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生中最憤怒的事:“伍豪等啟事”始末

　　 會後（即懷仁堂會議），為了做“三老四帥”的思想工作，周恩來向他們提出了三項建議：“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決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不能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麽!”“你們總說我和中央文革口徑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嘛!”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周恩來一如既往地設法保護“三老四帥”等老同誌。

　　 這些老同誌被打成“二月逆流”後，周恩來同葉劍英商量，要北京衛戍區領導同誌幫助把這些老同誌中的一些人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強警衛。周恩來還曾同當時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等，在深夜到幾位老帥住地視察，商量采取切實的保衛措施。周恩來在維護老同誌安全的同時，經過疏通、斡旋，毛澤東開始感到“三老四帥”的意見並非全無道理。他曾找張春橋、姚文元談話，表示葉劍英等批評“上海人民公社”有道理。

　　 在中央文革小組策動下，三、四月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粉碎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複辟逆流”的狂潮。對這種極端的提法，毛澤東表示懷疑，致使林彪、江青一夥不得不停止鼓噪。在此期間，周恩來毫不避諱地表明對“三老四帥”等老同誌的繼續支持。1967年3月21日，他在接見財貿係統各部委黨組成員和造反派代表時，直言不諱地說：“你們總說我和中央文革口徑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嘛!毛主席沒決定，當然要負責保護。隨便抄家、打、砸、搶、抓是不允許的。”在回答關於“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複辟逆流”問題時，他對“複辟逆流”作了新的界定。他說：“這要看是什麽內容。如奪權超過了監督範圍，奪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業務大權，或者有私心雜念，有些權不該奪的奪了，這些都是複辟逆流。”

　　 4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提綱中，把“二月逆流”寫為“二月的亂子”。“對這幾位老同誌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時也聯係到我。”在講話提綱中，他還寫道：“此事錯在對群眾的關係上”，“主觀上是擁護主席的”，“想搞好，但立場有時沒有站對，思想方法舊，所以連犯錯誤。我們應該給以幫助。”“幾位同誌的自我批評，也算是一種經驗的總結”。“希望你們既能沉得住氣，一知錯就改，又能勇於負責。”⑧

　　 5月4日，周恩來接見財貿口各單位群眾組織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聯絡站”，嚴厲批評造反派把有些幹部揪鬥得下落不明。在談到所謂“二月逆流”時，他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那是認識和觀點不同，沒什麽原則問題，傾向性錯誤是人民內部矛盾。先念同誌是人民內部矛盾嘛!看人不僅看一時，還要看他的整個曆史。中央對幹部是有數的。⑨

　　 周恩來保護“三老四帥”等老同誌是真誠的，也是不遺餘力的。為了讓參加兩個“大鬧”的老同誌能登上天安門城樓出席慶祝“五一”勞動節，他擬定並經毛澤東批準了名單。這些老同誌如期同毛澤東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姓名第二天見報。按照當時人們的思維定式，表明他們不是打倒的對象。為了防止這些老同誌因此而無所顧忌地反對“文化大革命”，周恩來於5月5日致信陳毅、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穀牧並告李富春，忠告他們：“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誌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複，那就又要來一個新的反複。”“為著預防你們五位老同誌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周恩來這封語重心長的信，是煞費苦心的。他叮囑秘書親自將信送給幾位老同誌傳閱，一定要交給本人，不要轉手，閱後由本人簽字帶回。這幾位老同誌看過信後深受感動，有的老同誌還掉了眼淚。他們認為，這是周恩來在非常時期的最大關懷和愛護。

　　 有人揚言：“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周恩來坦然地說：“我不怕打倒!”毛澤東囑告：“不要傷害總理。”

　　 對於周恩來一係列維護“三老四帥”等老同誌的正義言行，林彪、江青一夥嫉恨在心，把周恩來視為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在他們策動批判所謂“二月逆流”期間，盡管毛澤東特別囑告注意：“不要傷害總理。”但是，江青多次誣稱周恩來是“滅火隊長”。

　　 1967年2月間，一次，江青當麵指著周恩來撒潑說：“你一貫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還有國務院碰頭會，把中央文革裏的常委拉到你那邊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還聲色俱厲地威脅說：“要知道，我們中央文革不出麵保護，你周總理也會被打倒的!”這充分暴露了江青無賴潑婦的嘴臉。

　　 果然，在江青一夥的策劃、縱容下，從5月中旬起，北京出現了點名攻擊周恩來的大標語和大字報，誣蔑“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之一”；“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等等。在此期間，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紛紛出馬，策動聶元梓等造反派“倒周”。

 ——陳伯達授意聶元梓，派人進駐國務院的一些部、委，調查“十七年來販賣的帝、修、反的貨色”，揪出總老板，清算其罪惡。

　　 ——在江青等人指使下，聶元梓組織“揪叛徒兵團”，前往南京、蘇州等地，把1937年經周恩來、葉劍英通過國共談判，營救出獄的近300名“政治犯”，打成“南方叛徒集團”。

　　 ——戚本禹指使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立即向中央各部門派強有力的調查組，調查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每一個複辟、翻案事件，要以周恩來為一條線，一件一件查清楚。他是總後台。”

　　 ——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京，看到姚文元寫的題為《祝北京反逆流初步勝利》的詩，認為詩意是反周恩來，並在筆記本上寫道：“奪總理的權”，“與總理的鬥爭要公開化了”。

　　 江青、陳伯達一夥策動的這股“倒周”逆流，激起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反感。5月27日，外交部唐聞生、王海容致信毛澤東：“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總理的風氣”。“我們不能同意‘炮打總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這個提法，這種提法是錯誤的。”29日，毛澤東把這封信批給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誌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對於林彪、江青一夥策劃的這些惡毒攻擊，周恩來洞若觀火，處之泰然。1967年5月15日，他在接見北京兩所外語學院紅衛兵代表時，嚴厲批評他們衝入外交部揪鬥陳毅的行徑，並且表明，他自己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態度。他激憤地說：“拿我個人來說，他們搞全麵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也行，貼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革命，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反麵。”⑩

　　 林彪、江青一夥為了清除他們篡黨奪權的障礙，一直揪住“二月逆流”不放，妄圖整倒“三老四帥”等一大批老同誌。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在林彪、江青一夥策劃下，再次集中批判“二月逆流”，對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大肆圍攻，誣蔑他們“為叛徒、特務、走資派翻案”，是“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在會上，林彪、江青一夥還攻擊朱德、陳雲、鄧子恢、王稼祥等同誌“一貫右傾”。但是，毛澤東在全會閉幕式上講話強調：對這些老同誌要“一批，二保，三看”，並且提出，中共九大應有“二月逆流”的人參加。根據毛澤東講話的精神，周恩來提出要及時“解放”犯過錯誤的人，並為參加所謂“二月逆流”的老同誌辯護。

　　 1968年12月5日，在國務院各單位軍管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聯委負責人會上，他說：“要把犯有敵我矛盾錯誤的人，爭取到革命行列裏來。對犯錯誤的好人，更應該教育他，隻要承認錯誤就‘解放’他們。”“‘二月逆流’是有範圍的，老同誌的許多話是根據中央的政策講的，不能把他們每句話都看作是‘二月逆流’，不能認為‘二月逆流’的人所作所為都要否定。”毛主席這次講，希望選他們為‘九大’代表。”

　　 但是，林彪、江青一夥置毛澤東、周恩來講話於不顧，繼續策動圍攻“二月逆流”。黃永勝主持的中央軍委辦事組，將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動態的材料，報送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主張進一步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家人。12月29日，周恩來批示：建議軍委辦事組派人找有關同誌談話。“不要搞得過於緊張，防止意外。”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這個意見。1969年1月3日，他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誌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

　　 國家計委、石油部、七機部、外交部、對外文委等單位的造反派，要求繼續批判李富春、餘秋裏、聶榮臻、陳毅。1969年1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值班室的請示報告上批準，將毛澤東對徐向前的批示內容迅速傳達，製止他們繼續批判所謂“二月逆流”。

　　 江青一夥利用偽造的“伍豪等啟事”，又一次揪起“倒周”狂潮，曆史事實粉碎了他們的罪惡圖謀。

　　 林彪、江青一夥把周恩來視為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因此，他們在圍攻“三老四帥”等老同誌時，處心積慮地把攻擊的矛頭對準周恩來。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為了“倒周”，實現他們的狼子野心，竟然不擇手段地利用國民黨特務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掀起了又一股“倒周”狂潮。

　　 1967年5月17日，江青致信林彪、周恩來、康生稱：“紅衛兵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麵談。”隨信她還附上國民黨特務偽造的“伍豪等啟事”。江青此舉的歹毒用心是昭然若揭的，她自以為可以置周恩來於死地。

　　 5月19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批寫道：“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隻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誌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

　　 當天，周恩來還查閱了當時上海的報紙，並致信毛澤東，說明事件真相。信中說：“現在弄清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偽造啟事”。“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毛澤東批示：“送林彪同誌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誌閱，存。”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講到“伍豪等啟事”時，周恩來強烈反對“拿這個要挾”來搞陰謀。他說：“我知道，有些人專門對我進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東西找出來。現在我說明，對你們的幫助，我是歡迎的，隻要是善意的。但是，拿這個要挾，煽陰風，點陰火，來搞陰謀，那我是反對的。”

　　 當時，毛澤東對林彪、江青一夥妄圖借此“倒周”是反對的。這年的10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剛果(布)總理努馬紮萊時說過：有些紅衛兵亂打一氣，他們要打倒外交部長陳毅，打倒周恩來，打倒李先念，這不對。當年年底，北京大學一個學生致信毛澤東，重提“伍豪等啟事”，毛澤東於1968年1月16日明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

　　 而當時在上海的康生，完全清楚此事純係國民黨特務偽造，但他卻不置一詞，不予證實。可見他的用心十分陰險歹毒。

　　 盡管事件的真相早已大白於天下，但居心叵測的江青等人卻仍然妄圖利用這個偽造的啟事陷害周恩來。

　　 1967年10月，江青對吳法憲等人說：“我這裏什麽人的材料都有……這一口袋是周總理的材料。”針對江青等人的這種歹毒用心，為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1967年10月11月，周恩來先後兩次將載有偽造啟事的報紙和他給毛澤東的信拍照存檔。1968年1月10日，他致信江青，通知已將有關偽造啟事的材料拍照存檔。信中說：“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運的，均知其為偽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下半年開的中央座談會上已原原本本談過。今年有暇，我當在小碰頭會上再談此事，並予錄音，記入中央檔案。”

　　 1968年5月8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出席一個接見會。接見間歇時，毛澤東同參加接見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幾位副總理、老帥談話，講到“伍豪等人啟事”時，他說：敵偽的報紙也不能全信。像許世友這樣六十多歲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事件”是敵人偽造的，可見了解當時的曆史情況很不容易。這個“啟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為什麽隻寫出一個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寫。有些幹部對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驚。會上，周恩來簡要介紹了“伍豪等人啟事”的原委情況，並說：“我已將那件事的報紙和我的報告影印了，還要寫一個材料。”

　　 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1972年6月23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作題為《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所謂“伍豪等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對1932年國民黨特務偽造的“伍豪等啟事”的情況，作了詳細說明。會上，他宣布：會後將把報告錄音、錄音記錄稿以及其他有關文獻資料，存入中央檔案館，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存檔。

　　 會議期間，6月13日，陳雲就國民黨特務偽造的“伍豪等啟事”作了佐證說明：“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同誌和我。對這樣曆史上的重要問題，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向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采取負責的態度，講清楚。這件事完全是國民黨的陰謀。”當天，陳雲還在書麵發言中寫道：“我現在書麵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

　　 這次會後，江青一夥並沒有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將有關偽造“伍豪等啟事”的材料和周恩來這個報告錄音存檔。不僅如此，江青一夥陷害周恩來之心仍然不死。王洪文還別有用心地指使上海檔案館，繼續搜集有關“伍豪的材料”。為使黨內同誌知道國民黨特務偽造的“伍豪等啟事”真相，避免江青等人今後繼續利用這個偽造啟事招搖撞騙，1975年9月20日，已經病危的周恩來在進入手術室前，要來把他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關於偽造的“伍豪等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記錄稿，用顫抖的手簽上自己的名字，並注明簽字的時間和環境：“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於進入手術室之前”。這是周恩來為防止江青一夥在他身後製造事端而進行的頑強抗爭。

　　 ……

　　 在“文化大革命”中，黨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幫”的鬥爭是革命同反革命的鬥爭。周恩來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堅持不懈的，也是艱難曲折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對於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艱難處境和在這場鬥爭中作出的曆史性貢獻，許多身曆其境和親身經曆的老一輩革命家，都作出了公正而中肯的評價。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極其複雜和困難的條件下，周恩來同誌同林彪、‘四人幫’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

　　 注釋

　　 ①毛澤東在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上的談話，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74—147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②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的發言，見《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第172—173頁，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③譚震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的發言，見《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175—176頁。

　　 ④周恩來1967年2月16日接見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軍區負責人和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見《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2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⑤周恩來1967年2月17日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見《周恩來傳》(下)，第191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⑥周恩來1967年2月18日接見財貿口司局長以上幹部時的講話，見《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28頁。

　　 ⑦譚震林給林彪的信，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82頁；《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第179頁。

　　 ⑧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見《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47頁。

　　 ⑨周恩來接見財貿口各單位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見《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50頁。

　　 ⑩周恩來接見北京兩所外國語學院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見《周恩來傳》(下)，第1920頁。周恩來在國務院各單位軍管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大聯委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見《周恩來傳》(下)，第1955頁。同上講話，見《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268頁。陳雲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發言，見《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5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