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周恩來夫婦所居住的“西花廳”

　　30年前那個寒冷的1月，她攙扶著鄧穎超，與周恩來作了最後告別；14年前，像女兒對母親一樣，趙煒又服侍鄧大姐走完最後一程。從1955年至1976年總理去世，她為總理工作服務了21年；從1965年起她又任鄧穎超的秘書，直至1992年鄧穎超去世。

　　溫暖的西花廳

　　周恩來夫婦所居住的“西花廳”緊鄰中南海西北門。鄧穎超後來在一次跟趙煒散步時告訴她，周恩來最初住的是豐澤園，後來毛澤東要搬進來，周恩來偶爾路過這裏，一下子喜歡上了盛開的海棠花，便搬到了這個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認為恩來喜歡馬蹄蓮，其實我們倆都最喜歡海棠花”，鄧穎超這樣告訴趙煒。

　　“總理平時有兩件東西是從不離身的。一件是他的那隻老手表，另一件是辦公室和保險櫃這兩把鑰匙。”趙煒回憶。周恩來的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書一把，值班警衛一把，連鄧穎超都不能“私自”進入他的辦公室。或許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襲下來的習慣，周恩來的鑰匙幾乎24小時不離身，平時放在衣服口袋裏，睡覺時就壓在枕頭底下，出國時才交給鄧穎超保管。

　　早期的西花廳留給大家的記憶都充滿了溫暖安寧。周恩來周六有時去中南海紫光閣跳舞。如果周六有時他不外出，警衛局服務處會過來放電影給大家看，租一個片子要15塊錢，就從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工資裏扣。

　　開國總理的家庭

　　閑暇時，鄧穎超總愛和趙煒講起她的那一雙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話：一兒一女一枝花，無兒無女賽仙家。她說，趙煒，你看你，一兒一女多好啊！”趙煒寬慰她：“大姐，您不是賽仙家嗎？”鄧穎超笑笑說：“仙家虛無縹緲，還是一枝花實在。”

　　“我們當年也曾有過兩個孩子，如果都活著比你還大呢！”一次閑聊時鄧穎超跟趙煒提起了孩子這個話題。1925年結婚後不久，鄧大姐發現自己懷孕了，她當時是何香凝的秘書，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買了一些中成藥，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結果一個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滾。周恩來知道此事後，發了很大的火，說“你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孩子不是你一個人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後代，你應該跟我商量，這是我們兩個的大事，你為什麽不跟我商量？”

　　沒多久，鄧穎超又懷上了第二個孩子，但因為胎兒過大又是難產，生了三天三夜也沒生下來。最後醫生動用了產鉗把孩子夾了出來，嬰兒的頭顱受了傷，剛生下來就夭折了。本想在醫院多休養幾天的鄧穎超，卻又因為“四一二”政變，與母親一起到了香港，然後輾轉到上海。因為產後過於疲勞，鄧穎超此後再沒有懷上過孩子。

　　但鄧穎超的內心仍有做母親的渴望。解放後，鄧穎超曾化名到北京協和醫院請著名的婦科大夫林巧稚做過一次檢查。林巧稚曾動員她做一次輸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鄧穎超最終還是放棄了。

　　當年趙煒在有一個12歲的兒子之後發現自己又懷孕時，曾想堅決地打掉。得知趙煒的想法，鄧穎超先是委婉勸了幾次，讓趙煒把孩子生下來；見趙煒仍在猶猶豫豫，她最後竟有點“急”了。鄧穎超後來對趙煒的女兒格外喜歡，不但給她取了名字，還總是不忘告訴這個幸運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來的！”

　　沒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於繁忙公務的總理家庭又少了幾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氣息。“‘文革’之前，兩個人還經常一起出去看戲、散步，大姐和總理偶爾也會浪漫一下：有一次總理回來，大姐給了他一個擁抱，我們大家都在一旁看著笑。”這樣的氣氛在“文革”之後蕩然無存。兩人交流的內容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作占據。這個家，其實更像是一個辦公室。

　　非常歲月

　　細心觀察，周恩來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為滿含笑意、意氣風發之態；而在最後十年，留下的幾乎都是麵色冷峻、飽含憂慮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廳”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濃厚的“向陽廳”，原本洋溢著的溫暖氣息也一下蕩然無存。

　　“總理經過這麽多年的革命鍛煉，你從他的表情和言談根本感覺不出他內心的波動。”趙煒說，雖然外麵的局勢一天比一天壓抑，但在西花廳內部，她很少聽到周恩來談論什麽。

　　1967年1月12日，鄧穎超悄悄告訴趙煒，賀龍一家住了進來，就在前客廳，希望大家不要打擾他們夫婦。“文革”一起，賀龍夫婦就成了造反派的攻擊對象，不堪忍受的賀龍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薛明、兒子賀鵬飛偷偷搬進了周恩來這裏。因為事關重大，鄧穎超此前都對此事一無所知。

　　9天以後，賀龍夫婦搬出了西花廳，幾個月後，賀龍被迫害致死。周恩來對這位在南昌起義時就結識的革命戰友一直懷有內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著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尋找薛明。1974年底，在賀龍追悼會上，周恩來一進門就大聲對薛明說：“薛明，薛明，我沒保護好他啊！”76歲的周恩來老淚長流。

　　20年後，趙煒在整理周恩來遺物時，發現了周恩來親筆改的悼詞，“在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賀龍追悼會上行三鞠躬，但在追悼會時，周總理卻向賀龍鞠了七個躬。總理為什麽這樣做，我們當時沒有問，現在也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訣別

　　1975年10月的一天，鄧穎超找到幾位秘書：“組織決定通知你們四位秘書，應該讓你們知道總理得的是什麽病，醫生估計，這個病在別人身上可能會活得長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過1976年的春節。”這是趙煒第一次確切地知道了總理得了癌症。

　　11月，剛剛經曆了一場大手術的周恩來點名讓趙煒陪鄧穎超到醫院。跟鄧穎超進了病房，周恩來從被子裏伸出手：“趙煒，咱倆握握手吧！”趙煒趕緊說自己手涼，不用握了，但周恩來卻很堅持地說，“要握”。趙煒伸過手去，周恩來輕輕地說了一句：“你要照顧好大姐。”

　　“11月15日下午，他讓我拿來筆紙，寫下了‘我是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雖然我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決不會當投降派’的字條，由鄧大姐代他簽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難想像，一向處事周全的周恩來其實已經在有意識安排著自己的最後時光，而這幾句話，成了他心頭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趙煒回憶，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術之前，他就對鄧穎超說了這句話。“手術前，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汪東興等人都去了，鄧大姐就把總理說的話轉告給他們，同時還請汪東興回去以後向毛主席報告。話雖然說了，但沒有落實到文字上，周總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專門寫了一個條子。”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電話告訴他們（醫院值班人員），說8點半鄧大姐吃早飯，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後問情況如何，對方告之還可以。但半個小時後，值班打電話來，語氣一連串的急促：‘趙煒，快來快來！不好了，不好了！’”

　　趙煒一下子明白，最後的時刻已經到了。這時鄧穎超正在刷牙，問趙煒怎麽了。趙煒努力平靜地說：“小高（高振普）打電話，要馬上到醫院去。”當兩人來到醫院，一推開病房的門，登時傻了眼：醫護人員、工作人員都站在旁邊哭。來遲了！沒來得及跟丈夫作最後告別的鄧穎超一下子倒在周恩來身上，邊哭邊喊：“恩來！恩來！”

　　9點57分，總理走了。病房裏原本隱忍的哭聲頓時成了一片號啕。趙煒說，值班的同事告訴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來在鄧穎超走後一直顯得心神不定，眼睛來回看，好像在找什麽，問他有什麽事，他也不說，隻是搖搖頭；讓他休息，他也不閉眼。當時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現在想起來，總理那天四處看來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後悔當時沒有把她喊過去，讓這一對經曆了風風雨雨的革命伴侶見上最後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