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後果很嚴重：中國模式輝煌的沉重代價
--------------------------------------------------------------------------------
中國觀察 2008-11-23 17:12:43
從去年5月份以來，由中宣部主導的充滿血紅底色的大型專欄《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由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等多家中央新聞單位，和各省區市主要新聞單位一起，共同強檔滾動推出了，大肆宣揚中共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的“輝煌曆史”。如今上述主流官媒又如法炮製，用同樣的手法共同強當推出《經典中國、輝煌三十年》係列，為“改革開放”30周年成就大肆鍍金，而將“輝煌”背後越來越伸長的陰影消除得幹幹淨淨。這就如同北京在以傾國之力舉辦奧運，為鳥巢上空絢麗耀眼的焰花人工消雨一樣，掩蓋著由甕安衝突、楊佳襲警、惠州騷亂、孟連動亂，以及襄汾潰壩和三鹿毒奶等事件投下的深重國家烏雲。為此本文的意義則正在於，用具體生動的事實與數據，還原中共30年改革開放“輝煌”神話背後的曆史真相。
最近，國家統計局為了給中共30年“輝煌”神話背書，發表一係列宏觀經濟數據，並且宣揚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似乎今日中國真的是一派繁榮景象：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249530億元，比上年增長11.9%；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居第10位，上升為第4位。2008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3061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0.4%. 2007年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4.8%，2008年上半年上漲7.9%，其中6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漲7.1%，7月份隻上漲6.3%，通貨膨脹態勢在趨緩。據此，主流官媒一致宣稱，從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是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時期。由此來證明由30年改革“輝煌”導因的業績。本文為還原曆史真相，就用真實的熒屏透視一下這30年“輝煌”背後的沉重代價和深重陰影。
（一）生態破壞、環境汙染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官方一直貫徹鄧小平“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經濟高增長模式，走著一條長期靠透資國力，斷子孫飯的，以輸出生態資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環境破壞為代價，來維持的粗放型、掠奪性的自殺式經濟增長模式的道路。就在前年德國舉行的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上，正當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提出質疑的同時，中國無錫太湖爆發了由“藍藻”事件引發的水源危機與人心恐慌，並由此敲響了中國經濟高增長模式的警鍾。30年來，中國長江呈現汙染不斷加劇的態勢，上遊、中遊、下遊的城市，由“發展就是硬道理”導致的化工、造紙、冶金等重汙染企業蜂擁而上，長江汙染加劇的報告以及周邊城市老百姓的反映接連不斷。其實，受到水資源汙染的又何隻太湖？五大淡水湖的其它四湖鄱陽湖、洞庭湖、洪澤湖、巢湖的汙染也都已經非常嚴重，山東的微山湖基本已經廢了，雲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無原始意義上的水質，如今那裏流動的多是汙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靠用水庫蓄水，濟南泉水幾經幹竭，青島人喝的卻是黃河水，河北的廣大中小城市和農村靠的則是深層地下水，而這種地下水的補充非常困難，目前已經嚴重超采，人們喝的已是子孫的水了。發達國家在上百年逐步出現、分階段解決的環境問題，而在我國30年改革“輝煌”如此短暫時間內進行掠奪式發展，就導致環境危機連連爆發。近些年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可謂突飛猛進。此據國家統計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01年，中國石油消費量增長100％，天然氣增長92％，鋼增長143％，銅增長189％，鋁增長 380％，鋅增長311％，十種有色金屬增長276％。這樣的消耗速度，迅速耗盡了國內的資源。中國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儲量僅占世界1.8％，天然氣占0.7％，鐵礦石不足9％，銅礦不足5％，鋁土礦不足2％。到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靠國內資源來支撐今後的發展。從消費總量看，到2010年，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57％，鐵礦石將達到57％，銅將達到70％，鋁將達80％。如此“發展就是硬道理”之“輝煌”所導致的生態破壞與環境汙染，已達觸目驚心的地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場退化、森林資源危機、水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減少等。我國現有荒漠化土地麵積267.4萬多平方公裏，占國土總麵積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萬多平方公裏；我國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我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我國七大江河水係，劣五類水質占40.9％，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我國600多座城市中有 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我國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927萬噸，煙塵排放量為1013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為941萬噸，人民身體健康受到嚴重損害。根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透露的數字，1994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40.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2004年則達到了6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10年間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增長了20億噸，年均增長率約為4%.而另有資料顯示，我國1/3的國土已被酸雨汙染，主要水係的 2/5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汙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計算，我國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的15%.而根據世界銀行按照目前發展趨勢所做的預計，2020年中國僅燃煤汙染一項導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經濟代價就高達3900億美元，占當前國內生產總值的13％。其實，中共這30年以犧牲生態、環境、資源為代價的所謂“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就是試圖借高經濟增長，來維護道義上已無法自圓其說的製度合法性。
（二）國資流失、工人失業
中國30年改革，的確給經濟帶來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國民總收人為例，30年來，從1978年的3645.2億元，到2007年的251481.2億元，翻了巨大的69倍。然而，中國的工人階級卻並沒有分享到改革成果。國家統計，2006年全國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是21010元，而中小國企職工最高的也根本拿不到這個數，實際能拿到10000元的都非常少，特別商業國企職工年工資能收入有6000元就了不起了，受挫最重的商企，足有三分之二的職工下崗，工資大打折扣，如果把這批職工計算進去，年平均工資達不到2000元。而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大肆非正常流失到少數權貴、貪商腰包裏，全國人大代表金誌國曾經指出，“國有資產每天流失一個億”。如此同時，大批工人失業、下崗，無產者淪為無飯者。而那些尚在崗的工人們，卻要受改製後新生企業主的盤剝，工資低得難以為繼。國有企業改為股份製後，企業經營者不僅持有股份，並實行年薪製，年薪所得高於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可見，他們才是改革的受益者。目前，中國勞工群體同分散在全國各地農村中的廣大農民一樣，都處於當今社會最底層，飽受來自社會腐敗，貪官汙吏，雜捐苛稅的貪婪性掠奪。麵對自己隨時有可能失去“飯碗”的生存威脅，他們與全國大多數勞動民眾一樣，親身見證著執政者拒絕“政治改革”條件下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政策所導致的社會不公。現在公務員的工資是普通工人的4.5倍，政府還要假借各種名義給公務員不斷漲工資，實行陽光計劃後，他們又補貼了1萬元多，而產業工人工資5年才漲了幾十元。這是何等的社會不公啊！原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實在《談當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說：“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2700萬人。此外，還有停產、半停產企業職工實際上失去勞動崗位，有些企業還搞了內退、終止勞動合同、有償買斷工齡。能夠就業或再就業的卻逐年減少。”日前，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有關負責人透露，全國今年上半年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代表的紡織行業中小企業倒閉超過1萬多家，有2/3的紡織企業麵臨重整，導致超過2000萬工人解聘。伴隨著大量企業倒閉、停產、縮產，沿海地區以生態鏈條形式存在的產業群落也因此麵臨斷裂的威脅，這將導致更大規模的企業倒閉，失業大軍進一步擴大，弱勢群體生活將進一步惡化。
（三）瘋狂圈地、農民失田
中國30年“輝煌”改革以來，興起了3波近似瘋狂的圈地浪潮，全國各地數以千計的開發區、工業園，大學城等侵蝕了麵積驚人的土地。而房地產業的貪婪性圈地運動，則更充滿了資本原始積累的掠奪性。這些年來，中國地方政府以經濟建設為名，非法圈占違規批用土地，造成大量土地被少數企業壟斷，大片耕地被亂占濫用，土地領域成為腐敗重災區。在這三波“圈地運動”過程中，一些地方采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騙式、掠奪式的辦法“毀農民的莊稼，扯農民的房子，挖農民的祖墳，占農民的耕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曾公開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2萬億元的損失。”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顯示，2007年9月15日至2008年1月15日，全國土地執法百日行動共清查三類土地違法案件3.17萬件，涉及土地336.4萬畝。其中，“以租代征”1.87萬件，圈占土地0.15萬件，“未批先用”1.15萬件。據中國建設銀行發布的數據，2001年初至2007年5月，開發商累計購置土地22億平方米，但實際上僅開發了其中的12.96億平方米，有近10億平方米的土地仍囤積在開發商的手中，足夠供應全國市場5年的開發量。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建設占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每征用一畝耕地，就要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中國“失田農民群體”，將從前些年4000萬人劇增至2030年的1.1億人。此據《中國農業統計資料》平均測算，近三年來，每天平均大約有57個村落從中國大地上結束了它的曆史生命。大陸頗具影響的報紙《南方周末》，曾經發表了題為《“新圈地運動”後遺症──四川自貢高新區征地調查》一文，追述了自貢失地農民抗爭事件的來龍去脈。8年前，自貢市大安區紅旗鄉等地近8千村民被政府集體征地。這8千失地農民中，大多生活麵臨困境，很多人撿破爛度日。失地農民一直在上訪抗爭，但屢次遭遇當地公安部門的鎮壓。這反映了當今中國失地農民的普遍現實。
（四）貧富懸殊、兩極分化
這 30年來，民生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特別是中國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導致兩極分化。對此國際有一個通用的衡量指標，即基尼係數，最小是 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樣；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貧富差距加大，已經達到0．50以上，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超過國際公認的兩極分化警戒線。2004年8月17日，《光明日報》載文指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到0.53或0.54.此據中共中央黨校2006年春季學期進修一班學員的一項課題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相當不均，更為嚴重的是起點不公平。中國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總人口的 80％，中等收入者僅占15％。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透露，中國已有百萬富翁500萬人，千萬富翁14萬人，億萬富翁數千人。50名富豪的財產，竟等於 5000萬農民的年收入總量。中國富人擁有的總資產已超過8萬億元。按照前幾年勞動人事部統計局和工商管理局聯合調查150萬人得出的結論，占人口 8.6%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資產的60.47%，而另外43.73%最貧困家庭隻占有2.9%，這兩組人群的平均相差是103倍。可見，如果我們把資產這部分考慮進去，貧富差距就更明顯了。以上數據無可置疑地充分說明：中國30年來，正在發生著“兩極分化的兩極分化”，在富裕階層一方，超級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間的財富鴻溝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之間的傳統距離。眼下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高速增長的利益，更多地傾斜於少數富人與權貴的腰包，廣大工農弱勢群體的收入，被以市場化過剩的名義大規模地壓低，出現了官商勾結的極度暴富和工農弱勢群體過渡貧窮和被剝削狀態。在社會廣大勞工群體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處於絕對貧困狀態，他們甚至連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維持。這其中有兩種情況：一是隻有最低工資收入，家庭生活難以為繼；二是雖然收入超過最低工資線，但家人患病或遇災害。這種絕對貧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從不公布數據，但我們可以從全國並不全麵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053萬人分析估算，數據應是遠遠大於此的。這些家庭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壓迫。眼下，中國正處在一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中：一麵是弱勢群體深受住房、看病、上學新三座大山壓迫，生活窘迫，無能為計；一麵是中國高檔購物中心過剩，被海外輿論稱之為中國奢侈品市場在“爆炸”。據國際知名的投資銀行高盛公司統計，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12%----比5年前增加了12倍；高盛預測，到2015年，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費國。而在今年3月底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商務部副部長於廣洲也做出類似的預測：到 2014年中國將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有學者曾撰文稱：“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在兩極分化方麵超過了資本主義的美國。”這就是說，當下中國的社會不公，連維護中共體製的學者都看不下眼了。
（五）官民對立、警民衝突
中國30年“輝煌”造成兩極分化事實正在割據中國，導致國民整體情感焦灼與不安，社會貧富對立，官民對抗，警民衝突不斷。眼下，伴隨胡錦濤“和諧社會理論” 的提出，“無直接利益衝突”新語話正在橫掃中國大陸的大街小巷，標示著一種新崛起的社會現象，正在衝擊中共的執政基礎。此據公安部統計顯示，勞資關係、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企業改製重組、移民安置補償等問題，是釀成“無直接利益衝突”類的“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2005年中國發表的《社會藍皮書》表明，從1993年到2003年間，“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最近兩年，群體性維權事件的複雜程度和政府處理難度都不斷加大，已經被中共高層視為來自民間影響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此據公安部發布的數據，中國前年發生群體事件7萬多起。而去年僅1到9月，就發生群體事件17900起，可見其激增的勢態。最近，僅舉辦北京奧運前後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就有：貴州省甕安縣上萬人與警方激烈衝突事件、上海公安遭冤民楊佳襲擊造成六死五傷事件、廣東惠州群體騷亂事件、雲南孟連“7？19”官方開槍打死兩人事件以及昆明連環爆炸多起惡性事件等。中國 30年拒絕政治民主的跌足改革“輝煌”，已經導致了社會的嚴重不公，貪汙腐敗，兩極分化，官民對抗，警民衝突，加之現存社會整合機製已無法對社會結構的失衡、各種訴求變化做出及時反應，所以社會各群體、個人隻能以非常規方式主張權利，表達訴求。
以上事實充分印證，中國30年拒絕政治民主之改革“輝煌”的沉重代價，就是生態破壞、環境汙染，國資流失、工人失業，瘋狂圈地、農民失田，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官民對立、警民衝突；就是以犧牲環境、能源與盤剝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為前提，來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路線做背書。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這 30年來，中國政府一直不遺餘力地追求GDP，為謀“發展”，從“消滅資本家”的一個極端，滑向媚資傍大款的另一個極端，以犧牲社會公平與正義為代價。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麵地坐在資方的立場上，因而拒絕工農成立自發組織，打壓社會群體維權，使廣大勞工群體失去了與資方平等談判的資格，淪為資本市場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導致社會缺乏對資方貪婪發展的製衡力量。中國30年拒絕政治民主的市場化改革的根本問題在於：社會沒有建立起公平的競爭機製，社會腐敗、權力不公導致資源非市場化壟斷分配；加之官商勾結，利用改革名義，大發國有資產不義之財。不民主、不平等的社會製度體係和政策，是中國當代社會走向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
中國跌足改革的30年，引進資本家剝削，但不引進獨立工會約束；隻要政府管治，不要公民社會對治。這便導致了公權私謀與資本貪婪的緊密結合，並隨著產權和經濟體的私有化和自由化過程，共同參與了社會利益的博弈，加快了公權私謀與資本貪婪大肆鯨吞大眾利益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公權私謀與資本貪婪得以聯手通過合法名義修改遊戲規則和不合法的掠奪手段來實現著私利和腐敗。這就是今日中國官媒一致宣揚的《經典中國、輝煌三十年》的“曆史真相”。
--------------------------------------------------------------------------------
中國觀察 2008-11-23 17:12:43
從去年5月份以來，由中宣部主導的充滿血紅底色的大型專欄《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由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等多家中央新聞單位，和各省區市主要新聞單位一起，共同強檔滾動推出了，大肆宣揚中共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的“輝煌曆史”。如今上述主流官媒又如法炮製，用同樣的手法共同強當推出《經典中國、輝煌三十年》係列，為“改革開放”30周年成就大肆鍍金，而將“輝煌”背後越來越伸長的陰影消除得幹幹淨淨。這就如同北京在以傾國之力舉辦奧運，為鳥巢上空絢麗耀眼的焰花人工消雨一樣，掩蓋著由甕安衝突、楊佳襲警、惠州騷亂、孟連動亂，以及襄汾潰壩和三鹿毒奶等事件投下的深重國家烏雲。為此本文的意義則正在於，用具體生動的事實與數據，還原中共30年改革開放“輝煌”神話背後的曆史真相。
最近，國家統計局為了給中共30年“輝煌”神話背書，發表一係列宏觀經濟數據，並且宣揚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似乎今日中國真的是一派繁榮景象：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249530億元，比上年增長11.9%；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居第10位，上升為第4位。2008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3061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0.4%. 2007年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4.8%，2008年上半年上漲7.9%，其中6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漲7.1%，7月份隻上漲6.3%，通貨膨脹態勢在趨緩。據此，主流官媒一致宣稱，從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是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時期。由此來證明由30年改革“輝煌”導因的業績。本文為還原曆史真相，就用真實的熒屏透視一下這30年“輝煌”背後的沉重代價和深重陰影。
（一）生態破壞、環境汙染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官方一直貫徹鄧小平“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經濟高增長模式，走著一條長期靠透資國力，斷子孫飯的，以輸出生態資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環境破壞為代價，來維持的粗放型、掠奪性的自殺式經濟增長模式的道路。就在前年德國舉行的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上，正當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提出質疑的同時，中國無錫太湖爆發了由“藍藻”事件引發的水源危機與人心恐慌，並由此敲響了中國經濟高增長模式的警鍾。30年來，中國長江呈現汙染不斷加劇的態勢，上遊、中遊、下遊的城市，由“發展就是硬道理”導致的化工、造紙、冶金等重汙染企業蜂擁而上，長江汙染加劇的報告以及周邊城市老百姓的反映接連不斷。其實，受到水資源汙染的又何隻太湖？五大淡水湖的其它四湖鄱陽湖、洞庭湖、洪澤湖、巢湖的汙染也都已經非常嚴重，山東的微山湖基本已經廢了，雲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無原始意義上的水質，如今那裏流動的多是汙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靠用水庫蓄水，濟南泉水幾經幹竭，青島人喝的卻是黃河水，河北的廣大中小城市和農村靠的則是深層地下水，而這種地下水的補充非常困難，目前已經嚴重超采，人們喝的已是子孫的水了。發達國家在上百年逐步出現、分階段解決的環境問題，而在我國30年改革“輝煌”如此短暫時間內進行掠奪式發展，就導致環境危機連連爆發。近些年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可謂突飛猛進。此據國家統計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01年，中國石油消費量增長100％，天然氣增長92％，鋼增長143％，銅增長189％，鋁增長 380％，鋅增長311％，十種有色金屬增長276％。這樣的消耗速度，迅速耗盡了國內的資源。中國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儲量僅占世界1.8％，天然氣占0.7％，鐵礦石不足9％，銅礦不足5％，鋁土礦不足2％。到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靠國內資源來支撐今後的發展。從消費總量看，到2010年，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57％，鐵礦石將達到57％，銅將達到70％，鋁將達80％。如此“發展就是硬道理”之“輝煌”所導致的生態破壞與環境汙染，已達觸目驚心的地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場退化、森林資源危機、水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減少等。我國現有荒漠化土地麵積267.4萬多平方公裏，占國土總麵積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萬多平方公裏；我國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我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我國七大江河水係，劣五類水質占40.9％，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我國600多座城市中有 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我國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927萬噸，煙塵排放量為1013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為941萬噸，人民身體健康受到嚴重損害。根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透露的數字，1994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40.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2004年則達到了6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10年間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增長了20億噸，年均增長率約為4%.而另有資料顯示，我國1/3的國土已被酸雨汙染，主要水係的 2/5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汙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計算，我國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的15%.而根據世界銀行按照目前發展趨勢所做的預計，2020年中國僅燃煤汙染一項導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經濟代價就高達3900億美元，占當前國內生產總值的13％。其實，中共這30年以犧牲生態、環境、資源為代價的所謂“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就是試圖借高經濟增長，來維護道義上已無法自圓其說的製度合法性。
（二）國資流失、工人失業
中國30年改革，的確給經濟帶來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國民總收人為例，30年來，從1978年的3645.2億元，到2007年的251481.2億元，翻了巨大的69倍。然而，中國的工人階級卻並沒有分享到改革成果。國家統計，2006年全國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是21010元，而中小國企職工最高的也根本拿不到這個數，實際能拿到10000元的都非常少，特別商業國企職工年工資能收入有6000元就了不起了，受挫最重的商企，足有三分之二的職工下崗，工資大打折扣，如果把這批職工計算進去，年平均工資達不到2000元。而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大肆非正常流失到少數權貴、貪商腰包裏，全國人大代表金誌國曾經指出，“國有資產每天流失一個億”。如此同時，大批工人失業、下崗，無產者淪為無飯者。而那些尚在崗的工人們，卻要受改製後新生企業主的盤剝，工資低得難以為繼。國有企業改為股份製後，企業經營者不僅持有股份，並實行年薪製，年薪所得高於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可見，他們才是改革的受益者。目前，中國勞工群體同分散在全國各地農村中的廣大農民一樣，都處於當今社會最底層，飽受來自社會腐敗，貪官汙吏，雜捐苛稅的貪婪性掠奪。麵對自己隨時有可能失去“飯碗”的生存威脅，他們與全國大多數勞動民眾一樣，親身見證著執政者拒絕“政治改革”條件下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政策所導致的社會不公。現在公務員的工資是普通工人的4.5倍，政府還要假借各種名義給公務員不斷漲工資，實行陽光計劃後，他們又補貼了1萬元多，而產業工人工資5年才漲了幾十元。這是何等的社會不公啊！原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實在《談當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說：“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2700萬人。此外，還有停產、半停產企業職工實際上失去勞動崗位，有些企業還搞了內退、終止勞動合同、有償買斷工齡。能夠就業或再就業的卻逐年減少。”日前，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有關負責人透露，全國今年上半年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代表的紡織行業中小企業倒閉超過1萬多家，有2/3的紡織企業麵臨重整，導致超過2000萬工人解聘。伴隨著大量企業倒閉、停產、縮產，沿海地區以生態鏈條形式存在的產業群落也因此麵臨斷裂的威脅，這將導致更大規模的企業倒閉，失業大軍進一步擴大，弱勢群體生活將進一步惡化。
（三）瘋狂圈地、農民失田
中國30年“輝煌”改革以來，興起了3波近似瘋狂的圈地浪潮，全國各地數以千計的開發區、工業園，大學城等侵蝕了麵積驚人的土地。而房地產業的貪婪性圈地運動，則更充滿了資本原始積累的掠奪性。這些年來，中國地方政府以經濟建設為名，非法圈占違規批用土地，造成大量土地被少數企業壟斷，大片耕地被亂占濫用，土地領域成為腐敗重災區。在這三波“圈地運動”過程中，一些地方采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騙式、掠奪式的辦法“毀農民的莊稼，扯農民的房子，挖農民的祖墳，占農民的耕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曾公開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2萬億元的損失。”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顯示，2007年9月15日至2008年1月15日，全國土地執法百日行動共清查三類土地違法案件3.17萬件，涉及土地336.4萬畝。其中，“以租代征”1.87萬件，圈占土地0.15萬件，“未批先用”1.15萬件。據中國建設銀行發布的數據，2001年初至2007年5月，開發商累計購置土地22億平方米，但實際上僅開發了其中的12.96億平方米，有近10億平方米的土地仍囤積在開發商的手中，足夠供應全國市場5年的開發量。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建設占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每征用一畝耕地，就要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中國“失田農民群體”，將從前些年4000萬人劇增至2030年的1.1億人。此據《中國農業統計資料》平均測算，近三年來，每天平均大約有57個村落從中國大地上結束了它的曆史生命。大陸頗具影響的報紙《南方周末》，曾經發表了題為《“新圈地運動”後遺症──四川自貢高新區征地調查》一文，追述了自貢失地農民抗爭事件的來龍去脈。8年前，自貢市大安區紅旗鄉等地近8千村民被政府集體征地。這8千失地農民中，大多生活麵臨困境，很多人撿破爛度日。失地農民一直在上訪抗爭，但屢次遭遇當地公安部門的鎮壓。這反映了當今中國失地農民的普遍現實。
（四）貧富懸殊、兩極分化
這 30年來，民生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特別是中國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導致兩極分化。對此國際有一個通用的衡量指標，即基尼係數，最小是 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樣；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貧富差距加大，已經達到0．50以上，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超過國際公認的兩極分化警戒線。2004年8月17日，《光明日報》載文指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到0.53或0.54.此據中共中央黨校2006年春季學期進修一班學員的一項課題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相當不均，更為嚴重的是起點不公平。中國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總人口的 80％，中等收入者僅占15％。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透露，中國已有百萬富翁500萬人，千萬富翁14萬人，億萬富翁數千人。50名富豪的財產，竟等於 5000萬農民的年收入總量。中國富人擁有的總資產已超過8萬億元。按照前幾年勞動人事部統計局和工商管理局聯合調查150萬人得出的結論，占人口 8.6%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資產的60.47%，而另外43.73%最貧困家庭隻占有2.9%，這兩組人群的平均相差是103倍。可見，如果我們把資產這部分考慮進去，貧富差距就更明顯了。以上數據無可置疑地充分說明：中國30年來，正在發生著“兩極分化的兩極分化”，在富裕階層一方，超級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間的財富鴻溝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之間的傳統距離。眼下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高速增長的利益，更多地傾斜於少數富人與權貴的腰包，廣大工農弱勢群體的收入，被以市場化過剩的名義大規模地壓低，出現了官商勾結的極度暴富和工農弱勢群體過渡貧窮和被剝削狀態。在社會廣大勞工群體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處於絕對貧困狀態，他們甚至連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維持。這其中有兩種情況：一是隻有最低工資收入，家庭生活難以為繼；二是雖然收入超過最低工資線，但家人患病或遇災害。這種絕對貧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從不公布數據，但我們可以從全國並不全麵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053萬人分析估算，數據應是遠遠大於此的。這些家庭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壓迫。眼下，中國正處在一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中：一麵是弱勢群體深受住房、看病、上學新三座大山壓迫，生活窘迫，無能為計；一麵是中國高檔購物中心過剩，被海外輿論稱之為中國奢侈品市場在“爆炸”。據國際知名的投資銀行高盛公司統計，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12%----比5年前增加了12倍；高盛預測，到2015年，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費國。而在今年3月底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商務部副部長於廣洲也做出類似的預測：到 2014年中國將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有學者曾撰文稱：“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在兩極分化方麵超過了資本主義的美國。”這就是說，當下中國的社會不公，連維護中共體製的學者都看不下眼了。
（五）官民對立、警民衝突
中國30年“輝煌”造成兩極分化事實正在割據中國，導致國民整體情感焦灼與不安，社會貧富對立，官民對抗，警民衝突不斷。眼下，伴隨胡錦濤“和諧社會理論” 的提出，“無直接利益衝突”新語話正在橫掃中國大陸的大街小巷，標示著一種新崛起的社會現象，正在衝擊中共的執政基礎。此據公安部統計顯示，勞資關係、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企業改製重組、移民安置補償等問題，是釀成“無直接利益衝突”類的“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2005年中國發表的《社會藍皮書》表明，從1993年到2003年間，“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最近兩年，群體性維權事件的複雜程度和政府處理難度都不斷加大，已經被中共高層視為來自民間影響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此據公安部發布的數據，中國前年發生群體事件7萬多起。而去年僅1到9月，就發生群體事件17900起，可見其激增的勢態。最近，僅舉辦北京奧運前後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就有：貴州省甕安縣上萬人與警方激烈衝突事件、上海公安遭冤民楊佳襲擊造成六死五傷事件、廣東惠州群體騷亂事件、雲南孟連“7？19”官方開槍打死兩人事件以及昆明連環爆炸多起惡性事件等。中國 30年拒絕政治民主的跌足改革“輝煌”，已經導致了社會的嚴重不公，貪汙腐敗，兩極分化，官民對抗，警民衝突，加之現存社會整合機製已無法對社會結構的失衡、各種訴求變化做出及時反應，所以社會各群體、個人隻能以非常規方式主張權利，表達訴求。
以上事實充分印證，中國30年拒絕政治民主之改革“輝煌”的沉重代價，就是生態破壞、環境汙染，國資流失、工人失業，瘋狂圈地、農民失田，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官民對立、警民衝突；就是以犧牲環境、能源與盤剝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為前提，來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路線做背書。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這 30年來，中國政府一直不遺餘力地追求GDP，為謀“發展”，從“消滅資本家”的一個極端，滑向媚資傍大款的另一個極端，以犧牲社會公平與正義為代價。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麵地坐在資方的立場上，因而拒絕工農成立自發組織，打壓社會群體維權，使廣大勞工群體失去了與資方平等談判的資格，淪為資本市場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導致社會缺乏對資方貪婪發展的製衡力量。中國30年拒絕政治民主的市場化改革的根本問題在於：社會沒有建立起公平的競爭機製，社會腐敗、權力不公導致資源非市場化壟斷分配；加之官商勾結，利用改革名義，大發國有資產不義之財。不民主、不平等的社會製度體係和政策，是中國當代社會走向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
中國跌足改革的30年，引進資本家剝削，但不引進獨立工會約束；隻要政府管治，不要公民社會對治。這便導致了公權私謀與資本貪婪的緊密結合，並隨著產權和經濟體的私有化和自由化過程，共同參與了社會利益的博弈，加快了公權私謀與資本貪婪大肆鯨吞大眾利益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公權私謀與資本貪婪得以聯手通過合法名義修改遊戲規則和不合法的掠奪手段來實現著私利和腐敗。這就是今日中國官媒一致宣揚的《經典中國、輝煌三十年》的“曆史真相”。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