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長孫為愛上台灣女子而退GCD(圖)

　　因為是魯迅的後代，他們被社會各界格外地關注；因為是魯迅的後代，他們在各個年代有不同的遭遇；因為是魯迅的後代，他們似乎必須在魯迅的模式中生活……魯迅後人所受的“名人之累”，曾延續到他的第三代。
 
　　魯迅的長孫名叫周令飛，生於1953年，性格頗有點像爺爺魯迅，也許是“隔代遺傳”吧。據周海嬰說：他“修改極強，自己認準的事情，非要達到目的不可”。還在上小學的時候，就不經大人同意，自己跑去報考一個解放軍少年藝術學校；十六歲上中學時，年齡還不到參軍標準，卻硬是向軍代表軟纏硬磨地當了兵；幾年後轉業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恢複高考時，他雖然複習了幾個月，但終因為參軍過早、影響了學習，以致基礎太差而沒敢報考。到1979年前後，國家允許自費出國留學了，周令飛又動了繼續學習的念頭，通過朋友聯絡，向東京的一所語言學校報了名，打算先通過語言關，再進修別的專業。為此，他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

 
　　因為他是魯迅的後代，便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格外重視。據周海嬰講，當時有關方麵認為：“像我們這種人家的孩子以自費名義出去留學，要靠外國人來關照，未免有失國家體麵。”(周海嬰語)但按規定周令飛又不合“公派”的資格，這頗使有關方麵左右為難，申請也遲遲批不下來。眼看開學日期臨近，在周令飛再三催問下，上麵總算想出了個“公派自費”的辦法，這樣既不違反有關規定，又為國家爭了麵子——但這決定來得有點遲，等周令飛趕到日本，學習已經開學整整一個月了。
 
　　這還隻不過是一點“小累”。周令飛在日本讀書期間，結識了班上一位台灣來的女同學張純華，因為她的日語基礎好，便願意幫周令飛補課。這位張小姐雖是台灣一個富家的女兒，但卻並不驕矜，且富有傳統美德，好學上進。二人一來二去，竟產生了愛情。就在這時，卻發生了一些意外的事。而這些意外之事，卻或多或少與他是魯迅的嫡孫有關。首先是張純華被父母召回台灣。原來台灣有關方麵知道這件事後，勸告張的父母，說是你家女兒竟然在日本與大陸男子談情說愛，而這男子又不是尋常之人，他是“黨國”一向最討厭的魯迅之孫！她父親本是個生意人，一向不問政治，聽了這話便有點擔心害怕，於是急忙召回了女兒，不敢再放她去日本了。直到半年後，在張純華施的緩兵之計兼口頭保證下，才允許她重返日本學習。而大陸方麵也早就開始注意周令飛與張純華的關係了，關注的重點當然是張純華的政治麵貌和接近周令飛的真正動機(後來周到了台灣後國內一度謠傳張是“台灣方麵訓練有素、善使美人計的女特務”，“曾勾引過多名大陸男子投奔台灣”)。因此，組織上已考慮要周令飛中止在日本的學習，立即回國，如有必要，甚至還將不惜采取組織措施——強行押解回國。而這一切，都不幸被周令飛提前知曉了。這時，他的想法是，自己與那個女孩已經生死不可分離，既然大陸不能容納他的所愛，那麽，就隻有一條路——走，而且是立即走！他甚至連同在東京上學的妹妹也沒有通知，便乘飛機從日本直飛台灣，在臨上飛機前，他在機場向媒體發表了三點聲明：(1)此舉純粹是為了愛情，而沒有任何別的企圖；(2)此事與我父母無涉；(3)因為與台灣女孩結婚，兩岸的狀況又如此，我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為了防止在香港仍可能被截回大陸，周令飛還施放了一個煙幕彈，說是去香港結婚，而實際上，他們並未在香港停留，而是直飛台灣了。
 
　　周令飛為愛退黨，驚世駭俗，在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也給周海嬰夫婦帶來了很多麻煩。當時周海嬰的頂頭上司——廣電部部長吳冷西把他叫去，說周令的行為是叛逆，政治影響極壞，並以黨和組織的名義命令周海嬰寫一個聲明，宣布與周令飛脫離父子關係，並向他宣布了三條紀律：(1)最近一個時間內不會見任何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實在避不開的，可回答“無可奉告”；(2)要表示已經跟兒子劃清了界限，斷絕了父子關係；(3)暫不出國。後來，他在單位閱讀文件的資格被取消，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的資格也在未經有關法定程序、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被取消，他夫人的工作權利亦遭到剝奪。這件事的衝擊波還影響到了令飛在日本讀書的妹妹，差點使她的學業半途而廢。
 
　　實際上，魯迅後人的“名人之累”，自許廣平1948年底攜海嬰踏上解放區不久就發生了。因為他們是魯迅的親人，所以人們便戴上有色眼鏡來看他們，使之備受其累。
 
　　他們是1948年底從國統區輾轉到達沈陽的，那時海嬰不過十八九歲，還是一個愛玩好動的青年，毛手毛腳，以致闖了兩次“小禍”，引起周圍一些人的不滿。許廣平便囑咐他不要忘乎所以，言行舉止一切都得小心謹慎，以後凡有外出參觀活動，老老實實地跟在隊伍後麵，切勿亂跑。海嬰便問，跟在誰後麵妥當？許廣平想了一下，讓他跟在茅盾夫人後麵，認為這樣就不會出錯了。誰知幾天後，還是出了問題。那是沈陽舉行歡迎民主人士大會，周海嬰隨隊參加，主持人招呼坐在台下第一排的貴賓一個個上台，並逐一向大家介紹，周海嬰起先想，自己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民主人士的家屬，是不需要上去的，便坐著沒動，沒想到茅盾夫人上台時，回頭看周海嬰坐著沒動，便緊張地招呼他：“快走！等什麽，還不走呀！”海嬰遲疑了一下，不去又怕大家說自己孤傲不合群，便跟著上去了。等主持人把來賓介紹完請大家到台中央集中時，突然發現台邊上還多出了一個人，連忙把周海嬰讓到身旁，介紹說這是魯迅的兒子。誰知第二天便傳來了閑話，說許廣平為了想把兒子培養成政治家，竟用這種手段塞到台上亮相雲雲。
 
　　離今天較近而又影響較大的一件事，是周海嬰因魯迅稿酬問題狀靠人民文學出版社。這件事從一個側麵，也使我們看到了魯迅後人所受的這種“名人之累”。
 
　　事情的由來是，解放之後，許廣平母子便將魯迅著作出版的一切事宜委托國家出版總署處理，國家出版總署接受了這一委托後，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具體去執行。當時是馮雪峰任社長，按馮的意見，許廣平應收下所有的版稅，但許卻表示要捐給國家。隨著魯迅著作的大量出版，版稅的積累也越來越多，馮與出版社都希望這筆錢不要在他們的賬麵上繼續掛下去，而許廣平又堅決不收，於是又有設立“魯迅文學獎”或降低魯迅著作書價以惠讀者等設想，但因種種原因，這些方案被一一否決。究竟怎麽處理這件事？馮隻好去請示周總理，總理的意思是，最好還是勸許大姐收下；但因許態度堅決，總理改而指示：以“魯迅稿酬”名義將版稅從出版社提出，悉數存入銀行，以備許廣平母子不時之需。問題才得以解決。後來，這筆錢在“文革”中周海嬰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經周總理指示，曾提出三萬元解了周家燃眉之急。1981年，因周家孩子去日本留學需要用錢，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有關領導和部門的幹預下，又付給他們二十七萬元(為50年代出版魯迅著作版稅)。
 
　　但在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卻與周海嬰因魯迅稿酬問題發生了糾紛，出版社說許廣平母子早已放棄了魯迅稿酬，而周海嬰卻認為他合法地享有父親的版稅，雙方為此爭執不下。周海嬰以侵犯權益為由，將人民文學出版社告上了法庭。但一審二審，周海嬰均敗訴。這事本身且不說，是非終有公論，我這裏想說的，是此事衍生出來的兩個問題。
 
　　一是周海嬰敢於拿起法律武器，爭取和維護自己認為是正當的權益，足見他從自己這方麵已經擺脫了“名人之累”，他不認為魯迅是大家的 “公物”——這也是魯迅生前所拒絕的，也不因為是魯迅的稿酬就做無謂的犧牲從而去維護什麽“體麵”，這是中國人最可寶貴的一種自我權利意識的覺醒；二是從事件中一些人的說法和做法裏，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周海嬰所受的“名人之累”。當時代表性的觀點就是有些人說的：周海嬰真讓他父親丟臉，竟為了錢去對簿公堂。
 
　　我也是讚成周海嬰的。正如他所說：“別人的遺產可以合理合法地繼承，為何唯獨魯迅的稿酬兒子不能拿？”而且還要做那麽多委曲求全的事，這究竟是為了顧及誰的麵子？我倒覺得，這正是個人權利得到社會保護、尊重，也正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
 
　　以前，在讀魯迅先生寫於去世之前一個月的名篇《死》時，一直不理解他似乎以遺囑形式寫下的“忘掉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塗蟲”這句話。通過以上事件，我一下覺得豁亮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