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與文明相隨——中國古代著名抗災事件

　　自然災害與我們五千年的文明相伴相隨，但中華民族正是在同災荒的頑強抗爭中一步步堅定走來。這裏，既包括每一個普通個體所作出的犧牲和貢獻，也包括曆代王朝在防災減災救災方麵作出的努力。

　　古人尚且如此，今人更應努力！當一個勇往直前、眾誌成城的民族拭去眼淚從廢墟中站起來時，我們發現，麵對災難，我們從沒有失去過信心。

　　“罪己詔”

　　據記載，商湯在桑林中祈雨時曾說“六事”，要求帝王在災害發生後，要及時地對政道、民生、儉奢、宮政、官員收受賄賂、讒言盛行等等有關吏治民生的情況進行檢討。

　　其後，“六事”不斷演化，其目的無外乎是祈求上天寬恕所犯的罪惡，達到天地人之間的和諧，達到農業經濟的複蘇。

　　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的震級為8級，震中烈度為十一，震中在今北京、平穀、河北三河一帶，“東至遼寧之沈陽，西至河南之安陽，凡數千裏，而三河、平穀最慘”。地震所及範圍至河北、山西等數省，共計200多個縣市，最遠記錄達700多公裏。

　　麵對著如此嚴重的災情，當時的統治者康熙發了“罪己詔”，言道：“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協，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職業，以致陰陽不和，災異示儆。”大災麵前，古人不能理智地做出應對，反而認為天災緣於人禍。

　　拜天祭神

　　據《元史》記載，元代每次發生海嘯之後，都有“祀海神”，“修醮禳之”，以及“修佛事”、“造浮屠”“以厭海溢”等舉動。

　　宋朝文學家蘇軾有一篇文章，名為《喜雨亭記》,記述了陝西的一次旱災情況。蘇軾當時為鳳翔簽判，被派赴太白山求雨。蘇軾非常認真地做這件事，不但求神祝禱，甚至還不惜越級向皇帝寫疏奏，請求把太白峰龍神的爵位由“侯”改為“公”。因為唐代就封龍神為“公”，如今降了級封為侯，蘇軾恐怕是因為龍神鬧情緒，才不下雨。沒想到過了些日子，連下三日喜雨。蘇軾大喜，把自家院子中的小亭命名為“喜雨亭”，並作文《喜雨亭》記，在文中他稱：“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文充分顯示出像蘇軾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對上天充滿敬畏之情。

　　但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做這樣的無用之舉，大多時候往往帶來的是實質性賑災的延誤。唐代元稹就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在唐中期一次全國性的大旱災中，元稹這樣評價政府的祭天之舉：

　　國家抗災雖然有點成績，但旱情仍然不減，整個農曆六月都沒有下過一滴雨。我們向上天禱告不能說不殷勤，每天都要祭拜龍王河神。但我祭拜歸來深深思忖，“天道”太遠了，還是直接救助災民要來得實際一些。

　　開倉賑糧

　　曆朝統治者對災區施行賑救的態度大多還是積極的，如上文提到的漢元時期的大海嘯。漢元帝災後即“詔吏虛倉廩，開府庫賑救，賜寒者衣”。就是把所有的庫存物資全部調出救濟，特別是發放衣物幫助災民禦寒。

　　但有些朝代沒有災害應急措施，動用國庫的規矩又定得比較死，所以很多官員進行緊急賑災和自救甚至是要冒被懲罰的危險的，弄不好還要丟官罷職。

　　《元史·趙宏偉傳》中記載：大德五年(1301年)，“大風海溢，潤、常、江陰等州廬舍多蕩沒，民乏食。(趙)宏偉將發廩以賑，有司以未得報為辭，宏偉曰：‘民旦暮饑，擅發有罪，我先坐。’遂發之，全活者十餘萬。”由於這個官員不避罪責，冒著政治風險及時賑濟，挽救了十多萬災民的生命。明代嘉靖年間，“海溢，沒通、泰民廬”，主持兩淮鹽政的吳悌“先發漕振之而後奏聞”(《明史·儒林列傳二·吳悌》)。這樣的舉措，也是冒著一定的政治風險的。

　　到清代，賑濟已經比較完善了。賑濟的形式主要有正賑、大賑、展賑、摘賑以及煮賑和工賑。最緊急的賑災方式為正賑：即不論成災分數，不分級次貧民，即行概賑一個月，又稱急賑或普賑。這樣可以節省時間，減少審核的手續，盡快把賑濟品發放到災民手中。

　　移民就粟

　　移民就粟，即難民遷徙，使之到沒有受災的地方。在國力充盈時，統治者一般不會采用。如清代中前期由於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就不準百姓隨便移民。即使有難民自行遷徙，也要求“俟本處麥收有望，即可速回鄉裏”。意思是到了麥收的時候，一定要速速回到家鄉。

　　但到了嘉慶年間，由於人口壓力和國力衰弱，這一時期發生災害後，往往“恐借糶緩征，亦未能周普”。就是單靠國家救助，已經無法普賑災民。於是對“移民就粟”的限製逐漸放鬆，主要是允許直隸、山西、陝西、甘肅等地災民移家覓食。

　　這種救助方式，早在西周時期就有了。《周禮》中記載“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國移民就穀”。原文意思是，如果不能每人分配到300斤米(一年的消耗量)，就可以施行移民。《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記載：“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河東就是山西，河內即陝西。山西有災就移民到陝西，陝西有災則移民到山西。(來源：山西青年報；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