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新世界：西方的分裂vs中國崛起

　　近期，一向互為友邦的美德兩國陷入了劇烈的紛爭。

　　5月28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巴伐利亞州首府對她的支持者表示，“我們能夠完全依賴別人（美國）的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結束了，我過去幾天的經曆說明了這一點”，“我們歐洲人必須真正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5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炮轟”德國，將矛頭指向美國與德國之間存在“巨額”貿易逆差，還指責德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支出遠遠不足。

 

　　一時間，素來友好的美德之間出現了難堪的爭執甚至分裂。那麽，對於旁觀的中國來說，唯一的疑慮就是，此次西方世界內部爭執或者分裂，究竟對於未來意味著什麽？

 

　　真正看透曆史的大政治家必然能夠理解地緣政治邏輯的本質內涵，並從中感受到即將到來的劇變。

　　1854年6月3日，奧地利帝國不顧梅特涅體係下神聖聯盟共同的基督教君主意識形態原則，為了追求自身在巴爾幹的地緣利益，在匈牙利與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的邊境陳兵8萬，並向身陷克裏米亞戰爭中的君主同盟俄羅斯帝國發出通牒，要求俄國立即從兩公國撤軍——實際上，就在6年之前的1848年，俄國為了神聖同盟的君主共識原則，不計代價和回報地出兵幫助奧地利平定了匈牙利叛亂。

　　當時的普魯士駐法蘭克福邦聯會議之代表俾斯麥，迅速從中意識到一場真正的國際劇變即將到來，在給友人格爾拉赫的信中，這位狡詐至極的馬基雅維利政治家這樣寫道，“原則外交將被拋棄”，“隻需數年，（歐洲外交）算計實利之日必將來臨。”

　　西方共有原則的破裂及其後果

　　俾斯麥的精準認知，源於他對地緣聯盟政治本質的深刻理解。即，自現代政治誕生以來，國與國的政治聯盟不外乎兩種。

　　一種是基於現實需要的聯盟，如一戰前夕的為了對抗日趨強大的德意誌帝國而出現的法蘭西民主共和國與俄羅斯專製帝國的聯盟、二戰期間為了打敗納粹德國的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與蘇聯布爾什維克之間的聯盟，這兩次大國結盟的盟友之間存在著完全不同甚至對抗性質的意識形態，但出於共同的國家利益而形成了同盟關係。但這也意味著一旦這種飄忽不定的共同利益需求消失，盟友關係就會隨之終結——一戰結束後，法俄關係急劇惡化，二戰後，美英與蘇聯陷入了冷戰，即是此理。

（大英帝國）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英國首相帕麥斯頓

　　總而言之，此類地緣聯盟是基於現實利益形成的，具有巨大的不穩定性，並不能形成國與國彼此信任的基礎，而這種基礎恰恰是大國間長期和平的關鍵所在。

　　另一種政治聯盟則是基於政治共識而形成的聯盟。如拿破侖戰爭之後，在奧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倡導下，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英國、法國出於防範市民革命的形成基督教君主之“神聖聯盟”（缺乏意識形態共識的英法等國很快先後退出），這一聯盟外交行動的原則在於牢固的共同意識形態（反市民革命的君主原則），而非變幻的現實利益，這就決定了這樣的聯盟能夠形成持久穩固雙邊友誼的基礎；同樣類似的國家同盟是，1945年之後形成的西方世界民主聯盟。

　　對於這種共同意識形態同盟間國家友誼的內在邏輯，俾斯麥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對當時神聖同盟中的俄奧關係這樣評價道：“1849年，奧地利帝國處在十萬火急之中，沙皇尼古拉派遣十五萬軍隊支援她，幫助她重建了君主的權力，既不提任何利益與補償，也不提兩國間有巨大爭議的東方問題和波蘭問題……這種無償付出的友誼已經超出利益政治的範疇，隻有基於共有的君主專製原則才能解釋……毫無疑問，沙皇在匈牙利和奧爾良茨代價巨大的行動源於俄奧之間共有之‘君權神性’的曆史使命……”

　　因此，梅特涅體係下的東歐大國同盟穩定持續了50多年，其內在政治邏輯與當前西方聯盟自二戰之後持續50多年的原因是一致的。即穩定可靠的共有意識形態，乃是西方大國政治聯盟的支柱之一（共同的曆史文化情感則是另一支柱）。正是基於這種共有的意識形態，多年來，西方各個大國才能在很多不符合自己實際利益的國際問題上共同進退：歐洲各國和澳大利亞對美國的世界政策予以無償支持，美國則不計成本的保證歐洲和澳洲的安全。

　　不過，隨著基督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西方世界的共有意識形態已經破裂。

　　對於特朗普這樣自命基督文明守衛者的政客來說，那些標榜多元文化、縱容穆斯林難民無限入境的歐洲左翼政客們，某種程度上是他政治道統上的生死大敵。這位美國總統賴以維生的政治土壤，本身就源於對歐洲政客堅守之多元文化的厭憎；同樣，默克爾、馬克龍這樣的歐洲政客門，一旦承認了特朗普的反“政治正確”之政治原則，就意味著對自身過去政治生命的否定。

　　這兩種天生相互否定的政治合法性原則屬於本能對抗的存在，其中並不會有多少可供政治領袖們妥協的意識形態餘地，其中的邏輯恰如阿道夫希特勒在1934年納粹黨全國黨代會上所作的陳述，“一旦我們的宣傳承認了對方哪怕一絲的正確性，我們自己的正確性的根基就會因懷疑而被動搖”。

　　社民黨的總理候選人、歐洲議會前議長馬丁·舒爾茨評價美國總統特朗普，“西方價值觀的破壞者”，“我們必須利用我們所代表的一切來反對這個男人”(圖源：新華社)

　　一旦共有的政治共識出現裂痕，也就意味著驅使（西方）聯盟各國共同行動的政治基礎開始坍塌，這必然會鼓勵（西方）各個大國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製定新的外交政策（摘自《無可匹敵的力量——群眾運動》之《現代政治中的地緣邏輯》）。特朗普追求美國優先，抨擊德國的貿易政策，在軍費問題上反複刁難歐洲盟國；默克爾則千方百計地訛詐剛剛退出歐盟的英國盟友。這些新近出現的外交亂象，實際上並無新鮮之處，僅僅是一貫的地緣政治邏輯之正常反映（。

　　其中的道理，恰如1856年的克裏米亞戰爭100多年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對於這場戰爭中奧地利外交做出的評價：“（使奧地利主導歐洲的）梅特涅體係之所以能夠行使50年，就在於普魯士、俄羅斯和奧地利共同的防範革命亂象之君主原則。在這一原則下，三國以君主共識而非單純的國家利益協調彼此的外交政策，但在克裏米亞戰爭中，奧地利卻為了追逐自身利益，拋棄了固有的共同原則，由此解放了昔日神聖同盟的盟國俄羅斯、普魯士的義務，使其肆意追逐自己的國家利益……並由此摧毀了奧地利帝國。”

　　德國外交部長西格馬·加布裏爾表示：“不反對美國政策的人，就是與美國串通一氣……（美國）加速氣候變化、向衝突地區出售更多武器……是在威脅歐洲和平”(圖源：Getty/VCG)

　　西方大國的外交新原則

　　實際上，美國與德國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國家利益糾紛。

　　德國依托被歐盟拖累的低價歐元貨幣，極大地強化了自身製造業的出口能力，對同屬高端市場的美國製造業構成嚴峻的挑戰，特朗普標榜的“德國人很壞……向美國傾銷汽車”，實際上僅僅是此前被共有意識形態掩蓋的兩國國家利益的劇烈衝突的公開呈現——這種貿易競爭力的差異，決定了美德之間對待歐盟和自由貿易原則之截然不同的態度；而且，特朗普與英國政府試圖推行的大規模減稅政策，對法國、德國等歐盟國家財政的穩定性構成相當大的挑戰，這同樣是大多數歐盟國家必須應對的現實衝擊。

　　與此同時，美國還麵臨著一個不可回避的德國重新崛起問題：

　　由於德國是歐洲最強的經濟體和世界上最大的貿易盈餘國，這就使得歐盟的政策越來越依靠德國的配合才能施行。一個順理成章的結果就是，歐盟也逐漸淪為德國主導的政治舞台，這就帶來一個隱憂，即德國有機會通過歐盟支配歐洲的政治進程——實際上，英國的脫歐和法國影響力的持續衰退，正使得這一擔憂正逐步成為現實。

　　另外，隨著俄羅斯的持續衰退與被敵視排擠，在奧德河（德波邊境）以東地區，不曾有一個在經濟和實力上能夠稍微阻遏德國的大國，這就使得德國可以輕而易舉地憑借北約和歐盟的東擴，支配與自己聯係日趨緊密的東歐各國，並形成德國重新崛起、主導歐洲的地緣基礎——這種後果在一戰之後的納粹德國重新崛起的東擴過程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這種不可控的情勢也形成了當前歐洲內部矛盾的基礎之一。

　　中國崛起與西方的進一步分裂

　　毫無疑問，西方的分裂，將為中國創造良好的外交機遇。無論是解除對華武器禁運，還是貿易地位的談判，都將給中國帶來難以想象的好處。

　　多年來，歐盟對華武器禁運的根本原則就在於中歐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而非兩者之間的國家利益衝突。一旦基於意識形態的外交原則被放棄，那麽基於歐洲的現實利益，歐洲大國沒有理由不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國達成更多的妥協。同樣，貿易地位的談判，雖然會遭遇相當多的障礙，但中德兩國同為最大的貿易盈餘國，顯然在這個問題上的利益共識遠比美德之間多。這種良機的出現，驗證了“韜光養晦”這一政策的正確性。

　　不過，需要清醒意識到的就是，西方世界依然擁有強大的曆史文化作為彼此的情感基礎，彼此的信任並不會輕易完全破裂。在達到更多目標之前，中國依然需要在自身問題上投入更多的耐心和精力。

　　畢竟，與任何政治事務一樣，西方的分裂本身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