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裏結交陳布雷胞弟陳叔時

我是1968年在“牛棚”裏認識陳叔時先生的，盡管他調來湖南師範學院已經多年。剛來時他被安排在地理係當老師。1964年“四清”前不久地理係撤銷，他才轉到我們外語係來教英語。

安全闖過“四清”這道關

陳先生是從北京外交係統下放到我院的，同他一起下放的還有好幾位，大多數都被安排在外語係教英語。同這些人相比，陳先生有兩點顯得特別突出：一是他的胞兄陳布雷大名鼎鼎，無人不知；二是他本人當過國民政府駐外使領館的外交官。

陳先生調來我院時，正好趕上過“苦日子”，因為他是歸國僑胞，又是統戰對象、高級知識分子，按規定享受某些優待，生活過得比我們一般老師好；每月多配給半斤油、五斤掛麵、兩條煙、三斤黃豆。最重要的是那幾年大家忙於過苦日子，政治氣候寬鬆一些，沒搞什麽運動，有時老師們還開開“神仙會”，發發牢騷。不過，我可沒聽說陳先生發過什麽牢騷，至少沒聽到他說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話。

三年苦日子一過，階級鬥爭的弦繃起來了。我院成了湖南省高校“四清”的試點。單是工作隊員就進來了一百多。不過，陳先生安全闖過了“四清”這道關！

“小將”從蜂窩煤裏抄出美鈔

憑著陳叔時在國民黨駐外使領館工作的經曆，要得到重用，成為依靠對象是不可能的，但直到“文革”工作組大抓“黑鬼”為止，陳先生都還置身於革命群眾之中，沒有受互批判和揪鬥。

可好景不長！到了1968年8月，工宣隊浩浩蕩蕩開進學校，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陳先生就在劫難逃了。他的家突然被抄，藏在蜂窩煤裏的美鈔，也被“小將”們抄了出來，於是他理所當然地被關進了“牛棚”！

陳先生是在我們一百多條“牛”被關進牛棚以後幾天才被關進來的。我們勞動回來時，發現他默默地坐在進門左邊第一間房裏，昂著頭，兩眼茫然地望著窗外。陳先生欠欠身子讓我坐在他的床沿上，然後談起了他的過去。

陳叔時說他不是反革命，雖是陳布雷的胞弟，兄弟兩人卻走的不是一條路。他1927年就參加了革命活動，而且參加了“CY”(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來在上海大學從事進步文化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聯合抗日，他才接受國民政府的派遣，在駐外使領館工作，曾經擔任過駐智利等國使領館的一等秘書、參讚和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高級外交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他就退出了國民黨政府，躲在美國的一個偏僻小鎮上，開辦一個小小的養雞場，準備一有機會就返回祖國，參加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經過多方奔走，終於找到了回國的機會。1954年他懷揣著一位頗有影響的著名人士寫給周恩來總理的親筆信，帶著他的妻子和兩個幼小的女兒，繞道瑞士，回到祖國，受到有關方麵的歡迎，被安排在外交係統的對外關係研究所工作。1961年北京各單位幹部下放，於是他來到了湖南師範學院。他反複告訴我，他的一生是愛國的、革命的。

鋼鞭抽打下否認自己是反革命

鬥爭陳叔時時，他的態度特別“頑固”，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句話，從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小將”們義憤填膺，對他的鬥爭特別殘酷。有一次鬥他的時候，讓我站著陪鬥。“小將”們別出心裁，將講台布置成鬥爭台，上麵擺著一條四方凳子，凳子上麵橫放著一個竹掃把，然後命令年逾花甲的陳叔時跪在上麵挨鬥，不承認就不準起來。陳先生一跪就是兩三個小時，痛得他渾身冒汗，出來卷起褲腿一看，膝蓋上早已血跡斑斑。但他卻忍住了，既未叫喊，也沒有呻吟！氣得“小將”們揮動鋼鞭抽打，他也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在批鬥完了回“牛棚”的路上，我勸他改變態度，承認一些問題，免得皮肉受苦。好漢不吃眼前虧嘛！可他卻斬釘截鐵地回答我說：“我承認什麽？我從來沒有反對過革命，我沒有罪。我年輕時就參加革命，就跟著共產黨幹革命，而且參加了CY，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我哥哥(指陳布雷)怕我惹禍，曾經將我鎖在家裏，不讓我出去，但我還是想方設法逃了出來，繼續參加革命活動。我有什麽罪？”

“你總為國民黨當過外交官吧！”

“我當外交官是在開始抗日的時候，當時國共兩黨合作，不少共產黨員都進了國民政府工作。我出國是為了爭取美國人民對我們的支持，幫助我們抗日，不是為了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我就離開了國民政府的外交使團，一有機會就回來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了。我是愛國的，我有什麽罪？難道我攜全家回國也有罪嗎？也算反革命？”

1969年3、4月間，陳叔時和我同時從“牛棚”裏放了出來，交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後來我隨同革命群眾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因年老多病，留在學校裏。由於他的曆史複雜，態度又那麽“頑固”，所以一直被“掛”著，沒有得到“解放”。

臨終前囑托我為他鳴冤

在陳叔時去世的前幾天(最多不過一星期)，他突然來到我的家裏。記得他以前從未到過我家，這是惟一的一次！他進門時，正好碰上我的小兒子在學著拉小提琴。他站著望了一陣，臉上露出了我從未見過的笑容，然後說了一句：“拉小提琴好！”

等我支開小孩以後，陳叔時才開口談他的來意。他說他在我院沒有接觸過什麽人，隻對我說過他的一生，隻有我同情他，了解他，所以他才來找我。他希望我以後有機會幫他說話，為他鳴冤！

幾天以後，聽說陳叔時死了。我感到非常震驚！他是怎麽死的，得的什麽病，我都不清楚，也沒敢去打聽。

陳叔時先生去世以後，他的妻子經不起打擊，不久就得了重病，臥床不起，不得不回杭州投靠親朋。他的大女兒受的牽連也很大。“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陳叔時大女兒在我院物理係就讀，積極投身運動，相當活躍。等到陳叔時被揪出來了，她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快就被分配到湘西邊遠的農村當老師去了。

不久陳叔時大女兒結識了一位解放軍幹部，那青年軍官打報告，申請與她結婚，但領導不但不準，還命令他與她斷絕來往，說她是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父親的問題很大，是曆史反革命。這一消息傳來，她精神完全崩潰，成了瘋女！她現在雖然還活著，還住在他們家的房子裏，但精神一直沒能恢複正常。直到現在也沒有結婚。

陳叔時先生的冤案，一直拖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得到徹底平反。學院的院刊專門出了一期特刊，刊登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敘述他革命的一生。我認真讀了兩遍，內容與陳先生對我所說的沒有什麽出入。陳先生九泉有知，應該可以感到安慰了。

摘自《世紀》李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