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中的彭德懷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1975年出版的十二卷本《中國共產黨史料集》中，有50餘處提到彭德懷的名字。在第五、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卷中，還收入了大量彭德懷與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同署名的文告、通電、指示及彭德懷個人署名的《百團大戰的偉大意義》和《關於華北根據地工作的報告》。“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日本的平鬆茂雄、吉田實等都在其著作中，向日本人民報導了中共中央為彭德懷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消息。1984年，田島淳先生全文翻譯出版了《彭德懷自述》一書。上述彭德懷著作、文電、報告在日本的出版和發行，為日本學者研究彭德懷的生平和業績提供了寶貴的史料。本文擬就筆者所能接觸到的日文資料，介紹一些日本學者研究彭德懷的情況，一是為研究彭德懷生平的同誌參考，二是以此文表達筆者對這位老革命家的懷念之情。

　　一、戶寬在《中國紅軍史》一書中，高度評價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戶寬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國軍事史研究者之一，曾出版過《人民戰爭論》等著作，1979年，河出書房新社出版了他的力作《中國紅軍史》。在這部574頁的長篇著作中，戶先生提到彭德懷的地方多達近百處。在第二章“井岡山的鬥爭”中，先生專題論述了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說平江地處湖南省的東北部，是湖南農民運動發達的地區之一。1928年5月，湖南省的反動派為了鎮壓羅納川領導的“湖南工農革命軍平瀏遊擊總隊”的革命活動，命湖南省獨立第三師第一團團長彭德懷率部來到平江。其時，彭德懷早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他的部隊中還隱蔽著黃公略、賀國中、黃純一等地下黨員，這些革命者早就在彭德懷的部隊中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對該部隊進行著“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革命教育。因此，這支奉命鎮壓農民運動的軍隊，卻和當地革命農民建立了親密的聯係。後來，中共湖南省委又派膝代遠來到部隊，協助彭德懷進行工作。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領導下，彭德懷於1928年7月22日舉行了著名的平江起義，於23日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彭德懷任軍長，滕代遠任黨代表，24日發布了平江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宣言。8月，起義軍在彭德懷等的帶領下艱苦轉戰，引兵井岡，終於在12月實現了與朱毛紅軍會師的宏願。戶先生說，平江起義與南昌起義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起義，但這兩次起義具有不同的性質，平江起義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而是與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的工農兵聯合的大起義，並建立了屬於工農兵自己的政權組織。這對當時特別強調與工農運動相結合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次具有異乎尋常意義的大起義，彭德懷則是這次起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彭德懷的這一曆史功績是不能埋沒的。

　　二、日文版《中國八路軍、新四軍史》一書全麵評價了“百團大戰”史。日文版《中國八路軍、新四軍史》一書，出版於1989年，是戶寬、內田知行、馬場毅、三好章、佐藤宏等日本學者共同編著的一部中國軍事專史，是《中國紅軍史》的姊妹篇。在這部軍事專史中，著者們提到彭德懷的地方有60餘處，並以整個第四章的篇幅，

　　論述了彭德懷組織指揮的“百團大戰”問題。著者指出，“百團大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期，即1940年8～12月，由彭德懷指揮的、除山東之外幾乎在整個華北地區展開的一次對日軍的大攻擊作戰。這次大攻擊戰，在長達數百公裏的戰線上給了日本侵略軍一次巨大的打擊。由於此次“百團大戰”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占有著重要的曆史地位，因此半個世紀以來，它成了中國、日本，乃至全世界戰爭史研究上的一個重要問題。著者說，圍繞如何評價“百團大戰”問題，在中國經曆了完全肯定（1940～1942年）、基本肯定（1943～1959年）、完全否定（1959～1976年以後）等不同的評價階段。著者認為，不管在哪一個階段上，它都和彭德懷的命運聯係在一起。為此，著者在“百團大戰”專題中，對“百團大戰”的背景、成因、經過、結果，以及“百團大戰”在中共黨史和抗日戰爭史上的地位等問題進行了獨到的闡述。著者認為，“百團大戰”是根據人民戰爭的基本理論，即毛澤東“十六字訣”中的“敵駐我擾”、“敵疲我打”這一原則而發動和進行的，彭德懷成功地運用了這一原則，打了一次“有準備、有計劃”的人民戰爭的大攻擊戰，“給了敵人一次很大的打擊”。著者說，這次“百團大戰”達到了三個目的，一是打擊了日本侵略者，二是打擊了國內投降派，三是鼓舞了士氣，鞏固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至於“百團大戰”的不足，著者很同意彭德懷本人的明確闡述：“百團大戰”發動的時間早了一些，如果再遲半年或一年，等到日軍進行了粵漢、湘桂戰役之後再發動，那將更加有效。

　　三、平鬆茂雄評彭德懷與毛澤東在朝鮮戰爭指導上的分歧。平鬆茂雄是日本杏林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著名中國現代軍事評論家。八十年代以來，他出版了多部很有見地的中國現代國防與軍隊建設方麵的著作，如《中國的國防與現代化》（1984年）、《鄧小平的軍事改革》（1989年）等等。在彭德懷研究方麵，平鬆茂雄先生也有較深的造詣，他在《圍繞朝鮮戰爭指導問題毛澤東與彭德懷的政治榷執》（見日本《軍事史學》第23卷，第一號1987年）一文中，對彭德懷的看法就頗有獨到之處。平鬆說，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攻擊彭德懷對抗毛澤東的指示，沒有在第二次戰役之後立即組織第三次戰役，借口“部隊疲勞，需要休整”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口號，即“冬季整訓”，隻是在毛澤東的多次催促下才不得已進行了第三次戰役。（見香港明報月刊社1969年版《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第三卷）彭德懷問題專輯》，第338頁。）平鬆茂雄說，彭德懷在第二次戰役後沒有立即組織第三次戰役是有他的理由的，彭德懷從戰場實際出發，認為第二次戰役打的很吃力，中朝軍隊在火力、攻擊力、特別是在空軍支援方麵顯得明顯缺乏，持續作戰能力較差，最大續戰能力在15～20天之間。由於作戰物資供應不上，戰士背著武器、彈藥、幹糧連續作戰，極為疲勞，一個戰役結束之後，必須進行適當休整、補充，才能進入下一個戰役。如果第二次戰役後不休整、不補充，就倉促發動第三次戰役，就沒有取得第三次戰役勝利的把握。彭德懷在其自述中對此亦有明確說明。誌願軍入朝後，連續經過三次大戰役，又值嚴冬，曆時三個月，既無空軍，又缺高射炮掩護，敵人利用飛機轟炸，長射程大炮日夜轟擊，我在白天根本不能行動，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勞之苦可想見。運輸線延長，供應非常困難。戰鬥和非戰鬥的減員，已接近部隊的半數，急需休整補充。平鬆說，從第三次戰役的結果來看，也充分證明了彭德懷的預測是不錯的。平鬆的論文還指出，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的實戰經驗和教訓是很多的，在第四次戰役的作戰中，美軍使用了空軍、裝甲運兵車、遠射程火炮等現代化兵器進行作戰，雖然中國軍隊進行了英勇作戰，但還是使美軍於3月15日奪回了已被中朝軍隊占領的漢城，中朝軍隊重新退回了三八線以北。到3月18日，中國軍隊在前線上兵力已明顯減少，中國軍隊受到了不小損失。從這時彭德懷就深深感到，要想適應現代化的戰爭，必須建設自己具有現代化水平的軍隊，必須用現代化標準來改進自己的軍隊。毛澤東強調的是第三次戰役的政治意義，打破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而彭德懷看到的是第二次戰役後中國軍隊的實際情況，這就是彭德懷提出要對部隊進行冬季整訓的原因。

　　四、宮本信生論彭德懷蘇聯、東歐之行與廬山會議。宮本信生是日本綜合研究機構的國際交流部長，1986年第10號《外務省調查月報》發表了他的長篇研究報告——《中蘇對立的形成與發展曆史的構造》，文中對彭德懷1957年11月2日～28日的訪蘇和1959年4月2日～6月13日東歐七國之行及廬山會議受到批判等問題進行了述評，試圖從彭德懷訪蘇與東歐之行等活動中尋求他和毛澤東矛盾激化的根源。

　　宮本的文章說，1957年11月2日，彭德懷作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隨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11月3日，《人民日報》為毛澤東訪蘇發表了社論《中國人民的心在莫斯科》，4日發表了彭德懷的署名文章《慶祝偉大的十月革命節，向英雄的蘇聯軍隊學習》。11月11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舉行了會晤，就莫斯科宣言、對美戰略、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等問題交換了意見。11月20日，毛澤東先期回國。彭德懷繼續留在蘇聯訪問，並增派葉劍英（軍委常委）、粟裕（總參謀長）、譚政（總政治部主任）、肖勁光（海軍司令員）、許光達（裝甲兵司令員）、劉亞樓（空軍司令員）、洪學智（總後勤部長）、陳錫聯（炮兵司令員）、劉震（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劉誌堅（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國防部辦公廳主任）等組成中國軍事代表團，就有關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和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問題與蘇聯領導人進行談判。彭德懷一行先後參加了莫斯科紅場閱兵式，參觀了喀良施塔得海軍演習，以後又參觀了蘇軍導彈基地、防空指揮係統和有關軍事院校。彭德懷等還拜訪了赫魯曉夫、伏洛希羅夫、布爾加寧等蘇聯高級領導人。赫魯曉夫、布爾加寧、馬利諾夫斯基、蘇斯洛夫等出席了彭德懷於11月27日舉行的告別宴會。2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為彭德懷一行舉行了送別儀式，赫魯曉夫、伏洛希羅夫、布爾加寧、蘇斯洛夫、米高揚、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拜爾金等蘇方高級黨政軍領導人出席了告別宴會，並到機場送別。彭德懷在機場致詞中說，在蘇訪問期間，英雄的蘇聯軍隊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蘇軍是用最新尖端武器武裝起來的軍隊。蘇聯軍隊是由優良的軍事裝備、指揮體製與崇高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精神相結合的軍隊，蘇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好榜樣，我們回國後，要用特殊的、適合中國軍隊的形式加以利用和實施。

　　宮本指出，彭德懷作為副總理級的人物，他所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受到了蘇聯最高領導層異乎尋常的禮遇。這一方麵表明，彭德懷將沿著“向蘇軍學習”的道路前進，另一方麵，也許意味著蘇聯領導人在接近彭德懷的背後藏著“潛在的意圖”。

　　宮本說，一年以後，1959年4月24日到6月13日，彭德懷為出席華沙條約國家軍事會議，又一次訪問了蘇聯和華沙條約締約國。在莫斯科和地拉那，彭德懷與赫魯曉夫和馬利諾夫斯基元帥進行了會晤，並與科尼夫、蘇闊洛夫斯基、格勒索科、帕裏希寧、戈爾希科夫等蘇軍和華沙條約的軍事將領進行了“誠摯友好”的談話，並先後到波蘭、民主德國、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進行了逗留訪問，回國途中還在蒙古人民共和國作了短暫停留，6月13日回到北京。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月20日卻發生了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送來了事實上是撕毀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信件。此後不久，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彭德懷回國不久就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向毛澤東提出了批評“大躍進”的意見書。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極為不快，認為這是彭德懷的“反黨綱領”，8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作為“反黨集團首領”被批判。9月11豆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再次被批判，並被無端攻擊為“裏通外國”分子。

　　宮本的文章認為，彭德懷廬山的受挫不是偶然的，毛澤東還在莫斯科訪問時，就明顯感到中蘇對美戰略、戰術方麵存在著明顯的“乖離”，對赫魯曉夫對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誠意也心存疑慮；赫魯曉夫對毛澤東的戰爭觀與“人民戰爭”的想法也深感不安和“嫌惡”，而彭德懷卻反複強調“向蘇軍學習”，並受到蘇方較高的禮遇，這就為彭德懷的未來埋下了陰影。6月20日蘇聯單方麵撕毀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信，無疑是火上加油，使毛澤東對蘇聯更加不滿，毛澤東決心要從政治上、心理上消滅親蘇的土壤，他認為彭德懷就是“親蘇”的土壤，是與蘇聯“內通”的“接點”性人物。加之彭德懷在1958年就對“大躍進”政策表示過懷疑，在武昌會議後不久，彭德懷曾親到烏石、平江調查“大躍進”的情況，並打電報給毛澤東，認為年產一千二百億斤糧食是不可能的，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表示了相當大的懷疑。廬山會議期間又寫了批評“大躍進”的“意見書”，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提出尖銳批評，認為“大躍進”是狂熱性，是沒有按經濟規律辦事等等，毛澤東認為，彭德懷是有意在向自己挑戰，彭德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內通蘇聯”的危險人物。必須加以批判、罷黜。這樣，彭德懷在廬山的受挫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日本學者對彭德懷的研究是非常重視的，雖然彭德懷從1959年就被迫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但日本學者還是把彭德懷放在研究的視野之內，繼續追蹤和關注著彭德懷的命運，並在彭德懷研究方麵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在彭德懷研究資料極為缺乏的情況下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這不管是對日本學者還是對中國同行來說，都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