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綏銘其人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社會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被譽為“中國性學第一人”。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學專著問世，至今已有《中國性現狀》、《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當代中國大學生的性觀念與性行為》等多本專著出版，另有《金西報告——人類男性性行為》等三本譯著問世。
-計劃生育政策帶來性與生殖的分離
-數據顯示6年來中國發生了性革命
-社區生活影響人的性行為
過去6年來，中國人的性行為和性關係發生了哪些變化？近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網站上公布的調查結果，挑戰了許多人的常識。潘綏銘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聲稱這正是社會學調查的價值所在。
全國6000多人參與了這次性調查，有效回答率位列世界第一，甚至包括窮山僻壤的老漢，胡同裏的大媽。調查問題則涉及婚外情、性取向等個人隱私。
為何那麽多人願意回答這些極為隱秘的性問題？說服這些陌生人走進訪談室，潘綏銘教授有何招數？
創新思維指導潘綏銘團隊探訪公民隱私
決不能到別人家中談“性”
《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係：2000-2006》，潘綏銘帶領的團隊不久前才完成這個項目，6010人參加了麵對麵的有效訪談調查，遍及全國。福特基金會為這個項目資助了160萬元人民幣，還專門請了一個調查公司來承擔現場工作。
潘綏銘說：“我們的實際調查對象應該是7553人，應答率是79.6%，約有1500人不願意來。不過這個應答率在全世界來說，可以排第一。”能做到這一點已經相當不容易。
第一個“秘訣”，是決不在家中訪談。中國現在大部分調查是入戶調查，敲開對方家門，當場填寫問卷。性調查用這種辦法就不可能。
“當著你家人的麵，問你有沒有性伴侶，你會告訴我嗎？”這個調查的保密性占第一位。
把訪談對象邀請到調查室來，是最大的工作。潘綏銘說他們的工作人員主要精力用來做這個。有些人不願意來，倒不是因為調查內容與性有關，而是現在的人太忙了。
當然必須先跟對方說明，這個調查是有關什麽的。有些農村人聽不懂，就說是夫妻生活，對方也就明白了。
調查人員一般是中年人
調查人員都經過專門的培訓，一般是中年人。年紀稍大一些，會給人一種可靠感。年輕人就顯得有些不合適——一個20歲的調查者，去問一個40歲的人關於性的問題，可能會遭到對方的輕視。“他會覺得，你一個20歲的人知道什麽呀!”
中年人也比較禮貌，容易理解人。在潘教授看來，“現在不講禮貌的多是年輕人，中年人至少說話比較客氣。”
態度最關鍵。平等待人，在社會調查中是最起碼的一條。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從一年級就開始被教育這一點。“什麽是社會調查？就是求爺爺告奶奶，把這一條給我記住。人家沒有任何義務回答你的問題，你去了是給人家添麻煩的。哪怕你給人家小禮物，給人家一點兒錢，但人家需要嗎？”
這次調查會付一些報酬，一般20元左右。不過潘綏銘表示這僅僅代表感謝，他否認這對吸引調查對象有多大作用。“在北京給你20元錢，問你的性生活，你會到我們的訪談室來嗎？”
絕不能上去就說“請你配合”之類的話。憑什麽配合你啊？“很多社會調查都犯這個錯誤，跟人家說話的時候，盛氣淩人，居高臨下，那肯定玩完。你想做調查那是你的事兒，跟我沒任何關係，我沒有義務給你打工，我有選擇權。”
在潘綏銘看來，一顆感恩之心很重要，“人家告訴你這麽隱私的事，你應該感謝人家。不信你到大街上去問人試試，看誰理你。”
越是底層人越不好意思拒絕你
這次性調查遍及全國，包括四川、陝西、寧夏等省區的一些偏遠山區。比如四川阿壩地區一個較窮的縣，就在這次調查被抽中。即便在這樣的窮山僻壤中，人們對性調查的接受，也不成什麽問題。
主要的困難來自另一個方麵。這些農村人沒有閱讀習慣，不少人說自己初中畢業，但他們看電腦上的文字時，速度極其緩慢，一句話都能盯著看很久。而且常常對有些問題無法理解。這是讓調查員們最費勁的一個難題。
從2000年第一次調查之後，潘綏銘就有一個感覺，中國人遠沒有人們想象得那麽保守。關鍵是采用一種讓人舒服的方式，讓人在一種安全的環境下接受調查。要是在一個不恰當的場合，一個不恰當的時間下，去問那些隱私問題，人家當然不理你。
中國人講情麵，一對一調查，被調查對象抹不下臉來拒絕，這個特點也幫了潘綏銘大忙。“尤其是農民，他們覺得不好意思拒絕你。看你都那麽大老遠的來了，費勁說了這麽半天，要還不去，他會覺得不好意思。越是底層人，越不好意思拒絕你。上層人才不理你呢——我憑什麽回答你這些問題？”
雖然沒有分開計算農村人和城市人的數據，不過給潘綏銘留下的印象就是：農村人口的有效回答率更高一些。
陌生人反而最替你保密
上門動員的是組長，但調查員肯定是另外一個人。就是說，一個被調查對象一旦進了訪談室，一定要保證他麵對的完全是陌生人，從沒見過麵。這樣他才能放心作答。
火車上人們更容易暢所欲言的現象，就能說明問題。第一，從來也不認識；第二，今後永遠也碰不著——下了車大家各奔東西，再也不會見麵。這是人們在火車上敢說話的兩個最關鍵因素。
潘綏銘教授說，“很多人認為，知心朋友是最保密的，錯了!夫妻之間都不說真話，別說朋友了。陌生人之間，反而是最保密的。”
封閉空間，訪談室，隻有兩個人。這些安排都是出於保密考慮。“一切社會調查，你判斷它好不好，就是看它有沒有替對方著想。所有失敗的調查，都是為了自己的方便，從來不想讓人家更舒服，更保密，更有可能來回答你。我們想的一切辦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如何讓人家更願意來答。”
但是，非要調查對象到訪談室來，對方可能就不願意來了。潘綏銘他們寧可損失這個訪談對象。
再有，一對一的訪談，一定是同性別的人。這類話題，男的還有可能給女的說，但女的絕不可能給男的說。有些問題，夫妻之間都不說，怎麽可能給你說？同性別至少少了一個障礙。
筆記本電腦不會對你做出道德評價
潘綏銘教授再三向記者強調，他們完全使用筆記本電腦操作。
電腦更容易讓人說真話。一個機器不會對你做出道德評價，這種安全性，遠遠超過麵對一個人，哪怕是你的朋友。
“目前國內還很少有人用這種方式，2000年時，我們在中國是第一次，現在應該也有其他人也這樣做了，但我還不知道。”
好在現在見過電腦的人越來越多，即便在那些偏僻的農村，人們沒看到過，也至少聽說過電腦。而且剛開始的第一部分的問題不敏感，比如問你上過學沒有。調查員跟訪談對象坐在一起來回答，告訴他怎樣操作，怎樣按數字鍵，起一個簡短培訓的作用。
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會跳出一個對話框，提示這之後都是性問題。這時，調查員就坐到對麵去。筆記本電腦的蓋一掀開，擋住調查員的視線。按什麽鍵，調查員不知道。這是最大的一個細節考慮。
被調查者眉頭緊蹙，可能是有些問題看不懂，調查員要觀察對方的表情，隨時提供幫助。如果對方按得太快，可能是不認真，調查員要稍作提醒。
很多很敏感的詞，調查員也說不出口。就算能說出來，人家還不愛聽呢。你憑什麽給人說這個？中國人一貫的特點就是許做不許說。也不能聽，聽上去那是髒話。潘綏銘笑著說，“你找個最熟的人去問他：你昨晚上幹了幾回？看他理不理你!”
記者在性社會學研究所的網站上看到了這些問題。其中一些問題是“性關係包括性交(同房、做愛)；也包括用手、用口刺激生殖器；還包括發生在相同性別的人之間的性生活。你有過性關係嗎？”等等。
把這些問題轉到電腦裏以後，就變成文字了。有的調查對象對屏幕看著看著，就偷偷樂了，怎麽還問這種問題？但還是一一在電腦上回答了。
網上調查根本沒意義
全世界的性調查很多，比如海蒂和金西的性調查，在大眾中很有名，但在學術界並不重視。因為海蒂和金西都不是隨機抽樣，沒有什麽代表性。潘綏銘說，網上調查就跟海蒂和金西的調查一樣，沒有任何意義，“網上調查我們連看都不看一眼”。
“這個百分比是誰的百分比，網上調查能說清楚嗎？分母沒法確定。分母是網民嗎？是什麽樣的網民？你永遠也說不清楚。”
而潘綏銘他們的這個調查對象，是中國所有20到60歲的成年公民，在這個範圍內進行一套複雜的抽樣，然後統計百分之多少的人做過什麽事，這個分母是確定的。
不光是性調查，網上所有調查，如果不做抽樣的話，最後回答的，可能大多是一些好事之徒。或者都是有這種事的人，或者都是沒這種事的人。總之，你不知道分母是誰。
“那這個調查還有什麽意義呢？”潘綏銘反問到。
話雖如此說，潘綏銘最近還是把這次調查的內容掛到了網上。他說，社會學家都知道網上調查和現實調查差別很大，自己就是要驗證一下到底差在哪裏？他希望能給網上調查提供一個參考係數。以後所有的網絡調查，可以用這個係數來校正。
計劃生育對“中國性革命”影響最大
青年周末：這個項目，你在2000年做過一次，這次有什麽不同？
潘綏銘：最大的成果是做了一次性的曆史對比。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這在世界上還是第一次。像美國著名的金西和海蒂，都沒做過這樣的對比。做這個對比，就是在6年時間之內，看看中國在性方麵究竟有多大的變化。
青年周末：你在這次報告中提出了“中國性革命已經成功”。網民有一些懷疑，覺得你這說法純粹是聳人聽聞。
潘綏銘：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一般大眾不研究這個，自然不了解。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專業不同的問題。
青年周末：它跟西方國家的性革命一樣嗎？
潘綏銘：不一樣。有一些共同點，但差異性更大。中國性革命最根本的一點，是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性和生殖的分離。在這方麵，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法跟中國比。因為他們沒這個政策。
還有另外一點是社會控製的變化，現在個人在私生活領域的自由，跟20年前相比是巨大擴展了。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以來，還從來沒有過像現在這麽一段時期，大家都不再管閑事了。用一句大白話來說，過去有一句口號：革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現在眼睛還是雪亮的，但是不睜開了(大笑)。
青年周末：計劃生育怎麽會造成性革命呢，我不理解。
潘綏銘：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它的後果到現在才真正顯現出來。生殖和性的分離。就是它的後果。第一代獨生子女現在進入了婚育期。80年代初出生的獨生子女，現在二十五六歲了，這個政策在性方麵帶來的影響，此時開始充分體現出來。
最大的變化就是，獨生子女已經不太可能再生育多子女了。兩個獨生子女結婚，他們可能還會再生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子女嗎？性和生殖的分離，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已經成為一個潛在的東西。不理解這一點，你就根本無法理解中國性革命。
現在是有規定，兩個獨生子女可以生第二胎。但根據國家統計，占百分之五都不到。兩個在城市裏長大的獨生子女，他們根本就不可能再生第二個孩子!他們已經不可能再接受多子女的概念了。
性革命與道德無關
青年周末：你提到夫妻專偶之間，因為性行為方式多樣化了，也導致了性革命。但一般人不把這種單一的專偶關係跟性革命聯係到一起。它怎麽能導致性革命呢？我有些難以理解。
潘綏銘：這太好理解了！過去是在性交，現在是在做愛。過去你像豬和狗一樣過性生活，現在你像人一樣過性生活，這還不叫革命啊？全世界的性革命，都包括性行為這一塊，自然也包括夫妻間的性行為。
青年周末：你提出中國性革命，不少人就深感擔憂，覺得社會道德淪陷了。
潘綏銘：性革命這個詞說的是什麽意思？短時間內發生急劇的變化，就叫革命。革命這個詞不是政治詞匯，而是一個中性詞，它沒有價值觀。就是看在短時期內是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變化不大，那就說明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但我們的數據告訴我們，中國這幾年的現實不是這樣的。它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所以我們才稱之為革命。至於你怎麽評價它，認為它好還是壞，那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不在我們現在討論的範圍之內。關鍵是要先把數字搞準確了，如果數字不對，你怎麽評價都沒用。
青年周末：你的意思是，性革命跟道德無關？
潘綏銘：當然跟道德無關了！全世界都這樣。
你是第一個跟我說這數據高的人
青年周末：你們的簡報中提到，多性伴現象在2006年達到了25.3%，豈不是咱們這個社會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擁有多性伴，有這麽多嗎？
潘綏銘：自從2000年到現在，你是第一個說它太多的人。2000年我們公布的數據是16.8%，那時候網絡也不發達，我所碰到的所有人都說這個數據太少了。這些年來，你還是第一個當著我麵，說這個數太多的人。
青年周末：多性伴的企業家達到了43.9%，男性企業家則達到了68.4%，這個數據有這麽高嗎？
潘綏銘：你看你看，你又是第一個對我說這個數據高的人。我碰到的人都說低了。接受我們調查的企業家並不多，隻有200多人。這個人群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就不多，人數越少，這個百分比就越模糊，但至少說明它比其他人群多很多。
當然，統計數字出來後，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理解。不可能每個人都是這方麵的專家，也不可能每個人都來研究它。一般人隻能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來判斷。
社區影響人的性行為
青年周末：你們的一篇簡報稱，一個人所生活的社區，對他的性行為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潘綏銘：你住在什麽地方，這個小環境，包括周圍的街坊鄰居，實際上對你個人的性生活會發生影響。過去我們很少注意到這一點。表麵上看來是個人決定的事，但實際上不是，背後的原因太多了。這就是我們社會學研究的事情。
青年周末：這不好理解啊，一個人住在哪個小區，會影響他的性行為？
潘綏銘：要都好理解，那還要我們幹什麽？社會調查的一個意義就在這裏，有些東西你事先可能完全沒想到，但調查出來，它就是這樣一個結果。發現這個現象之後，我們隻能開始研究它。
比如這個社區裏，多伴侶的人多不多，離婚的人多不多。這些都有影響。但必須是真正的社區，中國很多是居委會，居委會跟社區的概念不一樣。
社區之間也有等級差別。住在紫玉山莊的人，跟住回龍觀的人，在性行為方麵，肯定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再比如，現在仍然住在胡同裏，等著拆遷的人，這群人是有一些共同的行為模式的，但過去我們沒有注意到。現在我們正在研究。
這就是社會調查的好處，得出了跟一般人的常識不一樣的結果。你信哪個？你要是相信我們的調查，那就請你改變觀念。 | 
