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正文
後悔？你為什麽總問我是不是後悔？我不後悔。”
還在微笑的寒春聽到這樣的問題，便突然惱怒起來，然後她用藍色的眼睛直視著你，不再說話。
這是2005年的初夏，北京郊區農場一個普通小院，83歲的美國人寒春此時正倚在自己熟悉的椅子中。天氣悶熱，身體虛弱的老人依然戴著帽子，穿著厚厚的藍格子襯衣。陽光透過身邊白楊樹茂密的枝葉打在她蒼老的臉上，斑駁而模糊。
“快60年了。”她突然說。隨後又說了一遍。
這個頭發蓬亂，語氣低緩，目光安詳的老人看起來委實不像傳說中的“女間諜”。不過，在52年前的美國，她曾被稱為“叛逃者”，一個帶著原子彈機密跑到“共產黨中國”的核物理學家。
寒春和陽早
事後證明這隻是一個毫無根據的猜測，這個曾經參加過“曼哈頓工程”的年輕物理學碩士的確在1948年到了中國，但從那時起她的身份就從物理學家變成了畜牧專家。
寒春，美國人，1948年因為“想了解'小米加步槍‘是什麽力量”而來到中國。從此她和自己的丈夫--同是美國人的陽早--一直留在中國。
“我們在中國呆了一輩子，不是為養牛來中國，而是為了信仰。”她說。
“一個逃掉的女間諜”
1953年7月，美國的《真相》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一個逃掉的原子間諜”，文章說在美國著名核物理學家費米的實驗室裏工作的女物理學家瓊·辛頓此前突然失蹤，這個年輕的物理學家曾在20世紀40年代參與過美國原子彈製造計劃“曼哈頓工程”，掌握了很多機密。幾年後的1952年，瓊·辛頓又在中國北京露麵。文章懷疑瓊·辛頓和丈夫歐文·恩格斯特到了中國之後，向中國透露了美國的核秘密，並且有可能正在協助共產黨政府發展自己的原子彈計劃。
這篇類似於間諜小說的報道中提到的所謂出賣秘密的夫妻“叛逃者”，正是寒春和陽早。
時光回到1942年，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已經白熱化，原子彈分別提上了美德雙方的研製日程。當年6月，美國的“曼哈頓工程”啟動，費米等幾位頂尖科學家領導著一群年輕的物理學家，建立起一個原子反應堆。威斯康星大學物理係學生瓊·辛頓也在這些年輕的核物理學家中。
此後的三年瓊都是在緊張中度過，這些繁重的工作持續到1945年7月，第一顆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就像一個太陽，太漂亮了。”
在隨後的8月份，美國空軍兩次使用了原子彈。作為原子彈的製造者，瓊和她的同事卻表示了反對。
“為什麽？”
“為什麽？死了那麽多人還不反對？”
戰後的瓊·辛頓成為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並繼續為費米的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不過研究所的生活並沒有持續多久。1946年，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聲稱要聯合遏止共產主義，核物理研究所也開始越來越保密。當瓊·辛頓發現研究所的錢是來自美國海軍的時候，她決定放棄自己的研究。
“我要去中國，到共產黨的控製區去。”她說，“我想看看中國人到底是怎麽用'小米加步槍'打敗日本人的。”
從物理學家到奶牛飼養員
瓊想來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自己的未婚夫歐文·恩格斯特。
歐文出生在紐約州一個農民家庭，全家靠養牛為生，他後來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牧專業。1946年8月，27歲的歐文受《西行漫記》影響，輾轉半年到延安並接受了毛澤東的會見。
“毛很有魅力。”他後來說，他說毛澤東像“《聖經》裏的救世主”。1947年，毛澤東用2萬兵力打敗了胡宗南20萬大軍。這個看似神話的結果使歐文決定留在“紅色中國”，他要親眼看到毛神話的繼續書寫，“創造一個與資本主義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社會。”他希望自己的未婚妻也能來中國。
然而，作為一個參與過製造原子彈的核物理學家，瓊想離開美國並不容易。
她給中國的多家大學寫信，表示願意去教物理。宋慶齡知道了這件事後，給她寫了個邀請函，以中國婦女聯合會的名義邀請她來中國。
這張邀請函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國方麵)沒有懷疑我”。1948年，瓊以芝加哥大學學生的名義離開美國，來到上海。
1948年的中國，解放戰爭正打得激烈，去延安的路阻力重重，恰巧另外一對外國專家夫婦正準備轉道北平前往延安，宋慶齡便讓他們帶上瓊。這個消息讓她“高興得在床上翻了一個跟頭”。
兩個星期後，他們抵達延安。
延安的風貌給瓊的感覺非常好，“沒什麽官，搞批評和自我批評，人人都平等。”此前陽早以“聯合國難民救助總署奶牛專家”的身份到了延安，負責管理延安僅有的30多頭奶牛。瓊到了之後就成了他的助手。
“他們一開始想讓我去教書，可是我想養牛。”瓊在小時候就養過牛，這些東西對她來說很熟悉。也在這一年，瓊·辛頓改名寒春。
20多年前，風行於中國大陸的“腦體倒掛”，在寒春夫婦這裏，竟然出現了主動性。從此，原子彈專家到養牛者間的變化，開始定格了。
1949年，寒春和陽早在延安的一個窯洞裏舉行了婚禮，沒有蛋糕，陽早就用泥巴做了一個，還刻了字。在延安的寒春很喜歡解放區的政治氣氛，“白天幹活，晚上用三大作風--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抓革命促生產。”她和陽早一樣崇拜毛澤東，並懷著極大的熱情期待著毛澤東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
農場十年
1949年，解放前夕，寒春和陽早趕著83頭荷蘭奶牛從延安來到位於陝北和內蒙交界的三邊牧場，對牛進行改良。牧場條件很艱苦，“沒有電，沒有收音???範濟揮校?際瞧錈?俊！幣蛭?胤狡?В?諉?蠖??夾輪泄?閃?0天後，他們才知道消息。
1951年，寒春懷孕了，因為怕生孩子出危險，第二年，她來到北京。此時正值在北京舉行“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宋慶齡提出要她參加。“我沒有衣服，就兩套供給的單衣，可我不能用它參加會議，我也沒有錢。”寒春隻得找了一個與會的新西蘭代表，借了人家一套衣服。“別人每天都換，我就這一套。”說到這，她突然笑起來。
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的露麵，讓美國媒體知道了寒春在中國，並在第二年寫了那篇說她是叛逃者的文章。
生完孩子的寒春又回到原來的牧場，1955年，寒春和陽早帶著1000多頭牛落戶西安草灘農場，並在這裏度過了10年時光。
3年後，大躍進的風刮到了草灘農場，寒春夫婦也跟著激動起來。王震希望他們能夠養鴨子，目標定為5萬隻，“他送了5隻鴨子給我們”，後來王震又送了寒春一個大孵化器。寒春孵化了數以萬計的鴨子，但因為沒有飼料，很多都跑掉了。
中國“綠卡”第一人領證
隨後是三年自然災害，寒春夫婦跟大家一樣一個月一人一兩油，有一次實在餓了，就掏錢買了半斤農場的牛奶，“很有作用”。饑餓的農民開始偷農場喂牛的玉米，上麵就發通知說，不要管這些農民，“因為他們太餓了”。
“你喜歡大躍進嗎？”
“當然喜歡，我們農場的大躍進搞得非常好。”
“你應該知道浮誇這個詞吧？”
“知道。問題是誰叫你浮誇的？大寨沒有，陳永貴沒有。”
“那你認為大躍進沒有錯誤？”
“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好說什麽錯誤。”
外國人的大字報
寒春夫婦一直對“政治運動”懷有很大的熱情。早在延安的時候，他們便積極的參與生活檢討會，此後諸如“反右”等曆次運動他們幾乎都有參加。
不過在1966年，當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兩人還有有些不知所措。當時寒春和陽早都被調到北京搞翻譯工作，他們被安排在專家樓裏，不能跟一般的老百姓交往。
這些特殊照顧顯然傷害了一直認為自己是“革命同誌”的寒春和陽早的感情。於是，他們在1966年8月29日聯合另外兩個外國專家寫了當時非常著名的大字報，題目是《為什麽在世界革命心髒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了修正主義道路？》。大字報寫到：“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種待遇？這種待遇是什麽思想支配的？這是赫魯曉夫的思想，是修正主義的思想，是剝削階級的思想！”
他們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取消特殊化。
這張著名的大字報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批示：“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
批示迅速起到了效果，寒春作為“造反派”參加了所在單位的“戰鬥隊”。“我們也去批判人，參加批判會。(我們單位的)一個派別把我們小組的人都當反革命，之後他們開了個批鬥會，就是說我們是反革命，實際上我們是革命的。後來我們就開會讓他們做檢討。反正是很有意思。”
“你覺得特別有意思？”
“當然有意思。”
顯然，文革給寒春的影響非常深刻。直到現在，很多文革式的句子依然被她掛在嘴上，比如“要發揚批鬥的精神”等等。作為一個外國人，她所見到的中國往往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似乎有些缺乏真實。她堅持認為文革是“很有意思的”，顯然，這一感受並不被絕大多數中國人認同。
“問題是文革期間很多普通人在武鬥中死去了。”
“對，但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它真正是一個革命。當然有一些不對的情況。”
“您認為自己是否有一種革命浪漫主義？”
“那你要這樣說我有什麽辦法。”寒春說。
“後革命時代”的日子
從1982年到2003年，21年光陰，寒春和陽早一直在北京郊區的農機院農機試驗站從事牛群飼養和改良，直到陽早病重住院。
1982年是中國改革開放關鍵的一年，為了徹底消除文革的影響、適應經濟製度變革的新形勢，國家出台了1982年憲法，這部憲法後來被稱為“改革開放憲法”。新憲法規定，個體經濟是公有製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
不過寒春和陽早並沒有再次跟隨中國人激動起來，他們跟以往一樣要求繼續去偏遠的農場養牛。“當初我們要求往西往北，可是他們卻讓我們待在北京。”寒春說。
此後的20多年，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步伐中開始了自己的巨變。
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向西方生活方式看齊的時候，來自西方的寒春夫婦卻依然堅持過著中國人早已不過的艱苦生活：菜是自己種的，早晚玉米粥、烤饅頭片抹芝麻醬。
“集體”依然是他們念念不忘的詞匯，考慮過多的個人利益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這個相對封閉的郊區農場使得他們一直希望的生活方式能夠繼續。
2003年12月25日，聖誕節，陽早“停止了革命的腳步”，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胡錦濤等領導人用不同形式對陽早的去世表示了沉痛哀悼。新華社的訃聞中稱陽早為“國際友人”，“五十多年來……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奮鬥”。
“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是寒春執意要求加上去的，她解釋說是為了表明自己和陽早的信仰。
陽早此前曾經立下遺囑，包括不搞悼念活動，捐獻遺體，用最簡單的方式處理骨灰等等。寒春堅持不給陽早穿衣服，說人都死了，穿衣服太浪費。她把陽早體內的心髒起搏器摘下來，以便“留給買不起起搏器的人”。她還就陽早骨灰的安置和有關部門發生爭執：按常理應該把骨灰放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但寒春要“埋在牛場能看見牛的地方”。最後決定骨灰暫存，等春天時樹葬。不過寒春還是不滿意，因為要交40元寄存費，“太浪費了，沒必要花這個錢。”
寒春是不缺錢的，她和陽早享受的都是副部級待遇。
寒春現在依然住在農機實驗站，幾間簡易的平房，到處都灰蒙蒙的。屋子裏的陳設可稱簡陋：客廳的牆上懸掛陳永貴照片和毛澤東接見陳永貴的照片，屋頂上有一把印有“農業學大寨”的茶壺，屋中間則是一個磚頭搭建的寫字台。所有的家具都來自60年代，除了地上有幾處破裂卷邊的地板和一台彩電。寒春說她經常看英語新聞，“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她說。她對胡錦濤印象很好，認為他“很有想法”。
寒春的兩兒一女都出生在中國，1976年前後，三人相繼赴美。她的二兒子陽建平說，“若在這個世界上找出像他們一樣的理想主義者，比較難了。”
曾經采訪過寒春的鳳凰衛視記者陳魯豫說，自己和寒春不會成為朋友，陳魯豫認為“在她看來，我太嬌氣，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裏，她和我們這個時代又似乎隔得太遠。但我由衷地欣賞她的執著。她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無怨無悔。”
還在微笑的寒春聽到這樣的問題，便突然惱怒起來，然後她用藍色的眼睛直視著你，不再說話。
這是2005年的初夏，北京郊區農場一個普通小院，83歲的美國人寒春此時正倚在自己熟悉的椅子中。天氣悶熱，身體虛弱的老人依然戴著帽子，穿著厚厚的藍格子襯衣。陽光透過身邊白楊樹茂密的枝葉打在她蒼老的臉上，斑駁而模糊。
“快60年了。”她突然說。隨後又說了一遍。
這個頭發蓬亂，語氣低緩，目光安詳的老人看起來委實不像傳說中的“女間諜”。不過，在52年前的美國，她曾被稱為“叛逃者”，一個帶著原子彈機密跑到“共產黨中國”的核物理學家。
寒春和陽早
事後證明這隻是一個毫無根據的猜測，這個曾經參加過“曼哈頓工程”的年輕物理學碩士的確在1948年到了中國，但從那時起她的身份就從物理學家變成了畜牧專家。
寒春，美國人，1948年因為“想了解'小米加步槍‘是什麽力量”而來到中國。從此她和自己的丈夫--同是美國人的陽早--一直留在中國。
“我們在中國呆了一輩子，不是為養牛來中國，而是為了信仰。”她說。
“一個逃掉的女間諜”
1953年7月，美國的《真相》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一個逃掉的原子間諜”，文章說在美國著名核物理學家費米的實驗室裏工作的女物理學家瓊·辛頓此前突然失蹤，這個年輕的物理學家曾在20世紀40年代參與過美國原子彈製造計劃“曼哈頓工程”，掌握了很多機密。幾年後的1952年，瓊·辛頓又在中國北京露麵。文章懷疑瓊·辛頓和丈夫歐文·恩格斯特到了中國之後，向中國透露了美國的核秘密，並且有可能正在協助共產黨政府發展自己的原子彈計劃。
這篇類似於間諜小說的報道中提到的所謂出賣秘密的夫妻“叛逃者”，正是寒春和陽早。
時光回到1942年，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已經白熱化，原子彈分別提上了美德雙方的研製日程。當年6月，美國的“曼哈頓工程”啟動，費米等幾位頂尖科學家領導著一群年輕的物理學家，建立起一個原子反應堆。威斯康星大學物理係學生瓊·辛頓也在這些年輕的核物理學家中。
此後的三年瓊都是在緊張中度過，這些繁重的工作持續到1945年7月，第一顆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就像一個太陽，太漂亮了。”
在隨後的8月份，美國空軍兩次使用了原子彈。作為原子彈的製造者，瓊和她的同事卻表示了反對。
“為什麽？”
“為什麽？死了那麽多人還不反對？”
戰後的瓊·辛頓成為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並繼續為費米的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不過研究所的生活並沒有持續多久。1946年，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聲稱要聯合遏止共產主義，核物理研究所也開始越來越保密。當瓊·辛頓發現研究所的錢是來自美國海軍的時候，她決定放棄自己的研究。
“我要去中國，到共產黨的控製區去。”她說，“我想看看中國人到底是怎麽用'小米加步槍'打敗日本人的。”
從物理學家到奶牛飼養員
瓊想來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自己的未婚夫歐文·恩格斯特。
歐文出生在紐約州一個農民家庭，全家靠養牛為生，他後來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牧專業。1946年8月，27歲的歐文受《西行漫記》影響，輾轉半年到延安並接受了毛澤東的會見。
“毛很有魅力。”他後來說，他說毛澤東像“《聖經》裏的救世主”。1947年，毛澤東用2萬兵力打敗了胡宗南20萬大軍。這個看似神話的結果使歐文決定留在“紅色中國”，他要親眼看到毛神話的繼續書寫，“創造一個與資本主義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社會。”他希望自己的未婚妻也能來中國。
然而，作為一個參與過製造原子彈的核物理學家，瓊想離開美國並不容易。
她給中國的多家大學寫信，表示願意去教物理。宋慶齡知道了這件事後，給她寫了個邀請函，以中國婦女聯合會的名義邀請她來中國。
這張邀請函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國方麵)沒有懷疑我”。1948年，瓊以芝加哥大學學生的名義離開美國，來到上海。
1948年的中國，解放戰爭正打得激烈，去延安的路阻力重重，恰巧另外一對外國專家夫婦正準備轉道北平前往延安，宋慶齡便讓他們帶上瓊。這個消息讓她“高興得在床上翻了一個跟頭”。
兩個星期後，他們抵達延安。
延安的風貌給瓊的感覺非常好，“沒什麽官，搞批評和自我批評，人人都平等。”此前陽早以“聯合國難民救助總署奶牛專家”的身份到了延安，負責管理延安僅有的30多頭奶牛。瓊到了之後就成了他的助手。
“他們一開始想讓我去教書，可是我想養牛。”瓊在小時候就養過牛，這些東西對她來說很熟悉。也在這一年，瓊·辛頓改名寒春。
20多年前，風行於中國大陸的“腦體倒掛”，在寒春夫婦這裏，竟然出現了主動性。從此，原子彈專家到養牛者間的變化，開始定格了。
1949年，寒春和陽早在延安的一個窯洞裏舉行了婚禮，沒有蛋糕，陽早就用泥巴做了一個，還刻了字。在延安的寒春很喜歡解放區的政治氣氛，“白天幹活，晚上用三大作風--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抓革命促生產。”她和陽早一樣崇拜毛澤東，並懷著極大的熱情期待著毛澤東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
農場十年
1949年，解放前夕，寒春和陽早趕著83頭荷蘭奶牛從延安來到位於陝北和內蒙交界的三邊牧場，對牛進行改良。牧場條件很艱苦，“沒有電，沒有收音???範濟揮校?際瞧錈?俊！幣蛭?胤狡?В?諉?蠖??夾輪泄?閃?0天後，他們才知道消息。
1951年，寒春懷孕了，因為怕生孩子出危險，第二年，她來到北京。此時正值在北京舉行“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宋慶齡提出要她參加。“我沒有衣服，就兩套供給的單衣，可我不能用它參加會議，我也沒有錢。”寒春隻得找了一個與會的新西蘭代表，借了人家一套衣服。“別人每天都換，我就這一套。”說到這，她突然笑起來。
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的露麵，讓美國媒體知道了寒春在中國，並在第二年寫了那篇說她是叛逃者的文章。
生完孩子的寒春又回到原來的牧場，1955年，寒春和陽早帶著1000多頭牛落戶西安草灘農場，並在這裏度過了10年時光。
3年後，大躍進的風刮到了草灘農場，寒春夫婦也跟著激動起來。王震希望他們能夠養鴨子，目標定為5萬隻，“他送了5隻鴨子給我們”，後來王震又送了寒春一個大孵化器。寒春孵化了數以萬計的鴨子，但因為沒有飼料，很多都跑掉了。
中國“綠卡”第一人領證
隨後是三年自然災害，寒春夫婦跟大家一樣一個月一人一兩油，有一次實在餓了，就掏錢買了半斤農場的牛奶，“很有作用”。饑餓的農民開始偷農場喂牛的玉米，上麵就發通知說，不要管這些農民，“因為他們太餓了”。
“你喜歡大躍進嗎？”
“當然喜歡，我們農場的大躍進搞得非常好。”
“你應該知道浮誇這個詞吧？”
“知道。問題是誰叫你浮誇的？大寨沒有，陳永貴沒有。”
“那你認為大躍進沒有錯誤？”
“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好說什麽錯誤。”
外國人的大字報
寒春夫婦一直對“政治運動”懷有很大的熱情。早在延安的時候，他們便積極的參與生活檢討會，此後諸如“反右”等曆次運動他們幾乎都有參加。
不過在1966年，當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兩人還有有些不知所措。當時寒春和陽早都被調到北京搞翻譯工作，他們被安排在專家樓裏，不能跟一般的老百姓交往。
這些特殊照顧顯然傷害了一直認為自己是“革命同誌”的寒春和陽早的感情。於是，他們在1966年8月29日聯合另外兩個外國專家寫了當時非常著名的大字報，題目是《為什麽在世界革命心髒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了修正主義道路？》。大字報寫到：“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種待遇？這種待遇是什麽思想支配的？這是赫魯曉夫的思想，是修正主義的思想，是剝削階級的思想！”
他們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取消特殊化。
這張著名的大字報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批示：“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
批示迅速起到了效果，寒春作為“造反派”參加了所在單位的“戰鬥隊”。“我們也去批判人，參加批判會。(我們單位的)一個派別把我們小組的人都當反革命，之後他們開了個批鬥會，就是說我們是反革命，實際上我們是革命的。後來我們就開會讓他們做檢討。反正是很有意思。”
“你覺得特別有意思？”
“當然有意思。”
顯然，文革給寒春的影響非常深刻。直到現在，很多文革式的句子依然被她掛在嘴上，比如“要發揚批鬥的精神”等等。作為一個外國人，她所見到的中國往往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似乎有些缺乏真實。她堅持認為文革是“很有意思的”，顯然，這一感受並不被絕大多數中國人認同。
“問題是文革期間很多普通人在武鬥中死去了。”
“對，但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它真正是一個革命。當然有一些不對的情況。”
“您認為自己是否有一種革命浪漫主義？”
“那你要這樣說我有什麽辦法。”寒春說。
“後革命時代”的日子
從1982年到2003年，21年光陰，寒春和陽早一直在北京郊區的農機院農機試驗站從事牛群飼養和改良，直到陽早病重住院。
1982年是中國改革開放關鍵的一年，為了徹底消除文革的影響、適應經濟製度變革的新形勢，國家出台了1982年憲法，這部憲法後來被稱為“改革開放憲法”。新憲法規定，個體經濟是公有製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
不過寒春和陽早並沒有再次跟隨中國人激動起來，他們跟以往一樣要求繼續去偏遠的農場養牛。“當初我們要求往西往北，可是他們卻讓我們待在北京。”寒春說。
此後的20多年，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步伐中開始了自己的巨變。
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向西方生活方式看齊的時候，來自西方的寒春夫婦卻依然堅持過著中國人早已不過的艱苦生活：菜是自己種的，早晚玉米粥、烤饅頭片抹芝麻醬。
“集體”依然是他們念念不忘的詞匯，考慮過多的個人利益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這個相對封閉的郊區農場使得他們一直希望的生活方式能夠繼續。
2003年12月25日，聖誕節，陽早“停止了革命的腳步”，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胡錦濤等領導人用不同形式對陽早的去世表示了沉痛哀悼。新華社的訃聞中稱陽早為“國際友人”，“五十多年來……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奮鬥”。
“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是寒春執意要求加上去的，她解釋說是為了表明自己和陽早的信仰。
陽早此前曾經立下遺囑，包括不搞悼念活動，捐獻遺體，用最簡單的方式處理骨灰等等。寒春堅持不給陽早穿衣服，說人都死了，穿衣服太浪費。她把陽早體內的心髒起搏器摘下來，以便“留給買不起起搏器的人”。她還就陽早骨灰的安置和有關部門發生爭執：按常理應該把骨灰放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但寒春要“埋在牛場能看見牛的地方”。最後決定骨灰暫存，等春天時樹葬。不過寒春還是不滿意，因為要交40元寄存費，“太浪費了，沒必要花這個錢。”
寒春是不缺錢的，她和陽早享受的都是副部級待遇。
寒春現在依然住在農機實驗站，幾間簡易的平房，到處都灰蒙蒙的。屋子裏的陳設可稱簡陋：客廳的牆上懸掛陳永貴照片和毛澤東接見陳永貴的照片，屋頂上有一把印有“農業學大寨”的茶壺，屋中間則是一個磚頭搭建的寫字台。所有的家具都來自60年代，除了地上有幾處破裂卷邊的地板和一台彩電。寒春說她經常看英語新聞，“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她說。她對胡錦濤印象很好，認為他“很有想法”。
寒春的兩兒一女都出生在中國，1976年前後，三人相繼赴美。她的二兒子陽建平說，“若在這個世界上找出像他們一樣的理想主義者，比較難了。”
曾經采訪過寒春的鳳凰衛視記者陳魯豫說，自己和寒春不會成為朋友，陳魯豫認為“在她看來，我太嬌氣，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裏，她和我們這個時代又似乎隔得太遠。但我由衷地欣賞她的執著。她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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