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家事——父親被“鎮反”槍斃

　　喜歡金庸小說的人都知道，金庸並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鏞。“金庸”是他的筆名，由“鏞”字一分為二而得。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寧縣袁花鎮。海寧查家在當地是數一數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祠堂內的幾十個牌匾上，記錄著族中功名人士，其中官至翰林的並不鮮見，而查家最有名的先祖當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了。查慎行是清代的著名詩人。查慎行的二弟嗣僳、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另外堂兄嗣韓是榜眼，侄兒查升是侍講，也都是翰林。查慎行的大兒子克建、堂弟嗣絢都是進士。當時稱為“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金庸出生時，查家有3600畝田地，租戶有上百戶，因此金庸的父親查樞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地主。據說查樞卿不是那種土地主，他受過西洋教育，屬於那種過渡時代的中西混雜的人物。金庸生母名叫徐祿，19歲與金庸的父親查樞卿結為夫婦。查樞卿與徐祿感情甚篤，先後生下五子和二女，金庸是老二。1937年，日寇侵入江南，他的家鄉袁花慘遭轟炸，查樞卿夫婦帶著全家逃難，徐祿得急症病亡。當時，13歲的金庸尚在嘉興讀書。金庸的繼母名叫顧秀英。11歲時，顧秀英押給查家當丫環，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祿病亡滿3年後，查樞卿續弦再娶，小他17歲的顧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後生下四子二女。

　　抗日戰爭後期，金庸考入當時設在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係，這個學校是國民黨培訓政治幹部的地方，外交係的學生畢業後大都被派往國外。金庸正是衝著這一點來讀這所學校的。金庸的學習成績不錯。當時共產黨在重慶辦的《新華日報》很有影響力，金庸最喜歡每兩周一期的“國際述評”專欄，專欄作者用的是筆名，金庸通過打聽，得知作者的真實姓名是當時的著名政論家喬冠華。沒想到，十多年後，金庸居然和喬冠華扯上了關係。

　　當時金庸隻想把書念好，將來好當外交官。但在外交係才念了一年書，被校方“勒令退學”。原因是當時學校中有不少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橫行霸道，當眾毆打幾名有共產黨員秘密身份的學生領袖。金庸當然不知這幾名學生領袖的真實身份，於是向學校告狀，並與分管黨務的訓育長激烈爭辯，態度“十分惡劣”。這下倒黴了，“外交官之路”突然中斷。好在金庸有個表兄是中央圖書館的館長，名叫蔣複璁（此人後來到台北任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通過這層關係，金庸在中央圖書館閱覽組謀到一個飯碗。

　　這是金庸走向社會的第一份職業。抗戰勝利後，金庸隨家人一起回到故鄉，不久來到杭州，在當地的《東南日報》當記者。大約幹了不到一年時間，金庸辭職轉往上海，通過堂兄的關係（堂兄名叫查良鑒，當時是上海市法院院長，並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做兼職教授），進入上海東吳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直到今天，金庸填寫個人履曆表，“學曆”一欄都是東吳大學。畢業之前，上海《大公報》在全國範圍公開招聘3名國際電訊編輯。應聘者有3000多人。經過激烈競爭，最終金庸得以錄用，成為兼職編輯。1947年年底，《大公報》經理胡政之組織了一個年輕班子，親自帶隊到香港恢複出版《大公報》，謀求異地發展。

　　1948年3月15日，《大公報》在香港複刊，金庸被派往香港。當時金庸才24歲。金庸接到調派通知異常興奮，也許是走得太匆忙，飛機起飛後，金庸才發現連一分錢也沒帶。這樣連下飛機後搭巴士坐渡輪的錢都沒有。金庸將口袋翻個遍，急得滿頭大汗。正巧，坐在他身邊的是《國民日報》社長潘公弼。潘公弼知情後馬上借給他10元港幣，使他下機後得以順利來到港島的報社。

　　1993年，金庸在一首詩中以“南來白手少年行”的詩句回首當年。金庸赤手空拳赴香港，後來創下龐大的基業，應了“白手打天下”這句老話。和在上海《大公報》一樣，金庸在香港《大公報》繼續做國際電訊翻譯並編國際新聞版。在金庸到香港的一年中，大陸易主，共產黨已坐穩江山。《大公報》眼見大勢已定，識時務者為俊傑，於是向新政權靠攏，於1948年11月10日發表改換門庭的社會評論《和平無望》，以此為標誌，香港《大公報》變成“左派”報紙。在《大公報》這種政治環境中生活和工作，金庸不可能不受到深刻影響。也就是說，他也要積極向“左”靠攏。1949年11月9日，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衡陽鐵路局發表聲明，稱“前粵漢、湘桂黔及浙贛各區鐵路局所轄鐵路存港器材、物資、汽車、款項均為人民國家所有，嚴禁冒領及私自承購”。而台灣國民黨方麵也派員到香港，想接管上述資產。金庸立即寫了一篇長文，題為《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於11月15日和18日分兩天在《大公報》發表，闡明中央人民政府擁有鐵路部門在香港的資產。

　　此後，金庸還寫了一係列文章。金庸這些文章得到了一個名叫梅汝敖的名人賞識。此人曾任東京戰犯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他在東京讀到金庸的文章。一次路過香港，特地約見金庸，發現金庸如此年輕，讚歎不已，稱其前程不可限量。梅汝敖原為國民黨要員，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外交部將其聘為顧問。從東京到北京後，梅汝敖身邊缺少人手，馬上想起金庸，立即給金庸拍了一個電報，要他到北京外交部來工作。

　　金庸自然是十分高興，決定馬上動身。到北京後，金庸先見過梅汝敖，交談中金庸聽出似乎有些什麽問題。原來，梅汝敖供職的部門是外交學會，這隻是一種半官方性質的組織，而金庸所想的卻是進外交部，當一個真正的外交官。兩者有很大距離。顯然，金庸不想到外交學會做事。但是既然來了，就想再找找關係。

　　他拜見的人物是喬冠華。當時外交部長由周恩來兼任，喬冠華是周恩來的外交秘書，在外交部頗有實權。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喬冠華曾作為中共地下黨員在香港秘密工作過一段時期。1946年，他又受中共組織委托再次到香港創辦新華社香港分社，出任第一任社長，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在香港期間，尤其是《大公報》向“左”轉後，喬冠華每周都與《大公報》的有關人員開座談會。幾乎每次座談會，金庸都能與喬冠華碰麵。因此算得上老熟人。

　　喬冠華對金庸的到來表示歡迎，但也坦誠相告，國家外交部的確需要人才，不過，按金庸的情況恐怕不是那麽容易。這裏所說的情況，是指金庸接受過國民黨的專門教育，特別是他家庭的“嚴重情況”。金庸所接受的國民黨的專門教育，顯然是指重慶陪都時期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係。而他家庭的“嚴重情況”又是指什麽呢?關於這一點，在所有介紹金庸的書籍和文章中都絕少提到。這是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初，金庸的父親、大地主查樞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處死刑———槍決了。金庸這次找到喬冠華想進外交部，不知其父是否已被處決，但是在香港做過特殊工作的喬冠華，對金庸的家庭成分一定心中有數。當時的政策是“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金庸在喬冠華眼裏充其量是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在金庸垂頭喪氣之時，喬冠華還是給這個一心想當外交官的熱血青年指明了出路。首先是要求他進入人民大學接受“脫胎換骨”的教育，並且憑著自己的現實表現，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隻有這樣，才有可能進入外交部工作。一瓢冷水劈頭澆下。這是毫無把握的事情啊!金庸頓時透心冰涼。

　　多年以後，金庸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我愈想愈不對勁，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敢樂觀。自己的思想行為都是香港式的，對共產黨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黨。而且，一個黨外人士肯定不會受到重視，恐怕很難有機會做出貢獻來表現自己……”30多年之後，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會見香港《明報》社長金庸，並同金庸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談話中，鄧小平主動與金庸談起他父親被殺的事情，說:“團結起來向前看。”金庸點點頭，說:“人入黃泉不能複生，算了吧!”這次接見之後，浙江省海寧縣委、縣政府與嘉興市委統戰部、市僑辦聯合組織調查組，對金庸之父查樞卿的案件進行了複查，發現是件錯案冤案，遂由海寧縣人民法院撤銷原判，宣告查樞卿無罪，給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後，專門寫信給海寧縣委的領導，信中說:“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複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餘年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著重致謝。”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金庸未能當成外交官，卻成就了一個“金大俠”。香港回歸之前，金庸作為籌委會的委員之一，到北京起草香港基本法，當時，外交部也有人當籌委會委員，調協司的司長邵天生就半開玩笑地對金庸說:“查先生，幸虧當年你沒來，如果進了外交部，第一，憑家庭出身不好這一條，‘反右’這關你肯定過不了;第二，哪怕過了第一關，‘文化大革命’你也一定會遭殃。”

　　這次天真地北上求職，差點兒丟掉原來的飯碗———《大公報》的個別負責人拒絕他，幾經周折，金庸才回報館複職，做一名月薪才200港元的小編輯。

　　那時的《大公報》，業務會變成政治學習或思想匯報會。金庸擅自北上，同事批評他不安心工作。金庸心情不太愉快，他想去《文匯報》，傳說那裏抓得更緊。去其他報館，又不懂粵語，很難跟廣東人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