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反省最後才說到：至少我是一個最大的罪人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攜蔣經國匆匆離開成都官邸，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中國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革命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特別是在美國，一場政治風暴隨之而起，從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以至各大媒體，都在質問“國民黨是怎樣倒下去的”？本來，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權，是明白無誤的，是從未動搖的。單從1945年到1948年，美國援助國民黨540餘架飛機，69個師的武器裝備，希望國民黨能夠長期統治中國，以維護美國在中國以至在遠東的利益。不料隻經過了三年的戰爭，國民黨竟兵敗如山倒，不得不離開大陸，退守台灣一隅。在這種形勢下，以麥卡錫為首的右翼勢力，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質詢，並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擊的是被稱為“三個出賣了中國的約翰”，即範宣德、戴維思、謝偉誌。接著是對傳媒界、文化界、影視界的許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進行了審查，有的被稱為“共產黨同路人”，有的被定為“共產黨間諜”。再接著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聽證會上，麥卡錫等人直接指責華萊士、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為“親共分子”。在這種紛紛擾擾中，國務院發表了《對華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含糊其辭。但《紐約時報》評論說：“白皮書向人們透漏的信息是，中國並不是被某個陰謀集團出賣的，而是國民黨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灣，蔣介石對自己的失敗，更如骨鯁在喉，箭穿於心。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出，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到台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那麽，蔣介石的敗退，到底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歎是不行的，麵對著撤退到台灣的文武百官、殘兵敗將，蔣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兩年以前，蔣介石說：“自從戡亂以來，我個人每經一次戰役，對於這次戰役的成敗利鈍，無不加以詳細的研究和檢討，而且每一天、每一時刻，我都在研究我們國軍所遭受犧牲的原因。”但據蔣經國敘述，他父親真正思考和研究失敗的原因，是在引退於奉化之後。他說：“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便開始埋頭研究戰爭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這樣，蔣介石在台灣“複行視事”後，便根據他研究的“原因”，在陽明山舉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批集訓高級幹部和高級將領，蔣介石親自主持，親自督導，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訓詞”。在這些訓詞及其他各種演講中，對國民黨的失敗有痛切的指陳。

首先，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削平匪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匪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蔣介石的這種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黨政軍學，無一幸免。說“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似已稍有過分，而國民怎麽就“不成其為國民”了呢？國民黨以 “國民”為號，國民政府以“國民”為紀，如果“國民不成其為國民”，那麽這個黨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又成了什麽呢？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過去在大陸，國民黨是不能被批評的，因批評國民黨而被逮捕、囚禁、暗殺的，不計其數，甚至連國民黨內元老級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濟深、鄧演達等也在所難免。到台灣後，蔣介石自己批評起來了，雖然隻是泛論，沒有具體指出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殘民害民的中統、軍統特務，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上層官吏，但能指出國民黨的腐朽，甚至認為“早就應該消滅淘汰”，也算是一點進步。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過去，對國軍也是不可以批評的。早在1946 年，蔣介石說：“共黨在國內外大肆虛偽的宣傳，說本黨如何專製，政府如何腐敗，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們國民革命軍如何擾民，甚至說我們軍官人人都營私舞弊。”到了台灣，他大講特講“軍不成其為軍”的種種表現，這至少證明過去人民對國民黨部隊的厭惡，並非“虛偽的宣傳”。

在指責國軍的作戰不力時，蔣介石對高級將領的批評尤為嚴厲。他說：“我們此次大失敗的恥辱，不僅是由於一般黨員喪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義，尤其因為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蔣介石曆來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對那些臨戰而未“成仁”的將領特別憤恨，即使是嫡係親信，亦不肯有所寬宥。以湯恩伯為例，他稱得上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在國民黨敗退前夕，他不僅向蔣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師陳儀，而且幫蔣介石秘密運走了國庫所有的黃金、白銀與外匯，最後將華東地區的國民黨殘餘部隊帶去台灣。所以蔣經國曾稱湯恩伯為“國之幹城”，說：“父親引退之後交我們辦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到了淞滬棄守，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飛的空軍的掩護，才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台灣，而成為現在保衛台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多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度過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蔣經國在這篇文章裏著重描述了蔣介石對湯恩伯的愛護和倚重，但蔣介石本人並不如是觀。1954年湯恩伯在日本病逝，蔣介石發表演說道：“假使湯同誌當時能夠在他指揮的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的悲壯，對革命曆史將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在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機會。”真是天威難測，連自己的兒子也摸不準。

又次，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於知識分子。他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的症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外圍，成為敵人的工具。”他說：“一般知識階級隨風逐浪，道聽途說，以共黨所好好之，以共黨所惡惡之，以共黨之是為是，以共黨之非為非，就是這樣斷送了我們的大陸。”他說：“一些自命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們，直接間接幫助共黨，在政府區域內開展反內戰運動。政府為剿匪的動員，特別是征兵征糧，到處遭受這一運動的阻礙。這些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飾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陣營因而動搖，而士氣民心亦為之頹喪。” 這裏所指的是1947年在國統區開展的反迫害、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這一運動給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因而蔣介石每提到這一運動，就發出切齒之聲。

蔣介石在大罵一通大陸的知識分子以後，話頭一轉，指向了台灣。“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反動分子，像過去大陸的所謂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號，來搖惑人心，擾亂社會，企圖混水摸魚，投機取巧，以遂其卑鄙無恥、賣國害民的目的。”此處所說的“反動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灣大學教授，曾給美國一刊物寫過一篇批判國民黨的文章，尖銳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政權專製獨裁的本質。雷震算不上什麽知識分子，隻是與知識分子交往較多。大陸解放前夕，他與胡適、傅斯年、王世傑等在上海搞了個“民主抗共”方案，還發表了個“上海宣言”，得到蔣介石的讚許。但胡適非常乖巧，隻寫了封《致潤之先生 (毛澤東)》的信，要求中共放棄武力，與國民黨一起“民主建國”，接著便到美國任國民黨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斂，到台灣後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政治，甚至還想組建一個新黨。蔣介石不斷以大陸知識分子為例，教訓這些“反動分子”，後來忍無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獄。

此外，對於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還認為是由於美國支持不力。他說：“美國人對我們訓政的必要，沒有深刻的認識，加上共產黨穿鑿附會，惡意宣傳，因此在美國人頭腦中間，造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就是中國的政治是獨裁的政治，國民黨是獨裁的政黨。”在大陸時，蔣介石對美國使團人員雖多有不滿，但不敢惡語相向。到了台灣以後，越想越氣，便經常開罵。如稱史迪威“不自量力”，“餘為總司令，史迪威隻係餘任命之參謀長，有何權力未經餘之批準，即建議將武器分給共產黨？如何對付中國共產黨，乃餘之責任，彼絕對不能過問。”稱赫爾利為“無知之輩”，“赫爾利對中國一無所知，彼從延安帶來之協定草案，表麵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最喜歡聽的名詞，實際上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基本戰略。故餘對其‘聯合政府’的提議加以拒絕。”在淮海戰役期間，蔣介石曾要求美國出兵援助，被杜魯門嚴詞拒絕。到台灣後，他不敢指名罵杜魯門，隻是大罵“國際姑息分子”。他說：“鏟除共產黨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業，但由於國際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視，養虎貽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麵。”

當時來中國的美國使團，大多數人對中國確實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觀察和比較，作出自己的結論。許多美方人員經過比較，特別是通過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區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一、“中共雖代表少數，但頗強。”二、“中共擴張其地區，係人民之擁護。”三、“中共占領區人民之生活，較國統區為優。”四、“中共之征兵與稅收，亦較國統區公平。”五、“中共受進步之中產階級擁護，有越封鎖線而逃入共區者。”六、“中共之現行製度，較國民黨民主。”七、“中國之小政黨願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護。”八、“國共兩黨應有政治上之協定，組成各黨派聯合政府。”這些觀點，當然也影響了美國的某些決策。但從根本上來講，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是從不“姑息”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國“姑息”下發展壯大的。當蔣介石大罵“國際姑息分子”時，杜魯門沒有還罵。若幹年後，杜魯門在其《口述自傳》中說：“蔣軍從來不是良好的部隊。我們把大約三十億五千萬元的軍事裝備，送給了這些所謂自由中國人士，結果，從北京到南京的戰線上，蔣介石約五百萬軍隊，卻敗給了三十萬共軍，共產黨拿了這些軍事裝備，把蔣和他的手下，掃出中國大陸。說實話，他一直都不是個東西。他們曾要求我派出數百萬美國部隊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絕。蔣介石實在無可救藥，他們的腐敗是與生俱來的，我決心不虛耗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們怎麽說。他們繼續嘲罵與控訴，說我對共產主義軟化，又說我庸碌無知，但我不會屈服於這些指責。對於蔣和他的一夥人，我從來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看法，這群混蛋一個個都該關進牢獄裏。”

蔣介石在檢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時，也表現了自責的精神。如在《如何紀念國父誕辰》的演講中說：“在今日紀念國父八十六誕辰的時候，不僅主義未行，曆史垂絕，就是整個的革命基礎，都將要在我們手裏毀滅了。不知道大家對此一殘酷的現實，曾經檢討過沒有?在我個人來說，至少我對總理、對主義、對國家以至對我們的民族、曆史，都是一個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無論怎樣繁忙，總要抽出一段時間來，作為反省懺悔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