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事件秘聞：大學生為什麽會殺死蘇聯紅軍？

　　1947年至1948年上半年，中共黨、政、軍所占據的較大城市是哈爾濱。在這之前，黨中央已從內地調到東北10萬部隊和2萬幹部，並已分散在東北各地解放區。在這些解放區和南滿一帶城市，和哈爾濱一樣，一片打倒封建主義、美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呼聲，從城市到農村，震天動地。這是美國在馬歇爾調停失敗後，立即轉為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所造成的直接結果。
　　
　　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幹涉，哪裏就有反抗。這已成為世界性的規律。

　　領導這一地區解放事業的核心人物是在黨中央領導下的幾員顯赫人物。他們是高崗、林彪、林楓、高崇民、張學思等人。

　　為了有利於開展這場人民翻身鬧革命的偉大活動，他們在中央統一的安排下，成立了東北行政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高崗掛帥，林楓、高崇民、張學思任委員會副主席，栗又文任秘書長。

　　哈爾濱是我國北方新興的一個較大的城市，它既是東北三省著名的水陸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要地，又是鬆花江的重要港口，是早年列強日、俄、英、美、德、法等國必爭之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哈爾濱曾聚集了33個國家的十幾萬僑民，並設立過24個國家的領事館，同時還有外資開設的工廠、商店、銀行、學校。因而此城的涉外事務，就十分繁重，十分需要有一個專門機構來管理、來處理日常的涉外事務。為此，於1948年中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內部設立了一個外事處。

　　涉外工作無小事，事事重要，因此外事處的工作便直接歸口由林楓副主席親自領導，也就是說，外事處是在林楓親自領導下工作。外事處建處初期，人員不多，算上處長陸曦，僅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

　　東北行政委員會外事處在哈爾濱期間，我們三人都沒有外事經驗。中央外事組、西柏坡沒來得及派人來支援。因此，為了工作上的應急需要，我們隻能硬著頭皮幹，在工作中邊請示、邊學、邊做，摸著石頭過河。

　　搞外事、辦外交對我來說，實在是件勉為其難的事，我本來在大學是學醫的。當年，我一心想當個穿白大褂的醫生，以做點腳踏實地、救死扶傷的實在事。換句話說，自己就想做個靠本事謀生的本分人，做個既可不必瞻前顧後，又不求榮不求祿，靠自己的雙手、維持自己的生活就行的普通人。而且對搞外交我又一竅不通，既不懂行，又不感興趣。當黨組織硬性決定命我去搞外交時，我很為難，不服從吧，就是不遵守黨的紀律；服從吧，就要放棄兩年已學到的醫學基礎。怎麽辦？對此，我在思想裏嘀咕了很久。

　　說實在的，正當人民解放軍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在四平等地打拉鋸戰的時候，為了戰時的需要，不要說是外事工作，就是任何一項殊死任務，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都是不容選擇的。地下黨組織栗玉（ 栗又文的妹妹 ）找我談話，她說：“黨中央目前的任務是‘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我們的任何一項任務，包括外事工作，都要圍繞著這個大局轉。我們每個黨員也都要從這個翻天覆地的大局去想問題。組織上選你離開大學，放棄學醫，去從事政治、從事外交，是對你的信任，是對你寄予很大期望，是要你將來為勞動人民做更多、更重要的事；而你應該犧牲小我，去服從大我，把眼光放大些、放遠些。”

　　栗玉的這次談話語重心長，使我一生難忘。黨組織的這一決定有如泰山壓頂，沒有考慮的餘地，隻能服從。

　　說心裏話，要我放棄學醫，去從事外交，我很不情願。

　　我這種不情願，並不是我對外交、對政治有什麽成見，也不是對“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有什麽懷疑，更不是對中共帶領勞動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信心和勇氣有什麽動搖，而是對鑽研理科、攻讀醫學確實曾有過一些興趣。

　　就這樣，在一個轉瞬之間，我就很不情願地改變了自己一生在事業上的走向，進入到外事口，成了東北行政委員會外事處的一名成員。

　　涉外工作領導比較重視。因而我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外事處工作期間，除高崗、林彪外，和一些領導人，諸如林楓、高崇民、張學思、栗又文等，由於工作關係，均有接觸，經常可以聽到他們作的大會報告或工作上的具體指示，從中也學到了不少東西。

　　高崗和林彪在解放戰爭那幾年也難得一見。有一天，我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看到一條豆腐塊大小的消息，上麵寫道：“共匪軍事首領林彪已經在前線陣亡。”這條消息引起我們幾個年輕人的注意。

　　正當我軍和由美國裝備的國民黨軍作戰期間，我帥陣亡，是我黨的重大損失。這對我們來說是個不小的震動。可對此，為什麽聽不到任何風聲，既沒看到林彪陣亡的簡報，也沒聽到這方麵的小道傳說。這類事又不便多嘴去打電話向軍方詢問。難道說，為了穩定軍心，這一陣前重大傷亡的消息暫不下達？種種猜測，得不出個結論，讓人有些納悶。

　　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人皆有之，而我更甚。為了弄清這一不便弄清的謎團，當天夜裏我和秘書處的一個幹部不動聲色地進行了一番調查，親自到眾人不知的林彪住處去探聽風聲。

　這天夜裏和往常一樣，哈爾濱城內仍然是一副戰時景象，市民在天黑之後，早已熄燈入睡。

　　市內有照明的地段不多。南崗從喇嘛台到秋林公司還有幾盞街頭路燈，再往西走，幾條橫街都沒有路燈，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路上既無行人，也無車輛，沒有任何大城市應有的喧鬧和噪音，寂靜得有些恐怖。

　　當我們從南崗向西走了很長一段路後，在向右拐、走到距林彪住處約五十米的時候，隻聽林彪住宅的門警（ 衛 ）大喝一聲：“站住！幹什麽的？”

　　我的同伴立刻回答：

　　“我們是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是找你們那裏小柯的。”

　　“小柯住在司令部，不在這裏。”

　　接著門衛又喊：

　　“你們是回去，還是往前走？”

　　為了進一步觀察有關動靜，我說：

　　“往前走。”

　　“你們幾個人？”

　　“兩個人。”

　　門衛立即很嚴厲地說：

　　“你們兩人拍著手過去！”

　　當時，我的同伴說：“我們不拍手可不行，弄不好，門衛會開槍的。目前戰爭形勢緊張，被他們打死，白死，無處說理。”

　　我急忙說：“廢話，人死了還說什麽理？現在我們就委屈點，服從門衛的命令吧！”

　　為了探聽有關風聲，隻能尊重門衛的命令，拍手而過。

　　根據種種跡象，我當時就斷定：一、林彪安然無恙；二、國民黨中央社那些記者是奉命造謠，妄圖幹擾我們的軍心。這就叫作“黔驢技窮”。

　　關於高崗，他更是有些神出鬼沒，一般人難得一見，了解他者不多。我隻知道，要見他或找他請示問題或處理文件隻能到交際處去找他。當時，我們都不言而喻地知道，高崗的業餘生活，不管形勢多麽緊張，有兩件事他抓得很緊：一是打麻將，他又善於打“二五八和”；二是跳交際舞。

　　然而，我們這些年輕幹部在林楓等人的領導下，一心一意地埋頭工作，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學習，既不會打麻將，也不去跳舞。當時我們的生活雖然比較單調，但我們每個人的精神狀態卻很飽滿。

　　盡管我們的生活條件比較艱苦，吃的是玉米?子加鹹菜，穿的是二尺半（ 黃軍裝 ），但我們敢於自豪地說，我們對解放事業充滿信心，十分樂觀，堅信朱、毛必勝，國民黨必敗，蔣介石必然會被打倒，全中國必然會解放。

　　當時，每當看到一份前線的勝利簡報，我們都會忘記吃飯、忘記休息，興奮不已，奔走相告，甚至有些忘乎所以，有同當今球迷們那股癡勁。

　　1948年，解放戰爭的軍事形勢發展得很快、很迅猛，有些出人意料，讓我們這些年輕幹部有些坐不住。

　　7月，這場解放戰爭剛剛打到第三個年頭，我解放軍的兵力已有驚人的擴大。當時，國民黨的總兵力仍保持在300多萬人左右的時候，我解放軍的總兵力已由原來的120萬人發展到近300萬人。而且，國民黨的正規軍約170多萬人已被我軍分別鉗製在東北、華北、西北、中原、華東等戰場上，被動挨打，捉襟見肘。

　　約在9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上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遊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

　　10月初，高崗在哈爾濱召開東北各省市黨政負責人會議，討論了“當前的軍事形勢”，並對這一形勢作出了充分的估計，認為“東北全境的解放即將到來”，“當前的任務是全力支援戰爭”。

　　當得知高崗這一結論性的戰事安排時，我高興得要跳了起來。

　　上述會議開過之後，東北戰場就開始了“關門打狗”的戰略。

　　幾天之後，我解放軍經過31個小時的激烈戰鬥，殲滅蔣介石軍隊10萬餘人，攻下了錦州；不久，長春的10萬守軍也被迫放下了武器；接著在遼西又殲滅了蔣軍12個精銳師，計10萬餘眾。似乎國民黨在東北的軍隊所麵臨的崩潰形勢，已經是勢不可擋。

　　當時，我們外事處的三個人麵對這一即將轉折的重要時刻，也和其他同誌們一樣，恨不能也到陣前去為這一戰事轉折和必然取勝的戰爭，付出自己的力量，以不負這一偉大的人民解放對每個共產黨員的期望。

　　幾天之後，又一個新的戰略性部署，讓我們興奮不已，這就是，根據毛澤東、黨中央的部署“要把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精神，高崗在住處（ 哈爾濱南崗法國領事館 ）召開緊急會議，研究了即將接管沈陽的方針，提出今後的重點都在沈陽。東北行政委員會全班人馬也即將隨軍開進即將解放的沈陽，並將在沈陽這一較大的城市裏建立一個人民政權，即成立“東北人民政府”。這一偉大的戰略決策，意義重大。因此，我們在高興之餘，也都感到，作為這些重大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人，十分自豪，十分幸福。

　　出自東北行政委員會機關轉移的需要，我曾和哈爾濱市外事處長陳克通了個電話，告其：東北行政委員會外事處將向即將解放的沈陽轉移，今後有關地區性的外事工作將請市外事處接管處理。

　　一切離開哈爾濱的收攤工作安排妥當之後，我們便立即投入緊急準備行裝，並日夜等候乘火車沿著四平等戰火紛飛的陣地開往沈陽的命令。（ 注：11月2日解放軍打入沈陽，4日我們開進該城，當即駐紮在太原街2號，原國民黨剿匪司令部的舊址。 ）

僅用三天時間，我們將準備行軍的工作安排就緒。正在我們全神貫注、待命出發的緊張時刻，突然一天上午，東北行政委員會傳達室通知我：

　　“有一個大學生，要求外事處的人接見他一下，他有要事相告。”“是否同意他進來，你們見他一下？”

　　我也不知來者是誰，要談什麽。按規定，這類約見是不準隨便拒絕的。為此，我隻好答複傳達室：“可請他進來，我跟他談，了解一下，他有什麽要緊的事。”

　　原來這位大學生殺了人，他殺了一個老外，現在是來政府投案自首的。

　　這類事，外事處是否可以受理，我們沒有把握：受理吧，既然是件殺人案，應由公安或法院去處理，外事處豈能越俎代庖；不受理吧，該學生一再強調此案是涉外事件，又不便拒絕。

　　經過商量，我們認為此事多有蹊蹺，既是涉外事件，不妨聽聽再說。

　　主意已定，由我出麵去接見這位自首的大學生。

　　這位大學生叫王傑（ 下稱小王 ），他一見到我，就直截了當、不繞彎子，慷慨激昂地講述了他親身經曆的這一涉外事件。

　　王傑說：“我對蘇聯兵極為不滿，有不共戴天之仇。為了講出這一仇恨，我從1945年蘇聯出兵我東北、打敗日本侵略者說起。”

　　1945年8月，蘇軍入城，兵荒馬亂，商店關門，學校停課。寄宿在學校的王傑等同學和尚未離校的化學老師張某夫婦一起，共度這一非常時期。

　　張老師為了學生們的安全，也是為了自我壯膽，把留下的學生集中到一個大屋子裏住，大家同睡在一個大橫木板鋪上。張老師夫婦就住在大屋裏麵的小屋子裏，以便和學生們互相能有個照應，以期平平安安地度過戰時的困難，等待早日複課。

　　這樣一種混亂的社會秩序，對幾個孤苦伶仃的寄宿學生來說，又驚嚇、又無可奈何！

　　這幾個寄宿的學生為了安全，自己組織起來，各持一件利器，日夜值班。對此，化學老師張某對這些學生說：你們這些防範措施都不錯，但隻能在精神上給自己壯壯膽而已，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麽情況，你們這些棍棒利器是無法抵擋衝鋒槍的。你們可不能亂來，個人安全要緊。他又勸學生，躲在校舍裏，不要出去惹事，以免發生什麽意外，張老師的這番話大大穩定了學生們的情緒。但是，誰也想不到，一場意外的慘案就發生在校內這套大小套間的學生宿舍裏。

　　這天，時至半夜，學生們正酣睡時，幾個持槍蘇軍破門而入。

　　學生們已被嚇呆了，一動也不敢動。

　　天亮之後，學生們都很關心張老師夫婦的情況，但又不敢過早地去打擾他們。時至中午，小王幾個學生帶著一種不祥的預感，大膽地推開了小屋的門。一看，小王他們都嚇呆了。屋裏除留下了不少血跡之外，什麽也沒有。

　　這天夜裏，學生宿舍裏這麽一鬧騰，學生們誰都不敢再住在這個倒黴的宿舍了，都紛紛離去。小王也不例外。

　　小王不是本市人，他在本市有個阿姨。

　　阿姨是小王母親的同胞妹妹，丈夫已逝，身邊隻有一個孤苦伶仃的小女兒。母女二人在相互支撐下，日子還算過得去。阿姨對小王甚為關心，一是她受胞姐委托，要照顧這個外甥；二是阿姨確也很喜歡這個懂事而又孝順的外甥。因此，每逢節假日，阿姨都把小王叫回家來，吃上一頓可口的飯菜，既可犒勞犒勞小王，又可共同享受一下家中的溫馨之樂。

　　這天不是節假日，小王擔心這樣唐突跑回家去，會不會嚇著阿姨和小妹。可不回家又無處可去。

　　路上，小王在想，應如何向阿姨解釋昨夜校舍裏發生的事。對此，小王內心裏十分躊躇。他擔心昨夜的慘案，說出來，會嚇壞阿姨和小妹，而且自己也不願再去想再去說這件特別惡心人的慘事。最後，他認為，既然自己已經離開了現場，就不應該再讓這一凶殺慘案的情節，繼續一幕一幕地在腦子裏瞎折騰。於是，小王決心把昨夜的事件忘掉，也不打算和任何人說。

　　當小王跨進阿姨家的大門時，又一幕災難從天而降。阿姨死了。

　　小王看到小妹抱著阿姨那雙僵硬的手，不停地搖晃，不停地又哭又喊：“媽，你別扔下我！媽，別扔下我！”

　　開始，小王不以為這是真的。阿姨是個很樂觀的人，身體也很健康，幾天之前，她還給小王做了一頓土豆餅吃。

　　當小王上前看到阿姨那張發青發紫的臉時，他才知道，悲慘的災禍，已經降在自己頭上了。

　　這時，小妹抓住哥哥的腿哭著說：“媽要我去找你，東頭張姨也要我去找你，可我上哪去找你呀！”接著小妹哭得更加悲慘。

　　小王被眼前這場慘景驚呆了。待他轉過神來，他便撲上前去，不顧阿姨死後的恐怖相，抱著阿姨的頭，大哭不止：“這是怎麽啦？阿姨你說話呀！”

　　當小王聽到小妹講述阿姨死前的情況，他那年輕的肺葉都要氣炸了。

　　聽小妹斷斷續續的哭訴，小王才明白，阿姨是被蘇聯大兵強奸後，自己上吊自殺的。

　　小王聽罷，放聲大哭，他抱著阿姨的胳膊大叫：“阿姨死得冤啊！”“阿姨是被蘇聯大兵害死的啊！”

然後，小王跪在阿姨屍體前，鄭重發誓：“阿姨你安心走吧！我要把小妹帶到我家，會讓小妹好好活著，好好上學，不讓她受到任何傷害。阿姨這一血仇，我一定要報。”

　　小王辦完阿姨的後事，將小妹送到外地媽媽那裏，並囑小妹：要和在哈爾濱家一樣，聽話，好好學習。“以後如有條件，我決心把小妹和我媽一起接到哈爾濱去，你們等著吧！”

　　小王在小妹麵前，不願再提阿姨慘死的事，也不願意說穿阿姨為什麽拋下小妹而去的真實原因。
　　
　　小王知道，小妹還小，什麽也不懂。小妹隻知道像小鳥一樣在媽媽的翅膀下，得到保護，卻不知媽媽是為了保護女兒才失去了生命。

　　小王看得很明白，領悟得很深刻，因而他很後悔。他悔不該在兵荒馬亂的時候，還留在學校裏過夜，沒能及早地回家來，照顧阿姨母女。如果他能及早回來，至少，在家裏可幫阿姨壯壯膽，替阿姨抵擋一下蘇聯大兵的侵犯，甚至，還可勸阿姨不要自尋短見。

　　這一難以解脫的後悔和自責，更促使小王決心要為阿姨討回一個公道。

　　1946年下半年，小王又回到了哈爾濱，一個人住在阿姨家。

　　就在學校還沒複課、蘇軍還沒撤離的時候，小王真的遇見了強奸他阿姨的那個蘇聯大兵，並為屈死的阿姨報了仇。

　　一天夜裏，小王正在阿姨家裏深睡，一陣敲門聲把他驚醒。小王聽到敲門人還哇啦哇啦地說什麽“媽達姆Magam！”（ 太太 ）等俄語，便斷定門外是個蘇聯大兵。此刻，小王像觸了電似的，想起了阿姨的慘死。他火冒三丈。一種複仇的衝動，使他膽子大了。他穿好衣服，藏好一塊鐵器，無所畏懼地前去開門。

　　一個醉醺醺的蘇聯大兵，背後掛著衝鋒槍，熟門熟路地走進了房門，接著他一麵叫喊Magam，一麵將一個圓式的大黑麵包（ 黑列巴 ）放在桌子上。然後，他直奔靠窗的土炕，又急促上前掀開被子。

　　此刻此景，小王已經猜到八成：這個醉兵肯定就是強暴阿姨的人。

　　小王在這刹那間耳邊似乎聽到阿姨的慘哭聲，他那急切複仇的心情，已經有些按捺不住了。尋找仇人非易事，得來並沒費功夫。

　　此時，蘇聯大兵發現被窩中沒有人，便問小王：“гge magam？（ 太太在哪裏？ ）”

　　小王聽懂大兵要找的是Magam，便橫眉冷對地說：“死了！”

　　蘇聯大兵走了。小王尾隨其後。當蘇聯大兵走到鬆花江邊時，小王趁機將他推進了鬆花江。

　　東方發亮，晨光四射，公園裏也開始有人來往。小王仍然看不到江岸有什麽動靜，便匆匆忙忙跑回了家。

　　小王把阿姨家打掃了一下，然後跪在地上，連叫三聲阿姨，又叫張老師，並鄭重對阿姨說：“我替阿姨報仇了！我親手殺了強奸阿姨的凶犯。我為中國人除了一個大禍害。阿姨，你瞑目吧！”說著，他就趴在地上，大哭了一陣。

　　小王講到這裏，似乎已將要說的話都講完了。停頓了一會兒，小王又接著說：“學校複課後，同學們湊在一起，首先議論的就是這件事。一提此事，同學們無不咬牙切齒，極為憤怒。

　　一天在課堂上，同學們懷著悲憤的心情，又懷念起張老師夫婦。這時，我也按捺不住自己內心的冤恨，便當眾講出了，我如何殺了一個蘇軍，為我姨媽和張老師報仇的事。”

　　看來，此事已有很多人知道。

　　我便立即問小王：“同學們聽了這件事，都有些什麽反應？”

　　小王回答說：“那些天，同學們議論此事後，反應十分強烈，有人想借機大鬧一場；組織起來到蘇軍司令部去抗議去控訴，去討個公道；還有人主張，立即組織起來，上街遊行，以抗議蘇軍暴行。

　　“同學們在議論此事時，都很齊心，你一言、我一語，空前一致，非常團結。”

　　接著小王繼續說，他們同班同學，人數雖然不很多，但多是本市學生。他們所代表的社會背景，卻十分複雜。而在他們這些學生中，有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也有中共地下黨員和民主青年聯盟成員。這兩部分人，平時矛盾很深，往常吵架吵得麵紅耳赤，不可開交。然而，他們在聽小王這場冤案的控訴時，異常一致，異常平靜，都對小王表示同情、表示支持。好像小王為全班同學出了一口惡氣。

　　小王接著說：“我隻知道我當了多年的亡國奴，而我不知道國民黨想幹什麽？也不知道共產黨想幹什麽？我講述這段殺死蘇聯大兵的曆史，並不是要向國民黨靠攏，也不是有意疏遠親蘇的中國共產黨。我公開講這件事，不是為了要巴結誰！或表示要仇恨誰！也不是為了吹捧誰！或給誰臉上抹黑。一句話，當時，既然蘇聯大兵可以不受法律約束地持槍強奸我阿姨，我就也可以不受法律約束地為我阿姨複仇。我要一命抵一命。這是天命，這是公理。就是把這個官司打到天邊，老百姓在沒有政府法律保護的情況下，憤起自衛，是無可非議的。況且，我們對蘇聯的印象，長期以來就不很好。”

　　小王接著又說，當時一些青年學生不大欣賞蘇聯。盡管都知道，孫中山提倡聯蘇、聯共，但蘇聯作為鄰國，對我們並不友善。

　　遠的不說，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蘇聯就很滑頭，蘇聯元首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也和日本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正當日本軍國主義集團入侵中國、占領東北三省的時候，中國人民渴望得到蘇聯伸出國際主義之手、幫上一把。但事實上，任憑日本鐵蹄對中國的蹂躪，蘇聯除考慮他自己的民族利益外，沒采取任何抵製日本侵略擴張的措施。當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日本侵略集團請斯大林出麵，充當戰爭的調停人，希望得以從對抗盟軍中脫身。斯大林這才利用機會對日本宣戰。

蘇聯及其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某些對華態度，令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青年無法理解，十分寒心。

　　1945年8月，蘇聯宣布對日本作戰。蘇聯紅軍以先進的軍事武器、快速的衝鋒槍，在威力出奇的坦克部隊掩護下，僅用兩三天的工夫，就占領了東北各大城市。日本在美國原子彈的脅迫下，已經大傷元氣，很快就宣布投降。

　　從此，蘇聯紅軍即以戰勝者、解放者的姿態，在東北各大城市實行了軍事管製，並在各城市裏著手組織了地方政府。當時，就有一批地痞、奸商，以及一些略懂俄語的漢奸都粉墨登場，搶權、搶錢，為非作歹。在一個不短的時間裏，不僅這批中國敗類趁機大發戰爭之財，蘇聯紅軍也大撈了一把。

　　日本宣布投降後，住在中長鐵路沿線的東北老百姓、北滿鐵路職工和邊境老百姓，都眼巴巴地看著一列一列的貨運火車，滿載東北物資，開往蘇聯。

　　這些物資不僅有由日本關東軍部隊中繳獲的軍用物資，還有大量軍、民用工廠、企業和礦山的機械設備、器材物資，乃至母機機床，以及機械產品和民用產品，還有大批東北國庫中所儲存的民用物資，諸如棉花、糧食以及建築設備、器材和建築物資。就連溥儀皇宮的可動財產，以及日本高級官員和軍官家中的鋼琴、沙發和家具等都作為繳獲物資，全被運到蘇聯去了。較大的重工業企業，被掠走一空，如鞍山鋼鐵廠、沈陽兵工廠和小豐滿發電廠等大型工廠的全部設備全被拉走，隻剩下一些空房子。這些事實，對饑寒交迫、渴望溫飽的東北老百姓來說，十分敏感，十分不滿。

　　誠然，蘇聯紅軍將出兵繳獲的戰利品，運回國去，以補償蘇軍在戰爭中的損失，這本是一件無可非議的事情。但是，作為一個被稱之為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的社會主義戰勝國來說，作為一個標榜堅持國際主義精神的國家來說，如此掠奪式地運走、搶走鄰國賴以生存的基礎物資，怎樣向世界自圓其說呢？豈不是口頭上宣揚一套，而實際行動上卻是另外一套。

　　有些有前科的蘇聯大兵一進城，都成了太上皇，他們利用各地既無政權、又無法律，既無“紅綠燈”、又無“人行橫道”，無人權保障的混亂局麵和機會，紛紛持槍橫行，為所欲為，奸淫擄掠，弄得各大中城市昏天黑地。

　　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如此可悲。“昨天攆走了一隻虎，今天又迎來了一隻狼”，這種謾罵聲，在第二次大戰後的東北地區，傳播得沸沸揚揚。這種義憤的傳播，不是來自西方媒體，也不是來自國民黨或三青團，而是來自普普通通的東北老百姓。

　　接著，我又問小王：“你談的上述情況，入情入理，我能理解。但我想問你，你的這複仇殺人一事，既然無人告發，為什麽你要來投案自首。”

　　小王說：“不僅沒有人告發我，而且我這複仇一事，還博得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盡管如此，但我總覺得，我畢竟是殺了人。

　　“雖然我每想起這件事，我就仍然會情不自禁地臭罵老毛子一頓，但我內心裏還是有些後怕。我並不是怕蘇聯人會報複，我敢作敢當，我怕的是，我這手沾上了殺氣。這是一種永遠洗不淨、甩不掉的殺氣。這種殺氣一直在幹擾著自己的神經，從而使我背上了包袱，又後怕、又後悔。於是，我很想向政府當局說說，不管怎麽處理我，我隻希望你們能理解我。這是我來投案自首的原因之一。

　　“之二是，我有個問題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即我在這種情況下，是否也算犯罪？

　　“我自認為，一命抵一命，在蒙冤無人管、有仇無處訴的情況下，殺人報仇，應該算是符合公理的。兩年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沒有來，也沒有一個自己的政府，我們像一群沒有娘的孩子，任何人都可以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我們隻能忍受，沒有做人的權利。在這情況下，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學生，能忍受嗎？你不殺他，他還會害人。我為民除害、替天行道，不該算是犯罪。

　　“但是，我又不知為什麽，事後雖然沒有人找我糾纏此事，但我還是有些負罪感。這種煩惱，成了心病。我希望能有人給以指點。

　　“之三，學校裏有幾位進步同學建議我來自首，以聽從你們發落。

　　“我認為，今天對你講完此事，就算了卻了自己的一個心願；不管你們怎麽處理，我都認賬。從此，我可以丟下包袱，輕裝前進了。”

　　我聽了小王這一席話，頗為震撼。小王年紀不大，口才很好，案情說得透，辯詞講得清，給我的印象是，這個學生挺孝順，挺勇敢，也挺仗義。隻是他投案自首的目的，聽來聽去，也聽不出明堂來。蘇軍已撤，又無人告發，他來狀告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麽？犯的是什麽傻？我問的幾個問題，他回答得含糊其辭，一套官腔，不足為信。因此，我也不想再去問他什麽。但我也不能隻聽、不表態。表個什麽態，自己毫無把握，是批他、罵他，還是支持他、同情他，我心裏沒有底。於是，我對小王說：“你先回去吧！明天再來。我請示一下，再答複你。”

　　小王走後，他所自首的這件事，使我有些犯難。

　　當時的戰爭局勢十分緊張。正當外事局即將隨大隊人馬開往沈陽戰場的非常時刻，對這種事過境遷，又找不到原告，又無人追究的自首案件，完全可以不予置理。但是，人命關天，再緊張也不宜輕率處理，至少也得將此事交給哈爾濱市外事處去處理。

我帶著不少困惑回到了辦公室。為了立此存照，就此案我還寫了一個書麵報告。

　　領導看到這一報告對我說：“對，你讓他回去，做得對”，“這樣的事，誰也辦不了。蘇軍已撤，蘇方也沒就此事來找什麽麻煩；而且我和蘇方也沒有司法合作協議，蘇方也找不上我們，況且事過境遷，無根無據，也夠不上國家間的交涉。就是蘇聯官方找上門來，我們還得替中國受害人、被告人辯護幾分。所以我說，這孩子是個神經病。他到我們這裏投案自首何用？亂彈琴。他明天不來，就算結案，不再理他；如果他來，就開導開導他。

　　“可告訴他，我們很忙，他還有什麽事，可去找市政府。一、對他投案自首一事，可表示，他這樣做不錯，但要給他指出，殺人是犯法的。即使殺人報仇，也是殺了人。這在解放區是違法的。但是，蘇軍已撤，無人追究此事。對他的投案，目前我們不予受理。二、目前我們國內的戰爭局勢十分緊張，東北的各大城市有待解放，擺在我們麵前的事情很多。希望他好好學習，輕裝前進，盡快投入社會工作，不要再去胡思亂想。”

　　第二天，我按上述精神向小王談了。小王還挺高興。他一再問我，“你的這些說法，是否可看成是政府對我的忠告？如果是，我就很心安了。”我明確告訴小王：“是。”

　　殺人自首一案就這樣草草了事，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負責任，但在當時戰火紛飛的時期裏，也顧不上那麽多了。在當時，除了具有影響全局的涉外事件外，像這類個人仇殺事件，誰也管不了，隻能可推就推，可搪就搪，別無他法。

　　但是，蘇軍在東北的違法亂紀、胡作非為，和肆無忌憚地拉走大批財富這兩件事，給當時一代東北人留下的壞影響，一時難以消除。

　　當然，半個多世紀都已經過去，老一輩的人對蘇軍的這兩件怨恨，雖然在腦子裏逐漸在淡化、在淡忘，但對蘇聯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既高舉國際主義原則，又高唱無私援助弱小國家，卻如此對待自己的這個窮鄰居，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正因為以上種種因素，有不少人對中央提出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想不通。

　　說句實在話，當時，我們也不能不麵對現實。

　　當時雖說有人建議，中國走第三條路線，不靠蘇，也不靠美。這種提議，隻能是事後傳說而已，查無實據。又有人說，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提出要北上見周恩來，周也同意。實際上，美國大使根本就沒理這個茬，沒有北上。反而，美國當局對新中國采取了一係列的施壓、封鎖政策，欲把中共政權窒息在搖籃裏。在這情況下，新中國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采取“一邊倒”政策，又該怎麽辦呢？！

　　“一邊倒”是短命的，沒過幾年，中蘇兩國關係由友好急轉惡化。

　　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他以大國沙文主義姿態，無視中國主權，向我提出建立海軍共同艦隊等無理要求，企圖在軍事上控製中國。他的要求當即為毛澤東所拒絕。

　　此後，蘇聯便采取了破壞兩國關係的一係列措施：片麵撕毀兩國簽訂的經濟技術協定；單方撤回全部在華專家。赫魯曉夫辦的這件背信棄義的蠢事，遭到中蘇兩國人民和世人的鄙視。

　　從此，中蘇兩國在思想領域裏，展開了一係列文字戰。我中央指定由康生主持一個寫作班子，專寫文章批判蘇方的修正主義，曾寫出了震動全球的《 九評 》。從“一評”、《 蘇共領導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 》到“九評”、《 關於赫魯曉夫的偽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 》，以答複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而蘇共也不停地發表文章對中共進行還擊。雙方文字戰尖銳苛刻，兩國關係也隨之進一步惡化。

　　然而，最值得提及的是，中蘇兩國人民的傳統友情，仍然沒變，並沒受兩黨文字戰的影響。不論在北京，還是在莫斯科，兩國人民仍然一如既往，堅持保持著睦鄰友好關係，誰也看不到兩國民間有過什麽反目氣氛，反而彼此心照不宣，照舊友好。

　　這種淳樸而真摯的民間友情，不受國家交惡影響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中俄兩個民族，都是文明古國的後代，各自都有著悠久而光輝的文化曆史，有著憨厚熱忱、強悍不屈、淳樸而又善良的民族性格，而又都不願破壞雙方千絲萬縷的睦鄰友好合作的傳統關係。

　　其次是，中國人有個不忘“舊好”的長處。一代中老年人對中蘇人民友好的“黃金時代”記憶猶新。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莫斯科舉辦的中國文化周；在北京開展的蘇聯文化活動，聲勢轟動，家喻戶曉。蘇聯芭蕾舞著名演員烏蘭諾瓦來中國演出，轟動了神州大地。杜近芳在莫斯科的演出，博得各界喝彩。在莫斯科舉辦的“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中國青年代表團是聯歡節最受歡迎的貴賓。莫斯科——北京之歌的旋律為北京和莫斯科一代人鑄築了一個友好的“黃金”時代，令人難忘。

　　一代人雖已年邁，但人人深信，這種民間友情的“黃金”時代，還會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