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揭揭格瓦拉的真實麵目
在埃及公開嫖妓！憤青偶像格瓦拉：竟是古巴殺人狂
他生性殘暴，以觀看行刑殺人為樂事，還活抽犯人鮮血賣到越南牟取暴利。
1967年10月9日，格瓦拉死。
埃內斯托·拉斐爾·格瓦拉·德·拉·塞爾納（西班牙文：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常稱作切·格瓦拉（Che Guevara）。他出生於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遊擊隊領導人。切·格瓦拉於1959年參與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七二六運動”，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在古巴新政府擔任了一些要職之後，切·格瓦拉於1965年離開古巴，在其它國家繼續策動共產革命。首先是剛果，然後是玻利維亞。在玻利維亞，他在一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軍事行動中被捕，並於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維亞軍隊槍殺。死後，他成為了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征。
此人可是西方世界長青四十年的經典半神，其覆蓋麵和受歡迎指數不遜於貓王、約翰·連儂，其價值優越性和政治高度更令搖滾明星們望塵莫及。美國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辛克萊·劉易斯曾將他譽為“拉丁美洲的加裏波第”，斜眼的哲學家薩特則說他是“最完整的人”。此外還有“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訶德”、“塵世耶穌”等等專號。
但是，最近越來越多資料被披露，這個全世界憤青的精神偶像，“偉大的切”原來生活放蕩、嗜殺成性，近乎魔頭。
撕下切·格瓦拉的畫皮
（南方都市報，2007年10月7日“地球周刊”）
浪漫戰士，革命偶像，雖然已經死去數十年，格瓦拉的神話仍在延續，依然鮮活，但他的殘酷不再完全是禁忌話題。在格瓦拉被槍殺40周年之際，法國《快報》記者采訪了他當年的戰友或受害者，他們講述的“另一個格瓦拉”會讓你背上陣陣發冷。
卷曲的濃須和長發，炯炯有神的眼睛，迷人的嘴唇，還有那頂綴有紅星的貝雷帽。40年來，阿根廷人埃內斯特。切。格瓦拉化身為古巴革命的性感象征，他那廣為人知的肖像已經變成一種圖騰。自從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維亞被秘密槍決，全世界至少有2000多萬人穿著“格瓦拉T恤”招搖過市。40年過去，神話仍在繼續。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親曆者開口，越來越多的資料披露，在 “聖徒格瓦拉”的背後，出現了一個“凡人格瓦拉”，乃至“魔鬼格瓦拉”。這些親曆者或是格瓦拉的戰友，或是他的受害者，在格瓦拉閃光的革命生涯剛剛開始之時就與他相識。在他們的描述中，格瓦拉決不是那個眾人熟知的“浪漫遊擊隊員”，他粗暴、專橫，“雙手沾著無辜者的鮮血”。
盧西安諾·梅第納已經81歲，但依然健壯、健談、快活。當年他參加革命，成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貼身通訊員時是一個農民，現在仍然在邁阿密當農民―――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他就到了美國。1957到1958年，在梅斯特拉山脈，是他穿越敵人火線，把卡斯特羅的作戰命令送給其他指揮官：勞爾。卡斯特羅、 CamiloCienfuegos，還有切。格瓦拉。“他們我都認識，”這位曾經的戰士用沙啞的聲音說，“格瓦拉？他對人不好，很差勁。”梅第納回憶說，1958年四、五月間，他和格瓦拉曾經共同守在LaOtilia營地。“一天我閑著無事，躺在吊床上讀美國的《讀者文摘》，切惱怒萬分，一把將雜誌奪去，大吼道：”這裏不準有帝國主義的報刊！‘“（格瓦拉本人則以愛聽”甲殼蟲“樂隊的搖滾聞名）。但是，最讓梅第納印象深刻的，是格瓦拉”殺人如喝粥一樣輕易“。”對他來說，就是即見即殺，非常簡單。一天上午9點左右，我們衝進附近一個小小的咖啡種植園，農場主的名字好像是叫朱安。佩雷茲。切說他是巴蒂斯塔政權的暗探。事實上，這個倒黴的朱安唯一的錯誤就是大聲嚷嚷說他不讚成革命。一個小時後，在朱安的妻子和孩子麵前，切將他槍斃，那三個小孩分別是一歲、三歲和四歲。朱安的鄰居們都很悲痛和憤怒。而我們作為切的戰友，非常反感。我和另外三個人立即離開切，去另一個營地了。此後，從1957到1958年，那一帶共有15個人像朱安一樣被指為叛徒或暗探，被切從肉體上消滅了。“
而這隻是開始。71歲的埃多阿多/佩雷茲正在佛羅裏達過著退休生活，但他曾是“革命戰士”，是格瓦拉著名的第八縱隊的一名指揮官。對於格瓦拉，他的評價也毫不含糊。他說，當時無論職位高低，遊擊隊員之間都存在深厚情誼，但格瓦拉在這方麵的表現卻令人費解。就此他講述了一個令人大開眼界的故事：1958年 11月，切讓埃多阿多等30人出去執行任務―――伏擊巴蒂斯塔當局派出的一支特遣隊，這支特遣隊的目標是格瓦拉所藏身的Escambray高地。“精心準備之後，我們在下午兩點發起了進攻。但是兩個小時後，由於對方火力太強，我們守不住了。於是決定後撤一公裏。當切知道我們後撤後，他竟然切斷了補給！一天過去了，我們粒米未進。然後兩天、三天……在被迫絕食72小時後，幸虧CamiloCienfuegos的部隊從北方過來給格瓦拉送武器，經過這片防區，分給我們一些食物。知道我們的遭遇後，Camilo又給我們留下了一些糧食。後來切提及此事，還信誓旦旦地宣稱：我們的戰士可以被敵人殺死，但不能被餓死 ―――完全是一派謊言。”
81歲的奧古斯丁/阿萊斯。索伯隆說，雖然格瓦拉的偉大形象令古巴蒙上了一層迷人的麵紗，但古巴人對這個全球偶像的魅力感受最不強烈。索伯隆當年是一名記者，現在正撰寫戰爭回憶錄。1958年3月，他在一名攝影師的陪同下，成為數月來首個采訪格瓦拉和卡斯特羅的人。他的獨家報道以連載方式登在當時古巴權威雜誌《波希比亞》上，引起很大轟動。在報道中，切抱怨說人們把他當成一個共產主義者來同情完全是誤解：“我是一個軍人，除此以外我什麽都不是。”
索伯隆說，一到達格瓦拉的營地，他就被那裏的整潔有序震撼了。那裏有麵包爐、診所，還有“反抗之聲”秘密電台的發射設備。“所有的布置都比卡斯特羅那邊好……我也很快注意到切對古巴人的性格完全不了解。古巴人愛開玩笑，愛吹牛，好交際，坦白地說，還有點邋遢。但格瓦拉很謹慎持重，心理複雜，性格嚴峻。你不能說他令人討厭，但他顯然自以為了不起，滿腦子都是優越感。他甚至有些狂妄。一句話，他是個典型的阿根廷人。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者迎來了勝利的日子。切·格瓦拉成了英雄。是他率部隊攻下古巴中部的聖克拉拉，衝破最後一道防線，為占領哈瓦那鋪平了道路。到處一片歡騰，興高采烈。對格瓦拉來說，新的生活開始了。卡斯特羅讓他掌管卡瓦尼亞堡監獄。在這個昔日的殖民地堡壘的高牆後麵，整個1959年，這位阿根廷遊擊隊員將寫下古巴革命中最黑暗的一章，也是他個人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
眾多格瓦拉傳記對他在這段時期的所作所為講得很少，但在古巴的集體記憶中它從未被抹去。在卡斯特羅用熱情的演講煽動民眾時，格瓦拉則著手替他鞏固政權。根據古巴檔案館研究院副院長阿芒多。拉戈的說法，從1959年1月3日到1959年11月26日格瓦拉離開為止，該監獄有164人被執行槍決。這一速度令他成為古巴革命史上最大的“殺人機器”之一（總計殺掉216人），比他更勝一籌的是勞爾。卡斯特羅，據說他直接或間接處決了551人。至於菲德爾。卡斯特羅本人，他比格瓦拉要精於計算，同時慮及後代，從不輕易讓鮮血弄髒他的雙手。
在1959年初，關著約900名犯人的卡瓦尼亞堡監獄每天都響起殺人的槍聲，基本都是晚上進行。被處決者部分曾為前政權工作，經查確係有罪（顯然這應是南都譯者或編輯有意的誤譯或曲譯。轉貼者注）。但在這條長長的死亡走廊裏，也夾雜著很多無辜者，26歲的哈法勒。加西亞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捕前是哈瓦那一名警察，被控1月26日參與謀殺一名革命者。3月13日，經過一場極其草率的審判，他被判處死刑，準備18日執行。他的家人想盡辦法搜集了他清白的證據，並提出辯護，但法庭不予采納。他的哥哥塞吉奧。加西亞找到了格瓦拉的辦公室。“我對他說，請看看這些材料，裏麵有錯誤，請您自己看一看。格瓦拉帶著嘲諷的神情看著我，漫不經心地說，也許你弟弟是清白的，但他穿過那身製服，就該死。然後就把我趕出來了。”如今48年過去了，在位於邁阿密小哈瓦那的住宅裏，塞吉奧。加西亞堅持要念念他弟弟臨終前寫給妻子的信。他的聲音很平淡，但雙手抖動，眼裏含著淚。“我的愛人，這是我此生寫給你的最後一封信了。我們四個月的婚姻生活是世上最美好的日子。我為我的家庭感到驕傲。我瘋狂地愛著你。唯一讓我痛苦的事是我將含冤死去。我必須丟下你了，親愛的，下一輩子見。哈法勒。”
這段時期的一個關鍵證人是雅維爾/阿祖加神父，他當時是監獄的牧師。近50年來他一直保守秘密，直到最近才打破沉默。去年他在波多黎各出版了《古巴 1959：死亡走廊》，書中收集了那些被處決的犯人臨終懺悔，雅維爾曾伴隨他們走過人生最後時刻。他證實，其中數十人是無辜的。他還強調說，切從未打算掩飾其殘忍。恰恰相反，人們越是請求他的憐憫，他越是顯得殘酷。“他完全沉溺於自己的烏托邦幻想中。革命要求他殺人，他就殺人。革命要求他撒謊，他就撒謊。他喜歡當著哭泣的母親的麵在電話裏命令處死她的兒子；當犯人親屬前來探監時，他會故意要求他們從行刑地點走過，那麵牆上滿是新鮮的血跡。”
美國裔古巴作家亨伯特·馮托瓦在《探尋真實的格瓦拉》一書中說，所有他訪問過的人都表示，格瓦拉把屠殺作為生活的作料。他在二樓的辦公室有一部分牆被打掉了，這樣他能在辦公室裏觀賞行刑。一些被處決的男孩還不到17歲，他們是窮孩子，為了軍餉而當兵。其中一個一再求饒，說自己是獨子，參加巴蒂斯塔的軍隊隻是為了掙點錢寄給守寡的母親，但最終還是未能逃過厄運。
馮托瓦認為，對格瓦拉來說，這種屠殺是功利性的，目的是為了鞏固權力。但胡伯爾·馬托斯認為，殺人讓格瓦拉有快感。馬托斯曾是格瓦拉的戰友，古巴革命遊擊隊指揮官，1959年末因為宣稱革命正在走向獨裁被判20年徒刑，關進黑牢。“最初，在梅斯特拉山脈的時候，鑒於類似的知識水平，我們形成了親密的革命友誼，我和他一樣都是大學畢業。但當我發現他在監獄的所作所為後，我就開始和他保持距離。所有人都知道那裏發生了什麽事。”馬托斯說。格瓦拉不在卡瓦尼亞堡監獄任職後，他所建立的審判係統仍照常運行，被處死者甚至包括一名身懷六甲的婦女和兩名修女。
馮托瓦接受采訪時說，人們所讀到的關於格瓦拉的任何信息不但錯誤，而且徹底相反。“在人們心目中，格瓦拉代表自由精神，其實他個性冷酷。他說過，反叛精神屬於反革命，世界所有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在鐵幕後麵，個人主義必須被清除出古巴，他可不是一個嬉皮士。《時代》雜誌把格瓦拉與特蕾莎修女相提並論，薩特把格瓦拉稱為我們20世紀的完人。這完全都搞反了。”
“也許這些事情很難讓你相信他是世界一直在說的那個格瓦拉，”雅維爾神父說：“但說到底，格瓦拉不是神，也不是一個聖人。他隻是一個普通的人，他的心裏也有黑暗。”
在埃及公開嫖妓！憤青偶像格瓦拉：竟是古巴殺人狂
他生性殘暴，以觀看行刑殺人為樂事，還活抽犯人鮮血賣到越南牟取暴利。
1967年10月9日，格瓦拉死。
埃內斯托·拉斐爾·格瓦拉·德·拉·塞爾納（西班牙文：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常稱作切·格瓦拉（Che Guevara）。他出生於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遊擊隊領導人。切·格瓦拉於1959年參與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七二六運動”，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在古巴新政府擔任了一些要職之後，切·格瓦拉於1965年離開古巴，在其它國家繼續策動共產革命。首先是剛果，然後是玻利維亞。在玻利維亞，他在一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軍事行動中被捕，並於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維亞軍隊槍殺。死後，他成為了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征。
此人可是西方世界長青四十年的經典半神，其覆蓋麵和受歡迎指數不遜於貓王、約翰·連儂，其價值優越性和政治高度更令搖滾明星們望塵莫及。美國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辛克萊·劉易斯曾將他譽為“拉丁美洲的加裏波第”，斜眼的哲學家薩特則說他是“最完整的人”。此外還有“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訶德”、“塵世耶穌”等等專號。
但是，最近越來越多資料被披露，這個全世界憤青的精神偶像，“偉大的切”原來生活放蕩、嗜殺成性，近乎魔頭。
撕下切·格瓦拉的畫皮
（南方都市報，2007年10月7日“地球周刊”）
浪漫戰士，革命偶像，雖然已經死去數十年，格瓦拉的神話仍在延續，依然鮮活，但他的殘酷不再完全是禁忌話題。在格瓦拉被槍殺40周年之際，法國《快報》記者采訪了他當年的戰友或受害者，他們講述的“另一個格瓦拉”會讓你背上陣陣發冷。
卷曲的濃須和長發，炯炯有神的眼睛，迷人的嘴唇，還有那頂綴有紅星的貝雷帽。40年來，阿根廷人埃內斯特。切。格瓦拉化身為古巴革命的性感象征，他那廣為人知的肖像已經變成一種圖騰。自從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維亞被秘密槍決，全世界至少有2000多萬人穿著“格瓦拉T恤”招搖過市。40年過去，神話仍在繼續。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親曆者開口，越來越多的資料披露，在 “聖徒格瓦拉”的背後，出現了一個“凡人格瓦拉”，乃至“魔鬼格瓦拉”。這些親曆者或是格瓦拉的戰友，或是他的受害者，在格瓦拉閃光的革命生涯剛剛開始之時就與他相識。在他們的描述中，格瓦拉決不是那個眾人熟知的“浪漫遊擊隊員”，他粗暴、專橫，“雙手沾著無辜者的鮮血”。
盧西安諾·梅第納已經81歲，但依然健壯、健談、快活。當年他參加革命，成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貼身通訊員時是一個農民，現在仍然在邁阿密當農民―――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他就到了美國。1957到1958年，在梅斯特拉山脈，是他穿越敵人火線，把卡斯特羅的作戰命令送給其他指揮官：勞爾。卡斯特羅、 CamiloCienfuegos，還有切。格瓦拉。“他們我都認識，”這位曾經的戰士用沙啞的聲音說，“格瓦拉？他對人不好，很差勁。”梅第納回憶說，1958年四、五月間，他和格瓦拉曾經共同守在LaOtilia營地。“一天我閑著無事，躺在吊床上讀美國的《讀者文摘》，切惱怒萬分，一把將雜誌奪去，大吼道：”這裏不準有帝國主義的報刊！‘“（格瓦拉本人則以愛聽”甲殼蟲“樂隊的搖滾聞名）。但是，最讓梅第納印象深刻的，是格瓦拉”殺人如喝粥一樣輕易“。”對他來說，就是即見即殺，非常簡單。一天上午9點左右，我們衝進附近一個小小的咖啡種植園，農場主的名字好像是叫朱安。佩雷茲。切說他是巴蒂斯塔政權的暗探。事實上，這個倒黴的朱安唯一的錯誤就是大聲嚷嚷說他不讚成革命。一個小時後，在朱安的妻子和孩子麵前，切將他槍斃，那三個小孩分別是一歲、三歲和四歲。朱安的鄰居們都很悲痛和憤怒。而我們作為切的戰友，非常反感。我和另外三個人立即離開切，去另一個營地了。此後，從1957到1958年，那一帶共有15個人像朱安一樣被指為叛徒或暗探，被切從肉體上消滅了。“
而這隻是開始。71歲的埃多阿多/佩雷茲正在佛羅裏達過著退休生活，但他曾是“革命戰士”，是格瓦拉著名的第八縱隊的一名指揮官。對於格瓦拉，他的評價也毫不含糊。他說，當時無論職位高低，遊擊隊員之間都存在深厚情誼，但格瓦拉在這方麵的表現卻令人費解。就此他講述了一個令人大開眼界的故事：1958年 11月，切讓埃多阿多等30人出去執行任務―――伏擊巴蒂斯塔當局派出的一支特遣隊，這支特遣隊的目標是格瓦拉所藏身的Escambray高地。“精心準備之後，我們在下午兩點發起了進攻。但是兩個小時後，由於對方火力太強，我們守不住了。於是決定後撤一公裏。當切知道我們後撤後，他竟然切斷了補給！一天過去了，我們粒米未進。然後兩天、三天……在被迫絕食72小時後，幸虧CamiloCienfuegos的部隊從北方過來給格瓦拉送武器，經過這片防區，分給我們一些食物。知道我們的遭遇後，Camilo又給我們留下了一些糧食。後來切提及此事，還信誓旦旦地宣稱：我們的戰士可以被敵人殺死，但不能被餓死 ―――完全是一派謊言。”
81歲的奧古斯丁/阿萊斯。索伯隆說，雖然格瓦拉的偉大形象令古巴蒙上了一層迷人的麵紗，但古巴人對這個全球偶像的魅力感受最不強烈。索伯隆當年是一名記者，現在正撰寫戰爭回憶錄。1958年3月，他在一名攝影師的陪同下，成為數月來首個采訪格瓦拉和卡斯特羅的人。他的獨家報道以連載方式登在當時古巴權威雜誌《波希比亞》上，引起很大轟動。在報道中，切抱怨說人們把他當成一個共產主義者來同情完全是誤解：“我是一個軍人，除此以外我什麽都不是。”
索伯隆說，一到達格瓦拉的營地，他就被那裏的整潔有序震撼了。那裏有麵包爐、診所，還有“反抗之聲”秘密電台的發射設備。“所有的布置都比卡斯特羅那邊好……我也很快注意到切對古巴人的性格完全不了解。古巴人愛開玩笑，愛吹牛，好交際，坦白地說，還有點邋遢。但格瓦拉很謹慎持重，心理複雜，性格嚴峻。你不能說他令人討厭，但他顯然自以為了不起，滿腦子都是優越感。他甚至有些狂妄。一句話，他是個典型的阿根廷人。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者迎來了勝利的日子。切·格瓦拉成了英雄。是他率部隊攻下古巴中部的聖克拉拉，衝破最後一道防線，為占領哈瓦那鋪平了道路。到處一片歡騰，興高采烈。對格瓦拉來說，新的生活開始了。卡斯特羅讓他掌管卡瓦尼亞堡監獄。在這個昔日的殖民地堡壘的高牆後麵，整個1959年，這位阿根廷遊擊隊員將寫下古巴革命中最黑暗的一章，也是他個人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
眾多格瓦拉傳記對他在這段時期的所作所為講得很少，但在古巴的集體記憶中它從未被抹去。在卡斯特羅用熱情的演講煽動民眾時，格瓦拉則著手替他鞏固政權。根據古巴檔案館研究院副院長阿芒多。拉戈的說法，從1959年1月3日到1959年11月26日格瓦拉離開為止，該監獄有164人被執行槍決。這一速度令他成為古巴革命史上最大的“殺人機器”之一（總計殺掉216人），比他更勝一籌的是勞爾。卡斯特羅，據說他直接或間接處決了551人。至於菲德爾。卡斯特羅本人，他比格瓦拉要精於計算，同時慮及後代，從不輕易讓鮮血弄髒他的雙手。
在1959年初，關著約900名犯人的卡瓦尼亞堡監獄每天都響起殺人的槍聲，基本都是晚上進行。被處決者部分曾為前政權工作，經查確係有罪（顯然這應是南都譯者或編輯有意的誤譯或曲譯。轉貼者注）。但在這條長長的死亡走廊裏，也夾雜著很多無辜者，26歲的哈法勒。加西亞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捕前是哈瓦那一名警察，被控1月26日參與謀殺一名革命者。3月13日，經過一場極其草率的審判，他被判處死刑，準備18日執行。他的家人想盡辦法搜集了他清白的證據，並提出辯護，但法庭不予采納。他的哥哥塞吉奧。加西亞找到了格瓦拉的辦公室。“我對他說，請看看這些材料，裏麵有錯誤，請您自己看一看。格瓦拉帶著嘲諷的神情看著我，漫不經心地說，也許你弟弟是清白的，但他穿過那身製服，就該死。然後就把我趕出來了。”如今48年過去了，在位於邁阿密小哈瓦那的住宅裏，塞吉奧。加西亞堅持要念念他弟弟臨終前寫給妻子的信。他的聲音很平淡，但雙手抖動，眼裏含著淚。“我的愛人，這是我此生寫給你的最後一封信了。我們四個月的婚姻生活是世上最美好的日子。我為我的家庭感到驕傲。我瘋狂地愛著你。唯一讓我痛苦的事是我將含冤死去。我必須丟下你了，親愛的，下一輩子見。哈法勒。”
這段時期的一個關鍵證人是雅維爾/阿祖加神父，他當時是監獄的牧師。近50年來他一直保守秘密，直到最近才打破沉默。去年他在波多黎各出版了《古巴 1959：死亡走廊》，書中收集了那些被處決的犯人臨終懺悔，雅維爾曾伴隨他們走過人生最後時刻。他證實，其中數十人是無辜的。他還強調說，切從未打算掩飾其殘忍。恰恰相反，人們越是請求他的憐憫，他越是顯得殘酷。“他完全沉溺於自己的烏托邦幻想中。革命要求他殺人，他就殺人。革命要求他撒謊，他就撒謊。他喜歡當著哭泣的母親的麵在電話裏命令處死她的兒子；當犯人親屬前來探監時，他會故意要求他們從行刑地點走過，那麵牆上滿是新鮮的血跡。”
美國裔古巴作家亨伯特·馮托瓦在《探尋真實的格瓦拉》一書中說，所有他訪問過的人都表示，格瓦拉把屠殺作為生活的作料。他在二樓的辦公室有一部分牆被打掉了，這樣他能在辦公室裏觀賞行刑。一些被處決的男孩還不到17歲，他們是窮孩子，為了軍餉而當兵。其中一個一再求饒，說自己是獨子，參加巴蒂斯塔的軍隊隻是為了掙點錢寄給守寡的母親，但最終還是未能逃過厄運。
馮托瓦認為，對格瓦拉來說，這種屠殺是功利性的，目的是為了鞏固權力。但胡伯爾·馬托斯認為，殺人讓格瓦拉有快感。馬托斯曾是格瓦拉的戰友，古巴革命遊擊隊指揮官，1959年末因為宣稱革命正在走向獨裁被判20年徒刑，關進黑牢。“最初，在梅斯特拉山脈的時候，鑒於類似的知識水平，我們形成了親密的革命友誼，我和他一樣都是大學畢業。但當我發現他在監獄的所作所為後，我就開始和他保持距離。所有人都知道那裏發生了什麽事。”馬托斯說。格瓦拉不在卡瓦尼亞堡監獄任職後，他所建立的審判係統仍照常運行，被處死者甚至包括一名身懷六甲的婦女和兩名修女。
馮托瓦接受采訪時說，人們所讀到的關於格瓦拉的任何信息不但錯誤，而且徹底相反。“在人們心目中，格瓦拉代表自由精神，其實他個性冷酷。他說過，反叛精神屬於反革命，世界所有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在鐵幕後麵，個人主義必須被清除出古巴，他可不是一個嬉皮士。《時代》雜誌把格瓦拉與特蕾莎修女相提並論，薩特把格瓦拉稱為我們20世紀的完人。這完全都搞反了。”
“也許這些事情很難讓你相信他是世界一直在說的那個格瓦拉，”雅維爾神父說：“但說到底，格瓦拉不是神，也不是一個聖人。他隻是一個普通的人，他的心裏也有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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