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西藏

周恩來三次談及他要到西藏的願望，未能成行。然而，他情係西藏，特別關注祖國大陸最後解放的這塊特殊地方，參與黨中央、毛澤東對西藏方針政策的製訂，並身體力行，為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寫下了劃時代的輝煌篇章。

為和平解放西藏辛勤操勞

按照《共同綱領》規定，西藏是中國境內的一個民族自治區。中央決定用和平方式解放西藏，實現祖國大陸的統一。周恩來同誌為實現這一方針嘔心瀝血，辛勤操勞。 　

1950年1月14日，美國合眾社公布一則新聞，聲稱西藏當局正組織所謂“親善使團”赴英、美、中、印等國表明西藏“獨立”。中央人民政府對這一消息十分重視。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命發表談話，指出：“如果西藏地方當局背叛祖國，向外國派出‘親善使團’表明‘獨立’，中央人民政府將不容忍。任何接待‘親善使團’的國家，將被認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抱有敵意。”同時指出，西藏地方當局應派代表團來北京進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在這一警告下，美、英等國拒絕西藏 “親善使團”訪問，已派出赴美、英等國的“親善使團”先遣人員至江孜被撤回拉薩。派往北京表明“獨立”的代表，抵達新德裏，滯留印度。

黨中央、毛澤東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發展，適時地作出人民解放軍必須盡早解放西藏的決策。指示進藏部隊做好兩手準備，“進軍西藏是堅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方法與達賴集團談判。”

中央發出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後，受到藏族愛國人士的熱烈歡迎。肩負解放西藏任務的西南局、西北局，除作軍事準備外，通過一切可以采取的方式包括派勸和代表赴拉薩勸和，向西藏當局傳達中央和平解放西藏方針，希望他們派代表與中央談判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聽信英國人“不要和中國談判”的挑撥，不顧中央和藏族愛國人士和平解放西藏的願望，不但不派出和談代表，而且對從青海赴藏勸和的代表實行隔離、扣押、封鎖，使勸和代表無法工作。從四川出發的勸和使者格達活佛行至昌都即遭殘害身亡。與此同時，他們繼續向昌都地區金沙江沿線增兵布防，決心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

周總理為於1950年8月21日，通過備忘錄形式告知對和談有影響的印度政府：“西藏為中國領土，人民解放軍負有解放西藏領土及西藏人民的神聖責任。中央人民政府讚成並主張以和平友好方式解決西藏問題。”針對滯留印度的“親善使團”代表，備忘錄指出： “西藏代表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團，他們應到北京商談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中央人民政府已命令我駐印度大使在接見西藏代表團時，歡迎他們前來北京商談。”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代辦申健、大使袁仲賢奉命三次接見西藏代表，敦促他們來北京談判，但他們遲遲不動。這時，朝鮮戰爭已爆發兩個多月，美國正拚湊侵朝夥伴，以聯合國名義出兵侵略朝鮮，並武力侵占了我國領土台灣。西藏當局錯誤估計了形勢，對中央、周總理和談號召不予答複。滯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夏格巴等人采用“拖的手腕”，坐觀局勢變化，尋找阻止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的機會。

周總理熱愛西藏人民，堅決貫徹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直到昌都戰役臨戰前的9月30日，他還在全國政協成立周年慶祝會上，再次發出西藏當局勿再遲疑速派人和談的忠告，重申人民解放軍決心解放西藏，保衛國防，願以和平方式求得實現的方針。他特別指出，西藏的愛國人士對此表示歡迎，“我們希望西藏當局不再遲疑，好使問題得到和平解決。”西藏當局不聽總理忠告，拒絕和談，準備頑抗到底。

人民解放軍於10月6日突破藏軍防線向昌都挺進，19日解放昌都。

昌都戰役的勝利，給帝國主義勢力以沉重打擊，西藏當局主戰派妄圖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軍的夢想隨之破滅。西藏內部的主和派同主戰派之間的鬥爭更加激烈。兩派較量結果，主戰派頭目達紮下台，不滿18歲的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親政。1951年1月27日，達賴致函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表示願和中央政府談判。2月1日，袁仲賢複信達賴轉達毛主席對他親政的祝賀，並歡迎他派代表赴京談判和平解放西藏問題。

昌都戰役結束後，帝國主義仍不甘心在西藏的失敗，一方麵陰謀阻撓我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談判，另一方麵由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出馬發表顛倒是非的講話，攻擊人民解放軍解放祖國神聖領土是“侵略”，教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向聯合國呼籲，要求聯合國幹預。一向自稱是中國人民朋友的印度政府，竟三次照會中國外交部，進行無理責難和恐嚇。周總理領導的

外交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據理批駁帝國主義的汙蔑和攻擊，表明中國政府維護國家統一的嚴正立場，對印度政府的無理責難，按國際慣例複照澄清事實真象。當達賴和西藏官員會議決定派代表和中央談判時，印度政府雖然表示支持，但又由尼赫魯總理出麵給途經印度的西藏代表出謀劃策，“指導”他們如何向中央政府要價討價，什麽條件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直接插手西藏地方和中央的談判。

印度政府對我國內政的幹涉，不能不引起中國政府的關切。3月21日周總理向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指出：“達賴已經在亞東，有人正引誘他去印度。”“我們尊重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同意達賴作為西藏的宗教、政治領袖派代表來進行談判。” “按照人民政協共同綱領，西藏將來一定成為中國境內的民族自治區。”“如果達賴不走，經過談判解決，人民解放軍可以和平方式進入西藏，達賴的地位仍可保持。果能為此，中印關係亦可增進一步。達賴去了印度，就在中印關係上造成一種陰影。”這一推誠相見的談話，使印度政府不能不答複我外交部，說印不鼓勵達賴離開西藏，可勸說他不去印。但又說如果達賴決定要去，按國際慣例，給予避難權，為以後繼續幹涉中國西藏事務留有借口。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敦促下，達賴喇嘛和西藏官員會議最終決定派出和談代表，分兩路進京與中央人民政府談判。

經國內路線赴京談判的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一行於4月22日到達北京。周總理和朱總司令率黨政軍高級幹部和各界數千人到北京站歡迎西藏代表團的到來。總理談笑風生，和藹可親，平等待人，為友好協商和平解放西藏創造了良好氣氛。轉道印度的西藏代表於4月26日到達北京，也受到總理的熱烈歡迎。

4月28日，周總理、李濟深副主席，陳雲、黃炎培副總理宴請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團。周總理在宴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歡迎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指出大家要共同遵守的談判條件，宣布了中央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名單。席間周總理還指示參加和談的中央方麵的代表，談判時一定要把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和班禪方麵人員的團結工作做好。30年後，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回憶往事時說：“除中央代表和我們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認真地、親切地談判以外，周總理還親自接待我們，多次同我們講黨的民族政策和其他各項政策，提高了我們的認識”。“經過反複磋商，根據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一貫方針和西藏的實際情況，正確地解決了各項複雜的問題，最後李維漢等同誌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我們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成立自治區籌委，樹立希望中心

人民解放軍執行《協議》，1951年7月向西藏和平進軍，年底到達部分邊防要地。出走亞東的達賴喇嘛，在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張經武勸告下，於1951年8月17日返回拉薩。十

世班禪也重返日喀則駐錫地，恢複了固有地位。這樣，加上昌都解放委員會，西藏境內實際上存在著三種互不隸屬的政權，分別由國務院直接領導。如何把這三個地區組成統一的自治區，是一個非常困難複雜的問題。按照《協議》規定，西藏應成立統一的軍政委員會，因西藏上層害怕而沒有成立。中共日喀則分工委提出先在班禪地區成立自治區，先分治而後統一。對此，西藏工委領導層存在分歧。多數同誌認為，為爭取達賴，“黨在西藏的方針是使西藏逐步地走向統一，成立統一的自治區，而不是先實行分治而後走向統一。”並決定將工委意見和日喀則分工委意見同時上報中央。

1954年7月，達賴、班禪聯袂赴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京期間，他們受到毛澤東主席多次接見。在9月11日的接見談話中，毛主席詳細分析了國內形勢變化，提出不成立軍政委員會，而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達賴、班禪表示同意。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國家民委主任李維漢根據毛主席指示，組織召開達賴、班禪、昌都解放委員會、進藏工作人員四方會議，決定成立由各方代表參加的自治區籌委籌備領導小組。

《協議》簽訂後，周總理時刻關注協議執行情況，從各個方麵促進西藏進步，為實現統一的自治區創造條件。毛主席提出成立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總理認為這是 “在西藏樹立一個希望的中心”，是向成立自治區過渡的好形式。他耐心細致地給各方做工作，營造友好協商實現統一的條件。在總理關懷和李維漢領導的籌備小組努力下，短時間內就草擬了成立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五個文件，即：1、籌委會的性質任務；2、籌委會的人員組成；3、籌委會下設機構；4、籌委會與國務院的隸屬關係；5、籌委會的財政問題。

達賴、班禪在京參加人大會議，赴外地參觀訪問，取得巨大成功，決定幹1955年3月12日離京返藏。周總理非常及時地於3月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七次全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及西藏其他事項。經各方再次協商和總理的說服教育，會議通過《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和國務院幫助西藏建設及交通運輸問題的決定，同時批複了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之間關於曆史懸案問題的談判達成的協議，為成立統一的西藏自治區邁開了重要的一步。

“我們主張民族區域自治”

新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早在1949年9月，周恩來受黨中央委派，起草人民政協共同綱領草案時，就把這一政策寫入了建國臨時大法，後來又載入曆次憲法之中，成為黨和

國家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一項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製度。

共同綱領和憲法規定的民族政策，集中體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意誌和願望。

總理在做《共同綱領》草案起草報告時說：“為防止帝國主義利用民族問題來挑撥離間中國的統一，我們主張民族區域自治。”“今天帝國主義又想分裂我們的西藏、台灣甚至新疆，在這樣情況下，我們希望各民族不要聽帝國主義者挑撥。為了這一點，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

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第三條，規定了“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但是，在封建農奴製度統治下的西藏，每做一件對人民有利的事(包括免費給群眾治病、辦學校)都要經過一場激烈的鬥爭才能辦成，成立自治區更是如此。

　達賴副經師赤江、噶倫索康等分裂主義分子會上舉手讚成自治區籌委成立，會後指使昌都江達地區頭人齊美貢布帶武裝.匕山叛亂。1956年11月，達賴出訪印度，他們又和國外分裂主義分子串通一氣，策動達賴留居印度，宣布“西藏獨立”。周總理親赴印度訪問，一個月之內三次同達賴談話，勸說達賴於1957年4 月回到拉薩。5月20日，竄到拉薩的康區叛亂頭目恩珠倉·公布紮西等人在拉薩成立反動組織“四水六崗”，(意為四條河，六座山，泛指甘、青、滇、川等有藏族居住地區)要建立幾乎包括所有藏族地區在內的 “西藏獨立國”。在此之前，有人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建立大藏族自治區”的主張，幹撓黨在西藏建立民族自治區的主張。

　　1957年7、8 月間，全國人大民委針對國內外民族關係上出現的新問題，在青島召開民族工作座談會，總結經驗解決問題。周總理在會上作了題為《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報告全麵、係統、準確地闡明了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詳細分析了中國曆史發展的特點，國內民族關係的形成與蘇聯民族關係的區別。指出不同的國情，必須采取不同的政策。他說：“我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這種民族區域自治，是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不僅使聚居的民族能享受到自治權利，而且使雜居的民族也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他諄諄告誡與會代表，在中國適宜於民族區域自治，而不宜於建立也無法建立民族共和國。曆史發展給了我們民族合作的條件，革命運動的發展也給了我們合作的基礎。因此，解放後我們采取的是適合我國情況的有利於民族合作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我們采取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為了經過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發展，共同的繁榮。中國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們應當強調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對民族分裂，民族“單幹”。我們不要想民族分立，更不應該想民族“單幹”。總理這篇重要講話，是對全國講的，雖然沒有提名批評“西藏獨立”，“大藏族自治區”，卻切中西藏實際。會議代表受到一次深刻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民族觀教育。

青島會議期間，總理兩次接見西藏代表。他十分深情地向西藏代表說：“西藏工作的發展總會是曲折前進的，有時候就順利一點，有時候就困難一點，不要因為困難就灰心”，鼓勵代表們把工作做好，穩步前進。同時還談了做好上層工作，幹部工作，籌委工作和民主改革等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周總理根據黨中央、毛主席對西藏的一貫方針政策，再次指出曆史給西藏創造的條件是民族區域自治，她的管轄範圍是前後藏，再加昌都，給西藏自治區界定了既照顧曆史沿革又有利於藏族同胞發展的區域管轄範圍。

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自治區籌委行使地方政府職權

齊美貢布叛亂後，西藏局部地區叛亂日趨嚴重。周總理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同達賴及其主要官員談話，要他們執行《協議》和憲法，不要搞分裂活動，放棄“西藏獨立”立場，負起平息局部叛亂的責任。同時，嚴正警告他們：“誰想搞‘獨立’使西藏脫離中國，這是叛國行為。”如果萬一全麵叛亂發生了，人民解放軍一定將叛亂鎮壓下去。”“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義分子，利令智昏，不聽總理告誡，再一次打錯了算盤。他們為維護封建農奴製度“天堂”長期不變，反對民主改革。他們把人民解放軍的忍耐、寬大，視為不敢平叛，軟弱可欺，於1959年3月10日，發動武裝叛亂，3月20日淩晨，向拉薩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發動全麵進攻當天，我人民解放軍奉命平叛。

在拉薩駐軍平叛的關鍵時刻，總理親自守在電話機旁，隨時掌握平叛情況，傳達中央、毛主席指示。

3月28日，周恩來總理履行《憲法》賦予他的神聖職責，發布國務院命令，責成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並從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在達賴喇嘛被劫持期間，由班禪額爾德尼代理主任委員職務，任命自治區籌委常務委員帕巴拉·格列朗傑為副主任委員，常務委員兼秘書長阿沛·阿旺晉美為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撤銷叛亂分子索康、柳霞、夏蘇等18人的自治區籌委委員和一切職務，並按國家法律分別給予懲處。

黨中央這一曆史性的重大決策，極大地鼓舞了西藏軍民聯手平息叛亂的鬥誌，受到西藏各族各界和愛國人士的熱烈歡迎，結束了噶廈政府240多年的黑暗、殘酷統治，摧毀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最大障礙，吹響了民主改革、百萬農奴徹底翻身解放的號角。

“自治區成立我去拉薩”

西藏經過民主改革，穩定發展曆史階段，社會麵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中共西藏工委、籌委直接領導下，縣以下實行了民主選舉，成立西藏自治區條件已經成熟。經中央批準，決定於1965年9月上旬在拉薩召開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領導機關，成立西藏自治區，並舉行隆重的慶祝儀式。

　　西藏各族人民在歡慶自治區正式成立的節日裏，多麽盼望總理蒞臨指導共度節日！周總理曾多次表示，西藏“自治區成立我去拉薩”。這是總理對西藏人民的關懷與厚愛。但由於身體等原因，未能實現他同西藏人民共度節日的心願。他委托代表團把黨中央、毛主席及他本人對西藏人民的關懷，帶給了西藏人民。節日之際，總理指示給西藏各縣配備小汽車、高壓鍋，給區、鄉配備四波段收音機，給解放軍邊防哨卡配備新設備，給各族群眾送他們喜歡的茶葉。這些雖是一些日常用品，在當時條件下，都是難得的貴重禮物。總理人未到，卻給西藏人民留下永遠難忘的記憶。

　　1970年的2月，周總理同尼泊爾駐華臨時代辦巴塔來依談他不能應邀參加尼國王於、公主婚禮時，再次提到5年前的未了心願。他說；“如果飛機能夠飛越西藏上空直達加德滿都，我去一天也是好的，我一直等待是否有這個機會”。這時，總理已是70歲高齡，“文革”帶來的勞累，“四人幫”的迫害，身體已相當虛弱，但他還想著乘飛機飛越西藏上空，俯瞰祖國神聖領土、他沒曾到過的美麗的西藏。可是，他終未能如願，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總理雖然沒有到拉薩，但他情滿西藏的偉大業績，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西藏人民銘記不忘。如今他的大幅彩色肖像，仍懸掛在黨政機關、平常百姓家，受到西藏人民的永遠愛戴與敬仰。

(作者：孫運舟 原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

本文節選自《周恩來與西藏》一書，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