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議帝王口語

漫議帝王口語


作者：常罡

　　時下古代題材的文藝作品，或主角或配角，常有帝王出場。其語言風格大致有三類：四字一組為基本構成的板強的成語體，隨口道來的白話體，二者的混合體。既是藝術，假模假式總在所難免，無人會去苛求“真實地再現”。然而雲龍繚繞、高高在上的帝王們，也像我們一樣，曾是骨肉發膚的一體生命，吃喝拉撒、走動周遊，其說話的聲音確確實實曾在這個世界的某一局部震動鳴響過。他們開口講話到底是何樣腔調？不惟觀今之影視，自兒時閱楚漢、三國連環畫、便每生幽思遐想。

　　實則史學家們，如陳寅恪先生，也對史料的原汁原味頗為重視。晚明錢謙益與枊如是之間曾有一段床幃戲語，後人記敘多經粉飾。惟有顧公燮《消夏閑記》中所錄：“宗伯嚐戲謂枊君曰，我愛你烏個頭發，白個肉。君曰，我愛你白個頭發，烏個肉。當時傳以為笑。”寅恪先生以為“乃保存當日錢柳兩對話之原辭，極可珍貴。所以知者，因其為吳語，且較簡單，甚合彼時情景之故。”

　　曆代官修正史中記載的帝王語錄，經史官們加工潤飾載之正史，如原本散放自在的山石，被研磨拋光後砌成規整方形，語意或可信，但在語音上往往失真。古時沒有錄音機，何以窺聞當年帝王的唾餘舌韻？幸而曆年獵讀稗史野錄，偶於浩淼書海中得見雪泥鴻爪，莫不鉤沉拾零以記之。這有些類似為古代琴曲或詞曲打譜，雖不敢說完全可信，至少可以說是“下下真跡一等”了吧。茲條列於下，資好事者談助。

　　如唐太宗，唐人段成式所撰《酉陽雜俎》中記有舊聞一則：“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

　　正史《舊唐書—太宗本紀》亦有唐太宗反對求神醮仙問道事的記載。“上謂侍臣：‘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比讀之下，同斥迷信，《酉陽雜俎》中的引語，平實簡樸，雖不能定為口語，大概也是十分接近原話的。

　　南唐後主李煜，其詞章高奇無匹，而他的口語呢？宋人王銍《默記》上卷和宋人毛先舒《南唐拾遺記》有南唐舊臣徐鉉奉宋太宗旨意往見故君一節。“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稍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長籲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

　　聽來除語句、虛詞及節奏有文言書卷氣之外，就是南音白話。

　　宋太祖趙匡胤，祖籍為涿郡，即河北涿縣。但他本人落生於洛陽夾馬營，成了河南人，其龍興之地亦在河南，口音自然也是河南話。宋仁宗時僧人文瑩在《湘山野錄》中記述：“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劃，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隻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這位瞧不起文人酸腐的行伍皇帝，說話河南味兒十足，尤其那“甚”字。

　　《續湘山野錄》中宋太宗即位一則，為史家留下“燭影斧聲”的千古之謎，卻也能從中聽到太祖口音。“至所斯之夕，上禦太清閣四下望氣。是夕果晴，星鬥明燦，上方心喜。俄而陰霾四起，天氣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勝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斫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

　　好做，意為好好幹，今天的河南話仍有這種說法。

　　同書中另有宋太祖一段俏皮的河南話。“國初文章，惟陶尚書穀為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司職甚難做？依樣畫葫蘆，且做且做。’”之後陶穀在玉堂上題牢騷詩一首：“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依樣畫葫蘆。”詩文相證，可知宋太祖確曾說過此話。

　　無獨有偶，宋人魏泰《東軒筆錄》也記述了此事。“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乃俾其黨與，因事引薦，以為久在詞禁，宣力實多，亦以微詞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製，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

　　同樣幾句話，文樸大異。魏泰為宋神宗時人，比文瑩“生也晚”。成於天佑九年的《東軒筆錄》亦晚於成於熙寧中的《續湘山野錄》。史料流傳，訛誤尚且難免，更不用說經筆墨修琢而漸行走樣了。

　　不過，《東軒筆錄》中倒是留下宋真宗趙恒的原聲，與他的伯父宋太祖一樣，操河南口音。集賢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向敏中的女婿皇甫泌“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夜不歸。”向敏中請求真宗批準女兒與其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禦座。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汶淚，蓋莫知聖意如何。”結果真宗誤以為他要為女婿求官職，竟“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

　　北宋建都汴京，諸帝至徽、欽二宗，講河南話應屬順理成章。南渡之後，也是在汴京大內成人的高宗趙構，口音自不會有變化。宋人葉紹翁《四朝見聞錄》載，“宣、政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焰明而香鬱，鈞天之所無也。建炎、紹興（高宗年號）久不能進此。惟太後旋鑾沙漠，複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故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後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後以燭頗愜聖意否？太後謂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閣份亦然。’上因太後起更衣，微謂憲聖（高宗吳皇後）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又如，高宗背後批評大臣張浚說：“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不知官職是誰底，金碗是誰底！”

　　高宗之後為宋孝宗，是趙宋皇帝口音改換的分水嶺。孝宗生於浙西臨安府所轄秀州，七歲入南京宮中教養。曾告洪邁說：“宮中無事，則編唐人絕句以自娛，今已得六百多首。”洪邁奏告，記憶所及，有唐絕五千首。孝宗驚道：“若是多耶！煩卿為朕編集。”雖支言片語，聽來已全無河南腔，而是文縐縐的江浙官白了。

　　宋寧宗趙擴為嘉王時，得知曾祖母憲聖太皇太後要他做皇帝，“驚惶欲走，憲聖令韓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叱王侍立，侂胄從旁力以天命為勸。王知憲聖意堅且怒，遂衣黃袍，亟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

　　大媽媽，南方無此稱謂。當是汴京宮中沿用的慣稱。做不得，卻純是南音。

　　以上均見《四朝聞見錄》。值得一提的是，憲聖是河南開封人，宋光宗慈懿皇後是河南安陽人，書中記下了她們的河南話。立嘉王前，憲聖對嘉王的弟弟說：“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卻做，自有祖宗法。”又責嘉王：“‘我見你公公，又見你大爹爹，見你爺，今又卻見你。’言訖，泣數行下。”慈懿則喝叱拉著光宗袍裾苦諫的中書舍人傅良及百官：“這裏甚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元修《宋史》記載這句話時便文雅多了：“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邪！”）與孝宗寧宗的江浙官白迥然不同，可證《四朝聞見錄》記錄語音的真實性。

　　明代皇帝有十七位之多，隻舉洪武、萬曆、崇禎三位。

　　《明史—太祖本紀》中，洪武皇帝朱元璋是這樣說話的：“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擴廓跋扈，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拯生民於水火，何以決勝？”頗似電視劇台詞。明太祖出身貧苦，後靠積年勤學，能吟詩做賦，可撰寫四六駢體，然而卻絕不至於張口即工整對仗如此。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詔令考》收錄了不少非常口語化的太祖詔令。如致大將李文忠：“說與保兒、老兒，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中多知備細，隨機應變的勾當，你也廝活落些兒，那裏直到（知道）我都料定。”又如致大將徐達：“我的見識隻是如此。你見得高強便當處，隨你意見行著，休執著我的言語，恐怕見不到處，教你難行事。”此外，亦可參見已被視為書法珍品的《大軍貼》等明太祖親筆書信。如其中一封寫道：“教總兵官將各營內新舊見在馬疋數目報來，毋得隱瞞，就叫小先鋒將手抹來回話。”

　　但這些均屬於明太祖提倡並力行的白話行文或軍使轉述的白話諭令，仍不敢遽信是這位安徽鳳陽人的口語。

　　明初時人劉璟，是明太祖肱股謀臣劉基、即劉伯溫的次子。他著有一部《遇恩錄》，竟原汁原味地記下了明太祖與他的談話，使我們聽到了明太祖的一口鳳陽話。“劉伯溫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隻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們）蠱了。你休道父親吃他每蠱了。他隻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著他。若是那無分曉的嗬，他每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據傳，劉基是被丞相胡惟庸毒殺的。明太祖還對劉璟說：“後來胡家結黨，吃他下了蠱。隻見一日來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著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鱉鱉（癟）的，卻死了，正是著了蠱了。他大兒子在江西也吃他藥殺了。”

　　《明史-劉基傳》後附有劉璟小傳，稱太祖思念劉基，每年召劉璟和其他一些功巨的後人“入見便殿，燕語如家人”。由此可證劉璟所記，當是明太祖語音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明成祖朱棣於洪武三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藩居北平，即皇帝位後亦遷都北京。依家族口音嬗變的一般規律，從他的長子、生於洪武十九年（藩居北平的第六年）的洪熙皇帝朱高熾起，明代的皇帝們就開始講北京話了。

　　有明一代，傳宣諭旨是太監的職權。據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四十七：“凡文書由禦前發票，司禮監令小奄抱黃袱篋送閣門。”所謂票，即司禮秉筆太監從旁筆錄下來的皇帝口喻。崇禎年間相國文震孟之子文秉“轉就友人處借神宗邸報閱之，參以家庭見聞”，編成《定陵注略》十卷，記敘萬曆一朝政事，其中引用了諸多口說筆錄而成的萬曆喻旨。僅舉一條，可了解萬曆皇帝口語風格。給事中李沂上疏請肅查不法太監張鯨，並說“數日前都市流傳鯨廣進金寶，多方請乞，故皇上猶豫未忍決斷。”萬裏皇帝發話說：“這事情已有了旨了，這廝（指李沂）每欲與張居正、馮保報仇，私意不遂，故捏汙君父，好生無禮！著革了職，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了來說！”

　　活脫脫是明人白話小說語言。

　　皇帝在內廷私閣用日常口語。而在朝殿之上，與百官議政又是怎樣講話呢？從明末清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四十八所記崇禎帝與朝臣的對話中可見一斑。

　　“上禦文華殿，諸臣於門外行叩頭禮，訖。上尋命：‘卿等進來。’諸臣肅班入，東麵鵠立。上首召王誌道，玉音甚厲。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禦史王誌道出班跪。上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屢有諭旨極是明白。如何又有這番議論？昨兒王坤疏，有旨責他率妄，大體如何又存了，牽扯許多？說內臣參的處了，參內臣的又處了，但處分各官，都為內臣。這等朝廷之上，別無政事，全是內臣了。種種誣捏，不可枚舉。總是借一個題目，湊砌做作，隻圖落於史冊好看，一味信口誣捏不顧事理。但凡參過內臣，就是護身符了，隨他溺職誤事都不誅處，這是怎麽說？’時誌道說謬誤二字語音不朗。上問輔臣：‘是說什麽？’輔臣延儒代奏曰：‘謬誤。’上曰：‘有這許多謬誤來！你在朕前便說謬誤，書之史冊就不謬誤了？爾前疏隻說王坤應管兵馬錢糧，不該輕意侵及輔臣。這就是了，如何有許多話說？不論該處不該處，一概都是為內臣。難道朝廷政事都是內臣做了？隻因內臣在外不便作弊，恰好有王坤一疏，便張大起來，你可謂奸巧之極！’多頃，上曰：‘年前敵薄都城下，那是誰致的，諸臣就不說了？文武各官，朕未嚐不信用。誰肯打起精神來實心做事？隻是一味朦徇諉飾！不得已才差內查核，原出一時權宜。若是參來不行，差他做甚麽？你們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內臣！’”

　　讀來如聞其聲。

　　清代，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二，在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等創製滿文以前，文字為蒙古文，口語自是滿語。自順治定鼎北京後，“近漢官，習漢俗”，如乾隆帝所說：“自我朝一統以來，始學漢文”（見《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百四十三），口語講漢話，即北京話，滿語反倒漸漸廢馳了，以至乾隆曾訓諭諸皇子：“若能熟諳國語，習弓馬，方為正道。”

　　入關後諸清帝，一口北京話非常純淨地道，遺存的語音史料亦多如山積。至於末代宣統皇帝，很可能還會在中央檔案館找到他的發言錄音呢，因此隻舉一、二為例。如清宮醫案所記，康熙帝勸喻患毒瘡的大學士李光地：“坐湯之後，飲食自然加些。還得肉食培養，羊、牛、雞、鵝、魚、蝦之外無可忌。飲食愈多愈好，不可減吃食。”以及雍正帝在官員引見單上批朱：“丫頭是的一個人。”或“人甚伶透，可憐見兒的。”諸如此類，足以類推。

　　行文至此，複思陳寅恪先生關於錢枊對話原辭的議論。對於治史論人者而言，所有纖纖細節，不惟古人原話，能助人翩翩浮想之趣，更具有潛隱微妙的功用，即有助於複原曆史的“彼時情景”。如親檢遺物，添身臨其境之感，時時提示今天的曆史學者，不宜勉強與為難古人，須設身處地、通情達理地解讀曆史。惟如此，或能少一些偏執粗簡，少一些評史論人“不論其世”以及事後諸葛式的高宏揮灑。這也許就是陳寅恪先生所雲“極可珍貴”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