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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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他不得不表示，白求恩在對待女人和酒精方麵存在缺點，脾氣也很糟糕，經常和西班牙醫生吵架，“但他對病人非常溫柔和關心，似乎他的性格會突然轉變似的。”
白求恩和妻子弗朗西斯兩次結婚又兩次離婚，沒有子女。和他見過麵的家人至今都已作古，《電影傳奇》劇組曾找到他的侄孫傑弗裏·豪
阿蘭日後這樣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見麵：“白求恩在比弗山上的公寓牆上掛滿了孩子們的繪畫作品……他帶我穿過走廊來到浴室，浴室內的一麵牆上掛著他的各種文憑，他讓我把手按在顏料裏，摁在牆上，並留下簽名。”阿蘭把白求恩當作自己的父親，而後的１８個月和白求恩形影不離.
“他是超級巨星”
“雖然白求恩起初是作為一名胸外科醫生蜚聲海內外，但他也是一個畫家、詩人、軍人、批評家、教師、演說家、發明家、醫學著作家兼理論家。”這是１９５２年出版的《手術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傳》（Ｔｈｅ Ｓｃａｌｐｅｌ? 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前言中的一句話。此書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傳記，作者之一泰德·阿蘭（Ｔｅｄ Ａｌｌａｎ）與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體驗過西班牙戰爭的痛苦。
阿蘭用了１０年時間寫“父親般的”朋友白求恩的傳記，並始終和白求恩的前妻弗朗西斯·坎貝爾·彭尼（Ｆｒａｎｃｅ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Ｐｅｎｎｅｙ）保持聯係。弗朗西斯上世紀４０年代回到蘇格蘭的家中，因精神問題住進療養院，於上世紀５０年代在院中去世。
阿蘭如今已經去世，從他兒子諾爾曼·白求恩·阿蘭（名字是對白求恩的尊敬紀念）寫父親的傳記中，我們得知阿蘭１９１６年生於蒙特利爾，比白求恩小２６歲。他１９歲開始為一份加拿大共產黨的日報《號角報》（Ｄａｉｌｙ Ｃｌａｒｉｏｎ）寫政治和勞工報道。阿蘭原名阿蘭·赫曼，典型的猶太姓氏，為了便於打入法西斯內部進行深入報道，他改名泰德·阿蘭。以這個名字發表的文章在北美引起強烈反響。
阿蘭和白求恩初次相識是在１９３４年。當時，１８歲的阿蘭在左翼的文學雜誌《新邊疆》（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上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吸引了白求恩的注意，他主動和阿蘭打電話聯係，並邀請阿蘭參加自己４４歲的生日派對。
當時，阿蘭對白求恩仰慕已久，“他是蒙特利爾自由左翼界的名人之一，對我而言，他就是超級巨星……”這是阿蘭的原話，也是事實。當時，白求恩是蒙特利爾北部不遠的卡第維爾（Ｃａｒｔｉｅｒｖｉｌｌｅ）聖心醫院胸外科兼支氣管科主任，擅長繪畫，對藝術品的鑒賞力也非比尋常。更難能可貴的是，白求恩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於購買當地藝術家的作品上，以此保證這批潦倒藝術家的生計。白求恩還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無論是醫學、社會或是政治題目，他的出現總能吸引眾多聽眾且久久不遠散去。
阿蘭日後這樣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見麵：“白求恩在比弗山（Ｂｅａｖｅｒ Ｈａｌｌ Ｈｉｌｌ）上的公寓有三層。牆上掛滿了孩子們的繪畫作品（他在蒙特利爾開辦了一所兒童美術學院）……他帶我穿過走廊來到浴室，浴室內的一麵牆上掛著他的各種文憑，另一麵牆上是配有各種簽名的眾多手印，旁邊放著一碟藍色顏料。他讓我把手按在顏料裏，摁在牆上，並留下簽名。然後他說‘現在你是我特殊朋友之一了。’……”阿蘭把白求恩當作自己的父親，而後的１８個月和白求恩形影不離。
“我有時恨他，有時愛他”
１９３６年９月，得到德、意支持的西班牙叛軍開始對馬德裏發動進攻。為保衛西班牙人民政權， 世界上５４個國家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組成“國際縱隊”支援西班牙共和軍進行馬德裏保衛戰。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他同年１０月從加拿大出發，於１１月３日抵達法西斯軍隊包圍的馬德裏，一個月後建立了“流動輸血隊”。
１９３７年初，阿蘭也以戰地記者身份到達西班牙，兩人於當年２月在馬德裏相遇。阿蘭發現，白求恩雖然是一名出色的醫生，但脾氣暴躁的壞毛病令周圍人難以忍受。“我有時討厭那家夥，他昨晚又喝醉了，關門時震碎了玻璃。”這是阿蘭１９３７年２月在西班牙的日記中的一句話。白求恩經常做噩夢，為此他有時半夜開車（甚至是救護車）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５天杳無音訊，這讓“國際縱隊”方麵以及阿蘭感到很尷尬。
亨寧·索倫森是《新聯邦》和《加拿大論壇》駐馬德裏記者，也是白求恩在西班牙期間的翻譯。這位丹麥裔加拿大人１９８０年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ＣＢＣ）采訪時表示，白求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他不得不表示，白求恩在對待女人和酒精方麵存在缺點，脾氣也很糟糕，經常和西班牙醫生吵架，“但他對病人非常溫柔和關心，似乎他的性格會突然轉變似的。”
一旦和病人有關，白求恩就會把一切拋擲腦後，包括個人安危。１９３７年３月的一天，白求恩開著救護車和阿蘭、索倫森以及攝影師戈紮·卡帕西（為白求恩拍攝紀錄片《西班牙心髒》的人員之一）去救助傷員，卻開錯方向進了敵人控製區域。救護車頓時成了機關槍的靶子，子彈在四人身邊穿過。索倫森不得不跳車躲進溝渠，白求恩這才悠閑地把車停下，卡帕西的臉都嚇白了，和阿蘭一起也躲進溝渠。
此時，一輛意大利坦克向他們開過來，白求恩卻異常鎮定地讓三人把身邊的傷員搬進溝渠。隻有２１歲的阿蘭十分害怕，大叫：“天呢，我們都會被殺的！”白求恩卻說：“不一定，他們看到我們的醫學徽章，隻會逮捕我們。”幸好西班牙共和軍的坦克隨即趕到，意大利坦克撤退了。白求恩等人立刻把傷員送上救護車，他給看上去隻有十八九歲的傷員輸液，並遞上香煙。“我有時恨他，有時愛他。”這是阿蘭當時對白求恩的真切感受。
１９３７年，白求恩、阿蘭在馬德裏的“佛羅裏達旅館”和海明威相遇。此時的海明威為北美報業同盟采訪西班牙內戰新聞，他此前創作的《太陽照樣升起》和《永別了，武器》已經使其聲名鵲起，因此白求恩和阿蘭都尊稱他為“海明威先生”。“白求恩和海明威第一眼就不喜歡彼此。”這是阿蘭的觀察，但他本人因為喜歡文學創作而和海明威比較投緣，海明威還答應給他出版的新書作序。
“他讓我們尷尬”
白求恩和妻子弗朗西斯兩次結婚又兩次離婚，沒有子女。和他見過麵的家人至今都已作古，《電影傳奇》劇組曾找到他的侄孫傑弗裏·豪（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ｏｗｅ），記者也在網上找到一個自稱是他侄孫的伊恩·邁克安納林（Ｉａｎ ＭｃＡｎｅｒｉｎ），但如今都無法聯係。如今，我們隻能從１９７３年ＣＢＣ采訪白求恩侄女貝蒂·科內爾（Ｂｅｔｔ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的資料中，了解家人眼中的白求恩究竟是怎樣的。
白求恩的父親馬爾科姆·尼科爾森·白求恩（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Ｂｅｔｈｕｎｅ）是長老會牧師，母親伊麗莎白·安·古德溫（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ｎｎ Ｇｏｏｄｗｉｎ）在婚前也是一名傳教士，所以這是一個十分虔誠的宗教家庭。白求恩有一個姐姐珍妮特 Ｊａｎｅｔ和一個弟弟馬爾科姆 Ｍａｌｃｏｌｍ，貝蒂是珍妮特的女兒。
貝蒂說，舅舅白求恩是家中的“異類”，孩子們很喜歡他，但母親（白求恩的姐姐）卻擔心他給孩子們產生“不良影響。”“舅舅經常來我家。他認為小孩子應該裸泳，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母親對此感到有些驚恐。”貝蒂說，“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１９３７年，當時他剛從西班牙回來，第二年初他就去了中國。我們不太收到他的信，通常就是明信片。他很忙，難以從中國抽身，而我們的信卻因種種原因無法到他手中。舅舅在信中多次問我們是否給他寫過信。”
事實上，白求恩的“共產黨員”身份曾令他的家族不悅。貝蒂說：“舅舅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蒙特利爾加入共產黨後，我們家感到非常尷尬。但他做事方式很不一樣，我母親對他為人類事業做出貢獻感到自豪，他不會令人失望，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加入共產黨的一個原因就是為了醫療事業，因為當時富人和窮人在接受治療時完全是兩種境遇，他對此很煩惱。窮人經常承擔不起醫療費用，而他認為每個人都應得到國家提供的藥物和治療。”
加拿大和美國走得很近，所以當“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盛行時，白求恩的家人也處於恐慌之中。貝蒂回憶道：“當舅舅１９３５年從俄國回來時，帶了許多共產黨徽章。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末到５０年代初在美國掀起了以‘麥卡錫主義’為代表的反共、排外運動，我們都很害怕，銷毀了舅舅所有和共產黨有關的物品，所以現在保留的遺物很少，隻有一些他的繪畫。”
“加拿大的代名詞”
白求恩得到加拿大的認可是在上世紀７０年代初。羅德裏克·斯圖爾特也是一名白求恩的傳記作者，他１９７４年出版的《諾爾曼·白求恩》一書，就是在白求恩剛被加拿大政府追認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加拿大英雄”的大背景下寫就的，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７年他又出版了《白求恩》和《白求恩思想》（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ｅｔｈｕｎｅ）兩本書。
斯圖爾特１９３４年生於加拿大，３０歲時才真正認識到白求恩的價值。他在１９７３年接受ＣＢＣ采訪內容，側麵反映了加拿大人對白求恩認識的轉變過程。“１９６４年，加拿大國家電影局拍攝了電影《白求恩》。我當時是一所中學的曆史老師，學校裏兩個班級學生還有一些醫生看完這部電影後非常感動，在我辦公室暢談良久。有個學生告訴我，他從未想過獻身醫務界，因為他的父親就是個醫生，買了３個車庫，這就是一名醫護工作者的成就嗎？《白求恩》這部電影也震撼了我，學生的話更讓我覺得應該做些什麽，於是開始寫有關白求恩的書。”
為了寫好白求恩，斯圖爾特曾到過中國，“我到中國說起‘加拿大’，中國人就會提到‘白求恩’，這令我非常震驚。白求恩成了加拿大的代名詞，我和一些醫護人員談起白求恩，有些人還會落淚。白求恩曾和中國人民並肩作戰，所有中國人都喜歡他。”２００５年，７１歲高齡的斯圖爾特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已是加拿大白求恩紀念館的顧問的他，準備再寫一本有關白求恩的書。
白求恩的戰友、傳記作家阿蘭·泰德和希尼·戈登１９５２年出版的《手術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傳》在全世界賣出幾百萬冊，但在加拿大本國的銷量隻有１．６萬冊，這一局麵自中加兩國建交而改變。
阿蘭１９７２年在接受ＣＢＣ采訪時說：“如今，很多人看了我的書會生氣，因為他們感到怎麽這麽晚才知道白求恩這位英雄人物。１９７０年，中加兩國建交，我的書在１９７１再版發行，３個月就在加拿大賣出５０００冊。特魯多（Ｐｉｅｒｒｅ Ｔｒｕｄｅａｕ）總理也看了這本書，於１９７２年白求恩去世３３年後追認他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加拿大英雄’。至此，加拿大政府不再因白求恩的共產黨員身份而回避。”
阿蘭認為白求恩的“正名”來得有些晚：“唯一奇怪的是加拿大怎麽花了那麽長時間才承認白求恩。時代變了，中國人喜愛白求恩，加拿大人也承認他是一名了不起的醫生。他在中國的最後歲月，做出巨大犧牲，很少有人能這麽做。他是一個極富幽默感的家夥，也是一名嚴肅的共產主義者。我也是共產黨員，當年在西班牙開黨會時，馬克思的話他信手拈來。他是一個少有的人，共產黨員就應該像白求恩這樣。”
當白求恩終於成為加拿大人眼中的“英雄”時，他的家人也感到欣慰。貝蒂１９７３年說：“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和我們聊過舅舅白求恩，他邀請我們去中國。這是我們一家最大的心願，一直都是。我們想去看看白求恩在中國建立的醫院，並沿著他的路走下去。”
白求恩在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Ｇｒａｖｅｎｈｕｒｓｔ）的故居也成為加拿大一大景點。有趣的是，白求恩１９３９年在中國去世後不久，這裏就轉賣給了別人。７０年代初，這裏是約翰·休斯頓的家，他和６個孩子住在一起。自１９７１年開始，他就發現絡繹不絕的中國人慕名來到這所房子前，以為是白求恩博物館，還會摸摸孩子的腦袋以示友好，後來這些中國人發現此處是私人住宅時顯得十分尷尬，這種情況時有發生。
於是在１９７３年，加拿大政府買下此處，改為白求恩紀念館，於１９７６年８月３０日起正式對外開放。１９９６年，白求恩出生地被列為國家曆史名勝。１９９８年，白求恩的名字被載入加拿大醫學名人冊。如今，安大略省的加拿大人因和白求恩是“老鄉”而感到自豪。
（作者不詳。原題目如此，但文章中並沒有細說他對女人和酒精存在多麽大缺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