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無恥的好人

　　常說“亂世出英雄”，《三國》就是明證。裏麵有多少英雄？數是數不清的。單是蜀漢一朝，就有關羽、張飛、趙雲、黃忠、馬超這“五虎上將”，薑維好象像也算一個。諸葛亮算不算？當然要算，不然於理不通。二十幾歲出茅廬，羽扇綸巾定天下大勢，運籌帷幄，處變不驚，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這還不算英雄？不過照曹操的意思，當時夠得上大英雄的隻有兩個，一是劉備，一是他自己，“惟使君與操爾”。曹操的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與我們百姓講的不全是一回事。

　　蜀營中還有一位魏延，立過不少戰功，卻沒有誰把他當英雄。原因是他腦後有塊反骨，靠不住。這塊“反骨”別人都看不出來，隻有諸葛亮看出來了，要殺他，為劉備所保。正是用人之際，殺降將不利於廣納人材。諸葛亮雖然能決勝於千裏之外，看人卻不一定準。譬如馬謖，他就沒看準。劉備曾說馬謖不堪大用，他不信，偏教他守街亭，結果丟了。魏延殺了昏庸的上司太守投了過來，使長沙得以和平解放，還救了老將黃忠，功勞是很大的。諸葛亮以貌取人，指他有反骨，實在是一種偏見。魏延終其一生，隻反過兩次，第二次是諸葛死後。他急報軍情時腳步太重，煽滅了油燈，於是怪他壞了丞相的祈禳之法，也就是說，諸葛亮之死是他給害的。那諸葛亮是何等人物，連皇上都稱他為相父；把如此罪名扣到魏延頭上，豈不是明擺著逼他造反？所謂“祈禳之法”，本不過是裝神弄鬼的伎倆，沒做成也就算了，竟還要逼反一位久經沙場、功勞卓著的大將。蜀漢雖說是以“人和”得與占盡天時地利的魏、吳成鼎立之勢，其實用人一直甚不公平，喜歡任人唯親。而魏延既死，蜀中再無大將，隻等著垮台了。

　　三國是人才流通的時代，大家都反來反去的，隻看誰對我有知遇之恩。用現代語言說，叫跳槽。諸葛亮以忠心耿耿著稱於世，是因為他進了一家好公司，遇著一個好老板，也就是曹操評定的大英雄劉備。但即如劉備本人，也反過就不止一次。今天投袁紹，明天投曹操，後天投劉表，甚至還投過呂布。可見單指魏延長了反骨是不公正的，有本事你指著劉備的後腦勺這樣說試試。象諸葛亮這樣不長反骨的人，傾曠世之才，最後也不過輔佐了一位扶不起的阿鬥，結局未見得就怎麽美妙。

　　說到反，呂布的反名最大，要超過魏延。先是殺了義父丁原，後又殺了義父董卓，故人譏為“三姓家奴”。然而細究起來，殺丁原固然不義，殺董卓卻是反戈一擊有功。董卓梟雄，除了呂布無人能殺。呂布本領高強，力能敵劉、關、張三英，民間才有“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的說法，誇他的英武蓋世無雙。而且他不是個好戰份子，有本事沒本事一定要打個出人頭地什麽的，這樣的政治野心他沒有。雖說成不了氣候，對於飽受戰火塗炭的百姓來說，總比窮兵黷武、動不動就興師北伐或禦駕南征要好得多。

　　三國不算是太壞的時代，因為各國都是英主長期執政。及至龍種一個個孵成了跳蚤，天下歸晉，反而世風日下，致於五胡亂華，才真正到了黑暗時代。隋唐以後，五代十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各地軍閥割據，山頭林立，一想不通就自稱皇帝，你打過來我打過去，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台。這個人上來殺一批人，頒布一個政令；那個人上來又殺一批人，又頒布一個政令。沒完沒了，百姓可就遭殃了。

　　那時候有沒有什麽英雄？實在想不起來，好象是沒有。至少沒有讓人記得住的大英雄。那是一個需要英雄而沒有產生英雄的時代。隻產生了很多皇帝，當然還有皇後及其親戚。從朱全忠篡唐，到趙匡胤陳橋兵變篡周，凡五十三年，正規的皇帝出了十幾個。再加上那十個小朝廷的皇帝們，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幾個。

　　有一個叫馮道的人，一生經曆過五個政權。這本來沒什麽，五代麽，就應該是這樣。問題是他在這五個朝代裏都當大官，這就值得說一說了。後唐莊宗時官拜副部長（戶部侍郎，充翰林大學士），明宗時複拜中央副秘書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弘文館大學士）。後唐亡，石敬瑭入洛陽，改國號為晉，仍拜馮道為首相，封魯國公，少帝時封太尉封燕國公。契丹滅後晉，馮道又事臣遼太宗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北走，劉知遠入洛陽建立後漢，拜馮道為太師。郭威篡漢，改國號為周，複拜馮道為太師中書令。馮道病歿於周世宗時，享年七十三歲。如果他等幾年再死，等到趙宋政權建立，依例他還能做成一朝大官，那就是六朝元老了。

　　馮道一生，曆五朝事十一主，這在推崇忠誠不貳傳統觀念的中國人看來，簡直太過份了，是為非常的恥辱。宋人歐陽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馮道這種不義之徒：“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說，國家之亡，就亡在馮道這樣無恥的大臣身上。歐陽修還舉了一篇五代時的小說中的故事，作為反例：一位李姓婦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於是帶著兒子捧著丈夫的骨灰返鄉。過開封住店，店老板見她形跡可疑不讓住，而李婦偏不肯走，爭執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婦覺得“被淫”，深以不能守節為恥，就當街將自己的那隻手臂剁了下來。歐陽修歎曰：“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歐陽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醜話說在前麵，後人也就不好反駁了。久而久之，馮道竟成為曆史上反複無常、趨炎附勢、寡廉鮮恥一類小人的代表。照歐陽修的意思，馮道應該向李婦學習，國家一改變顏色，就得自己把自己給砍了；至少也該堅不出仕，這才無愧於先朝皇上的厚恩。歐陽修的節婦觀與義士觀，對後世的影響至為深遠。宋代是中國人重建道德風氣的時代，同時也是漢民族由極盛走向衰弱的開始。宋亡時，麵對強大的蒙古軍隊的入侵，誌士仁人迭出，節節抵抗，直至最後一位忠臣背著最後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為千古名句。

　　文天祥的忠勇，甚至受到敵人的敬重。元廷對他頗為優待，丞相孛羅親自勸他，許以高官厚祿。而文至死不降，在獄中作《正氣歌》，關押三年被殺。

　　然而一個民族，隻有文天祥這樣的英雄，顯然也是不夠的。大家都成了文天祥，大家都去跳海，這個民族就要從世界上消失了。蒙古侵略軍的殘暴，較之日本鬼子和希特勒，有過之而無不及。南京大屠殺殺了三十萬，舉世震驚；而蒙軍攻下花剌子模國舊都玉龍赤傑，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萬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殺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愛孫中箭身亡，城破，令將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雞犬不留。拔都率軍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殺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萬隻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討伐木剌夷，務將木剌夷斬盡殺絕。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壘數百個，包括不戰而降的城池四十餘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幾盡屠殺。大食國都報達開城投降，蒙軍屠城七天，將全城八十萬居民殺個精光。蒙古人奉行的幾乎是種族滅絕政策，那時又沒有聯合國憲章及海牙國際法庭，沒有任何威懾力量予以製約，盡可無法無天。

　　幸好當時出了兩個人。一個是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字晉卿。單從他的取名來看，就曉得將有“楚才晉用”的故事發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學與品格影響了成吉思汗，使之漸漸接受了一些漢文化，不那樣動不動就屠城了。另一個幹脆是漢人，從事道士工作，名丘處機，人稱丘神仙。丘神仙的特點是裝神弄鬼，經常給成吉思汗講道，勸奉他少事殺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殺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記錄下來：“神仙勸我的話，都要依從，不可忘記！”因而稍斂蒙古人的獷悍之氣，使中原百姓免遭許多屠戮。其後，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漢人宰相姚樞的影響，同時還延攬和重用了如竇默、許衡、劉秉忠、王文統、張文謙等一大批著名漢儒。國難當頭，正是這些直接為侵略者政府服務的漢奸們，使中國本土不至於象那些一個個被征服的西方國家一樣，受到滅絕種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徹底改變其好戰嗜殺的民性，是經曆元代以後。中國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將相，幾乎全部漢化，連蒙語都不說了。中國被強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則被中國的文化所征服。就長遠的曆史來看，當然是後一種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義。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當初所沒有料到的。同樣的故事，這絕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早先，有鮮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契丹人耶律氏的遼朝，有女真人完顏氏的金朝。其後，又有關外女真人後裔滿族愛新覺羅氏建立的清朝。

　　說到遼朝，又回到前麵提到的馮道。馮道曾事臣遼太宗耶律德光，按中國人曆來的說法也就是當了漢奸。遼滅後晉，馮道來朝，耶律德光問：“你怎麽也來了？”馮答：“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又問：“你是什麽老頭？”馮答：“無才無德的癡頑老頭。”如此裝癡賣傻，逗得耶律德光大樂，於是封為太傅，位列三公。

　　馮道隻是賣傻，而非真傻。在自貶以求全求寵上，他可以說是無恥。但問起國計民生的大事來，他可是一點也不傻。耶律德光問：“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馮答：“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馮道一言，使契丹改變了夷滅中國人的初衷，救了無數無辜的百姓。

　　我不能斷定，馮道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當“漢奸”的。但馮道為政的賢明清正，卻是連鄙視其人格的歐陽修也不得不秉筆直書的。歐陽修不愧為大文章家，一是一，二是二，分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別人手裏，除了指他腦後有反骨外，怕是再指不出什麽來了。殊不知反骨也是一骨。

　　馮道家世耕讀，從幼好學，善屬文，不恥惡衣惡食，唯以吟諷為事。當官以後，為人刻苦自勵，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與隨從人員共用瓢勺碗盞，一個鍋裏吃飯。父死歸鄉丁憂，他親自耕田砍柴，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這樣體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間疾苦。唐明宗問他治術，他說：“陛下以至德承天，當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問農事，他說：“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接著背了一首唐詩給明宗聽：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天下君，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遍照逃亡屋！明宗聽得眼睛一亮，說此詩甚好，叫身邊的秘書錄下來，經常念誦自省。

　　對君王如此，對下麵的人如何呢？一次，一個軍士跑到衙門前指名辱罵馮道，馮道聽了說：“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請進來，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時馮道第一次為官的後唐還沒有亡，也就是說，他還從未當過貳臣，漢奸，叛徒，實在沒有什麽值得當街辱罵的，那軍士多半是無理取鬧。馮道不惱，還請人家吃喝，盡歡而散，中國曆史上恐怕難得再找到幾個這樣有風度的大官了。他的賢名，外國人也佩服和敬重。後晉時他出使契丹，契丹主準備親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無親迎宰相之理”，乃罷。天子為什麽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國”的天子，郊迎“兒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兩個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國人的自豪；馮道反來反去，卻是中國老百姓的大幸。事實上，反來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馮道倒是以不變應萬變。誰來做皇帝他都歡迎，都樂於為之辦事，並以其德高望重給最高當局盡可能以善的影響，讓民眾休生養息，使動蕩混亂的社會盡可能維係一種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維係這個民族細若遊絲的命脈。沒有人說他是英雄，他手無縛雞之力，無法鎮壓反叛的軍閥或禦敵於國門之外；他隻有等你們來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讓你們喜歡他，尊重他，把權力交給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亂中求治。老實說，這個朝那個代，這個黨那個派，對於老百姓有什麽意義呢？就老百姓而言，讓咱們過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後人怎樣評說，馮道自己是挺達觀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觀和人生態度，曾著書述其曆事五朝的經過，自命為“長樂老”：“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父為母，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

　　馮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馮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網上文章，作者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