩次。雖說這是小事，卻可見他們的計劃周全。我也曾到幼童們寓居的洋人家裏去拜訪，隻見幼童們與洋人雜處，隨時互相切磋，尤其是兩國幼童在一起，彼此都有收獲，真是水乳交融。而且我國幼童，並不忘閱讀中國書籍，專心致誌，根本不必擔心他們顧此失彼，忘了祖宗。”(譯文)

顯然，李圭在國內已聽到有人對幼童們所謂數典忘祖的指責。但他根據親聞親見，挺身為幼童們辯護：“有人說什麽中國不崇尚西學，如今卻讓這些幼童不遠萬裏去學洋人的玩意兒，這不是緣木求魚嗎？我說，你懂什麽？幼童們學習西學，學的是有用的東西。咱們聖人所要求的那些道德呀，三綱五常呀，幼童們身上都存在，不會因為學了西洋的學問就缺少了中國的德行。而且，中西雙方取長補短，不必劃地自牢。為了中國的富強，我們不應當置西方的經驗而不顧，不去拿來為我所用。總之，咱們的道德綱常是‘體’，西洋的物質文明是‘用’，既要‘中學為體’，也須‘西學為用’，兩者兼有，這才能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嘛。”(譯文)

在當年，李圭這位被稱為“在‘華洋界上’混飯吃的布衣百姓”，其見識遠在清政府多數官僚之上。

全數召回 幼童留學半途而廢

幼童留美，原計劃時限為15年，不料進行到第十年時，留美幼童全部被政府強行召回。這一事件史稱“留美幼童公案”。容閎在《自傳》中記載了留美學生監督吳嘉善主張撤回留學生的種種理由：“留學生在美國，專門好學美國人的嬉戲遊樂之事，讀書的時候少，玩的時候多；還學美國人的樣子，加入各種秘密會社，有的屬於宗教性質，有的屬於政治性質，總之全都屬於不正當行為；因此，留學生們再也不尊重老師，對於新監督的訓令，全當耳旁風……這樣的學生，再在美國久居下去，必將失去他們全部的愛國之心，縱然有朝一日學成回國，不但無益於國家，且將有害於社會；所以，為了國家利益，應當立刻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全部留美學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

對這些汙蔑言論，容閎極為憤慨，他寫道，這些主張撤回留學生的清朝官僚“久處專製壓力之下，畢生所見所聞，沒一點自由的精神，沒一絲活潑的思想。相反，留學美國的青年學生們，受到新教育的熏陶，終日呼吸自由空氣，以往所受到的專製重壓，一旦排空而去，言論思想當然與舊式教育格格不入，因此，他們愛好種種健身運動，跳啊，跑啊，走路沒那麽多規矩啦，這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呢？”

容閎的辯護，未能排除當權者對幼童們“全盤西化”的擔憂。慈禧遽然頒旨：全數撤回留美學生。到1881年年底，除已在美國病故者3人、中途輟學者23人，剩下的94名“留美幼童”，分三批“淒然回國”。這“94名回國留學生，如今學籍可考者87名，其中小學19名，中學35名，共54名，即60%以上正在接受初等基礎教育；33名大專學生中，隻有兩人獲得學士學位，其中一名就是日後成為著名工程師的詹天佑”。(田正平《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

留美幼童被撤回後受到冷遇。高宗魯譯注的《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中，有一封留美幼童黃開甲寫給美國巴特拉夫人的信，寫信日期是1882年1月28日，地點在上海：

“上岸前，我們幻想有熱烈的歡迎在等待我們，也會有熟悉的人潮，還有祖國伸出溫暖的手臂來擁抱我們。可是天啊！全成泡影。倒是人潮洶湧，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微笑來迎接我們這失望的一群。

“隻有一個人上船來接我們——是管理我們信件的陸先生，一個不如平庸中國人的頭等笨伯。他不雇用馬車或船將我們載往目的地——中國海關道台衙門，卻雇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行程遲緩，使我們再度暴露在驚異、嘲笑的人群中。他們跟隨著我們，取笑我們不合時宜的衣服。我們穿的是舊金山中國裁縫的傑作，很難為時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

“有些獨輪車沒有‘法租界’的通行證，我們必須下車自扛行李而過。在中國士大夫眼中，這都是丟人現眼有失尊嚴的事。

“為防我們脫逃，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台衙門後麵的‘求知書院’。”

“經過四天的抱怨和不滿，我們終於見到上海之最高官吏。三個人一列，由兵勇圍繞著，我們又步行經過那些看熱鬧和奚落我們的人群。”

據田正平《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所載，這分三批回國的留美學生，“頭批21名均送往上海電報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製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撥天津水師、機器、魚雷、電報、醫館等處”。至於詹天佑揚名京張鐵路、梁敦宜成為外交總長、唐紹儀擔任民國總理、蔡紹基就任北洋大學校長，那都是20至30年以後的事情了。就這樣，幼童留美仍被稱為開了近代官派留學教育的先河，被譽為中國留學教育的裏程碑。

[遊牧老伯]

1)“出洋總局”設在哈佛城。
似乎應該是設在‘康奈迪克特州（Connecticut， 也譯成‘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特（Hartford， 也譯成‘哈弗特’等等）。 因為容閎之所以留美， 全賴他在澳門的馬禮遜學校的校長美國人布朗， 他就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 若幹年後， 容閎自然也就入學康州的雅魯大學了。 因此， 留美幼童的中心後來就設在康州的哈特福郊縣， 與大文豪馬克吐溫成了鄰居。 後來， 清政府意欲全撤留美幼童時， 容閎還聯絡了當地的牧師和馬克吐溫等人親自趕到紐約麵見格蘭特總統， 請他向李鴻章寫信。

2)“隻有兩人獲得學士學位，其中一名就是日後成為著名工程師的詹天佑””。(田正平《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

事實是， 容閎也回國了， 不久百日維新失敗， 容閎逃到香港， 並最後轉道去了美國， 與一個美國婦女成家定居於康州的哈特福市， 並最後落葬在那裏。 而詹天佑則也是當時‘叛逃’出國後， 無路可走， 還是去了康州， 因為對那裏最熟悉， 再重新報考耶魯大學， 並最終畢業， 拿到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