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自傳：適得其反

這年冬天，北京下了少見的好雪，第三場雪最大，從一九八六年除夕起降到一九八七年元旦這一天。這天淩晨北京大學的學生與市民近萬人冒雪到天安門廣場示威，要求民主，反對官僚主義。我參加一個朋友的銀婚晚宴歸來，踏雪步行，心情激動得很，心裏為讚頌大學生和譴責野蠻的鎮壓而賦詩一首。

十二月十日我在福建進行最後一次采訪時，被《人民日報》總編輯急電召回，原來是要向我澄清幾件事情。主要一件又是：這年春天我在上海黃浦體育館作講演時，是不是號召過大學生起來爭民主、爭自由?那次講演，是去年四月的事，講題為“我和報告文學”，談我的經曆和報告文學創作上遇到的問題，根本未涉及當前政治。我奇怪：這次講演會就是《人民日報》駐上海記者站主持的，怎麽會弄錯呢?但這幾年關於我的政治謠言已經太多，所以也並不稀奇。但是我當然覺察到他們想把鼓動學潮的責任加到我的頭上。

北京的空氣己因學生的示威遊行而緊張起來。我仔細諦聽著各地的動靜。武漢、蘭州、濟南、上海、杭州、重慶、南京和天津的大學生也相繼上街了。最後一起，是我的家鄉哈爾濱。

每聽到又一個地方的大學生湧入到示威浪潮中來，我都興奮一陣。這些人，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在這個特殊的國度，當絕大多數的公民都成為國家的雇員，而被小心保護下來的“一窮二白”又使黨的思想控製格外有效之時，無家室之累和後顧之憂、又敏於感受和勇於反應的大學生，同其它國家的中國的其它時代相比，就格外重要和可貴。奇怪，我並不覺得那是和我相隔兩代的人，似乎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也隻有靠人民力量的推動，中共領導才肯向前走，這是幾年來經驗證明了的。一九八六年裏，中央領導人一麵表示政治體製要改革，同時又一再聽到從上邊傳來這種論調：亞洲“四小龍”，不是也沒有搞民主化嗎?人家經濟不是也上去了嗎?

從十二月中旬起，我不斷聽到北京的這個或那個會議上連續點了一些被認為有嚴重問題的知識分子的名（自然首先是早已擬定的“持不同政見者”名單上的人），每一批名單中都少不了我。他們要下手了嗎?打算幹什麽?關心我的朋友已經勸我清理材料信件，做被抄家的準備了。

為了保住我今後的發言權，不給那些已經在磨刀的人以借口，我當時還不想卷入這場學生運動。我向副總編輯提出我想到海南島去避避風潮，正好那裏有人請我去休養，他立即同意了。

一月一日，警察拘捕了幾十名北大遊行的學生，後來又放了。這時我還不知道中南海前一天召開的那次緊急會議，不知在對待示威學生上有兩種不同的主張，鄧小平已表示不惜采取流血手段了。也不知我的政治命運已在這次會上被決定。但離開北京時我心情的煩躁不安，卻和一九五七年六月反右派運動開始時非常相似。

我有過許多機會去遊覽中國的風景區和名勝，都放過了。這一次我終於能享受一下了。我和朱洪來到海南島最南端的三亞市。我們來到海邊上鐫刻著“天涯”、“海角”的兩塊巨石邊。原來這就是宋代詩人蘇東坡度過最後一次流放的地方。

真巧，一月五日我們乘飛機南下，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正式決定開除我的黨籍。《人民日報》領導趕忙讓人追我找我，一直沒有找到。直到十日，我才接到海口市的海南島自治區文聯的電話：昨晚《人民日報》來電，要你回電。

副總編輯不在家，我請總機把電話接到記者部一位同誌家裏。他告訴我：“現在形勢非常嚴峻，非常嚴峻。‘二號文件’你還沒有聽說嗎?方勵之、王若望已被開除黨籍，你也差不多，應該盡快回來。”

我“也差不多”，這是什麽意思?兩種可能：已經和方、王一樣被開除了，但他不便告訴我，也可能是尚未最後決定，但已基本上定了。

第二天，在電話中，女兒小雁告訴我：中紀委書記王鶴壽已通知《人民日報》社長，書記處決定開除劉賓雁出黨。幾日來向我表示慰問的電話不斷。多名外國記者來電話要采訪我。在路上遇到報社的人並不相識，也對我女兒表示慰問。

從昨天起，朱洪就擔心我心情不好，安慰我。開除出黨，確是一件大事，對我很不利。但由於我早有會遭到大打擊的準備，故精神很鎮靜。

從一九八二年起，我就知道自己不會有好下場。一些先例已擺在那裏：先是哲學家郭羅基、作家白樺、詩人葉文福、評論家阮銘，後來又有哲學家王若水、李洪林等等，一個個或被剝奪發表作品的權利，或被撤職、開除黨籍。

記得我和王若水有一次議論過我們的前途，我說：“真怪，我們這些人無疑是最擁護三中全會路線的，為改革寧肯犧牲自己，可是我們一麵這樣做，一麵又不得不提防著隨時可能被我們所擁戴的人踹上一腳。你說是不是?”

王若水說他也有同感。果然，一年以後，他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就被拿掉了。在這以前，他發表文章、演說和出國就不斷受到限製。李洪林出於好心，試圖以三中全會的精神重新解釋“四項基本原則”，連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們要堅持的是什麽樣的社會主義?》等三篇大論文，第四篇《我們要堅持什麽樣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發不出來了。前三篇，也被“左派”理論權威指責為“反麵文章正麵做”，倒成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罪人，失去了中宣部理論局局長之職。

我想，我的最後下場，大約也會像這些人一樣，通知各家報刊不得發表我的作品，我從此便無聲無息地在讀者麵前消失，而多數讀者大概會以為我是膽子小，不敢寫下去了。這當然於我不利，而我又無法發表聲明說我是被迫的。

公開宣布開除我黨籍，對我就有利得多。不論他們怎麽說，我相信中國的讀者一眼便能看穿開除我的真正原因是什麽。

距我回北京隻有四天時間了。我對朱洪說：“趕快抓緊時間遊泳！”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濱浴場之一：幾千公尺長的白色沙灘，碧藍碧藍的海水，遊到很深的地方仍能一眼望到海底。

我不相信這一次厄運又會剝奪我的一切，更不會像三十年前那次打擊持續那麽久。我一定會再次來到這塊海灘遊泳，而且不會在很久以後。

一路上心情平穩，幾乎和我平時采訪歸來差不多。但當飛機在北京機場上空開始降落時，我心中忽然閃出一個念頭：在北京機場門外等候著我的會是什麽人呢?幾秒鍾的緊張。什麽事都是可能發生的。隨它去吧！

在機場門外隔著玻璃望著我的，原來並不是武警，而是《人民日報》新任黨委書記許仲英和總編室黨支部書記王庚南。都是記者部老同事，還特地開來一輛麵包車，把我家裹好幾口人也拉來迎接我。這是從來沒有的事，仿佛我在外立了大功，戴譽歸來似的。

由於三個班機幾乎同時降落，行李房擁擠著許多旅客，忽然，我見一位像貌堂堂，身材魁偉的三十多歲的男子攙著一位老太太微笑著向我和朱洪走來。“您是劉賓雁同誌吧?”他自報身份，“我是從駐外使館回來度假的。”卻並不說姓名，握著我的手說：“我們使館的同誌都很敬佩您。”他連說幾個“敬佩”。我想他一定還不知道我己成了罪人，便問他：“二號文件看過了嗎?”“看過了。”我不免有些驚訝了：一個外交官，在這麽多人在場的情況下，怎敢恭維我呢?他又添加了一句更犯禁的話：“祝您獲得諾貝爾獎!”這才離去。

黨委書記和支部書記把我送到家中。為了不使他們難堪，我主動告訴他們我已知道發生的事了。約好明天上午到報社去看有關文件。

當晚，躺在床上，我翻閱了幾封最新的來信。我的一位青年朋友，一位哲學家在一月九日的來信中寫道：

“老劉：上封信中我曾提到了你的天真，事實卻一再驗證了我的悲觀。老虎總是要吃人的，不管是印度虎還是東北虎。但不要急，曆史總不是屬於老虎的。現在形勢嚴峻，黑雲壓城，我卻格外相信進化論。一個敢於把自己黨內最優秀的人開除出黨的黨，一定是在自掘墳墓，我們又有什麽急可著呢?釋迦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有此一胸懷與大勇，他終成大佛，即大覺悟者。老劉，現在輪到你了!我的朋友Z文革中坐了十年監獄，為了什麽？因為他酷愛讀書。放他出獄那天，他對著監獄大門念了一副對子的上聯： ‘不回頭，明知苦海無邊’，卻多年對不出下聯。一日，他對我說，‘你知誰能對出下聯?’我說‘在下便可。’隨後當場對它一聯：‘既脫身，頓悟三千有限’，橫批‘我行我素’。Z兄為之絕倒。好了，老劉，時代要你成為大慈大悲大勇大智的活佛。天下事、人間事有何不能溶而化之，包而藏之者？

若我們還感覺委屈，冤枉，這就未免可笑了。鍾會使文帝誅嵇康，潛曰：‘康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結果嵇康就戮。但他毫無悔意，更不覺冤枉，隻是將刑前命人取琴一張，撫廣陵散一曲，歎曰：‘廣陵散不複傳矣’。他明知無辜受害，卻隻歎美的價值無存，將自身榮辱置之度外。這是大胸懷。老劉，你要挺得住!

國家民族劫數未盡，我們這些愛國家愛民族的人隻好含淚看它受難。一個病毒性感冒患者非發高燒七天才能好轉。在此期間中藥西藥全沒用。

××兄送你《尼采》一部，頗可於黑暗中慰你心靈。查拉圖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顯現。

我愛你至深，此刻更覺心痛。但硬漢子死了算，活著就隻為掮著大痛苦，大悲哀，這是你老劉的命運，天命。你受難了，但別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難。基督死前隻大喊了一聲：‘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苦難的民族從來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麽。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難。你替全民族受難。

此刻，我和妻多想陪伴在你身旁，為你、朱洪和孩子們分擔痛苦。我深信，全國有許多人想替你受難，但他們作不到。”

我流淚了。謝謝你，我的朋友，你已經為我分擔了痛苦。當很多人和我在一起時，幸福便會把我的痛苦淹沒。

十五日早晨我到約定的會議室去看文件，見一人在那裏擺弄一個大錄音機。兩位書記來了，給我看了書記處的決定。原來隻有一句話：“二月五日，中央書記處決定開除劉賓雁的黨籍，由《人民日報》黨組織辦理。” 好簡單呀!黨委書記說我可以談談自己的意見。我本來沒準備講話，我就說：“我的意見，準備在黨支部大會上談。我要談得很係統，需要準備。”他們也沒有強求。我便讀起一號文件來。但一麵讀，我又一麵想：也許這是一個說話的機會。他們催我回來，說不定就是讓我說話，未必出於惡意。雖然沒有準備，也不難，還是說吧。我便對著錄音機向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首腦人物發言了，一麵思索一麵講。

我指出，自從一九七九年一月我的右派問題改正起，黨內便有一些人一再造謠攻擊誣陷我。這說明黨內有一股勢力，反對三中全會給錯劃右派平反的決定，始終認為我們這些人不應回到黨內。我和許多曾被定為右派的人一樣，是三中全會決議最忠誠的擁護者，有我的全部言行為證。我所寫的全部作品中所提出的問題，都是共產黨要解決的問題。我著重指出：不提出任何理由而作出開除的決定是不嚴肅的。我入黨不是稀裏胡塗進來的，出去也不能不清不楚。不舉出開除的理由，我又怎能申辯呢?

事後告訴我，當天晚上就把這四十五分鍾的錄音帶複製了四份，分送黨中央、中紀委、中央 辦公廳等處，還特別告訴我：最高領導人都能聽到。

從十二月起，就搜集我一兩年來在各省講話的錄音帶的記錄了。此刻，駐外記者仍有專程送我講話錄音帶的人來京。專門從事把錄音帶變為文字的人員，此時仍在連夜加班工作。可見，開除我，是蓄謀已久，最晚也是從一九八五年派出調察組時便開始了。

有趣的是在《人民日報》大院中，同時又有另一批人，正在想方設法改變開除我的決定。繼十五日之後，廿二日黨委和紀檢委的人再一次請我談自己的意見。這次我有準備了，講了近兩個小時。我又一次提出：我等了半個多月了，怎麽還不見開除的理由?又是趕製四套錄音帶上送。直到一月二十四日，即按原定“每五天宣布開除一個”的計劃，當日下午六時半中央廣播電台就要向全國播出開除我的消息了，上午九時紀檢委書記和兩位黨委、支部書記才把開除決定交與我看。我在空白處寫上：“開除程序完全違反黨章規定。開除決定從頭到尾是不實之詞。我保留黨章賦予我的全部申辯權利。”已經這個時候了，書記們還要我把反對意見寫成書麵材料，中午就派人來取。好像還在作最後一分鍾的努力，爭取挽回。

他們始終不敢開黨支部大會。即使為了做做樣子表示開除的合法性，也應該走走這個過場。他們也不是不想開會，但分別找過我所屬支部的黨員分別談話，發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反對，而且難以說服和壓服，這才不得不咬咬牙人敢冒違反黨章之嫌了。

在報社以外，也作過試探。找過中國作家協會黨組，三人都認為開除不妥，於共產黨不利。中共北京市委書組徐惟誠找過六名北京作家，其中三人堅決反對，剩下的三人中還有不表態的。

這期間，也不時有消息傳來：可能要取消開除的決定。直到公開宣布的前一天深夜，我已經要入睡了，女作家張潔還打來電話：“聽說不開除了，改為嚴重警告了。”我躺在床上思索起來。到此時為止，許多朋友都希望為我不被開除出黨，我自己也希望他們改變那個決定，雖然已作好被開除的充分準備。但聽到張潔的話以後，我倒動搖了：到底開除好一些，還是不開除更好呢?

一月二十四日從下午三時起至十時，共有二十七位客人到我家向我表示慰問。

八年前也是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結束了為期將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屍生活，重新回到中國共產黨內。兩次開除，一個原因：我公開批評了共產黨內部的弊端。

這一生中，我因受難而得到過別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過人們的祝賀。我蒙受過最大的屈辱，也享受過極高的榮譽。今天，我卻同時經受著這兩種東西，這是從未有過的體驗。這是幸福嗎?是的。我應感到幸運，因為隻有極少的人有緣得到這種享受。

當天在報社大院裏遇到一位工人，他說：“祝賀您，他們使您成了完人。” 一封來信中也寫道：“你完成了你自己。”我感到驚異，因為從也沒有這種感覺，倒是老覺得自己才剛剛開始。我的影響是在反對者對我的攻擊聲中不斷擴大的，而反對者愈演愈烈的腐敗過程又不斷喚醒和激怒著更多的中國人，他們對於我這支筆的期待便越來越重了。

下午七時，中央電視台將像十天前公布開除王若望、五天前公布開除方勵之一樣，宣布開除我黨籍的決定。我不久前結識的青年朋友王××忽然來了。他是特地從家裏趕來陪我看電視新聞的。我明白：他擔心我經不起一生中第二次打擊。

朱洪坐在我右側，王坐在左側，扶著我的胳臂，看新聞聯播。播音員左側（電視）字幕上映出“《人民日報》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開除劉賓雁黨籍”，我心中暗暗覺得好笑：終於還是推到報社紀檢委頭上了!以前中紀委和報社紀檢委之間互相“禮讓”很久，都不願承擔這個光榮使命。播音員的表情和音調都很平淡，沒有一點“義憤填膺”和“全國聲討”的意思。

我淡然、坦然地迎接了在十億人麵前對於我的侮辱和誹謗。

據後來各省傳來的消息，此時此刻，不少中國人為我痛哭。不是為我個人的不幸，而是為了失去的希望--對這個黨和中國前途而感到悲傷。有高聲痛罵的，有縱酒澆愁的。也有不少人此時決定撤回入黨申請，決定擱筆，或決定遠走他國。

開除決定中有八個字，說我的報告文學“顛倒是非，造謠中傷”，《人民日報》方麵曾再三要求更改，而遭到拒絕，“別處可以刪改，這八個字是無論如何不能動的。”

我從海南歸來，便聽到不止一個人告訴我：中央某要員已指示各省委、市委：今後凡有到法院控告劉賓雁者，應一概受理和立案追究。

全家人對我被開除出黨都能處之泰然。但我們不能不對於以法律手段進而剝奪我的人身自由有所戒備。中國的司法，我們都明白，仍是唯黨的意圖和政治需要是瞻。查看“刑法”，誹謗罪最高刑期是三年，還要剝奪公民權一年。倘是我得罪過的七個省、市委和許多當事人一一起訴呢?

法律界有的朋友主動來為我做律師，有的朋友到大學裏幫我請律師。我不得不考慮應付八年來我在全國各地所樹之敵，隨時可能向我發動的襲擊。

每天收到許許多多來信、電報和電話。對我熱情的慰勉，對於我的對手激烈的譴責，對於中國現狀和未來的憂思，源源不絕地衝到我的麵前。應接不暇的客人，來自祖國各個省份。他們絕大部份都是素不相識的工人、學生、知識分子、農民和軍人。每隔幾天，便會收到寄贈的禮品--地方特產、藥品、保健用品和紀念品。也收到多起贈款，都一一退還了。武漢的幾位工人來信說，他們猜想我可能已經入獄，決定每月集資五十元補貼我的生活，並願將我家人的生活困難承擔起來。南方和北方的省份裏，都有人請我甚至我的全家到那裏長住，願把我們養起來。一些市和縣的局、中層幹部甚至解放軍的師長，歡迎我去休養。香港的企業家和僑居澳大利亞的老人願意給我以重金資助。國內的一位科技人員願從他即將獲得的專利中拿出十萬元助我。

三分之二以上的來信，讀者都簽署了自己的真名實姓和住址，雖然他們都知道這些信可能根本到不了我手裏，而會給他們自己造成麻煩。

也有極少的幾封年輕人的來信是看了報紙後信以為真，對我表示惋惜和譴責的。這使我能夠清醒。我的一些老友，也有在當麵忠告和背後議論中給我以指責的。他們竟然認為我“看陰暗麵太多！”也不奇怪，大都是養尊處優或安享晚年的人了。

為進行批判而印發的我們三人的：“言論摘編”，反而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我們。因數量有限，隻能朗讀或傳閱。於是就出了這樣的笑話：有人遲到，不知讀的反麵材料，聽到一半就感歎地說：“寫得太好了，是什麽文件?”上邊發現效果相反，便急忙回收，但已被複印多份，廣泛流傳了。有人影印後出售，黑市價格竟高達四十餘元。

官方的批判文章，則連主持這場運動的胡喬木都認為是失敗的。看來是沒有辦法的事。戈培爾的謊言當年能夠奏效於德國，是因為借助於全然不同的曆史背景，正如文革期間的宣傳也曾蠱惑過許多中國人一樣。但重操故伎於今日，就隻能令人生厭了。在真理和謬誤之外，實難找到第三種語言。“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樣是倒行逆施，故即使筆下生花的文人也不能不重複當年四人幫“大批判”那一套陳詞濫調了。為扭轉頹勢，鄧力群便以高價征購，每千字出稿費九十元（相當於當時標準稿酬最高額的四倍半）外加每天十五元的夥食標準，把一批文人集中到一起絞盡腦汁，結果仍然拿不出一篇象樣的文章。胡喬木要求一改前一時期都署假名的作法，必須署作者的真名實姓，很傷了一些作者的勇氣。他們不是白癡，知道大名一旦和批判文章連在一起，便必定招來億萬人的詬罵，“每千字九十元”也難彌補這筆損失。這麽一想，就全無靈感了。

“這三個人中，劉賓雁影響最大，也最難批。”--胡喬木這樣說，因而必須著重批判劉賓雁。但原定舉行的新聞界批判會，忽然推遲了。事情是這樣的：事先做過一次預演，鄧力群等人看了，很不滿意，說：“這些人怎麽就是對劉賓雁恨不起來呢!”下令“提高發言的質量。”上海《文匯報》被指令必來一人，但誰也不肯來，便讓一名青年編輯來湊數。但此人到北京一看氣氛不妙，寧肯回去挨批，把發言稿一交就擅自回了上海。兩周後勉強開了會，仍然是冷冷清清的。《人民日報》是非去人發言不可的，副總編輯不得不去念了“提高質量”後的發言稿，第二日登在各報頭版。副總編收到不少罵他的信。其中一信寫道：“劉賓雁未必流芳百世，你×××卻必定遺臭萬年!”他哪裏知道副總編的苦衷呢!

一些了解中國內情的朋友，對我采取了“三不”方針：不寫信；不打電話；不去探訪。為了安全。

信件的檢查有沒有呢?我不敢說每封信都檢查過，但是丟失信件的現象確實有過。有人還在某省委的辦公室裏見到一大堆該省公民寫給我的信。

電話有沒有竊聽呢?電話打到一半對方說話的聲音常忽然變小，好像離你很遠很遠了。有一回，負責監聽的人忽然按捺不住插進話來：“你們可不許議論首長的是非喲!”

至於在我家裏講話是否安全，則始終是一個謎。在一月份那些氣氛非常緊張的日子裏，有的客人以筆代口來對話。好像彼此都變成了聾啞人。這實在太費勁。後來，我就忽然成了音樂愛好者，和客人談話的同時還要讓錄音機播放樂曲。但是又聽說這是徒勞的，因為科學技術已能過濾掉音樂聲響，專把人的對話保留下來：從此，索性就放棄一切戒備，心想：反正在這個房間裏所、談的東西，都是很多中國人也在談論的，有什麽可怕別人聽的！

“有沒有人監視?”常有人問我。即使有，我也能諒解，為了國家的安全，個人的安全就必須作出一點犧牲。“無產階級專政”、即國家機器，幾十年未能如馬克思和列寧所預言的那樣逐漸縮小而是不斷加強，至少有一個好處：可以使中國人有較多的就業機會。

很多中國人還是不顧可能遭到的危險，或相信不會有什麽危險，走進我的家門。我本來以為一月事變會使我清閑下來。我計劃閉門讀書三年，可是一年下來，卻既未能閉門，也沒讀成幾本書。

為什麽是“三年”呢?

反自由化運動開始後，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今後中國會怎麽樣?這是我家裏時常討論的話題。保守派的這場攻勢比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三那兩次來勢更猛，把眾望所歸的改革力量的領袖胡耀邦都給搞下來了，我也未能像過去那樣僥幸漏網。這就使很多人陷入悲觀。有人說至少得十年八年，局麵方能改觀。有人甚至以為一個中國的勃烈日湼夫時代開始了。那就是十八年!我持不同看法，認為半年之內會有小變，三年之內會有大變。聽的人半信半疑，甚至根本不以為然。

我的樂觀是有理由的。從一九八五年起，我就不看重上層的人事變動，而認為中國的曆史進程更多地是由人民群眾來決定了。感謝在那些艱險的日子裏不怕竊聽器和監視者而一如往常、甚至更頻繁地到我家裏來的朋友們，他們使我對於中國情況的了解沒有中斷。

我至為幸運的是，命運的轉折反使我交下了幾位最值得信賴的朋友。一位詩人和一位記者，從我遭到厄運之後的那個夜晚起，就常常來陪我坐到深夜，大約是為了驅散我的痛苦吧。他們把最新的消息及時告訴我，一起議論形勢的動向。

三十年前我遭到政治打擊以後的二十二年中，願意和敢於到我家來的客人不超過寥寥數人。今天，仍然是那個共產黨對於同一個我采取了同樣的措施之後，我家卻日日夜夜賓客盈門。有些來客在不久以前還和我保持一定距離呢!這就是我那“三年之內必有大變”論的一個依據。

“反自由化”運動，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局麵：不是少數人、而是大多數人對這場運動采取了反對和抵製的態度，有的公然在會議上表示反對、想不通。

幾年來數以千萬計的人開始獨立從事經濟活動，他們對可能發生的危及自己經濟利益的政治變動十分敏感，也反對這次運動。

他們本來就不相信共產黨對私人資本的政策會長期不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證實了他們的懷疑，於是他們就更加不肯把賺到的錢投入擴大再生產了。有人索性把企業變賣為黃金儲存起來。數以千萬元計的本應轉化為生產資金的錢現在投入了消費市場，建房和修祖墳成風，賭博風氣在城鄉愈演愈烈。這就助長了本已相當嚴重的通貨膨脹。

“這是保守力量的一次大暴露，它使人們放棄幻想。繼之而來的必是人民的大覺醒和中國的大進步。”--我這樣分析當前的局勢。

這是因為我看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跡象：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滿足以沉默來抵製一場他們不能接受的運動，而是公開陳述反對意見，甚至慷慨激昂地提出抗議和發出質問了。雖然人數不多，但已有人開始采取行動。幾位青年作家曾進行活動，企圖組織一大批作家為我被開除出黨一事聯名提出抗議。隻因發覺有一些影響和一定地位的作家不肯冒險（計算下來隻有八人願參加這次行動，踴躍參加者又大都是知名度不高的青年作家）乃至作罷。但相當一批作家和記者憤然擱筆，則是事實。很多老黨員產生了退黨的念頭，有些人已經退黨。一些要求入黨或即將入黨的青年，改變了態度。 ．

外省的知識分子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勇敢地抵製一場政治運動。黑龍江省委派出四名官員到黑龍江大學坐鎮，要求人們揭發我一九八六年在那裏講話和活動中的問題，遭到拒絕。省委要求大學指定中文係派人去省委寫批判我的文章，無人願去。武漢華中工學院和湘潭大學，都有教師唱對台戲，在課堂上公開講授和讚揚我的作品，官方竟未追究，這兩位教師在學校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在山東、浙江和山西，二月間有人見到傳單和標語。將近四十年來，這種現象隻在一九七六年出現過一次。

保守力量的進攻也是很猛烈的。新上台不久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和深圳市委書記斷然封閉了 《深圳青年報》。繼胡耀邦下台之後，急忙拿掉中宣部部長朱厚澤—一個最得知識分子人望的中央委員。繼開除三人之後，又擬就了第二批處分名單，十六個人，連趙紫陽最得力的助手鮑彤也在其內，同時草擬第三批五十人的名單。作協的幾乎全部工作都癱瘓了，一切問題都要請示中宣部文藝局，很像實行了軍管。對中國作家協會興師問罪，窮追不舍，一定要他們承認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的第四次作協代表大會在選舉主席團時搞了陰謀詭計。用以取代作協黨組的一個新班子名單已擬定，隻待走馬上任了。糾集所謂“百名馬克思主義精英分子”在河北省涿縣開會，會上殺氣騰騰，要對三中全會提出的“撥亂反正”再來一次“撥亂反正”，暴露了他們的真實目的--推翻中共十一屆三中會製定的改革開放路線，把中國拉回到一九六六年以前那個時代。

我的書籍被禁止出版和銷售。私人書攤上秘密出售，價格高於原價七倍。我在黑龍江大學講演的錄音帶，據說也變成了商品，四盒一套，每套四十元。一些地方出現了我的作品的手抄本。

在我所到過的所有省份，都刮起了強勁的翻案風。山東省電台和報紙最先發難：“劉賓雁插手山東，破壞安定團結，遭臨沂地區幹部堅決抵製。”臨沂地區立即行動起來，被撤職和被處分的

“三種人”有的恢複了職務，有的聯名上書中央，控告我，甚至同時把一九八四年上台的省委書記梁步庭也告了。長期遭到他們迫害、已經平反的人則又一次人人自危，有的被迫逃亡。《陝西日報》的報導意欲推翻已由中央解決的、我在《三十八年是與非》中報導的郭建英一案，被中共中央火速製止。黑龍江、遼寧、四川等地的報紙，也連篇累牘地發表攻擊我的文章，推翻我幾年來的批評和揭露。

保守派幾年來不斷批評“報紙首先是人民的喉舌”的觀點，堅持說黨報必須是“黨的喉舌”。這個時期很多家黨報的麵孔最有說服力地證明了所謂“黨的喉舌”是什麽意思。它們不僅成為保守派的得心應手的工具，還成了本地四人幫幫派分子、貪官汙吏和“土皇帝”的喉舌。

曾經跟我合作過的記者、我在作品中讚頌過的人物，都成為打擊對象。

四川省渡口市黨報的青年記者餘以太，曾和我一起采訪全國最大的個人貪汙案，合寫報告文學《千秋功罪》。他從一九八二年起就一直受到中共渡口市委的迫害，全賴《渡口日報》兩位總編輯的保護，才未被剝奪工作權利。這一次我的事一出來，他的日子就更難過了。

我所揭露過的人中間，隻有這篇文章的主人翁、即貪汙犯青素瓊未成為我的仇敵，反成了我的朋友。我隻到監獄采訪過她一次，並未說明我的身份。不料數年後，有一天我忽然收到她的來信。她向我報告因她痛改前非，勞改期間表現好，刑期已從無期減為十五年。她把自己勞改所得捐贈給非洲災民，為此感到自豪。我複信勉勵她。她又給我寄來了她親手製作的紀念品。我的事出來以後，我以為她必定不會願意別人知道我們之間通過幾封信，因為這於她顯然是沒有好處的。想不到她竟在獄中鬧起來了！她對我被開除一事公開表示抗議，還揚言要為此在獄中發起一個群眾性行動。她受到懲罰，被關到單人牢房裏去了。

我的對手看中了這個機會：一個犯人，劉賓雁揭露過她罪惡的人，為什麽非但不仇視劉，反而對他如此同情呢?這種反常隻能有一個解釋：劉在文章中包庇了她。劉賓雁在文章中不把重點放在鞭撻這個貪汙犯上，卻用很多筆墨寫促使她犯罪的社會原因，把很多黨的幹部寫成罪人，這不是包庇青素瓊嗎?

省裏派出兩名資深的新華社記者去渡口找餘以太談話。“《千秋功罪》是按劉賓雁的意圖寫的， 你可以不承擔責任。”“那怎麽行!我也是作者之一嘛。”“你寫雖寫了，但思想是劉賓雁的呀。”“都是兩人商定的。”“你不會同情貪汙犯的。你和劉有分歧。你不會同意把重點放在與青素瓊並無直接關係的那些事情上。但劉賓雁不肯聽取你的意見。你把這些寫一寫就行，不會再追究你的責任了。”餘以太斷然拒絕，堅持說他完全讚同那種寫法。

由劉賓雁的一個合作者在報紙上揭發他如何包庇一個大貪汙犯，這是多麽高明的主意，可是軟硬不吃的餘以太竟不肯合作。那就讓他嚐嚐不聽從“黨的領導”的苦果吧。由渡口市委作出決定：從《渡口日報》將餘以太除名，但又不許他離開渡口市。

在遠離四川八千裏的黑龍江省的哈爾濱市，對另一位青年記者楊萬霖也下了手。楊萬霖長年以來“追隨劉賓雁的思想，去年又主動陪他到伊春去為王福綿翻案”，因此，楊就是“劉賓雁在黑龍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急先鋒”！必須離開《人才信息報》。這張報紙也因發表有關劉賓雁的文章太多，必須停刊。

《第二種忠誠》的主人公陳世忠既然被劉賓雁讚頌，就必定也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可惜他不是黨員，按政策不屬於批判之列。但正好在評職稱，好，那就卡住他，盡管他一九六O年就以優異成績從蘇聯學成歸國，教學、著述和科研成果在哈爾濱工人業餘大學教師中遙遙領先，也硬是不去申報評他為副教授！

在許多省份，一些素不相識的人也受到我的牽連。那些敢於直言、對腐敗官員敢於鬥爭的人，往往被目為“小劉賓雁”而遭到排斥或打擊。甚至還出現了“劉賓雁分子”。

四月裏的一天，一位六十歲上下的男子來到我家。光頭、衣著樸素，舉止莊重，很像平時我們心目中那種“黨多年培養出來的好幹部”的形象。誰也看不出此人竟是江西省贛州市的“劉賓雁分子”!原來是這樣：他在軍隊任職時看不慣上下泛濫的不正之風，要求複員，以為地方上會幹淨一些。分配到贛州市電力局任副局長。上任不久，才發現這裏以權謀私的現象比部隊裏還要熱鬧。於是他就和那些人鬥，鬥來鬥去，“反自由化”運動一來，他竟被看作“劉賓雁分子”，成了反對“黨的領導”的“自由化”罪人！

劉賓雁既然遭到黨中央的懲罰，“小劉賓雁”、“劉賓雁分子”自然就理虧了，一個個成了“同案犯”。而劉賓雁以及他的“同案犯”原來反對的那些貪贓柱法、欺壓良民之徒，這時自然就成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正麵人物”，至少是揚眉吐氣，一個個覺得自己有黨中央為他們出氣、撐腰，搞掉了胡耀邦和劉賓雁，從此可以放心大膽地為所欲為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趙紫陽五月十三日講話之後，即“反由自化”運動開展了不到四個月，便基本上刹住了。我原先的估計是“半年之內便有小變”，猜中了。

不久，鄧小平對外賓講話中又一再表示還是要反“左”，以及“左”的危險是主要的等等。群眾自然是歡迎的，但也並不信以為真。他們還要再看看，“為什麽不把‘左派’分子也抓出幾個來開除出黨呢?”

在宣布我開除出黨的前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是：《共產黨首先要講紀律》。講紀律是對的，“首先”就不對了。共產黨不是法西斯黨，不是青紅幫，它首先應該講的還是黨綱上書寫的革命目的和馬克思主義嘛。

在實踐中，紀律，靠權力所貫徹的紀律，確實已被放到第一位。這年一月，中國南北各地有十幾家刊物（僅四川省就有三家刊物）因刊載有我的講話、作品或他人寫我的文章而必須銷毀。《人民文學》封麵上有我一張小小肖象，也必須撕下來重印。不說為什麽，這是紀律，是命令。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僅因關於我的條目應形勢之需必須縮短幾行，也要銷毀。

幾個月之後劉賓雁又可以發表作品了，關於他的條目也許並不須壓縮了，但上百噸紙張和數以百萬元計的人民幣卻已付諸東流。但絕對不會有人來追究誰的責任。難道這就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

然而權力和紀律也有不大靈驗了的時候。

《文學評論》雜誌第一期有我一篇短短的小文章《門外議小說》。許是已來不及銷毀重印，便把那篇文章撕了下來，改印了中文目錄，英文目錄中用墨筆塗掉了那文章的標題。我那文章結尾的幾行因轉到了別處，也就無法撕毀了。這就激惱了中國社科院院長，厲聲質問：“開天窗，這是我們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對付國民黨的手段，怎能用來對付共產黨！？”答曰：“這是經過院黨委同意的。”“你們為什麽要發這篇文章，不認為有問題嗎?”主編劉再複和副主編、編輯室主任一起回答：不認為該文有什麽問題。院長越發惱怒，說：你們若不想幹，可以辭職。於是主編、副主編都交了辭呈。但這又不合組織程序，又怕於院長的聲譽不利，二位主編終於又保留了職務。不過院長又要求《文學評論》必須發表批判劉賓雁的文章。《文學評論》是全國同類刊物中最有權威的，它的版麵上和主編、副主編的筆下都出現過給我以肯定評價的文章。按常規，刊物和主編為了表示改過自新和“消除惡劣影響”，是無論如何不能不發批判文章的。但劉再複自有他的邏輯：正因為我們寫過肯定劉賓雁的文章，現在既然不知劉賓雁錯在哪裏，怎能不負責任地否定劉賓雁和我們自己呢?他的態度是：“總之，我的名字（印在刊物封麵）不能和批判劉賓雁的文章同時在《文學評論》上出現!”說罷就到廣州養病去了，一去就是五個月。這樣，《文學評論》就始終不發表批判我的文章，而劉再複和他的刊物也至今安然無恙。

這件事立即在北京傳為美談。同那些對方巴掌還未打過來就匍匐在地上的人相比，和個人並未受到任何威脅就發表擁護“反自由化”運動言論的科學家、作家和民主黨派的領袖們相比，劉再複和《文學評論》的全體編輯們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尚氣節；在他們，首先不是“紀律”，而是真理和良心。

劉再複事件又一次驗證了一個真理：在中國現行政治體製下，雖然憲法中關於言論自由的規定還不過是一紙空文，但七十年代中期以來已經出現了這樣一種態勢：中國人隻要有勇氣向前邁出一步，他們能夠享有的自由就會超出曆來被允許的那個限度。而當這新贏得的自由得到默許時，就會變成所有人的自由。

中國曆史已經跨進一個新的階段，雖然很多人尚未認識它，極少數人則不肯承認它。

朱厚澤在中宣部會議上向全體人員告別時，態度很強硬，最後說道：我在中宣部工作期間的是非功過，留待後人評論。很多人以熱烈的鼓掌讚許了他的工作，也讚許了他的這種態度。有些人很惱火，就追查是什麽人鼓了掌。這又有什麽用呢?那時那位反對朱厚澤的大人物鄧力群就坐在台上，鼓掌的人同時也是在示威，在表示一種對於權力的蔑視，難道他們沒想到會被追查嗎?難道他們會懼怕追查嗎?

我和《人民日報》的幾位同誌一起去參加中國作協和北京市作協分會舉辦的元宵節聯歡會。這是我遭難後初次在公開場合露麵。很多人鼓掌，很多人過來握手，表示慰問。事後也有人很不高興，怪罪到作協頭上。這又有什麽用呢?

後來又采取措施限製我繼續發生影響的機會。我先後被邀請參加在遼寧召開的兩個會議，中共遼寧省委一概不準我入境。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經濟學院、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係、有的商店、居民委員會和《人民日報》內幾個部門提名我為區人民代表的候選人，官方謊稱我已調往中國作協（那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不能作朝陽區的代表。然而投票時發給我的選民證仍是朝陽區的！《人民日報》電話總機受命不得接通我的分機電話。我宿舍的傳達室奉命不準告知外人我家所住的單元。《人民日報》領導企圖把我的住處遷到遠離編輯部的地方，以切斷我和編輯、記者們的聯係。

然而這一切又有多少用處呢?《人民日報》的同誌對我從未像現在這樣熱情過，兩千多名工作人員，自然大部分是我不認識的。每次進出《人民日報》大院，我都必須準備二十分鍾在路上接受人們的寒喧和慰問，有時還向我通報些最新政治新聞。我走到街上，無論在北京或外地，時常被人辨認出來。即使我帶著墨鏡和大口罩也無濟於事。這樣，有時出去買一次菜，就交下三個新朋友。到天津市我教過書的耀華中學參加校慶，校方已從紀念冊上塗掉我的名字，也不敢宣布我的到會，但仍然阻擋不了師生和校友找我簽名、題詞和拍照，從上午九時忙到下午三時，最後我不得不狼狽逃命。後來恩準我出席的北京市文學界和新聞界的任何活動，也大體如此。一九八七年最後三個月裏我拍的照片數量，遠遠超過我一生六十二年所拍照片的總和。

滑稽的是他們一方麵極力要使我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失，同時又必須使我出來亮相，表示他們的“寬容”。那個王震將軍，老是誇耀他擁有四百萬或三百萬人民解放軍，不怕知識分子造反。老人幫一定是沒有料到還有一些幾百萬大軍解決不了的問題。中國留美學生一千二百人反對“反對自由化”運動的簽名，美國華裔作家、學生和政治活動家的兩次公開聯名抗議和美國與歐洲漢學家的兩次聯名抗議以及愛國華裔名流紛至遝來的規勸懸崖勒馬的信件，又造成了一種需要。方勵之出席學術報告會公開報導之後，需要我也出來亮亮相。既要停止我在《人民日報》的工作，又不準我離休：既不準我發表作品，不準賣我的書，卻非要我到中國作協去當專業作家不可。無非是給人看：方勵之不能當副校長了，還可作研究員：劉賓雁不作記者了，但還是作家嘛!這不是虛偽嗎?我向來厭惡虛偽，因而我拒絕為了發我一條消息而要我參加的任何活動。

接著，又遇到一個困難。美國三處、法國一處邀請劉賓雁出國。這倒是亮相的一個好機會，可是這機會未免又太好了。不能讓他去，雖然這又會帶來另一個問題，即當初讓他亮相所要解決的那個問題。

從前，每當我走過《人民日報》大門口的傳達室時，都要小心繞開一點，生怕擁擠在室內室外的上訪者把我認出來。來我家的這種客人已經過多了。

進入一九八七年以後，傳達室忽然冷清多了。從前往往是隊伍都排到街上來，現在室內卻寂無一人!一問，原來並不是受害者減少了，而是有了新的規定：隻準在本地的上一級機關上訪：凡法院已經判決的，報社也一概不予受理。其實過去的所謂“受理”，也無非是收下上訪者的申訴材料，然後向有關的機關一轉了事。隻有極少數來訪來信，報社會派人過問，更少的案件，會在報紙的“讀者來信”版上公布。

正如報紙上和“內參”上要盡量少登不愉快、不體麵的報導一樣，首都街頭也要盡量減少那些令人不愉快又對國家不體麵的上訪者。改革和整黨都沒有使這種人少起來，痛苦和怨恨之河的源頭反而有水量增多的趨勢。怎麽辦呢?那就在下遊多設閘門，把洪水攔截在北京城外。這就符合“平平安安搞四化”的方針了。

但是把所有出氣口都堵住，果真就能“平安”嗎?蒸汽卻有增無減，不怕有一天會爆炸嗎?

幾年來一再加諸我的一個罪名是“破壞安定團結”。“安定團結”這個詞被當作一項原則第一次提出來那一天，目的就是要維持現有政治秩序不變，而那種秩序乃是毛澤東時代秩序的延續，是一種專製的秩序，而這種專製是壓製人權、保護腐敗的秩序，因而任何爭取民主和社會進步的活動，都必然要破壞他們全力維護的“安定團結”。而他們在政治上所做的一切，又都恰恰是破壞真正的安定團結的，因為它們使中國人民失去對於這個國家可以變好的任何希望，失去對於共產黨所掌握的政權的信任。這就使一些人不得不鋌而走險了。中國出現的槍聲、爆炸聲、火警及列車顛覆事件等，一部分就是受欺淩受迫害者的報複。最近，毛澤東紀念堂前，甚至公安部院門口都發生了爆炸事件。

最可怕的還是愈益嚴重的普遍的冷漠。人們自認為有充足的理由不關心社會和國家，對它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同時牢騷滿腹，一肚子怨氣。社會好像在解體。比罷工更可怕的怠工迅速蔓延。

年輕人想盡一切辦法奔往國外，形成一個空前的浪潮。

能責怪這些年輕人嗎?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這塊國土上見過什麽使他鍾愛難舍的東西?貧窮、落後?文革的殘暴?一九七九年以後出現了生機，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廣闊的出路，這個國家變得可愛一些了。它本來可以一年比一年更可愛。但是“左派”的破壞卻使改革受挫：高幹及其子女和黨內犯罪分子的貪占、掠奪活動猖獗，而改革者的安全卻得不到保障。“反自由化”運動更使許多中國人對於這個國家的未來完全絕望了。

開除出黨給了我休養生息的機會。一般中國人很難理解：一個人怎麽會忙到這種程度呢?我自己有時也覺得奇怪：沒有時間讀書、運動，沒有時間看報和寫日記，而這還是謝絕了很多客人來訪，很多信件都長期未予答複，而我每年的寫作量又不超過十五萬字的情況之下。

現在，我可以休息一時了。幾年來精神上的一大負擔是--覺得很多應該去采訪的地方還沒有去，答應人要做的事很多都沒有完成。現在既然我已被剝奪了那種條件，便可以解除我的負疚感了。

我的睡眠時間確比過去增多了。也能和孫兒一起玩玩了。有時用一條繩子拉著他騎的三輪自行車穿過大街，像牽著一隻小狗一樣，體驗到一種閑適的樂趣，也頗感欣慰。

然而我的心仍然被中國各地發生著的令人不安和焦慮的事牽動著。五月以後燃燒在大興安嶺的熊熊大火，使我的心焦灼難耐。這是罪孽呀。那裏倒下的每一株樹，都是再也無法生長起來的，因為自然生態早已發生了不可挽回的變化。我們給子孫留下的將是什麽!

這次災害本來不是不可防止的。我的資料櫃裏就放著揭發大興安嶺地區森林警察隊情況的材料：因黨政機關的人情、關係壓倒國家利益，很多品質低劣、不能稱職的人混進了森林警察隊伍。揭發大興安嶺地區令人發指的黑暗與混亂，控訴因維護國家利益而遭到殘酷迫害的信件，我幾乎每年都要翻閱一遍，但中共黑龍江省委對我的態度卻使我始終不能踏入那個此刻正在燃燒著的林區。而就在災難之中，當地一些幹部仍不忘擅權胡為，為掩蓋自己的惡行甚至膽敢歐打和囚禁力圖揭露真情的記者！那裏的人們說：“這場大火把什麽都燒掉了，獨獨沒有燒掉不正之風!”

九月以後我的境況稍有緩解，當長年堅持和大興安嶺黑暗勢力英勇鬥爭的宋秀蘭等人又來到我家時，我忍不住還想用我的筆把大興安嶺地區的邪惡勢力狠狠鞭撻一番。僅僅由於一個技術上的困難--我畢竟沒去過那裏實地調查，終於未能如願，隻好把他們介紹給別的記者了。

不能自己寫公開報導，我就為一些人代寫申訴材料和設法向第十三次黨代會分發這些材料。我鼓勵一些年輕記者到我想去而未能去成的地方去，揭露那裏的黑暗。

經過美國著名記者哈裏孫．索爾茲伯裏先生的斡旋，我終於可以踏上訪美的旅途了。

其實我對出國訪問的興趣並不很大。美國雖已五年不去，那裏又能有多少變化呢?無論變或不變，同中國又有多少關係呢?隻要我的政治境況再好些，我寧願到中國的一個縣份住它兩年，或者就住到大興安嶺去。這幾年我真正去基層的時間太少了。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地方像中國這樣發生著普遍、深刻、劇烈的變化，而十億人民命運的改變，必定是具有全人類的曆史意義的。

此次出國，我的心情並不很好。當你背後是一個富強而繁榮的祖國你可以為之驕傲時，那將是什麽心情，而現在，中國在人們眼中正在掉價。繼菲律賓向每個入境華人（僅限於大陸）索取一萬元美金為抵押之後，澳大利亞政府又決定索取二千六百美元作為生活費的押金--這錢握在澳政府手中，每周允許入境探親者領取一百美元為生活費，半年花光--走人！這是何等的歧視與侮辱!可見中國的國格是像人民幣一樣在不斷貶值，這是任何自欺欺人也掩蓋不了的。

預計出國後會有很多人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大陸的希望何在?自一九八八年年初起我便向每一個我見到的人詢問：在你周遭，你看到一些什麽現象是可以令人對於中國的未來寄予希望的?意外的是我竟很少得到滿意的回答。很少有人樂觀。無論知識分子或工人，我聽到的幾乎全是“沒勁!”“沒意思!” 一些青年作家對於文學創作的前景也抱悲觀態度。

最樂觀的回答我是在最後聽到的，距我起程已經很近。山西省作家鄭義（第一篇正麵揭露文革的小說《楓》和《老井》、《遠村》的作者）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我又問了同樣的問題。他對文學創作是樂觀的，“一些青年作家正埋頭寫更有份量的、超越自己過去的創作的作品。我正在寫的長篇，也是如此，不超越過去，我是不會拿出來的。”那麽政治形勢呢?“我也樂觀。啊!我告訴你一個最新的好消息：晉東南地區的潞城縣，這次人代會選舉，官方提名的候選人全部落選啦。縣人代會主席副主席和縣政協主席副主席，官方提出的候選人也全都落選。現在那裏是真正的無政府（沒有產生新的縣政府）狀態。本來省委照顧潞城縣，知道那裏黨風太腐敗，人民特別不滿，讓他那裏的人代會最後召開。想不到倒把它害了。今天傳來一個縣的消息，明天又傳來另一個縣的消息，都是關於官方候選人落選的消息。這一來，潞城縣的人民代表就膽子越來越大，弄假成真，真正行使起民主權利來了！”

這是我在中國聽到的關於中國的最後一個信息，它卻是很有代表性的。

拚命阻擋中國政治上前進的那支力量，也就是曾經使中國落後於世界的那支力量，仍然不肯認輸。中國的各種危機還在繼續發展。中國人必定還要在曲曲折折的道路上為中國的進步付出代價，甚至是很重的代價。我們還將要度過很困難的時期。但是中國畢竟已經變了。中國人絕不會允許任何人把自己拉回到老路上去。經濟改革解放了的數以億計的人，它所創造出來的那種日益雄厚的社會力量--有自己的經濟利益並有誌於發展這種利益的數以千萬計的人，要求有一個能使目己的利益得到安全保障的政治環境。他們正在尋找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他們現時不得不依靠地方上的官僚，並給他們一些好處。當他們的經濟實力發展到一定地步時，那些官僚就不得不依賴他們的支持了。這個微妙的演變過程，將使權力的權威逐漸退讓於經濟力量的權威，而經濟實力的擁有者將獲得越來越大的政治上的發言權。優秀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進步中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同時和新興的社會力量逐漸匯合起來。

中國共產黨內也在發生著變化。正派的黨員對於黨內的腐敗勢力越來越不能容忍。許多思想一貫正統、保守的黨的幹部，這一年立場發生迅速轉變，對於保守派的倒行逆施采取了抵製或反對的態度。

中國的政治外殼，近期內也許不會發生明顯的變化。但是在這外殼的內部，變化卻已經發生。黨代會的代表並不是經過真正民主的程序產生的，卻已經能夠選掉人們所不喜歡的人了。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不久前各省、市、縣的人代會的選舉中。

在同一種製度、同一個共產黨領導之下，領導者屬於同一個共產黨，但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與不同的單位，已經出現越來越大的差異。今後，有頭腦、有勇氣的共產黨員領導幹部，將有更多的自由使自己的地區、部門、單位走在改革潮流的前端。

當然，中國人民也已在開辟爭取社會進步的新的通道。青年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正在作不懈的努力。

當人們因“反對自由化”運動的發生而感到沮喪和悲觀時，他們忽略了一點：中國近二十年的曆史大部分是以這種獨特的方式獲得進步的動力的，就是說：是中國共產黨所犯的一個又一個錯誤，在推動中國大陸的進步。他們還忽略了另外一點：中國曆史前進的速度顯然是加快了。“蓋棺論定”已不再適用，許多人物的是非功過，生前在人民心中已有定論。中國人的教育水準雖然低於西方各國和蘇聯，在這方麵的清醒和一致卻超過那些國家的人民。

在中國人表麵上對社會的冷漠和對政治的厭倦之下，掩蓋著內心深處對於國家現狀與前途的強烈憂慮。二億人口的蘇聯《真理報》銷量超過一千萬份，而在十億人口的中國《人民日報》的發行量卻隻有三百餘萬份（絕大部份還是公費訂閱），這絕不表明中國人的政治興趣低於蘇聯人。一個真正真實地反映中國現實和中國人民政治意願的報紙，它的銷路達到二千萬份（並且是私人訂閱）是並不困難的。

總之，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過程中，中國人的政治覺悟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自由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一個自發的、未經黨的領導倡導的爭取和獲得更多自由的過程正在中國加速進行。在離開祖國之前不久，我對朋友們說道：“我常常覺得中國的空氣中就像是飄浮著某種物質，每時每刻在促使自由擴大。你看不見這種物質，但你會感覺到這個奇妙的過程。”

因而我是樂觀的。在我離去期間，中國什麽事都可能發生。無論發生的是我們期望的好事，或者是我們但願其無的壞事，都將促進中國的進步。

我絕不忽視腳下的泥濘，而且還有一段也許是更加泥濘的道路要走。

但是抬起頭向前看，我卻是樂觀的。以我六十三歲的老齡，我仍然相信我能見到一個真正民主化了的、人的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從而是一個快樂的、迅速發展的中國之出現。為什麽呢?

因為中國的一切問題已然達到極限。因為中國人民近四十年付出的代價已經過於巨大。因而，中國人民已經達到一個新的覺醒。

一九八八年七月廿四日．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