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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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無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這是神秘古書《推背圖》“第三十九象”對抗日戰爭的預言，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正好是雞年，“一朝聽得金雞叫”被解釋為對日本戰敗投降時間的預言。轉眼就是一個甲子的輪回，紀念抗戰勝利６０周年的聲音此起彼伏。從小，我們就從中學曆史教科書知道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分析整個抗戰進程，駁斥了當時盲目樂觀的“速勝論”和悲觀的“亡國論”，斷言抗戰必然是持久戰，並清晰地分為防禦、相持、反攻三個階段。世人大凡對毛的軍事謀略、戰略家的風采不禁欽佩得五體投地。鮮為人知的是，蔣介石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的日記中就對日本必敗有信心，而且對最後勝利也有大致上的時間表，比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澤東提出《論持久戰》約早三年：
“（一）對中國思不戰而屈。（二）對華隻能威脅分化，製造土匪漢奸，使之擾亂，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國。（三）最後用兵進攻。（四）中國抵抗。（五）受國際幹涉引起世界大戰。（六）倭國內亂革命。（七）倭寇失敗當在十年之內。”以後的曆史變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驟、最後的結局都與蔣的推測大致吻合。以美、英、蘇為核心的國際社會果然出麵幹涉，這一天離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果然是１０年之內，隻是日本國內並未發生內亂。１９３９年９月５日，歐洲戰爭全麵爆發的消息傳來，蔣不無竊喜，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國抗戰兩年期待國際變化，今果已至矣。國際情勢雖甚險惡，如我擇善固執謹慎運用，餘深信必能使我國家從此複興也。”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當珍珠港事件消息傳來，蔣更是喜不自禁，他在當日的日記中寫下“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物極必反，能不戒懼？！”令他如此興奮的是在多年前的計算和預測終於變成了現實。
然而，日本對華侵略蓄謀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發，早晚總是要爆發的。對此蔣也不是毫無預感。他之所以一再試圖拖延全麵戰爭爆發的時間，就是希望能準備得充分一些。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６日他日記中說：“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則我何患其強迫，但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這一點他在三年前，即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日記中說得更明白：“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實際上，在１９３７年前的５年間，抗戰準備的成效確實也是顯著的，比如：
１、任用德國顧問，修訂公布了陸軍典範令；２、任用俞大維，將步兵兵器標準化；３、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最基本的軍械彈藥能自足；４、空軍擴充到飛機６００架（盡管能實際對日作戰的隻有２２０架）；５、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贛、粵漢鐵路；６、幣製改革，法幣用紙，白銀公有；７、公布兵役法，開始征兵；８、派宋子文、孔祥熙、蔣廷黻等分頭遊說美、英、蘇等大國，爭取外交主動，等等。
等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國共實現合作，結束內戰，共產黨宣布接受蔣的統一領導，共同抗日，蔣的個人聲望大大提高。在知識分子中有廣泛影響的胡適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就說過：“蔣先生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一個事實，因為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這領袖的地位。”《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也把蔣視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沒有重心是不行的，哪怕蔣有很多方麵不盡人意。
我無意為蔣介石評功擺好，但曆史不是文學，是容不得任意想象和虛構的。在抗戰勝利６０周年之際重溫蔣介石日記，我們不能忘記他為民族抗戰作出的貢獻，同時我們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不僅不是沒有缺點，而且有著許多致命的缺點，最大的缺點就是他身處一個急劇變化的近代社會，而他的腦袋還屬於傳統型的古代農業社會。他從來都不是一個現代型的政治家，無論是在書生從政、與蔣有過近距離接觸的經濟學家何廉眼裏，還是在與蔣打過多年交道的美國將軍史迪威日記中，蔣的統治方式都是有嚴重缺陷的。他沒有開放的氣度，缺乏以推進民主的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的勇氣，不了解底層社會特別是億萬農民的需要，還有他的個人獨裁作風，他對傳統權術的依賴，他對製度的忽視，他的統治基本上依靠人身依附關係，他不能割棄裙帶關係對政權的損害，他強調人身依附關係的重要性遠超過了製度化的機構設施。
如同他對部下對其個人忠心和馴服的要求超過了對才幹和正直的要求，蔣介石更相信的是策劃於密室之中的權謀，是精心的利害算計，早在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６日，蔣介石在廣州的權力舞台上初起之時，就曾在日記中寫過這樣一句話：“政治生活全是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複問矣。”不過，他在此前３月５日，在日記中寫過另外一句話：“順應時勢，迎合眾心，為革命領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誠哉斯言，但他卻未能做到“順應時勢，迎合眾心”，所以他即使驚人般準確地預言了抗戰的步驟和勝利的時間表，等待他的也注定了內戰中迅速失敗的命運。
從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全麵抗戰爆發前，近６年間，蔣介石身為南京政府的頭號決策者卻始終下不了抗戰的決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惡名，頗受世人的厚非。許多青年學生以及張學良、楊虎城麾下的東北軍、西北軍，當然還有共產黨及其他政治力量都無法體會他的苦衷，不能諒解他。
其實，早在“九一八”發生不久，蔣介石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的日記中這樣寫：
“此次對日作戰，其關係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餘固深知我國民固有之勇氣與決心早已喪失殆盡，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持，非惟於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慮，無可恃也。而餘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以及革命精神與主義而已。是故餘誌已決，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於絕境，迫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隻有挺然奮起，與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以發揚民族之精神。”抗戰之前這段日記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邊接近的人都無法洞察他內心真實的想法。從他的日記看來，蔣介石之所以忍辱負重，不抵抗，自認為完全是出於現實的考慮，他深知倉促應戰，隻有自取敗亡。其內心的痛苦在日記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簽定屈辱的《塘沽協定》後，１９３３年６月３日曾在日記中表明心跡：“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不過，客觀而言這個協定確實將日本全麵侵華的計劃延緩、推遲了四年，為中國贏得了一定的準備時間。在當時背景下，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也是讚成委曲求全、爭取時間的。
１９３４年９月，蔣介石授意陳布雷寫出了關於日問題的《友乎？敵乎？》一文，以“徐道鄰”之名發表在《外交評論》１０月號。這篇長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蘇為假想敵，除非日本真的能在１０天之內滅亡中國，如果戰爭拖上三個月、十個月或半年，“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的力量所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為戰爭的終結。但是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占盡中國每一方裏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占領政治中心為要著。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占領了首都，製不了中國的死命。”徐道鄰實有其人，並非筆名，此人是北洋軍閥徐樹諍的兒子，曾在蔣的侍從室工作過，大約是個司局級的官員，蔣不想用自己的名義，也不想用陳布雷的名義，深思熟慮之後，決定以職位不大不小的“徐道鄰”的名義發表，陳布雷為此叫好，認為其中還蘊涵有“慢慢與鄰道”的意思。
日本方麵大概也察覺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蔣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紛紛翻譯轉載，和平談判的空氣一時濃了起來。１９３５年３月１日，蔣在日記中幾乎鬆了一口氣：
“表明對日外交方針與態度，國民已有諒解，並多讚成，一月之間外交形勢大變，歐美亦受影響，自信所謀不誤。”而且其中隱隱透出了幾分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