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周樹人）與兄弟周作人失和之謎

　　1919年冬天，魯迅與周作人結束長期的寄居生活，買下了北京八道灣11號。經曆了多年的骨肉分離，魯迅終於兌現了青年時代的誓言，兄弟三人大團圓，有錢同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一同贍養辛苦了一輩子的老母親。此時，三弟周建人雖無收入，但是魯迅和周作人都已是思想界明星，兩人的月薪加起來，超過500塊大洋，相當於今天的5萬元。此時周氏兄弟都處在自己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在這樣的時刻，他們本應互相支持、補充，攜手共進，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兄弟二人卻於一天早上宣布決裂。這樣的結局，無論是魯迅，還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說，是他們所不願意接受的。

　　但事情畢竟還是發生了，而且來得那麽突然。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兄弟失和

　　魯迅是1881年9月出生的，他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隻剩下兄弟三人。魯迅12歲那年，祖父因為考場行賄，被光緒皇帝判了死刑。魯迅的父親變賣家產，保下祖父，卻使周家急速敗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監獄服侍祖父，魯迅卻向母親磕了一個頭，去南京求學。1902年，魯迅又飄洋過海，去了東京。在異國他鄉，他更加懷念家鄉兄弟，除了給在南京讀書的周作人寄去自己的照片，還給在紹興的周建人買了數不清的書。

　　在日留學期間，魯迅曾經回來參加母親給他包辦的婚禮，妻子名叫朱安。但是，結婚後的第4天，魯迅就帶著剛剛通過公費考試的周作人啟程，東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在魯迅和周作人的留學過程中，他們的感覺是不一樣的。魯迅覺得充滿屈辱，例如，在他後來的文章中寫道，他因為成績優異，被日本同學寫信辱罵，因為他們覺得中國人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績的，一定是因為討好老師，預先知道了考題。但周作人就不一樣，因為一些與日本留

　　1909年的魯迅學機構交涉的事情，都是魯迅代辦的，在周作人的記憶裏，根本沒有受日本人欺壓的事情。相反，周作人的《日本的人情美》等文章裏充滿了對日本文化的讚美和向往。特別是殘留在民間的漢唐遺風更讓他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另外，周作人在1908年就開始和他們的日本侍女羽太信子眉目傳情，並終於兩情相許，在1909年商定了結婚日子，更覺得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鄉。周作人後來當了漢奸，和早年留學生活的感覺多少有些關聯。

　　周作人留學的開銷主要來自公費，一旦成親，官費根本不夠。為了成全弟弟的學業和家庭幸福，魯迅回到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生理和化學教師，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養，但他還是節衣縮食，給周作人寄錢。

　　1912年，魯迅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北上北京。魯迅北上的同時，周作人夫婦也從日本回到紹興。這個時期，魯迅和周作人在事業上開始合作，一起以“周綽”的筆名發表作品。1917年，原來的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學校長。魯迅便向他推薦周作人，蔡元培欣然應允，聘周作人為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周作人也不負眾望，寫出了《歐洲文學史》。可以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像樣兒的西方文學史專著。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終於結束長期的寄居生活，買下了八道灣11號。這個地方在今天的新街口。經曆了多年的骨肉分離，兄弟三人終於實現大團圓，他們還把辛苦了一輩子的老母親接到北京一同贍養。

　　正當魯迅與周作人都在事業和生活上蒸蒸日上的時刻，他們卻在1923年的夏天，忽然斷絕來往。從此，正如一位研究者引用《詩經-小雅》裏所說的那樣，“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這讓人們想起魯迅母親魯瑞曾經對許欽文四妹許羨蘇說的一段話：“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原來，魯迅與周作人在小的時候都曾經由家鄉的法師給取過法名，魯迅叫長庚，周作人叫啟明，當兄弟失和的時候，他們的母親回憶往事，才發現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

　　莫非，魯迅與周作人失和竟是天意？如果不是，又是怎麽回事呢？

　　查周作人與魯迅日記，直到“失和”事件發生前夕，他們兄弟的感情都極為融洽。1923年1月，他們曾經共同邀請沈士遠、沈尹默、張鳳同年的3月8日，周作人還在《晨報副鐫》上發表《綠洲七-兒童劇》，文章憶及童年時代與魯迅一起在桂花樹下自編自演兒童劇的情景，充滿手足之情和對往事的美好回憶。

　　此後，他們還曾經共遊中山公園，一起出席北大學生許欽文、董秋芳等組織的文藝社團春光社集會，並共同擔任該社指導。

　　6月，兄弟兩個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署周作人譯，內收魯迅譯作11篇，周作人譯作19篇。

　　7月3日，周作人與魯迅還同遊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在日記中留下“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寫真三枚，共六元八角”的記載。

　　但是，在1923年7月19號，周作人卻突然把一封絕交信丟給魯迅。這封信很短，是這樣寫的：“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據說，這天晚上細雨霏霏。周作人曾經在《苦雨》裏訴過深夜聽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啦嘩啦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習慣，所以時常被它驚醒，就是睡著也仿佛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睡得很不痛快……”那麽，這一夜，魯迅是否也被幾度驚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記中有“寄喬風、鳳舉函，魯迅函”一句。魯迅日記中也隻簡單的一句話提到此事：“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啟孟即周作人。顯然，當魯迅想和周作人溝通的時候，被自己的弟弟拒絕了。

      於是，魯迅從當天開始就和周作人家分開吃飯，不久魯迅就搬出了八道灣，並把朱安和母親一塊接到新家。

　　8月2日，周作人在日記裏記載：“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L即指魯迅。顯然，在周作人的日記裏，已經不願再提到魯迅的名字。同日，魯迅也在日記裏寫下：“雨，午後霽。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61號。”簡單的一語帶過，讓人們今天已經無法知曉，當年魯迅從八道灣裏搬出去的時候，心裏在想什麽。

　　1924年6月11日，魯迅、周作人的關係惡化到了極點。當天魯迅在日記裏憤怒地記下了下麵的幾句話：“……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據說，當時周作人曾經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才不致擊中。而周建人也曾經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一種古物)，向周作人擲去，他們才退下了。

　　魯迅、周作人兄弟一場，竟發展至“罵詈毆打”，旁觀者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到底發生了什麽?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關於個中情由，作為當事人的魯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對於這件事，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上)》裏表白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麽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於是，當年在八道灣裏發生過的事情，就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眾說紛紜

　　關於周氏兄弟的反目，從1923年8月開始社會上就流傳著各種各樣的猜疑，有的說是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了，造成了“五四”雙星的失和；也有人說是魯迅趁周作人不在，調戲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絕後，兄弟失和；也有人說周氏兄弟因為文化上的觀點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從中挑撥，造成了那樣的結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說來套魯迅，說他本來對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壓抑得不到釋放，所以試圖勾引弟媳，被拒絕後，便惱羞成怒，與周作人夫婦打了一架後離開了八道灣。諸如此類，讓世人好奇不已。

　　今天，對於魯迅兄弟失和這件事，學者們根據有關材料，進行了許多各不相同的推測。但是有一點研究者們卻看法一致，那就是，魯迅與周作人的斷交，不是出於政治立場和為人原則不同之類的大問題，而是因為一些雞毛蒜皮卻又糾纏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認為的那樣，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離京赴滬，未能目擊這場家庭糾紛，但是，他作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會太錯。不過，人們接下來還是情不自禁地要問：這所謂的家庭糾紛又是些什麽事呢？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研究者們眾說紛紜。但是，這些形形色色的說法，卻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關。

　　魯迅的好友、與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誼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裏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曾經是周氏兄弟學生的俞芳也回憶說，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顯然，在知情人看來，羽太信子對魯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滿的。關於這點，魯迅、周作人雖聲明“不說”，但暗示卻是有的。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複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個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關於這點，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認。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寫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曾明確表示：1964年香港友聯出版公司出版的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大體可以說是公平翔實，甚是難得。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去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隻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裏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給鮑耀明的信裏又說：“魯迅事件無從具體說明，惟參照《五四點滴》中所說及前次去信，約略已可以明白。”但是，翻閱趙聰《五四文壇點滴》中有關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證魯迅日記中有關兄弟失和的記載外，也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看來，周作人肯定了一點：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願同魯迅一道住。但是，為什麽“不願”呢？周作人卻沒有說。這就為研究者們的各種猜測提供了空間。

　　一種說法認為，魯迅兄弟失和，起因於經濟上的糾紛。持這種觀點的人羅列了一些與魯迅、周作人關係密切者的看法。

　　魯迅、周作人的母親魯瑞周建人回憶說：“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個例外。她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派頭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十幾個，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裏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男女傭人，自己全部換過。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裏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魯迅曾感歎地對我說，他從外麵步行回家，隻見汽車從八道灣出來或進去，急馳而過，濺起他一身泥漿，或撲上滿麵塵土，他隻得在內心感歎一聲，因為他知道，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請的都是外國醫生，這一下又至少得十多塊錢花掉了。”

　　俞芳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裏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隻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裏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1930年1月4日，魯迅、許廣平與百日幼子海嬰。許廣平則在《魯迅回憶錄》“所謂兄弟”一節中說：“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候，起初每月工資不欠，不夠時，就由他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麵是一個得力的助手。”這時，家庭關係是好的，“後來，由於欠薪，加以幹涉別的人事方麵”，就妨礙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權威，“‘討厭起來了’，於是就開始排擠魯迅”。許廣平回憶，魯迅還對她說過，“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裏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魯迅還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隻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許廣平還回憶說，周作人“惟整日捧著書本，其餘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費精力之內，不聞不問。魯迅曾經提到過，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魯迅惟一的兒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裏也曾說：“房子整理安定之後，父親為全家著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養全家。他們兄弟還約定，從此經濟合並，永不分離，母親年輕守寡辛苦了一輩子，該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識字，能力不足以理家，這副擔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親自己除了留下香煙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都交給羽太信子掌管。沒想到八道灣從此成為羽太信子稱王享樂的一統天下。在生活上，她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毫無計劃。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廚房重做。她才生了兩個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說也有六七個，還不算接送孩子上學的黃包車夫。孩子偶有傷風感冒，馬上要請日本醫生出診。日常用品自然都得買日本貨。由於當時北平日本僑民很多，有日本人開的店鋪，市場上也日貨充斥，應該說想要什麽有什麽。但她仍不滿意，常常托親戚朋友在日本買了捎來。因為在羽太信子眼裏，日本的任何東西都比中國貨要好。總之，錢的來源她不管，隻圖花錢舒服痛快。對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許的。他要的隻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還有‘苦雨齋’裏書桌的平靜，別的一概不問不聞。當然他對信子本來也不敢說個‘不’字。苦的隻是父親，因為他的經濟負擔更重了。但這一切仍不能讓羽太信子稱心滿意。她的真正目標是八道灣裏隻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這樣，在建人叔叔被趕走10個月後，她向父親下手了。”

　　同為魯迅、周作人朋友的鬱達夫在《回憶魯迅》中說：“據(與周作人關係密切的張)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魯迅生活不檢點，偷窺弟婦沐浴，這種說法因為涉及到一些隱秘問題，故此也流傳很廣。

      針對此種說法，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裏進行了解釋：“對於這段曆史，某些魯迅研究者的推測，是他看了一眼弟婦沐浴，才周作人編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導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據當時住在八道灣客房的章川島先生說，八道灣後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法靠近的。”周海嬰還進一步反駁說：“不過，我以20世紀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卻有自己的看法，這裏不妨一談。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說，我們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並不那麽在乎。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以致連我這樣年齡的人也曾親眼目睹過。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裏麵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並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據上所述，再聯係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麽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台外’吧？”

　　當時與魯迅、周作人雙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謙(川島)也曾對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說到周作人夫人與魯迅關係緊張的原因時，川島則說：“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

　　近年來，還出現了一種更加離奇古怪的說法，認為魯迅與弟媳關係曖昧，甚至認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魯迅的妻子。這種說法認為魯迅與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雙方都沒有公開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明報月刊》第1期發表了千家駒的文章《魯迅與羽太信子的關係及其它》，裏麵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猜測：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經是魯迅的妻子，證據是魯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則日記。原文是：“午前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千家駒解釋說，“羽太”即羽太信子，魯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稱為“家信”，可知他們是夫妻關係。更有好事之人據此解釋，“魯迅”這個筆名中的“魯”字取其母魯瑞的姓，而“迅”(xùn)與“信”(xìn)在南方是諧音字，係指羽太信子，所以“魯迅”這個筆名反映了魯迅內心深處母愛與性愛的衝突。

　　事實是：魯迅一生手足情深，特別對於周作人，因為年齡相近，愛好相同，更為關切。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裏回憶，魯迅曾經對他說：“你回國很好，我也隻好回國去，因為起孟(即周作人)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1911年5月，周作人夫婦歸國。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攜妹羽太芳子來紹興，照顧產婦。魯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並不是寄給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給日本羽太家的信。當時羽太信子在浙江紹興，6月12日、6月29日曾兩次給魯迅來函，估計是向魯迅要錢。魯迅“寄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顯然與羽太信子來信有關。魯迅也曾複羽太信子信，日記寫明是“與二弟婦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由此可見，認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魯迅的妻子一說完全是望文生義和牽強附會的結果，不足為信。

　　綜上所述，關於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並不是出於政治、思想、人生選擇上的分歧，而純屬家庭內部的糾紛。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對於當年周氏兄弟家庭內部的恩怨與糾紛，是是非非，就連當事人自己也無法說得明白，旁觀者更是無法定論，實際上，也無須下定論，特別是時過境遷，到了80多年後的今天，更沒有必要進行捕風捉影、牽強附會的想象與猜測。

　　各走一端

　　也許魯迅與周作人在兄弟失和後的各自反應與不同發展，才是我們更應當關注的。

　　1923年8月，魯迅從八道灣搬出，母親魯瑞也跟隨她的長子一起搬出，過簡樸的生活，即使魯迅逝世後，她也沒回八道灣。她為魯迅抱不平，對俞芳講過，八道灣的住所是魯迅親自買進、設計改建，還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沒份住，想起來都替他心酸。不過，她因此也對周作人完全失望了，所以她對俞芳說：“隻當我少生了他這個兒子。”

　　紹興城的著名私塾“三味書屋”

　　不過，魯迅卻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1923年10月1日，他在從八道灣搬出不久之後，即大病一場，前後達一個半月之久。然而，這並沒有泯滅魯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時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魯迅沒有講過周作人的不好，隻是對周作人有一個字的評價，那便是“昏”。有幾次他對周建人搖頭歎氣，說：“啟孟真昏！”1932年11月20日，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也說：“周啟孟頗昏，不知外事。”1925年，在被逐出八道灣兩年之後，魯迅發表了小說《弟兄》。在小說裏，他回憶了自己當年幫助周作人看病，請醫生來診治的往事，還表示了“鶺鴒在原”的意思。鶺鴒原作脊令，是一種生活在水邊的小鳥，當它困處高原時，就飛鳴尋同類。《詩經》：“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比喻兄弟在急難中要互相救助。魯迅希望通過小說，向周作人傳達出自己的心願，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難，他還願像當年周作人患病時那樣救助。

　　盡管如此，魯迅表達救助的熱心卻並沒有得到周作人的響應。雖然魯迅一直希望能夠兄弟和解，但一直到他逝世，也沒有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

　　在兄弟失和後，周作人又如何表現呢?從表麵上看，他比魯迅平靜得多，他照樣地作文，上課，出席各種會議。但是，在1923年7月25日所寫的《自己的園地-舊序》裏，他重複了7月18日給魯迅的字條裏所說的“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這樣的話，表達了自己對理想中美好人生的幻滅感。

　　1924年6月，在兄弟間大打出手後的第二年，周作人寫了一篇《破腳骨》。據章川島說，這是針對魯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魯迅是個“無賴子”，並且作了一連串的“考證”：“破腳骨官話曰無賴曰光棍，古語曰潑皮曰破落戶，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屍曰青皮，日本曰歌羅支其，英國曰羅格……《英漢字典》中確將‘流氓’這字釋作劫掠者，盜賊等等也。”從一向溫和的周作人筆下流露出這樣惡毒的咒罵，足見他心中怨恨之深。

      不過，兄弟二人雖然絕交，但並不妨礙向同樣的敵人開火。1925年早春，魯迅收到女師大學生許廣平的第一封信。當時，正值女師大驅趕楊蔭榆校長風潮，魯迅是學生崇拜的文學講師，許廣平便懷著崇敬的心情向他求援。於是，魯迅起草了《關於女師大風潮的宣言》，以女師大前任校長許壽裳的名義發表，周作人明知道是魯迅執筆的，卻也毫不猶豫地簽上了名字。最終，學生們獲得勝利，魯迅也獲得了許廣平的愛情。

　　1927年，張作霖軍政府絞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周作人一邊悲憤地寫下《偶感》，捍衛李大釗的名譽，一邊把李大釗的大兒子李葆華藏在八道灣，轉送日本留學。對周作人的這種勇敢精神，魯迅大加讚賞，並把它寫在給周建人的信裏。

　　而周作人的情緒此後卻一落千丈，他日益遁入散淡閑適的書齋生活，提倡“閉戶讀書”，主張“苟全性命於亂世”。漸漸地，京派作家群誕生了，周作人便是這個群體的精神領袖。

　　在對待日本的態度問題上，周作人處在日本人的包圍之中，依然把日本視為第二故鄉。苦於無法與周作人直接溝通，魯迅隻好給八道灣的門客章廷謙(川島)寫信，請他勸說周作人南下。章廷謙看完來信，感慨不已。然而遺憾的是，周作人卻沒有絲毫反應。於是，魯迅對周作人的又一次眷顧，被無聲無息地撞了回來。

　　而此時的魯迅已是病入膏肓。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與世長辭，享年55歲。

　　消息傳到北京，周作人並沒去上海，卻在北大法學院禮堂參加了紀念會。魯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地走進教室。在長達1個小時的時間裏，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下課鈴響了，周作人挾起書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裏去。”這個時候，大家才發現周作人的臉色非常難看。

　　1937年7月7日，日軍圍攻北京。8月4日，胡適勸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渦，但周作人不願意隨北大南遷。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從此，淪落為漢奸。

　　抗戰勝利後，周作人因為賣國罪被判死刑。胡適等人使盡渾身解數，把周作人從槍口下奪回來。1947年，周作人由14年徒刑改為10年。

　　1949年，周作人從老虎橋監獄提前釋放，暫住上海，開始了黯淡的餘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作人就被“紅衛兵”關在一個小棚裏，叫他交代問題。這時，周作人已經站不起來了。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灣猝然死亡，終年83歲。

　　（摘自：《民國十五疑案》出版社：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