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浙江義烏近三成民營企業資金斷鏈
2008年07月19日 21:23 中國經營報
編者按
浙江義烏昔日的明星企業“金烏集團”，如今因數億元巨債麵臨“土崩瓦解”；企業領軍人、當年“十佳青年私營企業家” 張政建如今也遠遁躲債、去向不明。
本報記者調查發現，金烏集團的困局並非個案。目前在義烏已經有近三成民營企業資金斷鏈。而在浙江這個民營企業多達數百萬之眾的省份，類似的問題極為突出。
令人不安的是，更大的民企“倒閉潮”正在全國蔓延……
上述情況已經引起決策層的關注。近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副總理李克強、副總理王岐山等，以及相關各部委負責人紛紛趕赴各地調研。有消息說，從緊的貨幣政策在下半年不會出現鬆動，但針對中小企業進行的信貸結構調整政策已經進入高層的決策視野。
民企老總出逃調查
7月15日中午，義烏驕陽似火。
400多位浙江義烏知名民營企業“浙江嬌麗襪業製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嬌麗襪業製衣”）的工人，正頂著烈日等待發放今年五、六兩個月的工資。到此日為止，這家工廠已經停工整整15天。
嬌麗襪業製衣的母公司“浙江金烏集團”老總張政建的突然失蹤，是導致這家工廠停工的主因。
據嬌麗襪業製衣的工人們回憶，6月30日，工人們接到公司通知，說從下個月起公司開始停產，讓工人先待在廠裏等待答複，“聽說母公司金烏集團出現嚴重的財務危機”。
目前，絡繹不絕的銀行業務員、法院工作人員和民間高利貸者正在造訪這家集團，試圖討回貸款。不過，由於集團老總張政建失蹤，討債人無法如願以償。
記者了解到，當地企業界對這個昔日的明星企業淪落到今天這般境地的普遍看法是，“實行信貸緊縮政策後，到處都是資金緊缺，金烏集團老總張政建被催逼償還巨額銀行債務以及高利貸，不得不逃逸”。
明星企業突然關門
7月8日，義烏市稠州北路661號金烏集團總部，三麵的大門都已經落了鎖，金烏集團總部辦公室裏淩亂不堪，地上一片狼藉。
附近一家店主告訴記者，前幾天很多人圍在門口討要貨款，一些債主還把一些值錢的東西搬走了，“這幾天沒什麽可以搬的了。連保安都走了，隻留下看門人。”
該集團旗下嬌麗襪業製衣的員工稱，目前公司兩個月沒發工資了，平均欠每位工人3000多元。公司為支付兩個月的員工工資，就要準備100多萬元。在該民營公司幹了11年的楊師傅介紹，義烏勞動監察大隊曾表示如果公司解除與工人的勞動關係，400多位工人的兩個月工資以及勞動補償金總計至少要400多萬元。《勞動合同法》讓這家企業不得不準備出巨資補償。
然而，這僅僅是一筆小數目。據經辦多起追討金烏集團欠款的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某律師透露，金烏集團的債務至少有5億元左右，張政建的逃跑顯然是為了躲債。
義烏市城中中路88號，金烏集團旗下準三星酒店山圖商務酒店所在地，如今成為一個“上演”催債、逼債鬧劇的“舞台”。
7月9日下午，記者見到，寬敞的大堂顯得雜亂不堪，裏麵停滿了自行車；餐廳廚具也被堆積在大堂一角；30多位員工聚集在酒店大堂的沙發上打牌。
員工們告訴記者，他們也是在6月30日下午5點突然接到酒店高層的口頭通知，從此刻開始，山圖大酒店停止營業，當天晚上停水停電。
眼下，酒店停業已經半個多月了，100多位員工仍滯留在酒店等待發工資。
據山圖商務酒店員工介紹，2007年下半年開始，陸續有債主到酒店找張要錢，有一些債主還在酒店白吃白住。4月份曾有一天，酒店門口停了20多輛包括寶馬、奔馳在內的好車，把酒店門口堵得嚴嚴實實，車主都是來要債的。
“張政建在酒店宴請一批債主吃飯，他親口對這些債主說自己有七八個億的資產，還怕欠這點錢不還麽。” 一位當時在包廂的服務員回憶。
但今年5月12日晚上，張政建被幾個債主關在了酒店1010房間，跑不出去。張後來把房間裏的電話扔到了樓下，被保安看見了，保安和員工一層一層查找，最後才解救了張。
還有員工曾親眼目睹，張有一次在宴會廳用餐時被幾個債主用衣服把頭一蒙，塞進車裏帶走了。
據熟悉義烏民間借貸市場的一位法律界人士稱，金烏集團欠債不下5個億，幾千萬元一單的高利貸對於張政建來說是“家常便飯”。
據酒店領班介紹，張政建在2005年7月花了6000萬元把老錦江酒店買下，更名為山圖商務酒店，重張開業。酒店生意一直很好，100間客房幾乎天天爆滿；餐廳的營業額在淡季時每個月盈利至少在20萬~30萬元，旺季時達到40萬~50萬元。但隨著集團債務危機爆發，資金無法回籠，2008年上半年酒店處於虧損狀態。
目前，金烏集團旗下多家子公司幾乎麵臨停業，並出現拖欠工資現象。
記者了解到，創建於1994年的金烏集團在義烏當地曾是民營企業中的明星企業，集農、工、商於一體，主要從事襪業、服裝生產、加工，化纖棉紗等紡織原料批發，酒店餐飲、農業綜合開發等，是義烏市大陳鎮“前五強”民營企業。該集團總裁張政建先後被授予金華市“十佳青年私營企業家”和浙江省“青年星火帶頭人”等榮譽稱號。2003年，金烏集團上繳國家稅收1100萬元，居義烏市大陳鎮首位。
市場艱難加劇資金需求
“金烏集團的債務危機是在2008年春節前後集中爆發的。最早是銀行索債上門，後來擔保公司、部分債主聞訊也都找上了門。”據一位民間借貸人介紹。
2007年12月底，金烏集團在某銀行的2000多萬元貸款到期，那家銀行的行長親自多次上門追討。最後，張以4分的利息從一家擔保公司那裏緊急融到了2000萬元才應付了這次危機，但剛過完春節，新借款又到了還款日。2008年春節後，有人找到上述民間借貸人，想以4分的月利息借1000萬元周轉3個月，這在當時還算是個不錯的“甜頭”，但他後來打聽到是要借給金烏集團就沒敢答應。該人士介紹，這幾年，張政建經常是拆東牆補西牆。
熟知金烏集團的義烏商人何先生介紹，張政建原本是義烏大陳鎮金山村農民。上世紀80年代，張政建在河南、河北等地經銷襪子生意，積累了經驗。1991年，他回到義烏創業，經營襪業批發生意。很快生意做大了，張政建在1994年辦起了浙江嬌麗襪業有限公司。
1998年，張政建組建了浙江金烏集團有限公司，包括“浙江嬌麗襪業製衣”、“義烏萬盛化纖”、“金華江南農莊”、“深圳狄加貿易”、“義烏山圖貿易酒店”等10家在國內的子公司。
“嬌麗襪業製衣旗下有兩個品牌‘山圖’和‘夢丹莎麗’，是浙江省著名商標和金華著名商標。‘山圖’、‘ 夢丹莎麗’當年名氣很大，但現在在市場上都快要銷聲匿跡了。”據嬌麗襪業製衣的員工介紹，由於近年出口形勢不好，嬌麗襪業製衣的出口額開始下滑，加之國內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前幾年企業情況好的時候，年產值超億元，每年上繳國家利稅千萬元。但2008年初開集團會的時候，集團公司給嬌麗襪業製衣定的年銷售額隻有2000萬元。”
據嬌麗襪業製衣人士介紹，張政建本來是想把嬌麗襪業製衣工廠搬到金烏集團在當地北苑開發區占地100多畝的工廠區去，後來出現了資金緊張就沒有搬。記者見到，工人所說這家新工廠已經建好，但大門是封住的，廠內還堆積了很多沒有運走的建築垃圾。據附近其他工廠的工人介紹，這個工廠建好已經大半年了，但一直沒有開工。
麵對國內外服裝銷售連年不景氣的局麵，最終，張政建決心把資金投放到其他領域。
“張政建在2005年左右在迪拜建造了一個麵向國內企業招商的‘龍城’商貿城，共有500多家店鋪。集團在迪拜的幾個公司有200多員工。”知情人說，，張在阿聯酋迪拜設立了阿聯酋金烏集團國際有限公司、阿聯酋山圖貿易有限公司、阿聯酋山圖裝飾有限公司、阿聯酋山圖餐飲有限公司等4家海外子公司。為了維持海外項目，張政建壓縮了其國內企業的資金，甚至包括金烏集團最核心的資產嬌麗襪業製衣。金烏集團曾為嬌麗襪業製衣準備的新工廠也因還不起某銀行貸款而最終抵押出去了。從此，嬌麗襪業製衣等子公司業務更是一蹶不振。
但是，海外業務情況並沒有讓張高興起來。由於最近幾年大批溫州、義烏商人到迪拜去投資商城等房地產項目，張政建的迪拜生意受到激烈競爭，由於國內資金支持越來越有限，張政建隻得從國內銀行或民間融資，據說迪拜“龍城”項目共花費張政建兩個多億，這其中很多錢來自貸款和高利貸。
據知情人士稱，主業萎縮、投資其他產業獲利少、高利貸到期，是金烏集團資金鏈斷裂的主要原因。
“財神”斷貸促老板“蒸發”
據一位銀行業人士介紹，幾年前義烏的銀行信貸政策寬鬆時，一個企業隻要正常運營，並且能保持有較好的效益，有一定信譽，就能從銀行貸到款或者從民間借貸人那裏借到錢。一般而言，這個企業投資其他項目後，賺夠利息差後就要還借貸款。
據了解，金烏集團的嬌麗襪業製衣固定資產有3個億，前幾年企業生意好的時候，年產值上億元，每年上繳國家利稅上千萬元。張政建憑借這些資產和原來從銀行積累起來的信用，近幾年從銀行貸款不下1個億。
“張政建僅從金華市商業銀行稠城支行至少貸款3000萬元。”上述民間借貸人說。
記者7月8日在山圖商務酒店采訪時恰好碰見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送來“送達回證”，上麵“受送達人”寫的是 “張政建”。據這份金華法院案號為“（2008）民二初字第135號”“回證”顯示，該案案由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起訴人恰恰是“金華市商業銀行稠城支行”，記者致電金華市商業銀行稠城支行，對方不肯透露內情。
知情人透露，一些銀行的內部人平時也參與民間借貸活動，因此，銀行對企業是否有借高利貸的情況也都了如指掌，“平時沒出事，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了，銀行不太深究企業的信用問題。但是，今年不同，年初義烏農村合作銀行違規放貸案件案發，該行一位信貸主任放貸幾千萬元給一企業，該企業轉手又將這筆錢放高利貸賺利差，導致銀行的錢收不回來。該案促使義烏監管部門對銀行係統加強了監管，再加上銀行收縮銀根，義烏金融係統徹查現金使用管理情況。由於知曉金烏集團確實存在借高利貸行為，幾乎所有銀行都步調一致地拒絕放貸給張，並紛紛開始向張索債，使得張疲於應付。最終在今年實在扛不住，逃掉了。”
記者了解到，與張幾乎同時失蹤的，還有以前給張做過擔保的幾位民間借貸人。因為，他們的錢也是從其他人手中融來的。
逾200萬浙江民企告急
記者了解到，在義烏，出現資金危機的並不是金烏集團一家，從去年年底到現在，無論是義烏響當當的中型民營企業，還是眾多小私企都陸續倒閉，企業老板也大多下落不明。
義烏市南門街353號是一個5層樓的建築，記者9日前往采訪時，這裏正被裝修為一個婚紗攝影店和兩個兒童服裝店。而半年前，這裏還是義烏著名的快餐連鎖“一帆快餐”的主店。“一帆快餐”老板夫婦因債務危機於2007年年底逃逸。2008年5月，義烏法院將“一帆快餐”房產拍賣1600萬元。
“一帆快餐”是義烏最早發家的快餐店，後來發展成餐飲、住宿為一體的企業，曾被評為“中華餐飲名店”、“浙江餐飲名店”。
義烏一位放高利貸的人士稱，“一帆快餐”發展的項目過多，資金需求大，不得不借高利貸，結果還不上了。他舉例說，“一帆快餐”在赤岸鎮搞了個“豪園農業發展有限公司”，麵積達2000餘畝，集種植、養殖、加工、儲運、觀光旅遊、休閑娛樂於一體，但回報很差，“把錢投進去，卻被圈死了”。
另一個樣板是義烏市保興汽車銷售有限公司。今年6月18日，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以6600萬元的底價將這家公司的112畝土地使用權和部分房屋拍賣償債。這家在當地被稱之為“義烏運輸車銷售巨頭”的公司，也是因為擴張過快，資金跟不上。在2008年6月傳出債務危機後，公司老板葉榮興就下落不明了。據介紹，保興汽車借了超過5億元的高利貸。
“目前，已經有近三成義烏企業資金斷鏈。”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義烏某行業協會負責人介紹，義烏各類生產企業有1.8萬家，麵臨倒閉的大概有5000多家。
而記者了解到，不僅是義烏，浙江的溫州、台州等很多企業都麵臨同樣的問題。
由浙江省經貿委、中小企業局、外經貿廳、省企業聯合會等部門共同完成的《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調查報告顯示，浙江全省200多萬家民企處境微妙，大量中小企業生存麵臨危機。據溫州市經貿委對26個工業重鎮23470家企業調查，目前處於停工、半停工的中小企業有1486家，占6.3%。一些企業認為，現在是“不生產等死，生產是快死”。
義烏玩具行業協會李樟新會長告訴記者，中型民企資金鏈斷裂，會波及上下遊，尤其是下遊的小企業，這種資金危機會像傳染病一樣一波接一波擴大。
民企瀕死催生高利貸繁榮
在義烏，高利貸是司空見慣的。
義烏的商貿電視信息頻道上，某某寄售行“有大量閑錢、幫你解決燃眉之急”等字眼頻頻出現在屏幕上；從事民間借貸的寄售行遍布大街小巷，一個縣級市就高達200多家；月利息從兩三分一路走高攀升至0.1元甚至0.15元……
在民營經濟發展中，民間借貸對於缺資金的民營企業起到很關鍵的作用，但其泛濫無度也引起影響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負麵效應。
月息已達0.15元
在義烏長春六街71號，吃過午飯的宏磊寄售行陳老板慵懶地躺在沙發上看著電視。一桌、一椅、一台電腦外加一張會見客人的沙發和茶幾，跟義烏很多寄售行辦公室一樣，陳老板的辦公室再無其他別的裝飾。
落座、遞煙，記者表示想要“融點資”，陳老板立刻從沙發上坐起來問記者需要多少，記者伸出三根手指頭表示需要300萬元，他連忙表示“有這筆錢、有這筆錢”，隨後陳老板告訴記者“時間長點的話利息低點，短一點的估計會高些”。“怎麽個高法？”記者問。陳老板說：“貸一個星期、半個月、一個月的月利息0.15元，兩個月以上月利息6分。”
“0.15元，這麽高！”見記者吃驚，陳老板連忙解釋，因為聽記者口音不是當地人，怕有風險，所以利息會高些，他還告訴記者，即使是熟人，短期的利息也決不會低於0.12元、0.13元。陳老板還告訴記者，在所有寄售行貸款，必須都要有抵押物，並且抵押物一般都要高出貸款的額度，比如你要貸300萬元，抵押物必須要在400萬元左右。抵押物一般是商品房、商鋪、汽車或者廠房，“但即使有抵押物，我們一般都不貸半年以上，風險太大，我們都控製不了。”
陳老板說，他之前是做小本買賣的，一年前看到開寄售行“錢來得快”，就和另外一個朋友一起出了點兒資合夥開起來了，“我們還算小的，兩個人加起來也不過千把萬，規模比我們大的多得是，有的動輒就是上億元的盤子。”
陳老板的寄售行對麵就是義烏著名的國際商貿城，而緊挨著國際商貿城的寄售行大大小小有三四十家。而在市中心的江濱路、化工路，寄售行密度更高達七八十家，一些寄售行甚至門挨門。
記者了解到，目前在工商局注冊登記的義烏擔保公司共有30家，但寄售行至少有200多家，一年多的時間，一個縣級市湧現出如此多的擔保公司，足見民間閑散資本的巨大。
“到銀行貸款，需要抵押，審批時間也很長，等拿到貸款，機會已經錯失了。”陳老板說。
高利貸“企業”
在義烏，高利貸的渠道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寄售行、典當行、擔保公司、投資公司的形式變相掛牌開辦的高利貸機構，另一種是個人通過小圈子私下借貸。無論是哪一種，貸款月息據稱至少都在6分以上。
一位在民間借貸業浸淫了多年的義烏人薑永告訴記者，很多放高利貸的人采取類似傳銷的方式發展下線。以個人借貸為例，做這個行當像經營企業一樣，本錢就是家底和信用，錢是產品，利息差就是利潤。放貸人利用那點家底和信譽作為資本，從上線以2~3分的月息把錢吸收進來，也就是“進貨”，然後再發展下線，以6~7分月息“出貨”，從而賺取利息差，這就是他的利潤。
很多情況下，放貸人的上線都不知道錢最終用於哪裏。放貸人隻要有下線能還錢，他就可以把從上線借來的本金和利息還給上線。經過這樣的周轉，放高利貸的人就能維持“企業”運轉。
“錢肯定不能放在一個下線那裏，比如說我手頭上有1億元，絕不能把這1億元投給一個人，我可以拆解成5000萬元、3000萬元、2000萬元，以較低的利息把5000萬元投放於較穩定的項目，3000萬元、2000萬元可以以較高的利息投放給風險大點的項目，如果在半年內我的5000萬元本金和利息能收回來，即使3000萬元、2000萬元仍然套著我也不怕，大頭活了整個盤子就活了。”薑永稱，現在很多寄售行、典當行、投資公司就是如此運作的。
薑永透露，目前許多擔保公司也在高利息的誘惑下調整了業務，不再對中小企業進行借貸擔保，轉而自己直接放貸。
“目前擔保公司的實力還是比較大的，一般都是有背景的企業或者資金雄厚的個人。寄售行一般都是私人的，幾個人合夥，錢不夠還可以再從別處借。實力大的公司還能從銀行那裏貸到款。” 薑永說，“但這種生意風險也很大，給金烏集團放貸的人就已經遇到風險了。”
借貸糾紛案件增多
近年來，民間借貸糾紛的案件不少，而且往往牽涉到刑事犯罪，比如放高利貸者，為了追討債務，與黑惡勢力聯手，采取暴力手段收賬。在義烏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債務專業快速清收”的追債公司廣告。
據熟悉義烏民間借貸市場的陳先生稱，他所知道的金烏集團兩大債主一個姓楊、一個姓周。楊、周兩人都借給張政建好幾千萬元。據山圖商務酒店員工證實，這兩位債主經常在酒店出現，其中楊某有一段時間吃住都在酒店。2008年除夕夜，楊在該酒店點了兩桌有鮑魚和魚翅的年夜飯，每桌價格388888元，楊吃完後簽單而去。而周姓債主就沒那麽幸運了，他貸給張建政的錢也是從別人處借來的，當張政建失蹤後，周的錢也“雞飛蛋打”，在6月中旬的一天，周被幾位上線債主關在酒店某房間毆打了一頓。
據浙江東邦律師事務所應旭海律師介紹，現在七成的案子都是借貸糾紛。
“2007年2月份東陽的吳英因涉嫌非法集資被逮捕，2007年7月份義烏的毛紅霞因涉嫌非法集資被逮捕。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借貸才漸漸被提到社會監控的日程上來。”應旭海律師表示。
今年3月，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億多元，義烏人毛紅霞被義烏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並處罰金30萬元，這是繼吳英案後當地公開的又一起涉案金額比較大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義烏市法院審理查明，2006年6月開始，毛紅霞以投資房產為名以高額利息為誘餌，通過他人介紹、電視廣告等途徑尋找借款人員，向一些投資公司及不特定個人吸收存款，共計吸收存款10379.32萬元。所得資金用於投資房產和放貸，除已歸還借款本金的3496萬元外，其餘所借巨額資金皆不能歸還。
高利貸的日漸活躍以及缺乏有效監管，導致大量的訴訟案件爆發。來自義烏法院的數據顯示，去年義烏民間借貸引發的涉訟金額為8億元左右，而今年一個季度就已經達到了這個規模。
曙光閑話
經濟粗放政策不能粗放
原本是給房地產行業下的藥，沒想到製造業倒有了不良反應。從2003年以後，針對房地產行業的過熱現象，國家就開始以抽緊銀根和地根的方式加以調控，但由於房地產行業與地方政府及銀行業的利益關係太過密切，房地產行業是屢次打壓屢次反彈，愈戰愈強，房地產行業的頑強加頑固終於在去年上演了一波“房價也瘋狂”，招致中央出台更為嚴厲的貨幣緊縮手段，存款準備金率達到曆史最高位。現在房地產行業是初出現疲態，可房地產惹禍殃及池魚，製造業企業已經是命懸一線。
給房地產業吃藥，製造業拉稀，說明我們的政策製定的精確性還有待提高。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是粗放型的，我國以每年消耗全世界31％的煤、30％的鐵礦石、27％的鋼材、40％的水泥，卻隻創造了占全世界4％的ＧＤＰ。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高汙染，低勞動成本，低環境成本約束等等是粗放型經濟增長的特征，要改變這種粗放型特征需要有一係列的經濟政策導向，需要一係列的配套措施來完成。而我們現在的決策往往以簡單應對複雜，以單一應對綜合。如對待資產性泡沫和貨幣流動性過剩，就是以從緊的貨幣政策應對。一般來講這也沒有什麽不妥。但是卻忽略了中國企業的特殊性。發達國家是企業自有資金占大頭，並不十分依賴銀行的貸款。但中國企業不一樣，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國企業一出生就是缺乏自有資金的，從計劃經濟的統收統支，到依賴財政、依賴銀行、到現在的依賴股市，企業一直缺少自有資金的形成機製。所以貨幣政策從緊這根繩一勒，不但房地產企業受罪，製造業企業更受罪，甚至可以說製造業企業比房地產企業更不經打。現在看來，不是大家爭論的“是房地產企業先死還是銀行先死”，而是製造業先死。而從中國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結構來看，恰恰是製造業企業最不該死。因為從經濟全球化角度來看，“中國製造”是最有價值，也是最值得發展一個領域。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也是實行貨幣緊縮政策，企業技改沒有自有資金，當時企業流行語是“上項目是找死，不上項目是等死”。今天企業的流行語則是“生產是快死，不生產是等死”，其實意思都一樣。過去是國有企業這麽說，現在民營企業還是這麽說。
當然，對政策的粗放性人們還可以有另一種說法：“這是優勝劣汰，促使企業升級”。但問題是企業沒有今天哪來的明天？更進一步講，由於政策的粗放，籠統的“一刀切”其結果可能是“劣勝優汰”。低質企業來點歪門邪道也許能活過來，光明正大的企業倒可能先倒了。對政策的製定者來說，就是隻見其殺招，不見其支招。說是“區別對待，有保有壓”，但如何區別對待，怎麽有保有壓，卻不見下文。
政策的粗放性還有另一種表現，就是追求單一指標。說是壓傷亡，就是封礦井，也不管煤炭供應是否能跟上。說要壓事故，就是封路段，也不管運輸受多大影響。錢多了，就是一個“緊”字，速度快了，就是一個“降”字。但不是所有行業都應該“錢緊”，所有企業都應該“降速”。中國很多行業和企業現在需要的是“鬆綁提速”。這就需要經濟政策的精細化，這當然是要需要苦功夫，真功夫。但要改變中國粗放性的經濟增長模式，沒有精細化的經濟政策肯定是不行的。要以精細對粗放，而不能以粗放對粗放。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
利息支出漲了五成
民企盼望信貸結構改善
“壓根就貸不到款！”
在義烏市商城大道國際商貿城二期南大廳的浙商銀行義烏分行大廳裏，剛從信貸科出來的私企老板李至成拿著自己的房產證、企業購銷合同、信用證等貸款手續又一次空手而歸，這已經是他跑的第三家銀行。
李至成無可奈何地告訴記者，麵對融資環境較為緊張的局麵，即使手中有地產、房產等抵押物，也貸不出錢。
義烏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發展迅速，企業數量多、發展潛力大，一直被當地各金融機構視為“香餑餑”，爭相發放貸款和吸收存款。然而，現在幾乎很少企業能貸到款。從以前的“香餑餑”到現在的吃“閉門羹”，義烏中小企業正遭受巨大的反差。
銀行捂緊“荷包”
“在2007年1至2月，我們行投向中小企業的信貸資金占全行總量的76%，但今年同期，這個比例估計連15％都沒有。”據工行義烏支行一位人士介紹，去年該行，一直把中小企業作為信貸扶持的重點，但在今年從緊的貨幣政策背景下，義烏各金融機構信貸規模不同程度趨緊，部分中小企業和個人成為銀行的壓貸對象。
根據人行浙江分行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浙江全省存款餘額29030億元，貸款餘額24940億元，存貸比達到86％，全省資金缺口非常大，人行安排2008年全國信貸增速大體為13.86％（2007年是15％以上），即便考慮到各商業銀行對浙江實行信貸傾斜政策，浙江省全年信貸增量預計還是難以超過2007年4180億元的水平。浙江省一季度企業融資景氣指數為104.9，分別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下降12.6和10.9，中小企業融資景氣指數更是處於不景氣區間，僅為95.9，有21.1％的中小企業感到融資困難，部分企業已經顯現資金鏈斷裂的現象。
據記者接觸到的部分民營企業反映，以往各銀行通常在一季度將全年貸款額度的60％以上發放給企業，而大部分企業也是在每年一季度從銀行獲得貸款來維持或者擴大再生產。由於今年銀行一季度貸款總額大幅減少，大部分民營企業難以從銀行得到資金支持，因此感到資金壓力空前。
一邊是日益稀薄的產品利潤和日益緊張的資金壓力，一邊又是高昂的融資成本，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被逼到了牆角，很多企業開始嚐試高利貸。
浙江省銀監局今年6月份的一份調研報告，公布出浙江中小企業因借高利貸而倒下的“死亡名單”。在台州市15例因經營失敗逃逸的企業案例中，多數企業涉及民間借貸。
銀根緊縮效應凸顯
銀行信貸緊縮致使本來就存在貸款難、擔保難的民營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不斷攀升。
根據浙江省“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報告顯示，在工業經濟發達的杭州市蕭山區，一季度，該區規模以上企業應收賬款淨額和產成品存貨增長3成，兩項資金占有430.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2.8億元，流動資金周轉天數同比延長8天，資金沉澱導致資金需求大幅上升，企業財務成本和主營業務成本上升近25%。
據建行義烏支行一位人士告訴記者，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該行個貸控製趨緊，必須是省行的VIP客戶、AA級客戶，其次還要求是省級簽約重點客戶，並且近幾年信用紀錄良好才可放貸。僅這些條款就把大量中小企業拒之門外。而此前，個貸隻要有抵押就行了。
據參與浙江省“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調研的一位成員介紹，銀行信貸規模收縮後，中小企業信貸供給更加趨緊。今年浙江省工行、農行、中行、建行新增貸款由2007年的1487.27億元縮減為1093.69億元，減少了四分之一。而在中小企業的中長期貸款中，技術改造貸款占比已從2000年的16.09%下降到2007年的0.97%，下降了15.12個百分點，這導致中小企業貸款結構矛盾十分突出。
銀行貸款利率上浮過大又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目前，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高的達80%，特別是銀行為了防範風險，采取存單質押等方式，使中小企業在銀行的綜合融資費率達到了11.65%。
據浙江中小企業局統計分析，由於受銀行利率上調和民間高息借貸等影響，2008年1~4月份，全省規模以上中小企業財務費用增長40.55%，其中利息淨支出增長45.18%。溫州市800家企業財務費用支出增長51.7%，利息支出增長51.2%。
信貸政策怎麽調整？
7月9日上午，長期工作在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第一線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提出，“堅持從緊貨幣政策是一個前提，不過也不要繼續再緊縮了。央行應該改善和調整信貸結構，滿足中小企業對於流動資金的需要，一刀切隻會損害我們的經濟發展”。
“在當前依然維持不適當的低利率的條件下，大中型銀行將信貸更多地投向大中型企業。而規模較小的小企業融資相當困難。目前，這種情況已經使得民間借貸的利率直線上升。小銀行機構由於吸存能力較弱，經營地域狹窄，資金的回旋餘地很有限，尤其是一些發展勢頭迅猛的優秀小銀行，在‘一刀切’的調控麵前，隻能望洋興歎了。” 浙江省資本與企業發展研究會理事長、浙江金融職業學院教授應宜遜認為。
應宜遜認為，現行的貨幣政策措施不利於理順經濟關係、抑製通脹，反而會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
應宜遜給出的解決思路是：首先，迅速糾正存款負利率。例如，設定一年期存款利率不低於7%，活期存款利率不低於3.5%，貸款利率則“市場化”，放開上限。這樣，貸款利率肯定會上升得比較高，進而，那些負債率高的企業，如房地產企業、某些大企業集團等，便會因負擔過重而使貸款需求下降；小企業和微小企業則由於負債率低，承受得起較高的利率，從而貸款需求仍然能夠得到較好的滿足。
其次，實行差別存款準備率，同時適當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對於那些發放小額貸款的銀行機構，應當按小額貸款占各項貸款的比例調減存款準備金率；並且，存款準備金率也應適當下調（比如，不超過12%）。
同時，對於小型銀行機構（比如資產總額不足200億元的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不實行信貸“準規模”控製；僅嚴格實行75%的存貸比例控製，任何時點均不允許突破。
高層調研民企倒閉潮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19日 21:23 中國經營報
高層調研民企“倒閉潮”
“區別對待、有保有壓”政策將實施
“國家對於溫州中小企業現狀已經有充分認識，並給予了高度重視。從多部委密集調研的情況來看，國家應該會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出台一些政策緩解中小企業壓力。”參加了多次調研座談活動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
浙江有關部門在5月上書給中央有關部門的“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報告中建議，積極實施穩健的金融政策，化解中小企業資金短缺困境；建議增加中小企業貸款額度，穩定銀行準備金率，適度降低貸款利息，優化融資期限結構。
大批中小企業虧損乃至倒閉的情況以及當前外貿、金融等方麵發展的嚴峻形勢，已經引起高層的高度關注，7月初，一場密集的調研鋪開了。
7月4日至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赴江蘇、上海；7月4日至5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赴廣東考察；7月6日至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赴杭州、溫州調研；7月3日至5日，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赴山東調研。除了中央領導之外，相關各部委如商務部、銀監會、國稅總局等負責人也紛紛出動，多次造訪浙江、廣東等地。
7月4日至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近期在江蘇、上海就經濟運行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時就指出，當前重點要抓好的工作之一，就是把抑製通貨膨脹放在宏觀調控的突出位置，多管齊下，標本兼治，努力把物價漲幅控製在經濟社會發展可承受的範圍內。
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山東調研時也表示，要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要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加強金融服務，防範金融風險，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落實好‘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方針。”
分析人士認為，隨著內外部經濟環境進一步變化，下半年我國出口增速將繼續放緩，進口將保持快速增長勢頭，但外貿形勢變化導致我國經濟運行出現“硬著陸”的可能性不大。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之前就曾表示，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總體是平穩、快速、高效，還沒有出現滯脹的苗頭，宏觀調控還會繼續貫徹從緊的貨幣政策。
對於今年上半年我國沿海一些出口企業大量關門停產的現象，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表示，人民幣匯率變化、宏觀調控措施、世界經濟下行等多種因素結合在一起，對我國企業的出口形成一些影響，但我國出口受各種因素影響所產生的變化仍在合理的區間。我們對高汙染、高能耗、資源型的“兩高一資”產品結構的調整，對汙染產品的限製要繼續堅持。
“要‘有保有壓’。‘壓’的就是這類企業。”仲大軍表示，觀察一下國內的二元社會結構現實，就可以看到還有許多欠發達地區，許多部門需要資金發展，許多產品也不是在國內沒有銷路，因此，中國企業外銷不行，完全可以用內銷來補。
報道反饋
周期變動的糧價才是最佳調控手段
糧食安全問題內涵已經轉變
一個經濟體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對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生產固然有不利影響，但同時還存在有利影響，科技進步、基礎設施的改進、生產工具的現代化，都有利於提高糧食等農產品的產量。我國改革時期糧食生產增長趨勢說明這一點。結合需求方麵情況考察，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保障我國長期糧食安全目標是完全可能的。
從需求來看，人口結構和收入增長決定糧食消費。人口專家估計，我國人口達到峰值時可能是14.5億~15.0億，比目前13.1億人口增加約10%~15%，明顯低於較早時期預測的16億甚至更多。
我國未來糧食需求總量大概會見頂於5.5億噸~5.8億噸，而不是上世紀90年代預測的6億噸到9億噸。隻要市場化體製不倒退，農業科技不倒退，未來實現糧食產量小幅增長應不存在特殊障礙。我國糧食供給長期絕對緊缺甚至匱乏的傳統糧食安全問題很大程度上已經解決。新時期糧食問題的實質是糧食市場價格周期變動調節供求關係問題。
糧食在最低數量範圍內消費需求彈性很小，因而保障國民基本糧食需求滿足具有特殊的政策底線含義。
隨著社會承受能力提高，應有可能更大程度發揮市場調節供求的基礎作用。
放得開管得住的糧食市場
中國是大國，糧食是基本生活必需品，政府管理和調控對保障糧食安全以及避免市場過於劇烈波動都是極為必要和重要的。然而隨著我國經濟體製環境逐步轉型，糧食體製和政策一些深層問題也需要盡快逐步解決。就建立完善市場糧食開放環境下流通體製角度看，雖然過去十餘年市場化取向改革在零售、批發、加工等方麵取得實質性進展，然而在庫存和儲備調控、貿易體製政策等方麵還有待進一步深化改革和調整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將商業庫存和安全儲備功能分開，政府掌握一個確保安全、成本相對較低儲備數量，應對市場突變或不測危機之需。對於調節季節性市場供需矛盾的糧食庫存職能，允許和鼓勵更多企業更大程度地承擔與參與，這樣有助於鼓勵競爭並通過企業分散決策發現和形成糧食市場價格，並促使農民在市場中獲得更多利益。隨著總量調控通脹政策有所見效，應較早解除目前短期糧食貿易限製，以便讓糧農和相關企業從新一波國際糧價大行情中獲得相應利益，並對全球糧食市場穩定做出積極貢獻。糧食與農業生產資料對外貿易寡頭壟斷體製這個長期問題也可以較早提上改革日程。
國內糧價尚未到達曆史峰值
就國內來說，1995~1996年前後糧食生產和糧價達到周期性階段高峰，隨之出現改革以來第三次糧食相對供大於求。伴隨產量、進口和庫存大量增加，糧價持續八年下降，直到2003年才開始反彈，目前糧價仍處於本輪周期上漲通道。小麥(2162,3.00,0.14%,吧)、稻穀、玉米(1901,-8.00,-0.42%,吧)這三種穀物價格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別上漲了8%左右，屬於相對溫和的上漲，對一般物價的影響比較有限。今年1月份，糧價還有所下跌。現在國內糧價低於國際糧價，比上一周期1995年前後峰值水平也還低兩成左右。
眼下國際糧價暴漲，國內價格較低，一些地方還賣糧難，這種不協調現象需要引起關注。在開放經濟環境下，通常時期，國內糧價特別是沿海地區糧價應該基本和國際接軌。保護糧食安全，最可靠的是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就是讓農民在糧食價格上有利可圖。這倒不是說一定要用財政手段拉高糧價，而是應當讓市場供求決定價格。
事實上，糧食供求和糧價的波動是有周期性的。糧價周期性低了，農民種糧收益低了，人為推高成本會非常高；反過來，糧價高了，最好不要人為壓低，讓農民比較充分地得到糧價市場調整的利益。價格波動是市場應對和調節供求變動的重要手段，沒有波動就沒有調節。
我們現在由於種種考慮，一方麵對糧食出口實行較多限製，釋放較多庫存，這會在一定時期增加國內糧食市場供應和壓低糧價，同時在客觀上減少了農民從市場交易中獲得收益；另一方麵，我們通過提高收購價等政策補貼糧食生產。一手抑製價格，一手提高價格，政策關係還有待理順。
觀察過去30年糧食市場的供求關係，不難發現農民糧食生產決策對於市場價格預期存在顯著反應。即便沒有財政補貼，如果市場糧價上升並使農民相信未來一段時期價格較高，農民就會多種糧食從而使供給增加；價格低了，就調減生產和供給。30年的經驗說明，糧食市場確實有波動，然而並未重現曆史時期揮之不去的糧食絕對匱乏危機。正是在改革開放製度轉變背景下，農民利用現代農業科技等有利條件，分散地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和調節，才使得我們在保障糧食安全目標方麵取得曆史性進步。
從另一方麵看，我們過去采取的一些幹預市場政策，雖然主觀願望是好的，然而由於從不同方向扭曲了市場機製運行，也讓農民和國家付出了不菲的代價。比如說1996年起糧價持續低迷8年之久，確實有糧食市場周期性因素作用，有宏觀經濟走勢影響，也跟政策過度調節不無關係。1994年和1996年，國家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特別是1996年的收購價比市場高出15%~20%，並敞開收購農民餘糧，由此刺激1996年糧食生產特大豐收，加上1995年糧食豐收卻還淨進口了400億斤糧食，結果1997年糧食過量庫存2000多億斤，推動國有糧食企業新增虧損上千億元。糧價持續低迷成為那幾年農民收入不增反跌、城鄉差距持續拉大的原因之一。
政府高度重視農民增收問題，這無疑是正確的。農民增收基本來源應當是依靠市場增收，政府補貼作用應當是比較輔助的。如果過分強調補貼作用，可能得不到預期效果。在市場環境下，政府沒有義務幫助某一特定產品生產者一定要賺錢，但政府有義務保護各個市場主體在市場上賺錢的平等權利。現在國際糧價較高，農民好不容易盼到一波好行情，應當在政策上考慮允許農民從中獲利。放開糧價，減少貿易限製，讓國內糧食相對價格反映市場供求客觀因素作用，有助於促進糧食生產，有助於農民增收，也有助於幫助抑製國際市場糧價“超調”，可收一舉多得之利。
（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為本報記者何勇采寫
中國經營報記者：何勇義
2008年07月19日 21:23 中國經營報
編者按
浙江義烏昔日的明星企業“金烏集團”，如今因數億元巨債麵臨“土崩瓦解”；企業領軍人、當年“十佳青年私營企業家” 張政建如今也遠遁躲債、去向不明。
本報記者調查發現，金烏集團的困局並非個案。目前在義烏已經有近三成民營企業資金斷鏈。而在浙江這個民營企業多達數百萬之眾的省份，類似的問題極為突出。
令人不安的是，更大的民企“倒閉潮”正在全國蔓延……
上述情況已經引起決策層的關注。近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副總理李克強、副總理王岐山等，以及相關各部委負責人紛紛趕赴各地調研。有消息說，從緊的貨幣政策在下半年不會出現鬆動，但針對中小企業進行的信貸結構調整政策已經進入高層的決策視野。
民企老總出逃調查
7月15日中午，義烏驕陽似火。
400多位浙江義烏知名民營企業“浙江嬌麗襪業製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嬌麗襪業製衣”）的工人，正頂著烈日等待發放今年五、六兩個月的工資。到此日為止，這家工廠已經停工整整15天。
嬌麗襪業製衣的母公司“浙江金烏集團”老總張政建的突然失蹤，是導致這家工廠停工的主因。
據嬌麗襪業製衣的工人們回憶，6月30日，工人們接到公司通知，說從下個月起公司開始停產，讓工人先待在廠裏等待答複，“聽說母公司金烏集團出現嚴重的財務危機”。
目前，絡繹不絕的銀行業務員、法院工作人員和民間高利貸者正在造訪這家集團，試圖討回貸款。不過，由於集團老總張政建失蹤，討債人無法如願以償。
記者了解到，當地企業界對這個昔日的明星企業淪落到今天這般境地的普遍看法是，“實行信貸緊縮政策後，到處都是資金緊缺，金烏集團老總張政建被催逼償還巨額銀行債務以及高利貸，不得不逃逸”。
明星企業突然關門
7月8日，義烏市稠州北路661號金烏集團總部，三麵的大門都已經落了鎖，金烏集團總部辦公室裏淩亂不堪，地上一片狼藉。
附近一家店主告訴記者，前幾天很多人圍在門口討要貨款，一些債主還把一些值錢的東西搬走了，“這幾天沒什麽可以搬的了。連保安都走了，隻留下看門人。”
該集團旗下嬌麗襪業製衣的員工稱，目前公司兩個月沒發工資了，平均欠每位工人3000多元。公司為支付兩個月的員工工資，就要準備100多萬元。在該民營公司幹了11年的楊師傅介紹，義烏勞動監察大隊曾表示如果公司解除與工人的勞動關係，400多位工人的兩個月工資以及勞動補償金總計至少要400多萬元。《勞動合同法》讓這家企業不得不準備出巨資補償。
然而，這僅僅是一筆小數目。據經辦多起追討金烏集團欠款的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某律師透露，金烏集團的債務至少有5億元左右，張政建的逃跑顯然是為了躲債。
義烏市城中中路88號，金烏集團旗下準三星酒店山圖商務酒店所在地，如今成為一個“上演”催債、逼債鬧劇的“舞台”。
7月9日下午，記者見到，寬敞的大堂顯得雜亂不堪，裏麵停滿了自行車；餐廳廚具也被堆積在大堂一角；30多位員工聚集在酒店大堂的沙發上打牌。
員工們告訴記者，他們也是在6月30日下午5點突然接到酒店高層的口頭通知，從此刻開始，山圖大酒店停止營業，當天晚上停水停電。
眼下，酒店停業已經半個多月了，100多位員工仍滯留在酒店等待發工資。
據山圖商務酒店員工介紹，2007年下半年開始，陸續有債主到酒店找張要錢，有一些債主還在酒店白吃白住。4月份曾有一天，酒店門口停了20多輛包括寶馬、奔馳在內的好車，把酒店門口堵得嚴嚴實實，車主都是來要債的。
“張政建在酒店宴請一批債主吃飯，他親口對這些債主說自己有七八個億的資產，還怕欠這點錢不還麽。” 一位當時在包廂的服務員回憶。
但今年5月12日晚上，張政建被幾個債主關在了酒店1010房間，跑不出去。張後來把房間裏的電話扔到了樓下，被保安看見了，保安和員工一層一層查找，最後才解救了張。
還有員工曾親眼目睹，張有一次在宴會廳用餐時被幾個債主用衣服把頭一蒙，塞進車裏帶走了。
據熟悉義烏民間借貸市場的一位法律界人士稱，金烏集團欠債不下5個億，幾千萬元一單的高利貸對於張政建來說是“家常便飯”。
據酒店領班介紹，張政建在2005年7月花了6000萬元把老錦江酒店買下，更名為山圖商務酒店，重張開業。酒店生意一直很好，100間客房幾乎天天爆滿；餐廳的營業額在淡季時每個月盈利至少在20萬~30萬元，旺季時達到40萬~50萬元。但隨著集團債務危機爆發，資金無法回籠，2008年上半年酒店處於虧損狀態。
目前，金烏集團旗下多家子公司幾乎麵臨停業，並出現拖欠工資現象。
記者了解到，創建於1994年的金烏集團在義烏當地曾是民營企業中的明星企業，集農、工、商於一體，主要從事襪業、服裝生產、加工，化纖棉紗等紡織原料批發，酒店餐飲、農業綜合開發等，是義烏市大陳鎮“前五強”民營企業。該集團總裁張政建先後被授予金華市“十佳青年私營企業家”和浙江省“青年星火帶頭人”等榮譽稱號。2003年，金烏集團上繳國家稅收1100萬元，居義烏市大陳鎮首位。
市場艱難加劇資金需求
“金烏集團的債務危機是在2008年春節前後集中爆發的。最早是銀行索債上門，後來擔保公司、部分債主聞訊也都找上了門。”據一位民間借貸人介紹。
2007年12月底，金烏集團在某銀行的2000多萬元貸款到期，那家銀行的行長親自多次上門追討。最後，張以4分的利息從一家擔保公司那裏緊急融到了2000萬元才應付了這次危機，但剛過完春節，新借款又到了還款日。2008年春節後，有人找到上述民間借貸人，想以4分的月利息借1000萬元周轉3個月，這在當時還算是個不錯的“甜頭”，但他後來打聽到是要借給金烏集團就沒敢答應。該人士介紹，這幾年，張政建經常是拆東牆補西牆。
熟知金烏集團的義烏商人何先生介紹，張政建原本是義烏大陳鎮金山村農民。上世紀80年代，張政建在河南、河北等地經銷襪子生意，積累了經驗。1991年，他回到義烏創業，經營襪業批發生意。很快生意做大了，張政建在1994年辦起了浙江嬌麗襪業有限公司。
1998年，張政建組建了浙江金烏集團有限公司，包括“浙江嬌麗襪業製衣”、“義烏萬盛化纖”、“金華江南農莊”、“深圳狄加貿易”、“義烏山圖貿易酒店”等10家在國內的子公司。
“嬌麗襪業製衣旗下有兩個品牌‘山圖’和‘夢丹莎麗’，是浙江省著名商標和金華著名商標。‘山圖’、‘ 夢丹莎麗’當年名氣很大，但現在在市場上都快要銷聲匿跡了。”據嬌麗襪業製衣的員工介紹，由於近年出口形勢不好，嬌麗襪業製衣的出口額開始下滑，加之國內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前幾年企業情況好的時候，年產值超億元，每年上繳國家利稅千萬元。但2008年初開集團會的時候，集團公司給嬌麗襪業製衣定的年銷售額隻有2000萬元。”
據嬌麗襪業製衣人士介紹，張政建本來是想把嬌麗襪業製衣工廠搬到金烏集團在當地北苑開發區占地100多畝的工廠區去，後來出現了資金緊張就沒有搬。記者見到，工人所說這家新工廠已經建好，但大門是封住的，廠內還堆積了很多沒有運走的建築垃圾。據附近其他工廠的工人介紹，這個工廠建好已經大半年了，但一直沒有開工。
麵對國內外服裝銷售連年不景氣的局麵，最終，張政建決心把資金投放到其他領域。
“張政建在2005年左右在迪拜建造了一個麵向國內企業招商的‘龍城’商貿城，共有500多家店鋪。集團在迪拜的幾個公司有200多員工。”知情人說，，張在阿聯酋迪拜設立了阿聯酋金烏集團國際有限公司、阿聯酋山圖貿易有限公司、阿聯酋山圖裝飾有限公司、阿聯酋山圖餐飲有限公司等4家海外子公司。為了維持海外項目，張政建壓縮了其國內企業的資金，甚至包括金烏集團最核心的資產嬌麗襪業製衣。金烏集團曾為嬌麗襪業製衣準備的新工廠也因還不起某銀行貸款而最終抵押出去了。從此，嬌麗襪業製衣等子公司業務更是一蹶不振。
但是，海外業務情況並沒有讓張高興起來。由於最近幾年大批溫州、義烏商人到迪拜去投資商城等房地產項目，張政建的迪拜生意受到激烈競爭，由於國內資金支持越來越有限，張政建隻得從國內銀行或民間融資，據說迪拜“龍城”項目共花費張政建兩個多億，這其中很多錢來自貸款和高利貸。
據知情人士稱，主業萎縮、投資其他產業獲利少、高利貸到期，是金烏集團資金鏈斷裂的主要原因。
“財神”斷貸促老板“蒸發”
據一位銀行業人士介紹，幾年前義烏的銀行信貸政策寬鬆時，一個企業隻要正常運營，並且能保持有較好的效益，有一定信譽，就能從銀行貸到款或者從民間借貸人那裏借到錢。一般而言，這個企業投資其他項目後，賺夠利息差後就要還借貸款。
據了解，金烏集團的嬌麗襪業製衣固定資產有3個億，前幾年企業生意好的時候，年產值上億元，每年上繳國家利稅上千萬元。張政建憑借這些資產和原來從銀行積累起來的信用，近幾年從銀行貸款不下1個億。
“張政建僅從金華市商業銀行稠城支行至少貸款3000萬元。”上述民間借貸人說。
記者7月8日在山圖商務酒店采訪時恰好碰見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送來“送達回證”，上麵“受送達人”寫的是 “張政建”。據這份金華法院案號為“（2008）民二初字第135號”“回證”顯示，該案案由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起訴人恰恰是“金華市商業銀行稠城支行”，記者致電金華市商業銀行稠城支行，對方不肯透露內情。
知情人透露，一些銀行的內部人平時也參與民間借貸活動，因此，銀行對企業是否有借高利貸的情況也都了如指掌，“平時沒出事，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了，銀行不太深究企業的信用問題。但是，今年不同，年初義烏農村合作銀行違規放貸案件案發，該行一位信貸主任放貸幾千萬元給一企業，該企業轉手又將這筆錢放高利貸賺利差，導致銀行的錢收不回來。該案促使義烏監管部門對銀行係統加強了監管，再加上銀行收縮銀根，義烏金融係統徹查現金使用管理情況。由於知曉金烏集團確實存在借高利貸行為，幾乎所有銀行都步調一致地拒絕放貸給張，並紛紛開始向張索債，使得張疲於應付。最終在今年實在扛不住，逃掉了。”
記者了解到，與張幾乎同時失蹤的，還有以前給張做過擔保的幾位民間借貸人。因為，他們的錢也是從其他人手中融來的。
逾200萬浙江民企告急
記者了解到，在義烏，出現資金危機的並不是金烏集團一家，從去年年底到現在，無論是義烏響當當的中型民營企業，還是眾多小私企都陸續倒閉，企業老板也大多下落不明。
義烏市南門街353號是一個5層樓的建築，記者9日前往采訪時，這裏正被裝修為一個婚紗攝影店和兩個兒童服裝店。而半年前，這裏還是義烏著名的快餐連鎖“一帆快餐”的主店。“一帆快餐”老板夫婦因債務危機於2007年年底逃逸。2008年5月，義烏法院將“一帆快餐”房產拍賣1600萬元。
“一帆快餐”是義烏最早發家的快餐店，後來發展成餐飲、住宿為一體的企業，曾被評為“中華餐飲名店”、“浙江餐飲名店”。
義烏一位放高利貸的人士稱，“一帆快餐”發展的項目過多，資金需求大，不得不借高利貸，結果還不上了。他舉例說，“一帆快餐”在赤岸鎮搞了個“豪園農業發展有限公司”，麵積達2000餘畝，集種植、養殖、加工、儲運、觀光旅遊、休閑娛樂於一體，但回報很差，“把錢投進去，卻被圈死了”。
另一個樣板是義烏市保興汽車銷售有限公司。今年6月18日，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以6600萬元的底價將這家公司的112畝土地使用權和部分房屋拍賣償債。這家在當地被稱之為“義烏運輸車銷售巨頭”的公司，也是因為擴張過快，資金跟不上。在2008年6月傳出債務危機後，公司老板葉榮興就下落不明了。據介紹，保興汽車借了超過5億元的高利貸。
“目前，已經有近三成義烏企業資金斷鏈。”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義烏某行業協會負責人介紹，義烏各類生產企業有1.8萬家，麵臨倒閉的大概有5000多家。
而記者了解到，不僅是義烏，浙江的溫州、台州等很多企業都麵臨同樣的問題。
由浙江省經貿委、中小企業局、外經貿廳、省企業聯合會等部門共同完成的《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調查報告顯示，浙江全省200多萬家民企處境微妙，大量中小企業生存麵臨危機。據溫州市經貿委對26個工業重鎮23470家企業調查，目前處於停工、半停工的中小企業有1486家，占6.3%。一些企業認為，現在是“不生產等死，生產是快死”。
義烏玩具行業協會李樟新會長告訴記者，中型民企資金鏈斷裂，會波及上下遊，尤其是下遊的小企業，這種資金危機會像傳染病一樣一波接一波擴大。
民企瀕死催生高利貸繁榮
在義烏，高利貸是司空見慣的。
義烏的商貿電視信息頻道上，某某寄售行“有大量閑錢、幫你解決燃眉之急”等字眼頻頻出現在屏幕上；從事民間借貸的寄售行遍布大街小巷，一個縣級市就高達200多家；月利息從兩三分一路走高攀升至0.1元甚至0.15元……
在民營經濟發展中，民間借貸對於缺資金的民營企業起到很關鍵的作用，但其泛濫無度也引起影響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負麵效應。
月息已達0.15元
在義烏長春六街71號，吃過午飯的宏磊寄售行陳老板慵懶地躺在沙發上看著電視。一桌、一椅、一台電腦外加一張會見客人的沙發和茶幾，跟義烏很多寄售行辦公室一樣，陳老板的辦公室再無其他別的裝飾。
落座、遞煙，記者表示想要“融點資”，陳老板立刻從沙發上坐起來問記者需要多少，記者伸出三根手指頭表示需要300萬元，他連忙表示“有這筆錢、有這筆錢”，隨後陳老板告訴記者“時間長點的話利息低點，短一點的估計會高些”。“怎麽個高法？”記者問。陳老板說：“貸一個星期、半個月、一個月的月利息0.15元，兩個月以上月利息6分。”
“0.15元，這麽高！”見記者吃驚，陳老板連忙解釋，因為聽記者口音不是當地人，怕有風險，所以利息會高些，他還告訴記者，即使是熟人，短期的利息也決不會低於0.12元、0.13元。陳老板還告訴記者，在所有寄售行貸款，必須都要有抵押物，並且抵押物一般都要高出貸款的額度，比如你要貸300萬元，抵押物必須要在400萬元左右。抵押物一般是商品房、商鋪、汽車或者廠房，“但即使有抵押物，我們一般都不貸半年以上，風險太大，我們都控製不了。”
陳老板說，他之前是做小本買賣的，一年前看到開寄售行“錢來得快”，就和另外一個朋友一起出了點兒資合夥開起來了，“我們還算小的，兩個人加起來也不過千把萬，規模比我們大的多得是，有的動輒就是上億元的盤子。”
陳老板的寄售行對麵就是義烏著名的國際商貿城，而緊挨著國際商貿城的寄售行大大小小有三四十家。而在市中心的江濱路、化工路，寄售行密度更高達七八十家，一些寄售行甚至門挨門。
記者了解到，目前在工商局注冊登記的義烏擔保公司共有30家，但寄售行至少有200多家，一年多的時間，一個縣級市湧現出如此多的擔保公司，足見民間閑散資本的巨大。
“到銀行貸款，需要抵押，審批時間也很長，等拿到貸款，機會已經錯失了。”陳老板說。
高利貸“企業”
在義烏，高利貸的渠道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寄售行、典當行、擔保公司、投資公司的形式變相掛牌開辦的高利貸機構，另一種是個人通過小圈子私下借貸。無論是哪一種，貸款月息據稱至少都在6分以上。
一位在民間借貸業浸淫了多年的義烏人薑永告訴記者，很多放高利貸的人采取類似傳銷的方式發展下線。以個人借貸為例，做這個行當像經營企業一樣，本錢就是家底和信用，錢是產品，利息差就是利潤。放貸人利用那點家底和信譽作為資本，從上線以2~3分的月息把錢吸收進來，也就是“進貨”，然後再發展下線，以6~7分月息“出貨”，從而賺取利息差，這就是他的利潤。
很多情況下，放貸人的上線都不知道錢最終用於哪裏。放貸人隻要有下線能還錢，他就可以把從上線借來的本金和利息還給上線。經過這樣的周轉，放高利貸的人就能維持“企業”運轉。
“錢肯定不能放在一個下線那裏，比如說我手頭上有1億元，絕不能把這1億元投給一個人，我可以拆解成5000萬元、3000萬元、2000萬元，以較低的利息把5000萬元投放於較穩定的項目，3000萬元、2000萬元可以以較高的利息投放給風險大點的項目，如果在半年內我的5000萬元本金和利息能收回來，即使3000萬元、2000萬元仍然套著我也不怕，大頭活了整個盤子就活了。”薑永稱，現在很多寄售行、典當行、投資公司就是如此運作的。
薑永透露，目前許多擔保公司也在高利息的誘惑下調整了業務，不再對中小企業進行借貸擔保，轉而自己直接放貸。
“目前擔保公司的實力還是比較大的，一般都是有背景的企業或者資金雄厚的個人。寄售行一般都是私人的，幾個人合夥，錢不夠還可以再從別處借。實力大的公司還能從銀行那裏貸到款。” 薑永說，“但這種生意風險也很大，給金烏集團放貸的人就已經遇到風險了。”
借貸糾紛案件增多
近年來，民間借貸糾紛的案件不少，而且往往牽涉到刑事犯罪，比如放高利貸者，為了追討債務，與黑惡勢力聯手，采取暴力手段收賬。在義烏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債務專業快速清收”的追債公司廣告。
據熟悉義烏民間借貸市場的陳先生稱，他所知道的金烏集團兩大債主一個姓楊、一個姓周。楊、周兩人都借給張政建好幾千萬元。據山圖商務酒店員工證實，這兩位債主經常在酒店出現，其中楊某有一段時間吃住都在酒店。2008年除夕夜，楊在該酒店點了兩桌有鮑魚和魚翅的年夜飯，每桌價格388888元，楊吃完後簽單而去。而周姓債主就沒那麽幸運了，他貸給張建政的錢也是從別人處借來的，當張政建失蹤後，周的錢也“雞飛蛋打”，在6月中旬的一天，周被幾位上線債主關在酒店某房間毆打了一頓。
據浙江東邦律師事務所應旭海律師介紹，現在七成的案子都是借貸糾紛。
“2007年2月份東陽的吳英因涉嫌非法集資被逮捕，2007年7月份義烏的毛紅霞因涉嫌非法集資被逮捕。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借貸才漸漸被提到社會監控的日程上來。”應旭海律師表示。
今年3月，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億多元，義烏人毛紅霞被義烏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並處罰金30萬元，這是繼吳英案後當地公開的又一起涉案金額比較大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義烏市法院審理查明，2006年6月開始，毛紅霞以投資房產為名以高額利息為誘餌，通過他人介紹、電視廣告等途徑尋找借款人員，向一些投資公司及不特定個人吸收存款，共計吸收存款10379.32萬元。所得資金用於投資房產和放貸，除已歸還借款本金的3496萬元外，其餘所借巨額資金皆不能歸還。
高利貸的日漸活躍以及缺乏有效監管，導致大量的訴訟案件爆發。來自義烏法院的數據顯示，去年義烏民間借貸引發的涉訟金額為8億元左右，而今年一個季度就已經達到了這個規模。
曙光閑話
經濟粗放政策不能粗放
原本是給房地產行業下的藥，沒想到製造業倒有了不良反應。從2003年以後，針對房地產行業的過熱現象，國家就開始以抽緊銀根和地根的方式加以調控，但由於房地產行業與地方政府及銀行業的利益關係太過密切，房地產行業是屢次打壓屢次反彈，愈戰愈強，房地產行業的頑強加頑固終於在去年上演了一波“房價也瘋狂”，招致中央出台更為嚴厲的貨幣緊縮手段，存款準備金率達到曆史最高位。現在房地產行業是初出現疲態，可房地產惹禍殃及池魚，製造業企業已經是命懸一線。
給房地產業吃藥，製造業拉稀，說明我們的政策製定的精確性還有待提高。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是粗放型的，我國以每年消耗全世界31％的煤、30％的鐵礦石、27％的鋼材、40％的水泥，卻隻創造了占全世界4％的ＧＤＰ。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高汙染，低勞動成本，低環境成本約束等等是粗放型經濟增長的特征，要改變這種粗放型特征需要有一係列的經濟政策導向，需要一係列的配套措施來完成。而我們現在的決策往往以簡單應對複雜，以單一應對綜合。如對待資產性泡沫和貨幣流動性過剩，就是以從緊的貨幣政策應對。一般來講這也沒有什麽不妥。但是卻忽略了中國企業的特殊性。發達國家是企業自有資金占大頭，並不十分依賴銀行的貸款。但中國企業不一樣，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國企業一出生就是缺乏自有資金的，從計劃經濟的統收統支，到依賴財政、依賴銀行、到現在的依賴股市，企業一直缺少自有資金的形成機製。所以貨幣政策從緊這根繩一勒，不但房地產企業受罪，製造業企業更受罪，甚至可以說製造業企業比房地產企業更不經打。現在看來，不是大家爭論的“是房地產企業先死還是銀行先死”，而是製造業先死。而從中國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結構來看，恰恰是製造業企業最不該死。因為從經濟全球化角度來看，“中國製造”是最有價值，也是最值得發展一個領域。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也是實行貨幣緊縮政策，企業技改沒有自有資金，當時企業流行語是“上項目是找死，不上項目是等死”。今天企業的流行語則是“生產是快死，不生產是等死”，其實意思都一樣。過去是國有企業這麽說，現在民營企業還是這麽說。
當然，對政策的粗放性人們還可以有另一種說法：“這是優勝劣汰，促使企業升級”。但問題是企業沒有今天哪來的明天？更進一步講，由於政策的粗放，籠統的“一刀切”其結果可能是“劣勝優汰”。低質企業來點歪門邪道也許能活過來，光明正大的企業倒可能先倒了。對政策的製定者來說，就是隻見其殺招，不見其支招。說是“區別對待，有保有壓”，但如何區別對待，怎麽有保有壓，卻不見下文。
政策的粗放性還有另一種表現，就是追求單一指標。說是壓傷亡，就是封礦井，也不管煤炭供應是否能跟上。說要壓事故，就是封路段，也不管運輸受多大影響。錢多了，就是一個“緊”字，速度快了，就是一個“降”字。但不是所有行業都應該“錢緊”，所有企業都應該“降速”。中國很多行業和企業現在需要的是“鬆綁提速”。這就需要經濟政策的精細化，這當然是要需要苦功夫，真功夫。但要改變中國粗放性的經濟增長模式，沒有精細化的經濟政策肯定是不行的。要以精細對粗放，而不能以粗放對粗放。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
利息支出漲了五成
民企盼望信貸結構改善
“壓根就貸不到款！”
在義烏市商城大道國際商貿城二期南大廳的浙商銀行義烏分行大廳裏，剛從信貸科出來的私企老板李至成拿著自己的房產證、企業購銷合同、信用證等貸款手續又一次空手而歸，這已經是他跑的第三家銀行。
李至成無可奈何地告訴記者，麵對融資環境較為緊張的局麵，即使手中有地產、房產等抵押物，也貸不出錢。
義烏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發展迅速，企業數量多、發展潛力大，一直被當地各金融機構視為“香餑餑”，爭相發放貸款和吸收存款。然而，現在幾乎很少企業能貸到款。從以前的“香餑餑”到現在的吃“閉門羹”，義烏中小企業正遭受巨大的反差。
銀行捂緊“荷包”
“在2007年1至2月，我們行投向中小企業的信貸資金占全行總量的76%，但今年同期，這個比例估計連15％都沒有。”據工行義烏支行一位人士介紹，去年該行，一直把中小企業作為信貸扶持的重點，但在今年從緊的貨幣政策背景下，義烏各金融機構信貸規模不同程度趨緊，部分中小企業和個人成為銀行的壓貸對象。
根據人行浙江分行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浙江全省存款餘額29030億元，貸款餘額24940億元，存貸比達到86％，全省資金缺口非常大，人行安排2008年全國信貸增速大體為13.86％（2007年是15％以上），即便考慮到各商業銀行對浙江實行信貸傾斜政策，浙江省全年信貸增量預計還是難以超過2007年4180億元的水平。浙江省一季度企業融資景氣指數為104.9，分別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下降12.6和10.9，中小企業融資景氣指數更是處於不景氣區間，僅為95.9，有21.1％的中小企業感到融資困難，部分企業已經顯現資金鏈斷裂的現象。
據記者接觸到的部分民營企業反映，以往各銀行通常在一季度將全年貸款額度的60％以上發放給企業，而大部分企業也是在每年一季度從銀行獲得貸款來維持或者擴大再生產。由於今年銀行一季度貸款總額大幅減少，大部分民營企業難以從銀行得到資金支持，因此感到資金壓力空前。
一邊是日益稀薄的產品利潤和日益緊張的資金壓力，一邊又是高昂的融資成本，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被逼到了牆角，很多企業開始嚐試高利貸。
浙江省銀監局今年6月份的一份調研報告，公布出浙江中小企業因借高利貸而倒下的“死亡名單”。在台州市15例因經營失敗逃逸的企業案例中，多數企業涉及民間借貸。
銀根緊縮效應凸顯
銀行信貸緊縮致使本來就存在貸款難、擔保難的民營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不斷攀升。
根據浙江省“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報告顯示，在工業經濟發達的杭州市蕭山區，一季度，該區規模以上企業應收賬款淨額和產成品存貨增長3成，兩項資金占有430.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2.8億元，流動資金周轉天數同比延長8天，資金沉澱導致資金需求大幅上升，企業財務成本和主營業務成本上升近25%。
據建行義烏支行一位人士告訴記者，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該行個貸控製趨緊，必須是省行的VIP客戶、AA級客戶，其次還要求是省級簽約重點客戶，並且近幾年信用紀錄良好才可放貸。僅這些條款就把大量中小企業拒之門外。而此前，個貸隻要有抵押就行了。
據參與浙江省“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調研的一位成員介紹，銀行信貸規模收縮後，中小企業信貸供給更加趨緊。今年浙江省工行、農行、中行、建行新增貸款由2007年的1487.27億元縮減為1093.69億元，減少了四分之一。而在中小企業的中長期貸款中，技術改造貸款占比已從2000年的16.09%下降到2007年的0.97%，下降了15.12個百分點，這導致中小企業貸款結構矛盾十分突出。
銀行貸款利率上浮過大又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目前，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高的達80%，特別是銀行為了防範風險，采取存單質押等方式，使中小企業在銀行的綜合融資費率達到了11.65%。
據浙江中小企業局統計分析，由於受銀行利率上調和民間高息借貸等影響，2008年1~4月份，全省規模以上中小企業財務費用增長40.55%，其中利息淨支出增長45.18%。溫州市800家企業財務費用支出增長51.7%，利息支出增長51.2%。
信貸政策怎麽調整？
7月9日上午，長期工作在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第一線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提出，“堅持從緊貨幣政策是一個前提，不過也不要繼續再緊縮了。央行應該改善和調整信貸結構，滿足中小企業對於流動資金的需要，一刀切隻會損害我們的經濟發展”。
“在當前依然維持不適當的低利率的條件下，大中型銀行將信貸更多地投向大中型企業。而規模較小的小企業融資相當困難。目前，這種情況已經使得民間借貸的利率直線上升。小銀行機構由於吸存能力較弱，經營地域狹窄，資金的回旋餘地很有限，尤其是一些發展勢頭迅猛的優秀小銀行，在‘一刀切’的調控麵前，隻能望洋興歎了。” 浙江省資本與企業發展研究會理事長、浙江金融職業學院教授應宜遜認為。
應宜遜認為，現行的貨幣政策措施不利於理順經濟關係、抑製通脹，反而會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
應宜遜給出的解決思路是：首先，迅速糾正存款負利率。例如，設定一年期存款利率不低於7%，活期存款利率不低於3.5%，貸款利率則“市場化”，放開上限。這樣，貸款利率肯定會上升得比較高，進而，那些負債率高的企業，如房地產企業、某些大企業集團等，便會因負擔過重而使貸款需求下降；小企業和微小企業則由於負債率低，承受得起較高的利率，從而貸款需求仍然能夠得到較好的滿足。
其次，實行差別存款準備率，同時適當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對於那些發放小額貸款的銀行機構，應當按小額貸款占各項貸款的比例調減存款準備金率；並且，存款準備金率也應適當下調（比如，不超過12%）。
同時，對於小型銀行機構（比如資產總額不足200億元的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不實行信貸“準規模”控製；僅嚴格實行75%的存貸比例控製，任何時點均不允許突破。
高層調研民企倒閉潮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19日 21:23 中國經營報
高層調研民企“倒閉潮”
“區別對待、有保有壓”政策將實施
“國家對於溫州中小企業現狀已經有充分認識，並給予了高度重視。從多部委密集調研的情況來看，國家應該會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出台一些政策緩解中小企業壓力。”參加了多次調研座談活動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
浙江有關部門在5月上書給中央有關部門的“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報告中建議，積極實施穩健的金融政策，化解中小企業資金短缺困境；建議增加中小企業貸款額度，穩定銀行準備金率，適度降低貸款利息，優化融資期限結構。
大批中小企業虧損乃至倒閉的情況以及當前外貿、金融等方麵發展的嚴峻形勢，已經引起高層的高度關注，7月初，一場密集的調研鋪開了。
7月4日至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赴江蘇、上海；7月4日至5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赴廣東考察；7月6日至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赴杭州、溫州調研；7月3日至5日，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赴山東調研。除了中央領導之外，相關各部委如商務部、銀監會、國稅總局等負責人也紛紛出動，多次造訪浙江、廣東等地。
7月4日至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近期在江蘇、上海就經濟運行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時就指出，當前重點要抓好的工作之一，就是把抑製通貨膨脹放在宏觀調控的突出位置，多管齊下，標本兼治，努力把物價漲幅控製在經濟社會發展可承受的範圍內。
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山東調研時也表示，要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要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加強金融服務，防範金融風險，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落實好‘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方針。”
分析人士認為，隨著內外部經濟環境進一步變化，下半年我國出口增速將繼續放緩，進口將保持快速增長勢頭，但外貿形勢變化導致我國經濟運行出現“硬著陸”的可能性不大。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之前就曾表示，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總體是平穩、快速、高效，還沒有出現滯脹的苗頭，宏觀調控還會繼續貫徹從緊的貨幣政策。
對於今年上半年我國沿海一些出口企業大量關門停產的現象，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表示，人民幣匯率變化、宏觀調控措施、世界經濟下行等多種因素結合在一起，對我國企業的出口形成一些影響，但我國出口受各種因素影響所產生的變化仍在合理的區間。我們對高汙染、高能耗、資源型的“兩高一資”產品結構的調整，對汙染產品的限製要繼續堅持。
“要‘有保有壓’。‘壓’的就是這類企業。”仲大軍表示，觀察一下國內的二元社會結構現實，就可以看到還有許多欠發達地區，許多部門需要資金發展，許多產品也不是在國內沒有銷路，因此，中國企業外銷不行，完全可以用內銷來補。
報道反饋
周期變動的糧價才是最佳調控手段
糧食安全問題內涵已經轉變
一個經濟體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對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生產固然有不利影響，但同時還存在有利影響，科技進步、基礎設施的改進、生產工具的現代化，都有利於提高糧食等農產品的產量。我國改革時期糧食生產增長趨勢說明這一點。結合需求方麵情況考察，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保障我國長期糧食安全目標是完全可能的。
從需求來看，人口結構和收入增長決定糧食消費。人口專家估計，我國人口達到峰值時可能是14.5億~15.0億，比目前13.1億人口增加約10%~15%，明顯低於較早時期預測的16億甚至更多。
我國未來糧食需求總量大概會見頂於5.5億噸~5.8億噸，而不是上世紀90年代預測的6億噸到9億噸。隻要市場化體製不倒退，農業科技不倒退，未來實現糧食產量小幅增長應不存在特殊障礙。我國糧食供給長期絕對緊缺甚至匱乏的傳統糧食安全問題很大程度上已經解決。新時期糧食問題的實質是糧食市場價格周期變動調節供求關係問題。
糧食在最低數量範圍內消費需求彈性很小，因而保障國民基本糧食需求滿足具有特殊的政策底線含義。
隨著社會承受能力提高，應有可能更大程度發揮市場調節供求的基礎作用。
放得開管得住的糧食市場
中國是大國，糧食是基本生活必需品，政府管理和調控對保障糧食安全以及避免市場過於劇烈波動都是極為必要和重要的。然而隨著我國經濟體製環境逐步轉型，糧食體製和政策一些深層問題也需要盡快逐步解決。就建立完善市場糧食開放環境下流通體製角度看，雖然過去十餘年市場化取向改革在零售、批發、加工等方麵取得實質性進展，然而在庫存和儲備調控、貿易體製政策等方麵還有待進一步深化改革和調整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將商業庫存和安全儲備功能分開，政府掌握一個確保安全、成本相對較低儲備數量，應對市場突變或不測危機之需。對於調節季節性市場供需矛盾的糧食庫存職能，允許和鼓勵更多企業更大程度地承擔與參與，這樣有助於鼓勵競爭並通過企業分散決策發現和形成糧食市場價格，並促使農民在市場中獲得更多利益。隨著總量調控通脹政策有所見效，應較早解除目前短期糧食貿易限製，以便讓糧農和相關企業從新一波國際糧價大行情中獲得相應利益，並對全球糧食市場穩定做出積極貢獻。糧食與農業生產資料對外貿易寡頭壟斷體製這個長期問題也可以較早提上改革日程。
國內糧價尚未到達曆史峰值
就國內來說，1995~1996年前後糧食生產和糧價達到周期性階段高峰，隨之出現改革以來第三次糧食相對供大於求。伴隨產量、進口和庫存大量增加，糧價持續八年下降，直到2003年才開始反彈，目前糧價仍處於本輪周期上漲通道。小麥(2162,3.00,0.14%,吧)、稻穀、玉米(1901,-8.00,-0.42%,吧)這三種穀物價格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別上漲了8%左右，屬於相對溫和的上漲，對一般物價的影響比較有限。今年1月份，糧價還有所下跌。現在國內糧價低於國際糧價，比上一周期1995年前後峰值水平也還低兩成左右。
眼下國際糧價暴漲，國內價格較低，一些地方還賣糧難，這種不協調現象需要引起關注。在開放經濟環境下，通常時期，國內糧價特別是沿海地區糧價應該基本和國際接軌。保護糧食安全，最可靠的是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就是讓農民在糧食價格上有利可圖。這倒不是說一定要用財政手段拉高糧價，而是應當讓市場供求決定價格。
事實上，糧食供求和糧價的波動是有周期性的。糧價周期性低了，農民種糧收益低了，人為推高成本會非常高；反過來，糧價高了，最好不要人為壓低，讓農民比較充分地得到糧價市場調整的利益。價格波動是市場應對和調節供求變動的重要手段，沒有波動就沒有調節。
我們現在由於種種考慮，一方麵對糧食出口實行較多限製，釋放較多庫存，這會在一定時期增加國內糧食市場供應和壓低糧價，同時在客觀上減少了農民從市場交易中獲得收益；另一方麵，我們通過提高收購價等政策補貼糧食生產。一手抑製價格，一手提高價格，政策關係還有待理順。
觀察過去30年糧食市場的供求關係，不難發現農民糧食生產決策對於市場價格預期存在顯著反應。即便沒有財政補貼，如果市場糧價上升並使農民相信未來一段時期價格較高，農民就會多種糧食從而使供給增加；價格低了，就調減生產和供給。30年的經驗說明，糧食市場確實有波動，然而並未重現曆史時期揮之不去的糧食絕對匱乏危機。正是在改革開放製度轉變背景下，農民利用現代農業科技等有利條件，分散地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和調節，才使得我們在保障糧食安全目標方麵取得曆史性進步。
從另一方麵看，我們過去采取的一些幹預市場政策，雖然主觀願望是好的，然而由於從不同方向扭曲了市場機製運行，也讓農民和國家付出了不菲的代價。比如說1996年起糧價持續低迷8年之久，確實有糧食市場周期性因素作用，有宏觀經濟走勢影響，也跟政策過度調節不無關係。1994年和1996年，國家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特別是1996年的收購價比市場高出15%~20%，並敞開收購農民餘糧，由此刺激1996年糧食生產特大豐收，加上1995年糧食豐收卻還淨進口了400億斤糧食，結果1997年糧食過量庫存2000多億斤，推動國有糧食企業新增虧損上千億元。糧價持續低迷成為那幾年農民收入不增反跌、城鄉差距持續拉大的原因之一。
政府高度重視農民增收問題，這無疑是正確的。農民增收基本來源應當是依靠市場增收，政府補貼作用應當是比較輔助的。如果過分強調補貼作用，可能得不到預期效果。在市場環境下，政府沒有義務幫助某一特定產品生產者一定要賺錢，但政府有義務保護各個市場主體在市場上賺錢的平等權利。現在國際糧價較高，農民好不容易盼到一波好行情，應當在政策上考慮允許農民從中獲利。放開糧價，減少貿易限製，讓國內糧食相對價格反映市場供求客觀因素作用，有助於促進糧食生產，有助於農民增收，也有助於幫助抑製國際市場糧價“超調”，可收一舉多得之利。
（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為本報記者何勇采寫
中國經營報記者：何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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