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最忌諱的一段往事（圖）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東南局工作，在皖南溪縣丁家山村時，我與葉挺、項英、曾山等同誌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當時曾聽項英同誌講過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潘漢年、揚帆”案件，雖然大家三緘其口，但知其內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數，深知江青為人的厲害和狠毒。

大約是1939年這個時間，毛主席要與江青結婚的消息傳到新四軍軍部。對江青的過去有所了解的項英很不滿意，說：“跟什麽人結婚不行，非要跟這麽個人結婚！”出於對毛主席的尊敬和愛戴，項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時情況的軍部揚帆同誌進行調查，並根據揚帆寫的證明給延安黨中央發了一封密碼電報。這封署名項英，反映“藍蘋”三十年代劣跡的電報直言不諱地表明：“此人不宜與毛主席結婚。”經辦這封電報的還有新四軍司令部秘書長李一氓同誌。可惜，據說這份電報毛主席本人並沒有收到，卻落到了當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手中。康生不僅膽大包天地把這份電報扣下，並欺騙中央說江青曆史清白，而且事後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終記恨項英、揚帆和李一氓同誌。

1980 年，陳丕顯和胡立教(左二)前往醫院看望揚帆(右二)及其家屬。上海市解放後，揚帆同誌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1955年，他和潘漢年相繼被捕，並以“潘、揚反革命集團”的罪名判刑。揚帆在獄中經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雙目幾近失明，並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潘、揚冤案的是非曲直這裏不必細說，中共中央已於1983年8月23日發出通知，為他們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其中揚帆獲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麵提到的他對江青的揭發。1978年10月，揚帆同誌的夫人李瓊到湖北荊門沙洋農場探望還在“勞改”的揚帆，她在路過武漢時給我寫了一封長信。當時我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正在京開會。得信後我立即查找揚帆同誌的下落，並迅速接他到武漢最好的醫院。1979年1月8日，我特別安排了一架安?24型專機將揚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從蘇南區黨委書記任上調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書記。由於上海了解江青底細的人很多，所以有關她的浪漫生活傳聞又聽說不少。因此，我對她這個人是敬而遠之，心有想法，但表麵還是客客氣氣。“不看僧麵看佛麵”，畢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慶施、張春橋。柯慶施突然病故後，江青才和我來往較多。1965 年的一天，江青請我和謝誌成以及張春橋到西郊賓館她的住處吃飯，大概是答謝我們對她搞革命現代戲的支持。

席間，我們隨便聊了起來。江青問我：“阿丕同誌，你是什麽文化程度？”我13歲參加革命，在此之前隻是斷斷續續讀過七年書，便回答她：“我隻上過小學。”

“我也是小學文化程度。”江青轉臉又問張春橋，“春橋，你呢？”

“我是中學畢業。”

“小謝呢?”

“我讀的是中專，也算中學吧。”

“我和丕顯都是小學程度。”接著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說，“有時書讀多了並不見得就有用。”江青顯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言語之中流露出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和對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後話多，席間我們談起參加革命的往事，我說謝誌成參加革命受華家影響很大。

“什麽華家？”江青似是不經意地問。

謝誌成回答說，我在老家無錫讀書時，學校有一個很要好的同班同學叫華輝(又名華英)，她的一家人思想進步，很早就參加和支持革命。二哥華斌、姐姐華萼都很早就入黨了，他們經常向華輝和我灌輸革命道理，啟發我們參加革命。1934年，華輝到上海參加“反帝大同盟”，回到無錫後送給我一條襯裙，說是一個和她有組織關係的同誌送給她的，而這裙子又是上海的藍蘋送給那個同誌的。華輝送我襯裙的意思是以此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組織。

哪知江青一聽此事，臉色大變，趕忙說：“沒有這個事！沒有這個事!你曉得我當時叫什麽名字嗎?”

“藍蘋呀。我還聽說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誌成說。

“你那個同學叫什麽？”

“她對外叫華英，是華家小妹，後來在福建犧牲了。她的姐姐華萼當時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還聽說有一個叫陶方穀又名陶永的人，當時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誌成在新四軍時當過軍部速記員，為葉挺、項英、曾山等領導做速記，記憶力特別好，對這些親身經曆的事記憶猶新，聊天時隨便說了出來。哪想到這恰恰觸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隱痛!

“沒有這個事！根本沒有這個事！我沒有被捕過，我從來沒有送給別人襯裙……”江青厲聲說道，聲調都變了。

場麵頓時變得異常尷尬，張春橋頭都不抬，隻顧吃飯，一聲不吭。

但是，後來江青又承認她在上海時曾被敵人逮捕過，說是沒有暴露身份，更沒有“自首”、“動搖”之類的事。江青說：“我是裝哭以後被放出來的。”

其實，當時誰也沒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隻是不經意地說說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賊心虛。

後來得知，江青對於她1934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一事諱莫如深，成為一塊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曾向我匯報過，江青曾問過他：她 1935(應為1934)年在上海接頭時被巡捕房“扣留”過，公安局有沒有她被扣留的指紋檔案(指她具結自首的手續)。這實際是要黃查找後送給她。就在那次談話之後，江青在杭州休息時也和當時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說過，她在上海時沒有被捕過。與此同時，她又要上海市警衛處處長王濟普到市局檔案處查她被捕的檔案材料。此後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釋說，她要王濟普查敵偽檔案是查浙江的一個壞人，所以才要這份檔案。江青所做這一切都是企圖銷毀罪證。然而，1968年 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她卻反咬一口，捏造說上海公檢法的同誌搞了她的“黑材料”，並通過空軍的吳法憲將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書記梁國斌、公安局長黃赤波、警衛處長王濟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監獄；被牽連的還有浙江省公安廳的王芳、呂劍光等人。華家也因了解江青這段不光彩的曆史，在“文革”中備受迫害。大哥華渭臣、二哥華斌、姐姐華萼、三哥華祝以及他們的家屬先後被批、被鬥、被關，受盡淩辱和折磨。華萼被迫害致死。

這件事在我和誌成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和難以忘卻的印象。江青在“文革”中整了無數的人，其中不少是知其劣跡的人。我想，後來江青、張春橋一夥對我殘酷迫害，非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務、老反革命”，置於死地，大概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選自《陳丕顯回憶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