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威”觀巴西》係列 21
爭取“瘋客”權利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時，“瘋客”音樂（ＦＵＮＫ）在裏約熱內盧大行其道，人人趨之若鶩。
巴西人類學家艾爾馬諾·維亞納在他的《裏約瘋客世界》一書中寫道：一到周末，超過１００萬年輕人（約占裏約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四處出沒於全城多達７００個瘋客舞場中……
如此盛況，今天是再也看不見了。
研究瘋客已有１年半時間的裏約州立大學曆史係教授阿德裏亞娜·法喜納認為：瘋客音樂產生於黑人奴隸中，表現的是底層民眾的喜怒哀樂，歌詞大膽直接，動作放肆誇張，因此不見容於白人精英。
２００８年６月份，裏約市政府頒發了第５２６５號法令，規定瘋客舞會主辦者必須提前３０天向公共安全廳備案，需要提供的文件有：公司章程，公司稅號，設備清單，當地居委會頒發的設備安裝技術保證書，聯邦警察局認證的安保公司簽約合同，金屬檢測儀和攝像頭安裝證明，醫護服務提供證明……
這份法令甚至規定：主辦者必須提供充足的移動廁所，至少得保證每５０人有男女各一個廁所。
任何人如果能夠滿足法令規定的所有條件的話，恐怕他在能夠當上“瘋客”前，首先自己得“瘋特”掉。
因此，這份法令的出台，不說是向裏約瘋客舞會判了死刑，至少也得說是上了一道緊箍咒，隻有那種實力強大、財力雄厚、不怕麻煩的演出公司，才有可能組織起一場滿足政府全部要求的瘋客舞會。
據說，這份法令的始作俑者是裏約的前民事警察局局長、州議員阿瓦羅·林斯，原因是瘋客舞會太瘋狂，每每與吸毒啦、打架鬥毆啦等等影響社會治安的事件聯係在一起。令人感到無比諷刺的是，法令是通過了，這個局長大人卻因為涉嫌組織非法團夥、對走私行為網開一麵和洗錢等，被撤銷了職務，現在正接受司法機關調查。
瘋客從地上轉入地下，讓許多愛好者十分不甘心，一個叫做“瘋客之友”的組織應運而生。根據這個組織的估計，目前裏約瘋克世界雖然盛況不再，但是仍有近１萬人靠瘋客生活。這些人包括ＤＪ，歌手，作曲家，領舞者，經紀人等，還包括音響師，司機，助理等一幹中下遊產業的人。
來自羅西尼亞貧民區的著名瘋客樂手列奧納多是“瘋客之友”的主要發起者，他的理由是：“瘋客是難得的幾種低廉的音樂消費形式之一，它發源於貧民區，受貧民們擁戴，但是現在卻不能在裏約演出，這是什麽世道！”
歌手卡特拉則更有政治頭腦。他認為，拯救瘋客，唯一的辦法就是將拯救的行為政治化，聯合一切力量，共同對抗不公平待遇，“瘋客是黑色的、屬於貧民區的受歧視的音樂，所以我們就得有別於其它音樂形式，發出我們更強大的聲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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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國內生產總值
雖然對於巴西暴力事件不斷的成因，專家們見仁見智，但是有一點共識是：暴力事件對於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兩個領域帶來的後果十分巨大。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每一個遭到謀殺的犧牲者都是國家和社會有關人力資源投資的失利，同時也意味著犧牲者本人所代表的勞動生產能力的消失。這些損失很難用數字來衡量。但是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和巴西地理統計所這兩家巴西最為權威的官方研究機構不畏艱難，對２００４年與暴力有關的事件進行了詳盡的研究，並於２００７年公布了有關結果。
根據這個名為《對巴西暴力事件帶來的損失和後果的研究》的報告，２００４年發生的暴力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９２２億雷亞爾，是當年巴西教育投入的４倍，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５.０９％，平均每人５１９.４０雷亞爾。
這是巴西官方機構首次就暴力犯罪與經濟的關係展開調查。報告指出，暴力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包括受害者救治費用、搶劫造成的人身和財產損失、相關機構和個人的安全保障投入等。由於缺乏可靠數字，司法、刑偵調查等費用未被計入。
報告詳細分析了損失的組成部分，其中公共資金占三分之一，為約３１９億雷亞爾，主要用來加強公共安全（２８１億雷亞爾），另外還有２８億雷亞爾用在監獄係統，９.９８億雷亞爾用在救死扶傷的衛生領域；私營領域受到的損失為２３８億雷亞爾。此外，１４３億雷亞爾用在私人保安係統，１２７億雷亞爾用來買保險，９４億雷亞爾用在處理和歸還盜竊和搶劫所得物品上。
由於治安形勢惡劣，從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私人保安領域蓬勃發展，增長幅度達到７３.９％。２００８年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目前巴西全國共有２６６８家提供私人保安服務的公司，雇傭保安人員４３．１６萬人。而巴西軍隊目前隻有３２．０４萬人，軍事警察也隻有４１．１９萬人。
從２００４年開始，巴西政府開始尋求在現有治安力量之外，重點加強城市治安力量，其中有兩大重要舉措，遵循“一手硬、一手軟”的原則，硬的是成立全國公共安全部隊，軟的是建立全國城市公共安全係統。
這支全國公共安全部隊成立於２００４年，現有８０００人，主要任務是處理都市裏發生的緊急治安案件，比如平息監獄暴動，甚至還包括打擊濫砍濫伐行為。
全國城市公共安全係統則創立於２００８年，主要探討公共安全領域的政策建設，包括打擊執法係統內的腐敗、改善監獄條件、通過民生項目防範犯罪等。從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巴西政府會為這項計劃投入６７億雷亞爾，重點是以裏約和聖保羅為首的１１個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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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征集員
雅尼萊妮進入國會大廈後，就把她的那個寫著“允許通行”的出入證收進了皮包裏。“這是一個十分珍貴的證件，我可不能把它給弄丟了”，她說道。
巴西眾議院的５１３個眾議員，每人隻有一個這種特殊通行證，可以自由選擇交給誰來使用。雅尼萊妮的證件從何而來，這是個最高級別的機密，她是不會告訴你的。
很快，雅尼萊妮就在眾議院的等候大廳裏發現了一個目標。她迎上去，將手裏捧著的一個卷宗遞上去：“ＸＸＸ議員先生，勞駕您給簽個字。”那個議員抬頭看是她，二話不說就在卷宗上簽下了自己名字後交給她。臨告別前，甚至還跟她開了句玩笑：“小姑娘，可真是巧啦。昨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占卜者告訴我，我會有兩個孩子，他們的媽媽竟然是隻小豹子！”
這一天，雅尼萊妮穿著一件明黃色花圖案連衣裙，１米５９的身高，配上１０厘米的高跟鞋，看起來嫋嫋婷婷，還真像隻美麗的小花豹呢。
９年前，１９歲的雅尼萊妮·維埃拉（ＪＡＮＩＬＥＮＹ ＶＩＥＩＲＡ）隻身離開家鄉，從東北部海濱城市福塔萊薩到了首都巴西利亞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她結識了一名眾議員，這名眾議員為她指點迷津，幫助她踏入了現在的這個行當――征集簽名。
征集簽名？沒錯，為眾議員們處心積慮泡製出來的各種提案尋找同好，征集足夠的簽名，使得提案能夠得以列入眾議院的議事日程，得到討論，獲得通過。
“議員先生們都很忙，沒有那麽多時間一個個地向５１３個同事解釋自己的提案到底是怎麽回事，所以就把征集簽名的任務交給了像我這樣的人，” 雅尼萊妮解釋道。
一份普通法案需要６０個簽名，收費１００雷亞爾。憲法修正案需要１７１個簽名，收費４００雷亞爾。成立議員小組提案需要１９８個簽名，收費６００雷亞爾。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雖然隻需要１７１個簽名，但是涉及到方方麵麵的利益太多，獲得簽名的難度最大，因此需要收８００雷亞爾。
雅尼萊妮還記得自己第一天踏入這個行當的情形。她請一個議員簽字的時候，對方因為她竟然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而火冒三丈，衝她嚷嚷開了：“你都不知道我是誰，就過來找我簽名！”
這次事件之後，雅尼萊妮痛下苦功夫，從網上下載並打印了全部議員們帶照片的資料，天天研究，到現在，隻要看到某個人的背影，她就能脫口而出：“ＸＸＸ，來自ＸＸ州，ＸＸ黨員，辦公室在ＸＸ號。”
她還研究了一番心理學，比如穿衣打扮，她幾乎所有正式服裝都色彩亮麗。“亮麗色彩的服裝可以更讓人注意到你，”她解釋道。再比如，遇到某個不太願意簽字的議員，她還會跟人拉拉家常，誇他氣色好，“往往這樣聊上兩句天，他就會同意簽字了”。
在眾議院裏像雅尼萊妮這樣的簽字征集員大概有１０多人，但是沒有人的業績做得有她這麽好。一般人征集一份憲法修正案所需的１７１個簽名，需要３天時間，而雅尼萊妮隻需要２天就能交活。由於名聲在外，雅尼萊妮根本不用四處找活，議員們的助理會主動把需要簽名的卷宗交到她的手中。
雅尼萊妮通常每個月的收入在２０００至５０００雷亞爾之間，由於她隻收現金，不存在納稅的問題，因此這個收入也算挺可觀的了。雅尼萊妮還記得２００６年修改稅法期間，“那時候議員們瘋狂提案，有那麽一個月，我為２９個提案征集了簽名，一共收入了１７０００雷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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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紅牌
話說參議長薩爾內總算逃過了一劫，在盧拉總統的力保下，參議院道德委員會以９：７的投票結果，封存針對他的１１項指控，但是有位與盧拉同屬勞工黨的參議員不屈不饒，一周後跳上參議院的講壇，揮舞一張自製的“紅牌”，要將薩爾內罰出場外。
巴西是足球大國，這樣的舉動倒也合乎民族傳統。隻不過，這位可愛的參議員事先沒有考取裁判證書，他出示的“紅牌”隻能與他本人一起登上報紙頭版頭條，對老薩爾內沒有一絲一毫的懲罰作用。
這位參議員名叫愛德華多·蘇普利西，是位在巴西有點名氣的經濟學家、教授，幾年前曾經訪問過中國社科院。他的前妻比他名頭更大，芳名瑪爾塔，是個性學家，在電台節目裏主持過多年性科普節目，這在２０世紀７、８０年代的巴西，算是相當離經叛道了。瑪爾塔出身名門，本人還是個大美人兒。兩年前她出任旅遊部長時，媒體關注的是她戴什麽首飾穿什麽鞋子。去年她辭職去參選聖保羅市市長，可惜沒有選上。
蘇普利西是勞工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巴西政壇也算有點威望，所以瑪爾塔雖然與他離婚，但是依然冠著他的姓，不是念舊情，而是為了拉選票。他老先生好像有點迂腐，他家住聖保羅，平常在巴西利亞開參議院會議，但是卻謝絕了參議院為他提供的公車，自己開一輛沒有空調的小車。他的一位法國作家朋友坐過他的車後，在雜誌上寫文章提到：蘇普利西開車，車速始終低於道路限速。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這天，這位老先生跳上講台，揮舞著紅牌，用《聖保羅報》的說法是，“極具舞台效果”。而且，由於在場的一些攝影記者沒有及時地將這個場麵拍下來，在他的助手的提示下，蘇老先生又將小紅牌揮舞了多次。
不過，在場的一些參議員頗不買賬，一位叫做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Ｏ ＦＯＲＴＥＳ（ＤＥＭ黨）的參議員就當麵質疑他的誠意。這位ＦＯＲＴＥＳ是道德委員會成員，因為他的讚成票不足以讓薩爾內下台，於是與其餘６個讚成票聯合退出道德委員會。照ＦＯＲＴＥＳ的說法，之所以反對票不足，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委員會中原本要參與彈劾的３個勞工黨參議員再加一個支持政府的共產黨參議員在盧拉的勸說下，投了反對票，結果導致戰局瞬間發生變化，數月以來的倒薩運動功敗垂成。
麵對ＦＯＲＴＥＳ的質疑，蘇普利西滿麵通紅，一隻手在麵前使勁舉著，聲明自己的誠意，但是卻隻好無力地抬出勞工黨的章程來為盧拉的幹預辯護：他說過，對於勞工黨來說，道德是十分很重要的，我的批評會讓他重新考慮他已采取的措施。
蘇普利西在參議院的講壇上亮了紅牌，算是巴西政壇上破天荒的第一遭，會在人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但是可惜的是，他選錯了日子：當天，薩爾內沒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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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遊戲
４４歲的馬拉尼昂州人席爾瓦有一天在等車回家的時候接受了《聖保羅報》記者的采訪。他告訴記者，１９９６年當地市鎮選舉的時候，有個市議員候選人試圖以一車土來收買他的選票，“他找到我，給了我一車土，讓我投票給他。我毫不猶豫地就同意了，然後將那車土用來加固我家的外牆。”
這一天，為了配合《聖保羅報》首次進行的選民道德調查，該報記者在巴西利亞中央車站隨機采訪了７個正在等車的普通百姓，其中２個不願意發表看法，１個承認出售過選票，還有４個表示，不是不賣，隻是沒有機會。
５１歲的裏約人諾爾瑪說：“如果有人能替我還債，我當場就把票投給他。也不用多，２０００雷亞爾就夠我還債的了。”
４８歲的皮奧伊州人瑪利亞說：“如果要人想要買我的選票，我也會賣給他。我對我們的政治沒有任何信心，投誰的票都一樣。”
幾天後，《聖保羅報》的統計結果出來了，有７９％的人相信別人有過出售選票的事實，有１３％的接受調查者坦白自己曾經在接受別人給予的金錢、禮物等好處後改變了自己的投票對象，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這一比例高達１９％，而在經濟水平相對發達的東南部和南部，情況稍微好一點，這一比例分別為９％和８％。
１９６５年頒布的巴西選舉法規定，公民隻要年滿１６歲以上即獲得選舉權。目前，巴西共有１.３２億選民，如果有１３％曾接受賄選的話，那就有１７００萬之多，不能不說是一個讓人觸目驚心的數字。很顯然，選舉法中有關禁止買賣選票的規定，僅僅隻是停留在紙上。
每次大選後，選舉法院都會忙得不可開交，因為對賄選和舞弊的舉報紛至遝來，讓法官們無比傷神。據巴西最高選舉法院的統計，近１０年來全國因為賄選、濫用職權等違紀行為被罷免的各級市長、州長和議員多達６６７人。
２００８年底舉行了市鎮選舉過後，多位州長尚未將寶座坐熱即告落馬，其中有帕拉伊巴州州長卡西奧·利馬、馬拉尼昂州州長傑克遜·拉格以及托坎廷斯州長馬塞洛·米蘭達等人。而拉格的繼任者羅斯安娜·薩爾內的卷宗也已經被呈上高級選舉法庭。不過，州長不當也沒關係，這些人目前紛紛表示競選參議員，而且據說贏麵很大。
在每個大選年的前一年，“城頭變幻大王旗”也是巴西政壇的一大奇景。巴西選舉法規定，所有改換門庭的做法必須在選舉開始前一年完成，否則就不能代表新政黨參加選舉。由於２０１０年大選將於當年１０月３日開始，因此從９月份開始，政客們紛紛活動，四處尋找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政治聯盟，至少４５位參議員、眾議員和地方議員們改弦更張，為自己的政治生涯謀求更大發展，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從勞工黨轉投綠黨的前環境部長、參議員瑪麗娜·席爾瓦，原因一則是她不滿政府的環保政策，二則在勞工黨中，她沒有任何機會參加總統選舉，而在綠黨中，她是鶴立雞群的總統候選人。
統計數字還發現，反對派政黨在這場“變旗”遊戲中明顯處於下風。２００６年，三個主要的反對黨（ＤＥＭ，ＰＳＤＢ和ＰＰＳ）一共有１５３個聯邦眾議員席位，但是隨著遊戲結束，他們擁有的席位降為１２７個，在國會中僅占１７％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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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工資
巴西參議院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不久前全票通過一項決議，表示為了“高薪養廉，適應物價上漲需要”，同意將巴西聯邦高等法院的部長級大法官們的工資從原先的２.４５萬雷亞爾調高至２.６７萬雷亞爾，漲幅達到約９％。
這些部長級法官們是巴西薪水最高的公務員。按照巴西法律規定，他們的收入是“天花板”，其餘各公共機構的公務員參照他們的標準製定，比如參眾兩院議員的薪水是１.６５萬雷亞爾（不過議員們還有特別經費以及各種補貼），總統收入為１.１４萬雷亞爾，副總統收入為１.０７萬雷亞爾。每次法官們調薪，毫無例外地會帶動其它公共機構官員薪水的調整。
與此同時，按照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和國家地理統計局這兩家巴西官方調查機構的統計數字，從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８年，巴西全國家庭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２.８％，其中１０％赤貧家庭收入增長率達到８.１％，１０％最富裕家庭的增幅隻有１.４％。
調查認為，政府連續多年調高最低工資以及諸如家庭補助金等民生政策，是導致窮人收入增幅高於全國平均值三倍的主要原因。這兩家機構在報告中興高采烈地指出：“雖然巴西仍然是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但是全國家庭狀況調查帶來了好消息，顯示全國收入分配有所改善。”
報告中列舉的數字還顯示，盡管貧富家庭收入差距雖然有所改善，但是財富高度集中的情況依然，１％最富裕家庭的收入相當於４５％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富人們３天的消費就相當於１０％赤貧家庭的全年開支。盡管月均收入４４００雷亞爾以上就可以成為巴西富人（很不幸，隨著美元匯率的節節下跌，鄙人距離巴西富人俱樂部的門檻日益遙遠。），但是仍然有約５０００萬巴西人（四分之一人口）家庭月人均收入隻有區區１９０雷亞爾。
最有權勢的人群的工資增長有法律來保障，最貧窮的百姓有政府的補助金來扶持，處於中間的中產階級們和次中產階級們也有辦法來為自己爭取權利。
每年９、１０月開始，巴西的各行各業總要小小地鬧上一番，為自己爭取漲薪權利。從９月中開始，位於南部庫裏蒂巴市的大眾奧迪車廠工人已經與資方針鋒相對了數個星期，工人要求漲薪１０％，資方隻願意調薪７.５７％。幾天之後，位於聖保羅的福特車廠和大眾車廠工人先後宣布全麵罷工，雙方正在討價還價之中。當然，最後雙方總會找到一個平衡點，因為年年物價在上漲，老板不給工人調薪實在說不過去，最多明年把汽車賣得貴一點唄，反正大家一年比一年更有錢。
對我們的生活來說，影響最大的是銀行和郵局。在罷工期間，銀行雖然不至於全麵停業，但是全城僅有數家銀行開張，郵局中積壓數千萬封郵件等待處理。我去寄封快件，郵局人員說，你要是趕時間，千萬別在我們這裏寄，十天半月都到不了，最後我隻好花了比郵局快件多１０倍的錢，找了一家專門的航空快遞公司去寄。罷工的結果是，郵局工人得到了調薪９％再加１００雷亞爾的承諾，而銀行職員的調薪比例也與之類似。
在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通過大法官們漲薪決議的當天，兩名非該委員會成員的參議員憤然離開國會大廈，以此抗議三權“合流”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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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派建築
我已經忘記了到底有沒有去過勒·柯布西耶位於瑞士西北小城拉肖德豐的故居拜訪過。但是在瑞士的兩年中，倒確實是見證了不少有關這位著名建築師的紀念物，尤其是那張１０瑞郎麵值的鈔票。
作為２０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勒·柯布西耶也曾經不遠萬裏地來到巴西，試圖在這片未來之地上實踐他的未來主義建築理念。
１９２９年，勒·柯布西耶為裏約熱內盧做了一個新的城市規劃。他認為，裏約地勢崎嶇，為了能夠構建便捷的交通網絡，最重要的是向空中開發，所以他的主張之一是在城市上空修建高架橋，從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四麵八方。
這位老兄解釋道：之所以會提出這麽個大膽的方案，是因為當他從飛機舷窗鳥瞰裏約城時，看不到任何人類改造的痕跡，所有他有一個強烈到幾乎瘋狂的念頭要讓這個城市看到一點人類參與的冒險遊戲。
胡伊·卡斯特羅在他的那本講述裏約典故的書中說：萬幸的是，１９３０年巴西進行了 改變國家政治體製的革命，新政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把這個項目擱置了下來。
勒·柯布西耶當時的名氣如日中天，日後主持巴西利亞城市設計的盧西奧·科斯塔就是他的忠實追隨者之一。１９３６年，科斯塔為裏約大學城做了一個方案。秉承恩師“空中樓閣”的理念，科斯塔提議在一個湖上建設大學城。首先搭設高腳柱，大學城的主體建築就可以建在由高腳柱支撐的平台上；屋頂上有花園，又有巨大的遮陽蓬擋住驕陽，這樣師生們可以在課間閑逛；整個建築群通過設計精美的橋梁連接。
科斯塔在給勒·柯布西耶的一封信中描述了這個藍圖，之後又提交給了當時的教育部長。不過，由於種種原因，他的方案最終未被采納，大學城建在了遠離這個湖的一片空地上。
１９５５年，庫畢切克當選為巴西總統，雄心勃勃地要在內陸高原建設一座日後被稱作“巴西利亞”的新首都，科斯塔以他的勒·柯布西耶風格的“飛行員方案”（ＰＬＡＮＯ ＰＩＬＯＴＯ）而獲總統垂青。現在都說巴西利亞是“飛機”形狀，不過科斯塔本人後來介紹說，其實他當初是想把巴西利亞設計成十字架形狀的，但是後來考慮到巴西利亞本身的地理形態，因此將十字架的軸彎了一下，成為現在所見的“飛機型”。
科斯塔在他的方案中標之後，就把他的好友奧斯卡·尼邁耶叫了來，由他來設計主要建築。現在巴西利亞的幾大標誌性建築，比如被國人戲稱為“一雙筷子兩個碗”的國會大廈、總統府、有“水晶宮”之稱的外交部、狀如印第安酋長羽毛頭飾的大教堂等等，都是尼邁耶的手筆，尤其是那個猶如飛碟般的國家博物館，更是使得巴西利亞成為未來主義建築的實驗田。
２００９年，尼邁耶在他的百歲生日到來之際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說：你可以不喜歡巴西利亞的建築，但是你不能不承認，那些建築確實很特別。
作為人類建築史上的一個烏托邦，巴西利亞於１９８７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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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地４０英尺
隨著巴西陸續將２０１４年世界杯和２０１６年奧運會的主辦權收入囊中，馬拉卡納這座巴西最為偉大的運動場無疑將再度大放異彩。
在許多年的時間裏，馬拉卡納體育場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場，它建築麵積１１.８５萬平方米，場內全部草坪麵積１４６１０平方米，足球場草坪麵積為８２５０平方米，設計可容納人數為１５.５萬人，其中３萬個站位、９.３５萬個普通座位、３萬個高級座位以及１５００個包廂座位。
在馬拉卡納的曆史上，按照官方統計接待人數最多的一次是１９６９年８月３１日巴西同巴拉圭進行的一場世界杯外圍賽，球迷總數達到１８.３３４１萬。
但是，在巴西人心目中球迷最多的一次是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６日世界杯冠亞軍決賽中，巴西隊同烏拉圭隊的一場比賽，官方統計人數為１７.３８５萬，但實際觀看人數約２０萬，據說當時跑到和通道以及體育場周圍都站滿了球迷，將整個體育館裏裏外外圍個水泄不通。不過，這場勢在必得的比賽最後竟然以巴西隊１：２失利而告終，巴西人眼睜睜地看著煮熟的鴨子從眼前飛走，使得這一天成為全國災難日，一直留在巴西人的記憶中。
在幾十年中，馬拉卡納見證了“球王”貝利的諸多經典時刻。１９６９年，貝利在這裏打入了職業生涯的第１０００球。在１２.５萬名觀眾的注目下，遠道而來的貝利麵對達伽馬門將安德拉達，果斷起腳射門，罰入一個致勝的點球。
貝利的告別賽也是在馬拉卡納體育場進行。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８日，巴西國家隊和南斯拉夫國家在馬拉卡納體育場進行了一場比賽，這是球王貝利的告別賽，近１４萬觀眾觀看了比賽，比賽結果為２：２，貝利從此結束了自己輝煌足球生涯。
除了體育比賽，這座巴西足球的心髒還承辦很多其他活動。教皇讓·保羅二世曾經在此為巴西人做過祈禱，保羅·麥卡特尼、麥當娜、蒂娜·特納等諸多流行樂壇歌星都在馬拉卡納接受過歌迷的崇拜。
１９９８年，馬拉卡納被定為曆史性建築，受到保護。同巴西許多體育場一樣，馬拉卡納也麵臨年久失修的困擾。１９９２年，一部分欄杆扶手倒塌，造成三人死亡，造成三個看台被關閉。很多觀眾因為尿急而就地解決，使得球場的混凝土結構也遭到腐蝕，球場的衛生設施不足問題也暴露了出來。２０００年，在球場落成５０周年紀念之時，市政府出錢將整個建築粉刷了一遍，同時從安全角度出發，將３萬站位改成座位，對其它座位也進行了調整。馬拉卡納從此將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場的名號拱手讓給朝鮮，目前能容納的觀眾數為約１０萬個。
很少有人知道，１９４１年裏約市政府在舉行該項目招標的時候，一名年輕的名叫奧斯卡·尼邁耶的設計師（沒錯，就是後來那位因為巴西利亞而成名的建築大師）提出，為了省去觀眾爬斜坡的麻煩，看台應建在與街道同一水平線上，而足球場地應該挖地４０英尺。
幸好，他的這一“天才”設想最終沒被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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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約香街
巴西建國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法國皇帝拿破侖，他將葡萄牙王室從歐陸趕到了遙遠的殖民地，沒想到，葡萄牙國王和王儲卻在這片新大陸流連忘返，最後，老國王迫於議會壓力不得不返回葡萄牙，而明明可以同時擔任葡萄牙和巴西國王的新王佩德羅二世卻揭竿而起造了自己的反，拋棄了葡萄牙，隻一門心思地做巴西的王。
拿破侖戰敗後，葡萄牙人和法國人重修舊好，無數法國人前來裏約熱內盧淘金。一時間，巴黎時尚充斥裏約，法音法韻也儼然成為流行語。法國人開設了第一家國際化酒店，以及無數的時裝店和糖果店，一時間裏約人趨之若鶩。１８１９年，法國建築師蒙蒂尼應邀在裏約設計建造了巴法交流中心，成為裏約第一棟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先是用作股票交易所，後來又成為海關和稅務機關所在地，可見這座建築的重要性。
１９０２年，在羅德裏格斯·阿爾維斯總統治下，成立共和國已有多年的巴西想到要在首都修建一條像樣的大道，於是滿世界尋找樣板，找來找去，最後還是選定了法國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
今天，如果你去尋找這條裏約香街的話，你會大失所望的，但是在當年，它可是條繁華的貫城大道，連開街典禮都舉行過兩次。
話說１９０４年９月７日（獨立紀念日），這條正式名字叫做“中央大道”的裏約香街在經曆了２年的土木工程之後以及７個月的門麵裝飾工程之後，終於可以通車了，於是阿爾維斯總統就興致勃勃地坐著車去遊街，但是在這條全長２公裏的大道上隻遊到一半就沒了興致，因為在他眼前赫然出現了數百棟不夠體麵的民房，一點都沒有巴黎香街的風範。
於是，市政當局緊急下令讓這６００多戶人家搬家，這些可憐的人們隻好帶著鍋碗瓢盤到了附近的山頭上安家，成為裏約曆史上第一批ＦＡＶＥＬＡ（貧民窟）住戶。到了第二年，搬遷工程全部完工，新的體麵建築也都巍然屹立了，既然總統本人已經沒有興趣再次前來剪彩，於是選在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５日這一天，由當時的市長佩雷拉·帕索斯舉行了剪彩儀式。
在第二天的報紙上，讚譽之聲鋪天蓋地，比如《論壇報》說：這樣子的一條街在咱們這片土地上橫空出世，就如同曙光一道，預示著一個偉大世紀的到來。
１９１２年，做過外長的裏約布朗科（白河）男爵去世，市政府通過決議將這條街名改稱白河大道，以此紀念這位巴西曆史上最偉大的外交家。裏約布朗科曾經在歐洲大陸做過很多年外交官，但他於１９０２年出任巴西外長後，卻敏銳地感覺到美國的崛起，於是全力提倡棄歐親美，使得“美國主義外交”在之後的近百年曆史中成為巴西外交的核心。
又過了幾十年，到了１９４４年，隨著與白河大道成９０度交叉的瓦加斯總統大道的興建，這條裏約香街才逐漸沒落。瓦加斯總統大道的建設過程中又宣告了數百棟古老房屋的消亡，而ＦＡＶＥＬＡ也開始逐漸興盛發達，隨著後來的城市化進程而登峰造極，在裏約的夜色中璀璨奪目。
《“威”觀巴西》係列 30
雙重身份
馬科斯和塔尼亞夫婦是我在巴西利亞過從甚密的朋友，男的是記者，女的是學者。他們向我們介紹了不少巴西的人文知識，介紹了波薩諾瓦，也介紹了一位著名的叫做希科·布瓦克（ＣＨＩＣＯ ＢＵＡＲＱＵＥ）的歌手。
在巴西歌壇，布瓦克是個很特別的歌手，他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是位著名的記者兼曆史學家兼社會學家，母親是位畫家，並彈得一手好鋼琴。布瓦克在音樂、戲劇和文學等諸領域均有涉獵，在巴西軍政府時代，他的各種類型的作品，每每不畏權勢直言不諱地針砭時弊，與不久前去世的阿根廷著名女音樂家、“新歌運動”代表人物梅塞德斯·索薩一樣，都是拉美左派藝術家的代表人物。
布瓦克１９４４年出生於裏約熱內盧。在成為歌手之前，他本有意當一個建築師，於是在聖保羅大學學了幾年建築，但是他上學期間頻頻翹課，與成為建築師的目標漸行漸遠。那個時候，波薩諾瓦作為一種新的音樂形式，在巴西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年輕的布瓦克也投身其中，盡管他的作曲被著名歌星卡埃塔諾·韋羅索以及後來做了文化部長的吉爾貝托·吉爾等人批評為“了無新意”，但是他還是很快地以文筆辛辣寓意深刻的詞作而脫穎而出，在１９６６年以《樂隊》這首歌而一炮而紅。
１９６８年，布瓦克的劇作《自由的車輪》公演，結果觸怒了軍政府，他也因此獲刑數月。１９７０年，由於軍政府對文藝的控製日益嚴密，布瓦克與一批左派藝術家遠赴歐洲，在意大利待了１年多，於１９７２年回國。這一期間，他的一首叫做《不管你如何》（ＡＰＥＳＡＲ ＤＥ ＶＯＣＥ）已經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戰歌，於是導致他的名字上了軍政府的黑名單，每次隻要署著他名字的文藝作品送到檢查人員手中，肯定會被斃掉，從無獲得通過的機會。
麵對這種情形，布瓦克起了一個假名，叫做儒裏尼奧·達阿德萊德，他甚至還給這位“儒裏尼奧”編了生平簡曆：生於裏約最大的平民窟羅西尼亞，生父不詳，母親阿德萊德是位奴隸後代。曾長期跟著樂隊轉唱南北，最終被人發現了音樂天分，於是從幕後走到台前。
“儒裏尼奧”先後向軍政府提交了三首歌，結果都獲得了通過。為了讓人信以為真，他把他獨立創作的《喚醒愛情》一首歌，加署了一個不存在的“列奧內爾·帕伊瓦”的人作為共同作者。
隨著“儒裏尼奧”的名氣越來越大，１９７４年，布瓦克甚至找了一個不明真相的記者，為“儒裏尼奧”做了一個專訪。
這個叫做馬裏奧·普拉達的記者２０多年後回憶道：那天先是布瓦克跟他聊了半天，兩人喝了好多酒，然後布瓦克說上樓去請“儒裏尼奧”下來。一個小時後，“儒裏尼奧”終於下來了，兩人趁著酒興做了一篇專訪。
記者說，這個“儒裏尼奧”與布瓦克大不一樣，布瓦克靦腆，“儒裏尼奧”風趣，說起來話滔滔不絕。在問到為什麽報上從來沒有登過他的照片時，“儒裏尼奧”回答說，“１９６７年，我與塞爾吉奧·裏卡多在ＲＥＣＯＲＤ電視台舉辦的音樂節上演出時，被裏卡多的吉他掃中了臉，留下了一條大疤痕，所以從來不願意照相。”
這篇專訪後來登在《最後一刻》報上，成為“儒裏尼奧”存在的唯一證據。
不過，到了１９７５年的時候，《巴西日報》披露了“儒裏尼奧”的真實身份，結果軍政府感到大受其辱，於是規定以後在送審作品時，作者們必須提交身份證件的複印件。
爭取“瘋客”權利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時，“瘋客”音樂（ＦＵＮＫ）在裏約熱內盧大行其道，人人趨之若鶩。
巴西人類學家艾爾馬諾·維亞納在他的《裏約瘋客世界》一書中寫道：一到周末，超過１００萬年輕人（約占裏約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四處出沒於全城多達７００個瘋客舞場中……
如此盛況，今天是再也看不見了。
研究瘋客已有１年半時間的裏約州立大學曆史係教授阿德裏亞娜·法喜納認為：瘋客音樂產生於黑人奴隸中，表現的是底層民眾的喜怒哀樂，歌詞大膽直接，動作放肆誇張，因此不見容於白人精英。
２００８年６月份，裏約市政府頒發了第５２６５號法令，規定瘋客舞會主辦者必須提前３０天向公共安全廳備案，需要提供的文件有：公司章程，公司稅號，設備清單，當地居委會頒發的設備安裝技術保證書，聯邦警察局認證的安保公司簽約合同，金屬檢測儀和攝像頭安裝證明，醫護服務提供證明……
這份法令甚至規定：主辦者必須提供充足的移動廁所，至少得保證每５０人有男女各一個廁所。
任何人如果能夠滿足法令規定的所有條件的話，恐怕他在能夠當上“瘋客”前，首先自己得“瘋特”掉。
因此，這份法令的出台，不說是向裏約瘋客舞會判了死刑，至少也得說是上了一道緊箍咒，隻有那種實力強大、財力雄厚、不怕麻煩的演出公司，才有可能組織起一場滿足政府全部要求的瘋客舞會。
據說，這份法令的始作俑者是裏約的前民事警察局局長、州議員阿瓦羅·林斯，原因是瘋客舞會太瘋狂，每每與吸毒啦、打架鬥毆啦等等影響社會治安的事件聯係在一起。令人感到無比諷刺的是，法令是通過了，這個局長大人卻因為涉嫌組織非法團夥、對走私行為網開一麵和洗錢等，被撤銷了職務，現在正接受司法機關調查。
瘋客從地上轉入地下，讓許多愛好者十分不甘心，一個叫做“瘋客之友”的組織應運而生。根據這個組織的估計，目前裏約瘋克世界雖然盛況不再，但是仍有近１萬人靠瘋客生活。這些人包括ＤＪ，歌手，作曲家，領舞者，經紀人等，還包括音響師，司機，助理等一幹中下遊產業的人。
來自羅西尼亞貧民區的著名瘋客樂手列奧納多是“瘋客之友”的主要發起者，他的理由是：“瘋客是難得的幾種低廉的音樂消費形式之一，它發源於貧民區，受貧民們擁戴，但是現在卻不能在裏約演出，這是什麽世道！”
歌手卡特拉則更有政治頭腦。他認為，拯救瘋客，唯一的辦法就是將拯救的行為政治化，聯合一切力量，共同對抗不公平待遇，“瘋客是黑色的、屬於貧民區的受歧視的音樂，所以我們就得有別於其它音樂形式，發出我們更強大的聲音來”。
《“威”觀巴西》係列 22
５％國內生產總值
雖然對於巴西暴力事件不斷的成因，專家們見仁見智，但是有一點共識是：暴力事件對於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兩個領域帶來的後果十分巨大。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每一個遭到謀殺的犧牲者都是國家和社會有關人力資源投資的失利，同時也意味著犧牲者本人所代表的勞動生產能力的消失。這些損失很難用數字來衡量。但是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和巴西地理統計所這兩家巴西最為權威的官方研究機構不畏艱難，對２００４年與暴力有關的事件進行了詳盡的研究，並於２００７年公布了有關結果。
根據這個名為《對巴西暴力事件帶來的損失和後果的研究》的報告，２００４年發生的暴力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９２２億雷亞爾，是當年巴西教育投入的４倍，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５.０９％，平均每人５１９.４０雷亞爾。
這是巴西官方機構首次就暴力犯罪與經濟的關係展開調查。報告指出，暴力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包括受害者救治費用、搶劫造成的人身和財產損失、相關機構和個人的安全保障投入等。由於缺乏可靠數字，司法、刑偵調查等費用未被計入。
報告詳細分析了損失的組成部分，其中公共資金占三分之一，為約３１９億雷亞爾，主要用來加強公共安全（２８１億雷亞爾），另外還有２８億雷亞爾用在監獄係統，９.９８億雷亞爾用在救死扶傷的衛生領域；私營領域受到的損失為２３８億雷亞爾。此外，１４３億雷亞爾用在私人保安係統，１２７億雷亞爾用來買保險，９４億雷亞爾用在處理和歸還盜竊和搶劫所得物品上。
由於治安形勢惡劣，從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私人保安領域蓬勃發展，增長幅度達到７３.９％。２００８年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目前巴西全國共有２６６８家提供私人保安服務的公司，雇傭保安人員４３．１６萬人。而巴西軍隊目前隻有３２．０４萬人，軍事警察也隻有４１．１９萬人。
從２００４年開始，巴西政府開始尋求在現有治安力量之外，重點加強城市治安力量，其中有兩大重要舉措，遵循“一手硬、一手軟”的原則，硬的是成立全國公共安全部隊，軟的是建立全國城市公共安全係統。
這支全國公共安全部隊成立於２００４年，現有８０００人，主要任務是處理都市裏發生的緊急治安案件，比如平息監獄暴動，甚至還包括打擊濫砍濫伐行為。
全國城市公共安全係統則創立於２００８年，主要探討公共安全領域的政策建設，包括打擊執法係統內的腐敗、改善監獄條件、通過民生項目防範犯罪等。從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巴西政府會為這項計劃投入６７億雷亞爾，重點是以裏約和聖保羅為首的１１個大城市。
《“威”觀巴西》係列 23
簽名征集員
雅尼萊妮進入國會大廈後，就把她的那個寫著“允許通行”的出入證收進了皮包裏。“這是一個十分珍貴的證件，我可不能把它給弄丟了”，她說道。
巴西眾議院的５１３個眾議員，每人隻有一個這種特殊通行證，可以自由選擇交給誰來使用。雅尼萊妮的證件從何而來，這是個最高級別的機密，她是不會告訴你的。
很快，雅尼萊妮就在眾議院的等候大廳裏發現了一個目標。她迎上去，將手裏捧著的一個卷宗遞上去：“ＸＸＸ議員先生，勞駕您給簽個字。”那個議員抬頭看是她，二話不說就在卷宗上簽下了自己名字後交給她。臨告別前，甚至還跟她開了句玩笑：“小姑娘，可真是巧啦。昨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占卜者告訴我，我會有兩個孩子，他們的媽媽竟然是隻小豹子！”
這一天，雅尼萊妮穿著一件明黃色花圖案連衣裙，１米５９的身高，配上１０厘米的高跟鞋，看起來嫋嫋婷婷，還真像隻美麗的小花豹呢。
９年前，１９歲的雅尼萊妮·維埃拉（ＪＡＮＩＬＥＮＹ ＶＩＥＩＲＡ）隻身離開家鄉，從東北部海濱城市福塔萊薩到了首都巴西利亞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她結識了一名眾議員，這名眾議員為她指點迷津，幫助她踏入了現在的這個行當――征集簽名。
征集簽名？沒錯，為眾議員們處心積慮泡製出來的各種提案尋找同好，征集足夠的簽名，使得提案能夠得以列入眾議院的議事日程，得到討論，獲得通過。
“議員先生們都很忙，沒有那麽多時間一個個地向５１３個同事解釋自己的提案到底是怎麽回事，所以就把征集簽名的任務交給了像我這樣的人，” 雅尼萊妮解釋道。
一份普通法案需要６０個簽名，收費１００雷亞爾。憲法修正案需要１７１個簽名，收費４００雷亞爾。成立議員小組提案需要１９８個簽名，收費６００雷亞爾。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雖然隻需要１７１個簽名，但是涉及到方方麵麵的利益太多，獲得簽名的難度最大，因此需要收８００雷亞爾。
雅尼萊妮還記得自己第一天踏入這個行當的情形。她請一個議員簽字的時候，對方因為她竟然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而火冒三丈，衝她嚷嚷開了：“你都不知道我是誰，就過來找我簽名！”
這次事件之後，雅尼萊妮痛下苦功夫，從網上下載並打印了全部議員們帶照片的資料，天天研究，到現在，隻要看到某個人的背影，她就能脫口而出：“ＸＸＸ，來自ＸＸ州，ＸＸ黨員，辦公室在ＸＸ號。”
她還研究了一番心理學，比如穿衣打扮，她幾乎所有正式服裝都色彩亮麗。“亮麗色彩的服裝可以更讓人注意到你，”她解釋道。再比如，遇到某個不太願意簽字的議員，她還會跟人拉拉家常，誇他氣色好，“往往這樣聊上兩句天，他就會同意簽字了”。
在眾議院裏像雅尼萊妮這樣的簽字征集員大概有１０多人，但是沒有人的業績做得有她這麽好。一般人征集一份憲法修正案所需的１７１個簽名，需要３天時間，而雅尼萊妮隻需要２天就能交活。由於名聲在外，雅尼萊妮根本不用四處找活，議員們的助理會主動把需要簽名的卷宗交到她的手中。
雅尼萊妮通常每個月的收入在２０００至５０００雷亞爾之間，由於她隻收現金，不存在納稅的問題，因此這個收入也算挺可觀的了。雅尼萊妮還記得２００６年修改稅法期間，“那時候議員們瘋狂提案，有那麽一個月，我為２９個提案征集了簽名，一共收入了１７０００雷亞爾”。
《“威”觀巴西》係列 24
亮紅牌
話說參議長薩爾內總算逃過了一劫，在盧拉總統的力保下，參議院道德委員會以９：７的投票結果，封存針對他的１１項指控，但是有位與盧拉同屬勞工黨的參議員不屈不饒，一周後跳上參議院的講壇，揮舞一張自製的“紅牌”，要將薩爾內罰出場外。
巴西是足球大國，這樣的舉動倒也合乎民族傳統。隻不過，這位可愛的參議員事先沒有考取裁判證書，他出示的“紅牌”隻能與他本人一起登上報紙頭版頭條，對老薩爾內沒有一絲一毫的懲罰作用。
這位參議員名叫愛德華多·蘇普利西，是位在巴西有點名氣的經濟學家、教授，幾年前曾經訪問過中國社科院。他的前妻比他名頭更大，芳名瑪爾塔，是個性學家，在電台節目裏主持過多年性科普節目，這在２０世紀７、８０年代的巴西，算是相當離經叛道了。瑪爾塔出身名門，本人還是個大美人兒。兩年前她出任旅遊部長時，媒體關注的是她戴什麽首飾穿什麽鞋子。去年她辭職去參選聖保羅市市長，可惜沒有選上。
蘇普利西是勞工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巴西政壇也算有點威望，所以瑪爾塔雖然與他離婚，但是依然冠著他的姓，不是念舊情，而是為了拉選票。他老先生好像有點迂腐，他家住聖保羅，平常在巴西利亞開參議院會議，但是卻謝絕了參議院為他提供的公車，自己開一輛沒有空調的小車。他的一位法國作家朋友坐過他的車後，在雜誌上寫文章提到：蘇普利西開車，車速始終低於道路限速。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這天，這位老先生跳上講台，揮舞著紅牌，用《聖保羅報》的說法是，“極具舞台效果”。而且，由於在場的一些攝影記者沒有及時地將這個場麵拍下來，在他的助手的提示下，蘇老先生又將小紅牌揮舞了多次。
不過，在場的一些參議員頗不買賬，一位叫做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Ｏ ＦＯＲＴＥＳ（ＤＥＭ黨）的參議員就當麵質疑他的誠意。這位ＦＯＲＴＥＳ是道德委員會成員，因為他的讚成票不足以讓薩爾內下台，於是與其餘６個讚成票聯合退出道德委員會。照ＦＯＲＴＥＳ的說法，之所以反對票不足，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委員會中原本要參與彈劾的３個勞工黨參議員再加一個支持政府的共產黨參議員在盧拉的勸說下，投了反對票，結果導致戰局瞬間發生變化，數月以來的倒薩運動功敗垂成。
麵對ＦＯＲＴＥＳ的質疑，蘇普利西滿麵通紅，一隻手在麵前使勁舉著，聲明自己的誠意，但是卻隻好無力地抬出勞工黨的章程來為盧拉的幹預辯護：他說過，對於勞工黨來說，道德是十分很重要的，我的批評會讓他重新考慮他已采取的措施。
蘇普利西在參議院的講壇上亮了紅牌，算是巴西政壇上破天荒的第一遭，會在人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但是可惜的是，他選錯了日子：當天，薩爾內沒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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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遊戲
４４歲的馬拉尼昂州人席爾瓦有一天在等車回家的時候接受了《聖保羅報》記者的采訪。他告訴記者，１９９６年當地市鎮選舉的時候，有個市議員候選人試圖以一車土來收買他的選票，“他找到我，給了我一車土，讓我投票給他。我毫不猶豫地就同意了，然後將那車土用來加固我家的外牆。”
這一天，為了配合《聖保羅報》首次進行的選民道德調查，該報記者在巴西利亞中央車站隨機采訪了７個正在等車的普通百姓，其中２個不願意發表看法，１個承認出售過選票，還有４個表示，不是不賣，隻是沒有機會。
５１歲的裏約人諾爾瑪說：“如果有人能替我還債，我當場就把票投給他。也不用多，２０００雷亞爾就夠我還債的了。”
４８歲的皮奧伊州人瑪利亞說：“如果要人想要買我的選票，我也會賣給他。我對我們的政治沒有任何信心，投誰的票都一樣。”
幾天後，《聖保羅報》的統計結果出來了，有７９％的人相信別人有過出售選票的事實，有１３％的接受調查者坦白自己曾經在接受別人給予的金錢、禮物等好處後改變了自己的投票對象，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這一比例高達１９％，而在經濟水平相對發達的東南部和南部，情況稍微好一點，這一比例分別為９％和８％。
１９６５年頒布的巴西選舉法規定，公民隻要年滿１６歲以上即獲得選舉權。目前，巴西共有１.３２億選民，如果有１３％曾接受賄選的話，那就有１７００萬之多，不能不說是一個讓人觸目驚心的數字。很顯然，選舉法中有關禁止買賣選票的規定，僅僅隻是停留在紙上。
每次大選後，選舉法院都會忙得不可開交，因為對賄選和舞弊的舉報紛至遝來，讓法官們無比傷神。據巴西最高選舉法院的統計，近１０年來全國因為賄選、濫用職權等違紀行為被罷免的各級市長、州長和議員多達６６７人。
２００８年底舉行了市鎮選舉過後，多位州長尚未將寶座坐熱即告落馬，其中有帕拉伊巴州州長卡西奧·利馬、馬拉尼昂州州長傑克遜·拉格以及托坎廷斯州長馬塞洛·米蘭達等人。而拉格的繼任者羅斯安娜·薩爾內的卷宗也已經被呈上高級選舉法庭。不過，州長不當也沒關係，這些人目前紛紛表示競選參議員，而且據說贏麵很大。
在每個大選年的前一年，“城頭變幻大王旗”也是巴西政壇的一大奇景。巴西選舉法規定，所有改換門庭的做法必須在選舉開始前一年完成，否則就不能代表新政黨參加選舉。由於２０１０年大選將於當年１０月３日開始，因此從９月份開始，政客們紛紛活動，四處尋找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政治聯盟，至少４５位參議員、眾議員和地方議員們改弦更張，為自己的政治生涯謀求更大發展，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從勞工黨轉投綠黨的前環境部長、參議員瑪麗娜·席爾瓦，原因一則是她不滿政府的環保政策，二則在勞工黨中，她沒有任何機會參加總統選舉，而在綠黨中，她是鶴立雞群的總統候選人。
統計數字還發現，反對派政黨在這場“變旗”遊戲中明顯處於下風。２００６年，三個主要的反對黨（ＤＥＭ，ＰＳＤＢ和ＰＰＳ）一共有１５３個聯邦眾議員席位，但是隨著遊戲結束，他們擁有的席位降為１２７個，在國會中僅占１７％的比例。
《“威”觀巴西》係列 26
漲工資
巴西參議院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不久前全票通過一項決議，表示為了“高薪養廉，適應物價上漲需要”，同意將巴西聯邦高等法院的部長級大法官們的工資從原先的２.４５萬雷亞爾調高至２.６７萬雷亞爾，漲幅達到約９％。
這些部長級法官們是巴西薪水最高的公務員。按照巴西法律規定，他們的收入是“天花板”，其餘各公共機構的公務員參照他們的標準製定，比如參眾兩院議員的薪水是１.６５萬雷亞爾（不過議員們還有特別經費以及各種補貼），總統收入為１.１４萬雷亞爾，副總統收入為１.０７萬雷亞爾。每次法官們調薪，毫無例外地會帶動其它公共機構官員薪水的調整。
與此同時，按照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和國家地理統計局這兩家巴西官方調查機構的統計數字，從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８年，巴西全國家庭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２.８％，其中１０％赤貧家庭收入增長率達到８.１％，１０％最富裕家庭的增幅隻有１.４％。
調查認為，政府連續多年調高最低工資以及諸如家庭補助金等民生政策，是導致窮人收入增幅高於全國平均值三倍的主要原因。這兩家機構在報告中興高采烈地指出：“雖然巴西仍然是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但是全國家庭狀況調查帶來了好消息，顯示全國收入分配有所改善。”
報告中列舉的數字還顯示，盡管貧富家庭收入差距雖然有所改善，但是財富高度集中的情況依然，１％最富裕家庭的收入相當於４５％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富人們３天的消費就相當於１０％赤貧家庭的全年開支。盡管月均收入４４００雷亞爾以上就可以成為巴西富人（很不幸，隨著美元匯率的節節下跌，鄙人距離巴西富人俱樂部的門檻日益遙遠。），但是仍然有約５０００萬巴西人（四分之一人口）家庭月人均收入隻有區區１９０雷亞爾。
最有權勢的人群的工資增長有法律來保障，最貧窮的百姓有政府的補助金來扶持，處於中間的中產階級們和次中產階級們也有辦法來為自己爭取權利。
每年９、１０月開始，巴西的各行各業總要小小地鬧上一番，為自己爭取漲薪權利。從９月中開始，位於南部庫裏蒂巴市的大眾奧迪車廠工人已經與資方針鋒相對了數個星期，工人要求漲薪１０％，資方隻願意調薪７.５７％。幾天之後，位於聖保羅的福特車廠和大眾車廠工人先後宣布全麵罷工，雙方正在討價還價之中。當然，最後雙方總會找到一個平衡點，因為年年物價在上漲，老板不給工人調薪實在說不過去，最多明年把汽車賣得貴一點唄，反正大家一年比一年更有錢。
對我們的生活來說，影響最大的是銀行和郵局。在罷工期間，銀行雖然不至於全麵停業，但是全城僅有數家銀行開張，郵局中積壓數千萬封郵件等待處理。我去寄封快件，郵局人員說，你要是趕時間，千萬別在我們這裏寄，十天半月都到不了，最後我隻好花了比郵局快件多１０倍的錢，找了一家專門的航空快遞公司去寄。罷工的結果是，郵局工人得到了調薪９％再加１００雷亞爾的承諾，而銀行職員的調薪比例也與之類似。
在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通過大法官們漲薪決議的當天，兩名非該委員會成員的參議員憤然離開國會大廈，以此抗議三權“合流”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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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派建築
我已經忘記了到底有沒有去過勒·柯布西耶位於瑞士西北小城拉肖德豐的故居拜訪過。但是在瑞士的兩年中，倒確實是見證了不少有關這位著名建築師的紀念物，尤其是那張１０瑞郎麵值的鈔票。
作為２０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勒·柯布西耶也曾經不遠萬裏地來到巴西，試圖在這片未來之地上實踐他的未來主義建築理念。
１９２９年，勒·柯布西耶為裏約熱內盧做了一個新的城市規劃。他認為，裏約地勢崎嶇，為了能夠構建便捷的交通網絡，最重要的是向空中開發，所以他的主張之一是在城市上空修建高架橋，從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四麵八方。
這位老兄解釋道：之所以會提出這麽個大膽的方案，是因為當他從飛機舷窗鳥瞰裏約城時，看不到任何人類改造的痕跡，所有他有一個強烈到幾乎瘋狂的念頭要讓這個城市看到一點人類參與的冒險遊戲。
胡伊·卡斯特羅在他的那本講述裏約典故的書中說：萬幸的是，１９３０年巴西進行了 改變國家政治體製的革命，新政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把這個項目擱置了下來。
勒·柯布西耶當時的名氣如日中天，日後主持巴西利亞城市設計的盧西奧·科斯塔就是他的忠實追隨者之一。１９３６年，科斯塔為裏約大學城做了一個方案。秉承恩師“空中樓閣”的理念，科斯塔提議在一個湖上建設大學城。首先搭設高腳柱，大學城的主體建築就可以建在由高腳柱支撐的平台上；屋頂上有花園，又有巨大的遮陽蓬擋住驕陽，這樣師生們可以在課間閑逛；整個建築群通過設計精美的橋梁連接。
科斯塔在給勒·柯布西耶的一封信中描述了這個藍圖，之後又提交給了當時的教育部長。不過，由於種種原因，他的方案最終未被采納，大學城建在了遠離這個湖的一片空地上。
１９５５年，庫畢切克當選為巴西總統，雄心勃勃地要在內陸高原建設一座日後被稱作“巴西利亞”的新首都，科斯塔以他的勒·柯布西耶風格的“飛行員方案”（ＰＬＡＮＯ ＰＩＬＯＴＯ）而獲總統垂青。現在都說巴西利亞是“飛機”形狀，不過科斯塔本人後來介紹說，其實他當初是想把巴西利亞設計成十字架形狀的，但是後來考慮到巴西利亞本身的地理形態，因此將十字架的軸彎了一下，成為現在所見的“飛機型”。
科斯塔在他的方案中標之後，就把他的好友奧斯卡·尼邁耶叫了來，由他來設計主要建築。現在巴西利亞的幾大標誌性建築，比如被國人戲稱為“一雙筷子兩個碗”的國會大廈、總統府、有“水晶宮”之稱的外交部、狀如印第安酋長羽毛頭飾的大教堂等等，都是尼邁耶的手筆，尤其是那個猶如飛碟般的國家博物館，更是使得巴西利亞成為未來主義建築的實驗田。
２００９年，尼邁耶在他的百歲生日到來之際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說：你可以不喜歡巴西利亞的建築，但是你不能不承認，那些建築確實很特別。
作為人類建築史上的一個烏托邦，巴西利亞於１９８７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威”觀巴西》係列 28
掘地４０英尺
隨著巴西陸續將２０１４年世界杯和２０１６年奧運會的主辦權收入囊中，馬拉卡納這座巴西最為偉大的運動場無疑將再度大放異彩。
在許多年的時間裏，馬拉卡納體育場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場，它建築麵積１１.８５萬平方米，場內全部草坪麵積１４６１０平方米，足球場草坪麵積為８２５０平方米，設計可容納人數為１５.５萬人，其中３萬個站位、９.３５萬個普通座位、３萬個高級座位以及１５００個包廂座位。
在馬拉卡納的曆史上，按照官方統計接待人數最多的一次是１９６９年８月３１日巴西同巴拉圭進行的一場世界杯外圍賽，球迷總數達到１８.３３４１萬。
但是，在巴西人心目中球迷最多的一次是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６日世界杯冠亞軍決賽中，巴西隊同烏拉圭隊的一場比賽，官方統計人數為１７.３８５萬，但實際觀看人數約２０萬，據說當時跑到和通道以及體育場周圍都站滿了球迷，將整個體育館裏裏外外圍個水泄不通。不過，這場勢在必得的比賽最後竟然以巴西隊１：２失利而告終，巴西人眼睜睜地看著煮熟的鴨子從眼前飛走，使得這一天成為全國災難日，一直留在巴西人的記憶中。
在幾十年中，馬拉卡納見證了“球王”貝利的諸多經典時刻。１９６９年，貝利在這裏打入了職業生涯的第１０００球。在１２.５萬名觀眾的注目下，遠道而來的貝利麵對達伽馬門將安德拉達，果斷起腳射門，罰入一個致勝的點球。
貝利的告別賽也是在馬拉卡納體育場進行。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８日，巴西國家隊和南斯拉夫國家在馬拉卡納體育場進行了一場比賽，這是球王貝利的告別賽，近１４萬觀眾觀看了比賽，比賽結果為２：２，貝利從此結束了自己輝煌足球生涯。
除了體育比賽，這座巴西足球的心髒還承辦很多其他活動。教皇讓·保羅二世曾經在此為巴西人做過祈禱，保羅·麥卡特尼、麥當娜、蒂娜·特納等諸多流行樂壇歌星都在馬拉卡納接受過歌迷的崇拜。
１９９８年，馬拉卡納被定為曆史性建築，受到保護。同巴西許多體育場一樣，馬拉卡納也麵臨年久失修的困擾。１９９２年，一部分欄杆扶手倒塌，造成三人死亡，造成三個看台被關閉。很多觀眾因為尿急而就地解決，使得球場的混凝土結構也遭到腐蝕，球場的衛生設施不足問題也暴露了出來。２０００年，在球場落成５０周年紀念之時，市政府出錢將整個建築粉刷了一遍，同時從安全角度出發，將３萬站位改成座位，對其它座位也進行了調整。馬拉卡納從此將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場的名號拱手讓給朝鮮，目前能容納的觀眾數為約１０萬個。
很少有人知道，１９４１年裏約市政府在舉行該項目招標的時候，一名年輕的名叫奧斯卡·尼邁耶的設計師（沒錯，就是後來那位因為巴西利亞而成名的建築大師）提出，為了省去觀眾爬斜坡的麻煩，看台應建在與街道同一水平線上，而足球場地應該挖地４０英尺。
幸好，他的這一“天才”設想最終沒被采納。
《“威”觀巴西》係列 29
裏約香街
巴西建國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法國皇帝拿破侖，他將葡萄牙王室從歐陸趕到了遙遠的殖民地，沒想到，葡萄牙國王和王儲卻在這片新大陸流連忘返，最後，老國王迫於議會壓力不得不返回葡萄牙，而明明可以同時擔任葡萄牙和巴西國王的新王佩德羅二世卻揭竿而起造了自己的反，拋棄了葡萄牙，隻一門心思地做巴西的王。
拿破侖戰敗後，葡萄牙人和法國人重修舊好，無數法國人前來裏約熱內盧淘金。一時間，巴黎時尚充斥裏約，法音法韻也儼然成為流行語。法國人開設了第一家國際化酒店，以及無數的時裝店和糖果店，一時間裏約人趨之若鶩。１８１９年，法國建築師蒙蒂尼應邀在裏約設計建造了巴法交流中心，成為裏約第一棟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先是用作股票交易所，後來又成為海關和稅務機關所在地，可見這座建築的重要性。
１９０２年，在羅德裏格斯·阿爾維斯總統治下，成立共和國已有多年的巴西想到要在首都修建一條像樣的大道，於是滿世界尋找樣板，找來找去，最後還是選定了法國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
今天，如果你去尋找這條裏約香街的話，你會大失所望的，但是在當年，它可是條繁華的貫城大道，連開街典禮都舉行過兩次。
話說１９０４年９月７日（獨立紀念日），這條正式名字叫做“中央大道”的裏約香街在經曆了２年的土木工程之後以及７個月的門麵裝飾工程之後，終於可以通車了，於是阿爾維斯總統就興致勃勃地坐著車去遊街，但是在這條全長２公裏的大道上隻遊到一半就沒了興致，因為在他眼前赫然出現了數百棟不夠體麵的民房，一點都沒有巴黎香街的風範。
於是，市政當局緊急下令讓這６００多戶人家搬家，這些可憐的人們隻好帶著鍋碗瓢盤到了附近的山頭上安家，成為裏約曆史上第一批ＦＡＶＥＬＡ（貧民窟）住戶。到了第二年，搬遷工程全部完工，新的體麵建築也都巍然屹立了，既然總統本人已經沒有興趣再次前來剪彩，於是選在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５日這一天，由當時的市長佩雷拉·帕索斯舉行了剪彩儀式。
在第二天的報紙上，讚譽之聲鋪天蓋地，比如《論壇報》說：這樣子的一條街在咱們這片土地上橫空出世，就如同曙光一道，預示著一個偉大世紀的到來。
１９１２年，做過外長的裏約布朗科（白河）男爵去世，市政府通過決議將這條街名改稱白河大道，以此紀念這位巴西曆史上最偉大的外交家。裏約布朗科曾經在歐洲大陸做過很多年外交官，但他於１９０２年出任巴西外長後，卻敏銳地感覺到美國的崛起，於是全力提倡棄歐親美，使得“美國主義外交”在之後的近百年曆史中成為巴西外交的核心。
又過了幾十年，到了１９４４年，隨著與白河大道成９０度交叉的瓦加斯總統大道的興建，這條裏約香街才逐漸沒落。瓦加斯總統大道的建設過程中又宣告了數百棟古老房屋的消亡，而ＦＡＶＥＬＡ也開始逐漸興盛發達，隨著後來的城市化進程而登峰造極，在裏約的夜色中璀璨奪目。
《“威”觀巴西》係列 30
雙重身份
馬科斯和塔尼亞夫婦是我在巴西利亞過從甚密的朋友，男的是記者，女的是學者。他們向我們介紹了不少巴西的人文知識，介紹了波薩諾瓦，也介紹了一位著名的叫做希科·布瓦克（ＣＨＩＣＯ ＢＵＡＲＱＵＥ）的歌手。
在巴西歌壇，布瓦克是個很特別的歌手，他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是位著名的記者兼曆史學家兼社會學家，母親是位畫家，並彈得一手好鋼琴。布瓦克在音樂、戲劇和文學等諸領域均有涉獵，在巴西軍政府時代，他的各種類型的作品，每每不畏權勢直言不諱地針砭時弊，與不久前去世的阿根廷著名女音樂家、“新歌運動”代表人物梅塞德斯·索薩一樣，都是拉美左派藝術家的代表人物。
布瓦克１９４４年出生於裏約熱內盧。在成為歌手之前，他本有意當一個建築師，於是在聖保羅大學學了幾年建築，但是他上學期間頻頻翹課，與成為建築師的目標漸行漸遠。那個時候，波薩諾瓦作為一種新的音樂形式，在巴西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年輕的布瓦克也投身其中，盡管他的作曲被著名歌星卡埃塔諾·韋羅索以及後來做了文化部長的吉爾貝托·吉爾等人批評為“了無新意”，但是他還是很快地以文筆辛辣寓意深刻的詞作而脫穎而出，在１９６６年以《樂隊》這首歌而一炮而紅。
１９６８年，布瓦克的劇作《自由的車輪》公演，結果觸怒了軍政府，他也因此獲刑數月。１９７０年，由於軍政府對文藝的控製日益嚴密，布瓦克與一批左派藝術家遠赴歐洲，在意大利待了１年多，於１９７２年回國。這一期間，他的一首叫做《不管你如何》（ＡＰＥＳＡＲ ＤＥ ＶＯＣＥ）已經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戰歌，於是導致他的名字上了軍政府的黑名單，每次隻要署著他名字的文藝作品送到檢查人員手中，肯定會被斃掉，從無獲得通過的機會。
麵對這種情形，布瓦克起了一個假名，叫做儒裏尼奧·達阿德萊德，他甚至還給這位“儒裏尼奧”編了生平簡曆：生於裏約最大的平民窟羅西尼亞，生父不詳，母親阿德萊德是位奴隸後代。曾長期跟著樂隊轉唱南北，最終被人發現了音樂天分，於是從幕後走到台前。
“儒裏尼奧”先後向軍政府提交了三首歌，結果都獲得了通過。為了讓人信以為真，他把他獨立創作的《喚醒愛情》一首歌，加署了一個不存在的“列奧內爾·帕伊瓦”的人作為共同作者。
隨著“儒裏尼奧”的名氣越來越大，１９７４年，布瓦克甚至找了一個不明真相的記者，為“儒裏尼奧”做了一個專訪。
這個叫做馬裏奧·普拉達的記者２０多年後回憶道：那天先是布瓦克跟他聊了半天，兩人喝了好多酒，然後布瓦克說上樓去請“儒裏尼奧”下來。一個小時後，“儒裏尼奧”終於下來了，兩人趁著酒興做了一篇專訪。
記者說，這個“儒裏尼奧”與布瓦克大不一樣，布瓦克靦腆，“儒裏尼奧”風趣，說起來話滔滔不絕。在問到為什麽報上從來沒有登過他的照片時，“儒裏尼奧”回答說，“１９６７年，我與塞爾吉奧·裏卡多在ＲＥＣＯＲＤ電視台舉辦的音樂節上演出時，被裏卡多的吉他掃中了臉，留下了一條大疤痕，所以從來不願意照相。”
這篇專訪後來登在《最後一刻》報上，成為“儒裏尼奧”存在的唯一證據。
不過，到了１９７５年的時候，《巴西日報》披露了“儒裏尼奧”的真實身份，結果軍政府感到大受其辱，於是規定以後在送審作品時，作者們必須提交身份證件的複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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