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毛澤東的秘書們做鄰居(組圖)

沈容，江蘇人，1922年生。初中時期開始做抗日地下工作。後在中央大學讀外國文學。1945年日本投降後，在重慶新華日報社任編譯。曾任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外事組和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翻譯。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文化部電影局製片處副處長、珠江電影廠副廠長、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藝處副處長，中央新聞記錄電影廠導演、首席責任編輯。“文革”後，任廣東電視台台長、北京廣播電台編輯部主任。

對門的“葉師傅”

　　我們住的四層樓還有一套房子，是三間一套，他們的房門對著我們兩間一套的房門。我們這位鄰居叫葉子龍，是大大有名的跟隨毛澤東多年的秘書。我們兩家的房門常常是敞開的，互相常來常往。葉子龍帶著一個女兒和一個小外孫住在那裏。葉子龍那時還沒有“解放”。他身強力壯，精力旺盛，很會生活，又健談在生活方麵，他是我們的顧問。那會兒時興稱呼“師傅”。我們都叫他葉師傅。因為，像我們這一號人，稱什麽“長”不合適，稱“同誌”既生分，又不知道對方有沒有問題，稱“師傅”還帶點工人階級的味道。現在想來，稱“師傅”充滿了“時代感”，妙極了。他的小女兒小名叫二娃子，是陝北人的叫法。小外孫才四五歲，有時候他們出門，就把他放在我們家。葉師傅做的豆腐乳賽過任何店裏買的。他教我做：先把買來的豆腐蒸一下，然後切成小方塊讓它發黴，用小茴香、鹽、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勻，等豆腐黴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塊豆腐先在酒裏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裏。大概一星期以後，打開瓶蓋，香氣撲鼻，味道鮮美。葉師傅還會醃雪裏蕻，他用小魚幹放點辣椒炒雪裏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葉師傅做了什麽好菜，總要給我們一點嚐嚐。我們家做了什麽好菜也要送一點過去。

沈容

　　他曾想，葉師傅當了那麽多年毛澤東的秘書，一定飽讀詩書，滿肚子軼聞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願不願意和我談這些，所以不好貿然問他。有一天，他問我願不願意幫他一個忙。我說，隻要我能幹的一定幫忙。我原以為是什麽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要我幫他寫一份檢討。檢討什麽呢?他說，很簡單，就是檢討安竊聽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竊聽器是怎麽一回事。葉師傅告訴我，完全不是什麽竊聽器。那時，中央開會或毛澤東找人談話，毛的講話都要記錄下來，有時聽不清、記不下，中辦的人商量安一個小小的麥克風，把老人家的講話錄下來，然後按錄音整理記錄。過了一陣，被毛發現了，這就成為私自安竊聽器的大事。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問葉師傅，該怎麽檢討。他說：“不牽扯別人，隻說我不對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名酌句地寫了一份檢討，葉師傅居然還相當滿意。

　　打這以後，我們的話題就逐漸轉移到他當秘書時的情況上來。話匣子一打開，可以看出來，他雖然被撤了職，但是對他的老上級還懷有深深的感情，對他的秘書工作更是津津樂道。他說，他長期是毛的生活秘書，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務他都管。毛澤東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縫店裏去，也不用叫裁縫來量尺寸。葉師傅記得住他的身高、肩寬、袖長、腰圍等等尺碼，他隻要到紅都服裝店，選好衣料，讓店裏照他說的尺碼做，做出來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澤東愛吃的。葉師傅很懷念賀子珍，經常講當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樣和賀子珍躺在一個炕上聊天。賀子珍的女兒李敏到月壇北街來看望他，他也領她到我們家來，介紹給我們。在講到毛澤東身邊的一些人時，他講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陳的女孩子。他稱她小陳。這位小陳長得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聰明。有一次，她看毛悶悶不樂，就要毛猜一個謎語。這謎語是“毛澤東打噴嚏”。老人家猜不出來。她說：“很簡單麽，‘毛病’。”引得老人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準她入黨，要求毛給她一份職務。這兩個要求都沒能達到。為此，她離毛而去。

　　樓上的新鄰居

　　我們住的五號樓在五層樓上還有兩套房子沒人住。有一天，有人來看五樓的房子。葉師傅最清楚，他說，來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吳德的秘書，可能是吳德的秘書要搬來了。然而，搬來的不是吳德的秘書，而是一對老年夫婦。老太太夠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環。金耳環在那時是很顯眼的，因為破四舊時，這些東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爺比較瘦，但是很壯實。老大爺不久就到五號樓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開頭完全盡義務，後來拿“補差”。我們不知道搬來的是什麽人，但是覺得有點怪，更使我們納悶的是：究竟是什麽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長的秘書來號房子?

　　還是葉師傅消息靈通，他告訴我們：新來的鄰居是現任毛澤東秘書的張玉鳳的雙親以及她丈夫的弟弟。葉師傅說，張玉鳳的父親原是鐵路上的搬運工人，待在家裏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裏去幫忙搬運蔬菜。張玉鳳的媽媽則在家操持家務，小叔子在一家工廠當工人。新的鄰居搬來以後，五號樓就顯得更熱鬧了一些。最忙的是葉師傅。他時不時以各種借口，如查水表、電表等等跑上五樓去視察一番，然後來告訴我們，五樓又添了什麽家具，什麽顏色，放在什麽地方等等。有一次，他從五樓下來，對我們說：“毛主席現在湖南。”我問他是怎麽知道的。他說，張玉鳳給家裏捎來一條羊腿，包羊腿的報紙是《湖南日報》。葉師傅很善於和人交往，也很能贏得對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鄰居的交往中常常給我們帶來各種信息。

　　賀龍的女兒賀捷生也住在月壇北街。她和葉師傅熟識，因此也經常到我們家來。賀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創業》給“四人幫”槍斃了，賀捷生動員作者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鄧小平重審。這事顯然是針對“四人幫”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寫法，自然要反複推敲，各方征求意見。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作者說，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問作者敢不敢冒這個危險，作者甘願冒險呈書。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寫信。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作者說，萬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飯。經過一番努力，《創業》終於上演了。

　　“我這裏不是公用電話”

　有一陣，張玉鳳經常來我家打電話。她很有禮貌，來我家時，總忘不了說一句“對不起，借打一個電話”；打完，也總要說一句“謝謝”之類的話。有一次，她還把她的兩個小孩帶來，教小孩叫我們爺爺奶奶，很“熱絡”。作為鄰居，來打個電話，是人之常情，何況她還彬彬有禮。她的電話大體上總是兩個內容：一是問老人家看電影看完沒有，一是要車來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來打電話了。她來我家，目中無人，昂首闊步，打完電話就走，那真叫傲氣。礙於情麵，我們也就讓她打了，大家都是鄰居嘛。後來，打來找她的電話特多，我們要拉開嗓門叫她接電話。她的電話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態度，李普不耐煩了。有一次，又是她的電話，李普抓起電話，厲聲說：“我這裏不是公用電話!”啪的一聲，把電話掛斷了。

　　我們有一位廣東朋友的女兒叫曉平，在北京外語學院學習，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來。她說，他們學校來了一個“紅旗學生”。所謂“紅旗學生”，是指來上學的學生是乘紅旗轎車來的。那時，紅旗轎車隻有高級領導才有資格乘坐，居然有學生乘紅旗轎車上學，當然全校轟動。曉平說，這位“紅旗學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課。她要把老師叫去，單獨給她講課。學校叫她填表，她說：“填什麽表，你們叫汪東興去填。”這位如此特殊的學生就是來我家打電話的那位女士。還是葉師傅最了解底細。他告訴我們：那位女士原來是江青網羅去當她的護士的，後來，江青把她推薦給毛澤東。她雖然長得還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種做派叫毛澤東受不了。終於，毛大發脾氣，拍桌子叫她滾蛋。真叫她滾蛋，那江青的麵子就下不來了。周恩來想出了一個辦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語學院去學習。這樣，她就住到月壇北街來了。

　　在毛澤東病重的時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據說是嫁給一位老將軍的兒子。那天，我在樓梯口，看到一位身穿軍裝、老態龍鍾的軍人吃力地爬上五樓，又從高樓扛著一個鋪蓋卷吃力地往樓下走。我看著，心裏很不是味兒。讓司機和警衛員在樓下等著，老將軍自己來幹這種重活，對自己的兒媳婦這麽著，是不是太那個了一點?

　沈容是記者出身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她筆下，對象保持著原貌，沒有被罩上神聖的光環

　　沈容出生於江南一個世代為官的大家庭。抗日戰爭時期，她還是中學生，就參加革命，在中央大學外文係念書，到新華日報當記者，都受紅岩村周恩來領導；國共和談期間，在軍調部葉劍英手下做翻譯；和談破裂後，她到山東解放區采訪過劉伯承、鄧小平；中共中央遷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期間，她在附近的東柏坡工作，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見過；新中國成立後，她在天安門城樓上采訪過國慶活動；從新聞界轉到電影界。粉碎四人幫以後，她又到中宣部恢複前的中宣口工作，進釣魚台辦公。乃至蔣介石、沈鈞儒、賀龍、廖承誌、林彪、江青，中國政治舞台上各路風雲的人物，她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和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